《多彩的和平——108名婦女的故事》

　　從我在大學做志愿者參與中國的鄉村建設事業，到畢業后投入社會發展的推動過程，我有幸結識了這片土地上無數個平凡的、任勞任怨的女性，那些樸素的父老鄉親們，還有那些質樸的農村孩子們。今天，我雖然是作為全球和平婦女聯會中國辦公室的總干事來參會發言，但是我覺得真正占人口最多數的人——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是最基層的這些女性和父老鄉親們——他們為整個社會的發展，以及人類歷史的進程貢獻了很大的力量。可是我們在很多所謂高層的會議當中往往看不到他們的身影，也聽不到他們的聲音。我想，不是因為他們不懂表達，而是他們可能缺少表達的機會。所以，我在這里的發言是希望能為這些隱藏在我背后的千千萬萬的婦女們、底層的父老鄉親們，還有那些底層的孩子們發出一點微弱的聲音。

2005年全體和平婦女合影

　　我們身邊有很多為弱勢群體服務的女性

　　剛剛沈湘平老師說我的專業是歷史卻做的是和歷史沒有任何關系的工作，但是我覺得也正是由于歷史專業給了我一個很好的觀察和參與社會發展的視野。正如于丹老師所說的一樣，我們可以看到歷史的進程當中那些默默無聲的另一面。曾經有一位印度女學者寫過一本書就叫《沉默的另一面》(布塔利亞.烏瓦什著，馬愛農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是關于英國獨立和“印巴分治”這一重大歷史進程中許多女性以及底層民眾所付出慘痛代價——然而主流的歷史記錄中卻很難聽到他們的聲音。我們知道四十年前中國改革的起點是在農村，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建立開始，到后來的蘇南模式、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到農業稅的取消，整個農村的政治、經濟和政策層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四十年來，我們看到農民都能進城打工了，能掙錢了，這些進步都是大家目睹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近些年來農村孩子在大學的校園當中似乎沒有以前那么多了。不光是大學教育，在基礎教育上，近20年“撤點并校”制度的推行確實集中優勢資源建立了一些很好的中心學校，讓教學條件有很大的改善，但是許多貧困山區的失學率卻在上升。

　　1999年張藝謀導演的反映貧困農村教育現狀的電影《一個都不能少》上映，相信很多人還記得那里面的鏡頭吧：鄉村女老師為了自己村里的幾個孩子讀書費盡心思——其實她算不上老師——她只是一個13歲剛小學畢業大孩子，她那么盡心盡責為那些孩子能夠學習，努力把他們找回來，甚至為了找回一個孩子費盡周折。我相信那部片子曾經感動過很多人。而今天，如果我們再深入到鄉村中去，我們在一些山區看到的是女孩子要出來上學可能要走更遠的路，有的甚至會面臨失學的危險，因為原來村里的學校沒有了。美國斯坦福大學發展經濟學家羅思高教授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長期到中國農村調研，發現中國的高中受教育程度是所有中等收入國家中最低的。雖然中國城市城市孩子上過高中的占93%——比美國還要理想，但是農村只有37%進過高中。

　　《一個都不能少》的故事原型張華

　　我在做和平婦女的工作當中正好結識到《一個都不能少》故事的人物原型，她的真名叫張華，是陜西延安的一位民辦教師，僅比我大一歲。由于當年那個片子，她的名聲大了，很多媒體爭相報道她的事跡，她也得到資助到延安大學念了大學。但是媒體的報道并沒有對當地的教育帶來多少實質性的改變，她的那個窯洞學校雖然經過了一些整修，后來因為撤點并校，她教到一個孩子都沒有了，也只好到城里面去打工。她到鎮上做一個民辦幼兒園的教師，但是她仍然對農村，對那些老家的孩子們充滿了愛心，仍然掛念著還有哪一個孩子沒有學上。可是村里卻再沒有學校能夠容納想要重返校園的孩子。

　　而我們身邊其實有很多這樣的女性，這樣一些在農村教師的崗位上在默默堅守的女性;還有一些在公益組織，為這樣的弱勢群體服務的人們，他們仍然在努力彌補這些政策上暫時覆蓋不到的地方。剛剛有說到我在北師大的時候參與到“農民之子”協會這樣一個研究生為主體的社團當中去，到今天這個社團已經走過了19年近20年。當時在這個社團里，祝文燕老師、沈湘平老師等，都是我們的指導老師。我們得到這些良師益友的悉心指導，可以腳踏實地去廣袤的農村中做調研、做支教，了解那里父老鄉親們的生活。我們也曾經去過像張華所在的鄉村那樣的地方，了解他們老師的情況、學生的問題，包括整個教育政策的變遷和影響，探討鄉村孩子的出路在哪里。所以這20年以來，“農民之子”一點一滴地在做這些方面的努力。到我現在做的“和平婦女”工作，“和平”從廣義上來說，包括我們生活當中的人與人的和諧發展——包括教育，包括環境的可持續——我們人與自然的和諧，也包括我們整個文化的多樣性——各種不同文化、階層之間走向平等互助。這些年，我結識了不少環保領域、文化發展領域的婦女前輩。其實在這些多元的公益文化組織當中，我發現真的是女性角色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因為在這些公益組織里的許多志愿者幾乎沒有收入，即使是專職的社會工作者收入也很低。如果以傳統的男權中心社會對男性的要求，一個男性要在公益組織里就業是很難的，因為家庭期望他買房買車，娶妻子養孩子。而女性以自身特有的母親身份、對生命與大自然的覺知與體悟，似乎容易與大地母親聯系在一起。所以，往往是女性在低收入的公益服務與環保領域能夠更長時間的堅持。我們“和平婦女”當中的許多杰出女性作為環保組織的領袖，為倡導民眾保護青山綠水，開展實地考察，抵制污染，堅持了二三十年，比如北京“綠家園”的汪永晨、湖北襄陽“綠色漢江”的運建立、河南新鄉環保志愿者協會的田桂榮。在這個過程中，正是這些女性在直面經濟快速發展的四十年中出現的各種環境問題!我們今天看到北京的霧霾，有很多女性行動者為改善空氣質量鼓與呼，當然也包括很多有思想的男性，但是在具體的執行層面，似乎女性的行動力還更強一點。

汪永晨在雅座礱江邊采訪移民村  攝于2013年

“江河十年行”在怒江第一灣  攝于2013年

　　運建立在校園宣傳環保教育，發動公眾參與

2013年8月24日，念水行動新鄉站志愿者在田桂榮生態園

新鄉市外國語小學在生態園參觀無公害蔬菜展

　　一心想與國際接軌，最后卻與國內脫軌是可怕的

　　在四十年發展的這個過程當中，我們看到了教育問題、環境問題，還有我們每天吃的糧食——其實是與生活息息相關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等必需的問題。這些可能不像政治經濟問題那樣看上去高大上，但是如果我們離開了健康的空氣，離開了農村給我們種地的衣食父母，其實是沒法生存下去的。但是，我們想想城市中成長的孩子們——包括我自己是80年出生在重慶的城市當中，我的成長是與農村完全脫節的。我小時候偶爾去一趟農村親戚家，還害怕鞋上沾多了泥巴，有時候就不敢下地。這樣一種脫離土地的教育帶給我的是什么呢?我覺得，恐怕是除了物質的滿足以外就很空虛，雖然有時也可以通過努力學習獲得一點自我的成就感。我是1999年讀大學本科的，當時流行一個詞“小資”，年輕人們似乎都向往著過小資情調的生活。然而，那樣的生活有意義嗎?好在我所學的專業是歷史，我從五四那一代青年知識分子身上看到了一種不一樣的生活——我覺得青年人其實是可以活的更有意義，可以更有社會使命感，有歷史責任感的。所以，我在大學時代也期望能夠走出校園——確實也是這個時代給了我很好的機會，我們可以走出校園接觸到不同的人，去做各種社會實踐。我第一次是到蘇南農村做一個社會變遷的口述史考察。我們原先設想的蘇南農村都是發展成規模的鄉鎮企業，很有錢。但是我竟然看到了西瓜地旁的瓜棚里兩個瘦的跟“蘆柴棒”一樣的小女孩，就是我們小學課文《包身工》里面的“蘆柴棒”那樣的女孩——當時我真是感覺非常的扎心。我在想，為什么這么富裕的地方有這樣的孩子?她們姐妹倆沒有錢讀書，她們家是從更加貧困的農村到當地來租地種的農民的孩子，吃飯都吃不太飽，一點白米飯沒什么菜就算她們的飽餐了。那個時候我突然有一種很愧疚，想要懺悔的感覺。我覺得我之前十幾二十年衣食無憂的生活，相對這些孩子來說是非常不公平的，而對于我來說好像就是習以為常。我第一次親身感受到教育機會并不是每個孩子都能輕易獲得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我成長當中想有什么、想學什么都可以的。那些孩子們同樣渴望學知識，學習一些興趣特長，想吃到健康美味的食物，但是他們卻沒有機會。那一年是2001年，從我們做那次調查開始到后來我接觸到“農民之子”，我感到城市里的孩子如果永遠都不接觸腳下這片土地，如果只是一心想與國際接軌，而最后卻與國內脫軌的話，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我曾在沒接觸到中國農村大地時很想去非洲做志愿者，我覺得或許那里能實現我的一些理想;從蘇南農村調查后，我突然發現不用去非洲了，就在我們身邊——甚至發現包括我們高校里的那些后勤服務的人員，那些打工的兄弟姐妹們，他們也是這樣的一些孩子!他們很年輕，十幾歲就出來打工，他們很小就沒有機會學習，卻在為我們這些坐在光明教室里的同齡人服務，雖然他們同樣希望能學到更多知識。后來我們就在大學校園里面為這些打工的兄弟姐妹們做一些教育方面的活動，比如為他們放電影，跟他們做聯歡，聽他們講自己的故事。除了這種在校內的活動與鄉村支教以外，我們也走進城市邊緣的打工社區，陪伴打工子弟學校的孩子們成長。我們看到流動兒童、留守兒童，其實他們是同一個群體，都是農村的孩子。而我們每一個人，哪怕是出生在城市，自己的祖輩也曾經是農村人，所以我們叫“農民之子”——我們不僅僅是農民的孩子，也有的是農民的孫子，我們的根是扎在農村的。一方面，正如于丹老師剛剛講的那樣，我們的精神需要一個家園，這個家園可以通過我們的學習，讓各種豐富的思想滋養我們;而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腳踏大地，走進現實生活，到豐富多彩的生命之樹當中去，看到一種生命的力量。跟這些群體在一起的時候，我才真正走出了小資的困惑，走出郁悶。我漸漸覺得自己原生家庭的不和睦、父母的離異，包括后來面對的各種人生的挫折，和那些婦女、那些孩子相比起來真的算不了什么。他們在非常非常有限的資源環境之下，卻能堅持把一件事情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他們的那種力量，那種生命力，那種土生土長的力量真的讓我非常非常受益。

　　一路走來，我已經不執著于“女權主義”了

　　我還接觸到一些非常樸實的女性，其中一位是在沙漠里種樹的治沙女杰殷玉珍，她在內蒙與陜西交界的鄂爾多斯毛烏素沙漠里堅持種樹30多年!1985年，殷玉珍從陜西靖邊縣嫁到內蒙鄂爾多斯烏審旗的沙漠人家，起初她只是為了更好地活下去，不甘心住在被黃沙掩埋了一半的土屋里，每次吃飯時吃進半碗沙子!她說：“我要栽樹，寧可治沙累死，也不愿意被黃沙欺負死。” 第二年春天，她和丈夫用打工掙來的錢購買600棵樹苗，種在房子周圍的沙漠里，每天細心照料。經歷了多少次沙塵暴的襲擊，殷玉珍夫婦從未放棄，不斷摸索治沙經驗。30年之后的今天，他們夫妻倆帶動了更多村民把7萬畝沙漠變成了綠洲。而且，這樣的女性例子非常非常多。我們“和平婦女”最早是從“全球千名婦女爭評2005年諾貝爾獎”這個全球性的社會活動開始的。當時，我們在世界各國選出了一千名基層各領域的女性代表，采訪和書寫她們的故事。近幾年，我們一直在做“百萬和平婦女”故事的收集。在這個過程當中，我真的不斷的被一個又一個女性的生命力量所感動和激勵。其實每個人都有一個漫長的成長經歷，而女性在面對學業、職業、婚姻及家庭的種種張力時候，特別是生完孩子初為人母時幾乎都要經歷一個瓶頸。由于從小生活教育的缺失，我自己是在做母親后才開始學習給孩子做飯菜——面對自己家庭角色與事業理想的各種矛盾，我也曾苦于如何處理這些矛盾，找到平衡……每當這樣的時候，都是我曾經支農支教過的鄉村老媽媽們，是最樸實的農民母親在給我鼓勵和安慰。她們用自己數十年的堅韌磨礪，她們怎么處理自己和子女、婆媳之間的關系，用她們生活的經驗來教育和啟發我。剛大學畢業的時候，我曾經想做一個女性解放者，做一個女權主義的推動者。但是一路走來，我發現其實更需要被“解放”的是我自己。十多年來，我和底層的女性們一起探討女性是什么樣的角色，女性應該怎么樣生活，在生活當中建立自己的自信和觀念……一路走來到這個時候，我已經不執著于“女權主義”了。有些時候，當我們用高校里習以為常的專業術語跟當地婦女討論生活問題時，她們覺得和她們沒有什么關系，甚至會覺得害怕。十幾年前，我用“社會性別”、“女性主義”這些話語去“解放”鄉村媽媽們的時候，我想我來到鄉村就是要請她們走出家庭，她們要出去工作才能“解放”。然而，社會的現實告訴我這樣有些過激了，給她們的生活帶來了更大的困擾，并且給我后來的生活造成了極大的困惑。但是，慢慢的，跟她們互動的過程中，包括在和一些老奶奶、阿姨等長輩的互動中，我感到在中國的鄉土社會當中，我們要的所謂“女性主義”應該是婦女和社區的融合。我們不能照搬西方的婦女解放道路，不是女權主義者在前面呼吁，這個問題就能簡單解決的。我們需要更多扎根社區的柔和謙卑的志愿者及社會工作者，去農村和城市邊緣的社區，去這些地方和當地的婦女們共同生活，共同學習，共同討論，一起尋找更適合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辦法。

沙漠中種樹的治沙女杰殷玉珍

　　有一個非常好的婦女參與社區發展的例子是在山西永濟，不知道大家聽說過蒲韓社區沒有?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當地的一名鄉村老師鄭冰，由于她丈夫開農資店，她看到很多種地人不懂怎么用農藥就亂用，或者以為用得越多越好，她就開始有意識地請專家為農民做農技知識培訓。做培訓時，她發現很多男的來不了都很忙，通常只有女的才能出來學習，就給婦女們做學習班，鄉村女性們的學習熱情很高。后來女性們除了學這些技術以外，她們也想有更好的精神生活，就開始做婦女協會舉辦各種文藝文化活動。再后來婦女協會做的各種文化活動也吸引了村里的男性，他們做成中國第一個正式注冊的農民協會。他們以文化活動、學習性的活動開始，建立起繼承傳統手工藝的“紅娘手工藝合作社”，發展經濟的各種專業合作社，又建起環保涂料廠，返鄉青年農場，摸索合作金融，合作養老和兒童教育……由婦女骨干們的行動帶動不同年齡階層的各個群體，帶來整個鄉村和城鄉社區的互動。這里從90年代中期到現在經過20多年的發展，成為覆蓋兩個鄉鎮40多個村城鄉互助社區。人們能夠在這個社區實現互助養老，合作育兒，傳承傳統文化，學習生態農業，并且成為全國公益組織的學習典范，以及鄉村發展人才的培養基地。當然，2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很多挫折與失敗，他們也多次鬧過矛盾分裂，甚至有不少人中途放棄。但作為領袖的鄭冰老師和婦女骨干們特別具有自我反思精神和溝通協調能力，正是靠著農村婦女的韌勁與不斷的反思合作，今天的蒲韓社區成為中國鄉村建設運動中難能可貴的一個積極案例。而且他們是真正發自本土的，自下而上的力量所推動，不是光靠上面扶持起來的一個典范。

山西永濟蒲韓聯合社理事長鄭冰

　　所以，當我看到婦女與社區的力量以后，在做社會服務工作的時候，也更愿意去凝聚底層的這些自發的力量。以往看似無力的那些人群——包括我以前覺得很可憐的那些孩子、那些鄉村婦女的身上，我深深地意識到他們其實比我們這些知識女性更有力。他們不是我們傳統意義上的弱勢群體，只是他們的知識、他們的經驗沒有被主流的教育體制所認可而已，他們擁有豐富而實用的本土生活的經驗，生活的知識——用陶行知的話來說就是“生活教育”的力量。今天談教育多元化，也可以把這些圍墻以外的知識納入到我們的學科體系當中，把這樣的案例總結到學者的研究當中去。幸而已經有很多學者在做這樣的工作，只是我們普通人可能還是沒有太重視他們身上的這種力量和他們的知識。

　　從“我”開始，發掘鄉村孩子的潛力和自信

　　現在，我大兒子讀一年級了，在他讀書的過程當我也經歷了很大的思想矛盾。就像大家前段時間看到的微信里很火的一個帖子，一位母親輔導自己孩子做家庭作業幾年，最后越來越焦慮弄得自己要做心臟搭橋手術，我覺得這樣的教育真的很可怕!當我孩子上幼兒園的年紀——其實他沒讀多久正規幼兒園，我們就想讓他在生活當中學習，教他多做家務事。我們家甚至在城市郊區租了一小塊地，和幾個有孩子的家庭一起種地，讓他能更多學會干地里的農活，讓他能夠自食其力。但是一旦進入普通小學，孩子直接被學校丟進了“題海”，經常說：“我好累，我不行了!”。而且孩子的身體也有反應——經常的疲憊感——感覺快生病了。這個時候我在想，他才一年級就要像高考一樣面對這樣的學習壓力嗎?如果我沒有在之前了解那些多元化的教育實踐和思考的話，我可能還是只有像微信里那位焦慮的母親一樣，一方面矛盾著，一方面又逼著孩子去學去做題。因為誰都怕自己孩子落后，怕他以后找不到工作之類的問題。但是，現在我覺得是不是可以有別的選擇——而且我們也看到了不一樣的選擇，就像蒲韓社區一樣!我們真的可以把孩子與鄉土社會，與當地老人的生命結合在一起，可以讓孩子去農村學習傳統經驗知識，比如怎么用大柴火鍋生火做飯，怎么剪紙和刺繡……學習老藝人們的手藝，也可以去學習怎么不用化肥農藥種地。反思現在很多孩子的教育成長過程中(我自己的成長也是這樣)，家長只要他們學習，其他什么都不用干。這樣造成很多孩子到高中都不會做飯，大學生活也不能自理。然而，生活的知識和技能其實是每個人必須學習的安身立命的基礎——我是生完孩子才學做飯的，我覺得這個艱難的“補課”過程真的對自己是很大的一個歷練。

　　趙玲帶著云南劍川縣鄉村的孩子們一起唱Proud of You

　　今天我的孩子可以從小就學這些生活的知識、生活的技能，我相信他可以比我的成長更有力量，他的生命力可以更強！而不會像今天的很多青年人到大學以后才突然覺得自己除了學習什么都不會，到結婚生子后才發現自己得靠老人帶孩子——這是現在很多女性面臨的大問題。所以，今天當我們在進一步推動農村教育發展的時候，可以把思想放開一點，不是只有把農村孩子送上高考這個唯一的獨木橋上。如果想走高考這條路，我們卻發現農村初中升高中孩子的比例比20年前下降了很多，所以大學里面的農村孩子越來越少了。但是，如果他們可以在現實生活當中找到自信，從父輩那里學到更多的經驗知識，比如生態農業的技能——不用化肥農藥怎樣種地;或者可以進入到較好的職業教育體系當中去學習一技之長，掌握安身立命的本領——今天我看到一篇報道說近年來中國正在大力發展完善的職業教育體系。當我們不再用唯一的標準衡量教育時，農村的孩子也可以活出自己的精彩，他們同樣可以有自信，和城里的孩子一起互助合作——其實城里的孩子可以從農村孩子身上學到很多東西。當年我在“農民之子”社團中就是少數來此城市的孩子之一，因為社團大部分成員都是來自農村的孩子，我從他們身上真的學到很多很多。跟他們一起成長的幾年中，我感到他們給予了我很大的勇氣和力量去面對人生、事業和理想的抉擇。而農村的孩子們其實只需要我們一個鼓勵的眼神，需要我們走過去給他們一些肯定，他們就可以綻放更加美麗的生命之花。

引導城鄉孩子一起做木工

　　我前段時間看到微信中轉發的一期中央電視臺《經典詠流傳》節目中，一位梁俊老師在貴州石門坎支教時把清代袁枚的詩《苔》改編成一首歌曲，與當地的孩子們一起唱：

　　白日不到處，

　　青春恰自來。

　　苔花如米小，

　　也學牡丹開。

　　如果沒有那次眼淚灌溉，

　　也許還是那個懵懂小孩。

　　溪流匯成海，

　　夢站成山脈，

　　風一來花自然會盛開。

　　夢是指路牌，

　　為你亮起來，

　　所有黑暗為天亮鋪排。

　　未來已打開，

　　勇敢的小孩，

　　你是拼圖不可缺的那一塊。

　　世界是純白，

　　涂滿夢的未來。

　　用你的名字命名色彩……

　　這篇《一首孤獨了300年的小詩，一夜之間，億萬中國人記住了它》被人民日報、新華社、共青團中央、央視新聞、教育部新聞辦、文匯報等超過30個最具影響力的主流公眾號轉載，《人民日報》公眾號一天兩次推送《苔》，新華社客戶端也對該詩做了重點推介。

　　這首清澈溫暖的歌讓無數中國人感動流淚!我們看到邊遠山區的孩子們在惡劣的自然環境和經濟條件下努力的學習成長和綻放青春;我們也看到農村的老師們——堅守在貧困山村教學崗位上老師們的付出，多么不容易!正如梁俊老師所說：“就像潮濕的角落，那些青苔，也是有價值的。”而我們北師大作為全國最好的師范大學，現在有多少師范畢業生愿意去農村呢?到農村能夠待下去長期從事教學工作的——包括支教的志愿者老師們，他們很有愛心和理想，但是能支持他們堅持走下去的條件是否具備?他們能走多少年?我們是不是可以更多的探討和建立支持這些鄉村老師成長的機制，讓他們可以為自己的愛心，更為了孩子的成長，中國的希望付出更多，同時也有一些應得的保障。

　　鄉村的孩子們充滿自信與活力

　　以上我所想的大多是一些感性層面的問題，更多理性的制度層面的問題還需要我們在座的各位老師來多多提建議，然后我們一起來探討。我今天的發言就到這里，希望更多向大家學習，謝謝大家!

　　2018年8月底，趙玲、王天洋夫婦和三個孩子全家搬到云南大理州劍川縣沙溪鎮開始鄉村支教生活，并在眾多愛心人士和父老鄉親們的支持下創辦了沒有圍墻的“劍湖學堂”。本文系趙玲于2018年3月4日婦女節前夕，在北京師范大學北京文化發展研究院舉行的文化沙龍“她眼中的40年”演講節選，發表于沈湘平、程光泉主編：《京師文化評論》(2018秋季號,總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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