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既往老齡學領域關于家庭照顧的研究普遍在一個量化的二元框架中展開，區別于代際間“單方照顧”或“相互照顧”的傳統解釋，本文借鑒了移民學中“照顧循環”的概念框架解釋了當代中國農村家庭照顧老人的過程，就農村人口流動對家庭養老與子女養育的影響提供了更詳盡的認識。研究表明，照顧與接受照顧的過程不斷在農村家庭內部循環，照顧的成員、地點與程度不一，并貫穿家庭各成員的生命歷程。本文發現：就業狀況、外出時長、家庭生命周期以及子女與父母間的家庭關系，間接影響了外出打工子女照顧父母的方式與質量。最后，本文指出了不同地區與世代間農村女性的照顧負擔存在差異。

　　【關鍵詞】農村老齡化　照顧循環　流動人口　代際關系　社會性別

一、背景

　　在中國，家庭傳統上被視作照顧長者的基本制度。這一“傳統”的養老模式隨著中國社會進入“快速老齡化”時期而面臨壓力(Joseph and Phillips， 1999)。2014年，中國60歲及以上的人口數量達到了2億人，占總人口數量的15%，其中三分之二居住在農村地區，這一數字在2017年達到了2.4億，占總人口的17.3%，并預計到2050年將超過4億(占總人口的35%)(李丹，2014;國家統計局，2017)。同時，中國正處于經濟發展階段，絕大多數人口(幾乎占世界人口的20%)收入水平相對較低，“未富先老”因此成為一個特殊、尖銳的挑戰。此外，大多數老年人口(大約三分之二)居住在社會保障供給不足的農村地區(Ye and He， 2008)。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人口流動潮，使農村老年人口的情況變得更加復雜，尤其是大量年輕農村勞動力進城，他們遠離逐漸老去的父母。

　　中國的城鄉二元分割既是地理問題，更是體制問題(Yan， 2003)。1958年，中國開始推行戶籍登記制度，也就是所謂的“戶口”：每一位中國公民被要求在出生地的戶籍管理部門登記為城市或農村戶口，從而把整個人口劃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型(Zhang， 2001)。戶口制度的實施，剝奪了很多農村戶口居民應有的權利，包括國家養老和城市居民才能享受的社會福利政策，因此他們只能繼續依賴長期以來建立的家庭支持體系(Lee and Xiao， 1998)。

　　20世紀8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歷程中的中國開始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隨著集體農業向家庭農業回歸、市場管制放松以及國家降低對農村人口流動的限制，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遷徙潮發生了。據估計，當前中國大約有2.44億人被歸類為流動人口(國家統計局，2017)。盡管這些人口從農村流動到城市，戶籍制度依然限制了他們享有城市的公共資源與社會福利。農村流動人口在城鄉二元體制下面臨的社會保障不足與制度性區隔(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給他們的家庭帶來了特殊的挑戰。

　　(一)農村家庭：變革中的代際支持

　　人口快速老齡化與人口流動對中國農村養老支持體系的影響引起學界前所未有的關注，現有的研究方向主要關注以下三個方面：農村老年留守父母的健康與幸福感，人口流動下的代際支持結構變化，以及農村家庭代際支持中的性別分工。

　　在人口流動對農村留守父母健康與幸福感影響的問題上，張文娟等(Zhang， Li， and Silverstein， 2005)發現，近距離的日常支持(household support)和情感支持(emotional support)能顯著地降低老年人口的死亡率，這一發現顯示地理距離可能會對代際支持有負面影響。在人口流動帶來的代際支持結構變化上，郭曼等(Guo， Chi， and Silverstein， 2009)指出，農村父母更可能在最需要的經濟、物質需求上得到外出打工子女的支持。詹合英和羅寶珍(Lou and Zhan， 2012)進一步指出，子女進城打工后，父母會調整傳統的孝道期待，只需要子女提供經濟支持。從甄和斯文森(Cong and Silverstein， 2011)認為來自外出子女的經濟支持，為長輩提供了經濟和福利保障，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地理距離帶來的不利影響。在隨后的研究中，他們跳出以往從外出流動子女給留守家庭提供照顧的觀點，采取了一個性別化的拓展家庭視角(a gendered extended family perspective)，發現人口流動背景下，農村家庭在代際間相互照顧(two-way transfer)，外出子女打工導致老年父母必須承擔照顧孫輩的任務(Cong and Silverstein， 2012)。

　　農村代際支持中存在的家庭性別分工反映了兩種互相影響的社會文化(Song et al.， 2012; Cong and Silverstein， 2012)。按照孝道，男性繼承人和他的妻子負責父母的養老，而女兒則有義務照顧她嫁入的婆家(Lee and Xiao， 1998)。然而，農村人口流動的性別模式(gendered pattern)使得這一分工模型更為復雜——雖然單身女性和男性都會進城務工，但在婚后，通常只有男性會再次進城(Fan， 2003)。當然，在農民普遍外出打工的一些農村地區開始出現這樣的現象：當孩子斷奶后，女性會把子女交給家里的老人照顧，然后自己也只身進城打工。在兒子“缺席”的情況下，留守家里的女兒在照顧自己父母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Xu， 2001; Ye and He， 2008; Song et al.， 2012; Cong and Silverstein， 2012)。盡管如此，調查發現農村老人依然偏好兒子照顧自己(Cong and Silverstein， 2014; Luo and Zhan， 2012)。

　　當前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現有文獻主要集中于兩種類型化的照顧框架，要么把家庭支持理解為外出人口向留守家屬單方面照顧的一元框架(a unidirectional transfer)，或者在成年子女與老年父母代際間相互轉移的二元框架(a two-way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然而，老年的社會支持系統是多維度的，例如代內的照顧互動(intra-generational dynamics)在很大程度被以上研究所忽略;另外，這些研究雖然指出地理距離的遠近將對代際支持造成影響，暗示外出是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但研究者卻未能充分呈現在人口流動過程中，哪些“情境”因素間接地對代際支持造成影響。此外，現有研究主要關注的是支持體系的結構與功能，而忽略了研究支持的過程與照顧的質量。由于當前的農村老齡化和代際支持研究主要是基于調查數據，并且通常是老年人受訪并作答，雖然調查數據可以量化代際間的照顧行為，但難以直接檢視(examining)這一過程，只能推測其中的互動方式。因此，量化研究方法無法捕捉到家庭中的微妙性和復雜性;最后，現有研究未能考慮到中國農村的異質性，通常利用單一區域的數據作出推論，從而忽略了不同地區的代際支持差異。面對以上研究不足，以及當前中國人口快速老齡化和大規模的農村人口流動，本文建議采用新的分析方法，以期在學術研究上取得更深入的進展，并在人口流動背景下捕捉農村家庭生活的變化。

　　(二)流動與照顧

　　人口流動(migration)被認為能驅動經濟增長，但同時帶來了巨大的社會挑戰，越來越多的全球學者也開始關注人口流動-照顧之間的相互作用。在這些文獻中，有一條研究線索關注的是跨國流動的女性勞務移民如何照顧自己的子女，家務勞動的商品化構成了女性勞動力從南半球流向北半球的全球保姆鏈(global care chains)(Hochschild， 2000)，勞務移民為她們的留守家庭提供單方面的照顧，并存在“照顧缺失”“照顧替代”等現象(Lutz and Palenga-Möllenbeck， 2012)。另一條研究線索則對跨國家庭照顧有更廣的定義，包括多方面、多世代(generation)的照顧關系(Baldassar et al.， 2007)，這些研究通過強調照顧的流動性，挑戰了現有的流行觀點——即地理距離會對家庭照料產生負面影響 (Hoang and Brenda， 2012)。

　　在廣義的跨國家庭基礎上，巴爾達薩爾和梅爾拉(Baldassar and Merla， 2013：22)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框架：“照顧循環”(care circulation)，從而綜合當前移民研究和照顧研究。他們將“照顧循環”定義為“互惠、多方面和非對等的照顧行為，在跨國家庭網的生命歷程中不斷流動，同時與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情境相互影響”。這一概念強調流動性和不在場是現代家庭生活的常態，而非傳統觀點所認為的家庭應由居住在附近的成員構成。雖然巴爾達薩爾和梅爾拉關注的是跨國家庭，但不難發現，中國的戶籍制度與跨國家庭所面臨的移民限制具有相似之處，因此這一框架也適用于分析中國的人口流動現象，原因有以下幾個：

　　第一，廣義的照顧定義有助于理解處于不同地方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在芬奇(Finch， 1989)的研究基礎上，巴爾達薩爾和梅爾拉界定的家庭照顧(family care)包含以下內容：經濟和物質支持(financial and material support)，例如提供現金匯款、衣食住行保障、醫療保障等等;日常照顧(practical support)，例如決策建議、攜手互助等;情感和道德支持(emotional and moral support)，圍繞著如何提高心理上的幸福感;身體照顧(personal care)，例如協助喂食與洗澡;以及居住空間(accommodation)，提供庇護和安全保障。根據這一多維度的定義，照顧即使在遠距離也可以實現，照顧者可以通過通信技術和委托他人提供以上內容，從而與需要在場的親自照顧區別開來(Baldassar et al.， 2014)。

　　第二，照顧遵守“互惠主義”的原則，因此人們是“在生命歷程不同的時間段里，不同程度地付出與回報”，照顧因此會在“時間、距離和家庭成員之間不斷流動” (Baldassar and Merla， 2013：7)。當前有關中國農村家庭代際支持的文獻，主要從單方面照顧或相互照顧的視角出發，該認識有助于考察代內及代際之間的照顧互動，并作出新的視角貢獻。此外，在生命歷程的不同階段，人們有著不同的照顧需求，因此有必要關注照顧的時間點(temporal component)。不同世代在不同的時間譜中照顧他人或接受照顧，充當著獨立或依賴的角色。事實上，“流動”本身也具有時間尺度(temporal dimension)，因此，無論是何種照顧角色、何種照顧安排，都與整個人口流動周期與生命歷程緊密相關。

　　第三，照顧循環框架揭示了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間的關系好壞在影響照顧質量上的重要性，相比之下，照顧的形式和內容反倒在其次(Baldassar et al， 2014)。這一觀點強調，不能把照顧僅僅視為一種任務(task)，而是要關注照顧的質量(quality of care)。在英文語境中，學者留意到照料(caring for)和關心(caring about)這兩種類型化的照顧，它們之間既有差異又相互關聯。照料意味著一種行動狀態，通常與服務需求、特殊目標或者責任聯系在一起，而關心他人是一種情感狀態，與感情、親密關系和情緒聯系在一起(Thomas， 1993; Ungerson， 1990)。西方已有文獻表明，高質量的照顧需要包含關心的情感，然而實際生活中，研究發現有些家庭照顧僅僅從算計的角度出發。中文語境下，并沒有專門指代“care”的詞語，但有許多術語描述這種關系。其中，“照顧”或“照料”的意思更為接近“caring for”，而“關心”的意思更接近“caring about”。由于“照料/照顧”這兩個詞被大量用于社會調查/訪談，現有中國農村老齡化研究文獻為我們展現了照顧行為的頻率與內容，但難以提供對關心與高質量照顧的理解。

　　最后，巴爾達薩爾和梅爾拉 (2013：12)強調需要“考慮這種國際化家庭網絡里采用循環照顧所具有的結構多樣性、非對稱性、情境化和性別特點”。他們這一觀點給本文帶來兩方面的啟示：由于中國傳統家庭在性別、年齡和世代上都是層級化的，因此這一框架提醒我們，要留意研究性別和世代的交集如何影響中國農村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互照顧。此外，“情境化”意味著需要關注地方的社會性，后者可能最終形塑了不一致的照顧循環方式。例如，已有文獻指出中國不同地區具有差異化的人口流動規律(Fan， 2007)，但這些不同路徑如何對老年社會支持產生影響卻仍未被學者探索。

　　因此，本文應用“照顧循環”分析框架解釋中國農村老年的照顧過程，這一領域過去的文獻集中在一個基于量化數據“代際轉移”的二元框架中展開。通過中國農村的個案研究，本文希望對當前全球的老齡化、移民和家庭研究有所貢獻。幾千年來，孝道(filial piety)被認為是中國子女和父母處理關系的根本性原則，孝道的關鍵特征是子女要服從長輩的意志。子女因而對長輩養老負有全方位的責任，不過這種倫理上的責任只針對父系親屬，因為從夫制的習俗要求嫁出去的女兒負責服侍她們的公婆。

　　在20世紀政治和社會經濟轉型背景下，孝道的含義發生了改變。孝道在當前演變成一種雙向行為，代際間“相互需要、感激、支持，互助互惠和關心”。在全新的“契約”(Croll， 2008)下，互惠成為維持相互支持(two-way exchange of support)的根本性原則。盡管如此，當代中國的代際關系依然被定義為一種責任感，在此其中，“愛”的情感可能包含在內，但是很大程度上也可能沒有。通過結合文化與地方社會性(local-cultural sociality)的分析，本文揭示了中國的倫理基礎和農村物質現實，家庭責任和互惠關系如同“水泵”一樣(Tronto， 2011)，把家庭成員牢牢團結在家庭網絡之中，從而構成了中國農村家庭的循環照顧體系。

二、研究方法

　　當前關于中國農村代際關系的研究大多是以調查數據為基礎。盡管數據可以勾勒一種趨勢，但難以深入研究那些經歷過社會變遷的人，揭示他們生活中的各種經歷、張力、策略和期待，并呈現其中的復雜性與動態性。全球南方國家老齡化的政策制定特別需要了解社區、鄰里親屬網、家庭關系的內部機制，需要定性研究將這些日常敘事(day-to-day living)從過往的沉默中浮現出來(Risseeuw， 2001：28-29)。因此，本研究采用質性方法，以期在微觀層面捕捉建構人們日常經驗的具體過程。研究表明，人口流動背景下，生活史(life histories)更能呈現日常經驗和個體的能動性(Wengraf et al.， 2002)。不僅如此，在生活史敘述中，不同家庭成員對同樣的經歷可能有不一樣的看法，這種時序上的重合對于家庭關系研究而言尤為重要，因為大多數人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家庭里度過的，通過生活史訪談可以更深入了解家庭關系與相關策略之變化。

　　2011年，在中國學者的介紹下，筆者進入中國農村地區的兩個村莊，并分別居住了兩個月(1號村莊位于中國北方的山東省，2號村位于中國南方的湖南省)。筆者采用了立意抽樣方法(Purposive non-random sampling techniques)(Mason， 2002)，從而確保受訪者在年齡、性別、社會階層和家庭規模等方面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本項目一共有17個家庭參與，共與60個受訪者進行了一對一的訪談，訪談對象包含每個家庭兩代人(有的是三代人)，包括家庭成員中的男性與女性。雖然在這兩個村莊進行小規模的深入研究，其代表性無疑不足以反映規模如此之巨且充滿異質性的中國農村，但正如后文所言，本研究發現的代際變化過程與其他地區的量化研究結果相似，反映了一些人口流動比例較高村莊所具有的共性，可以加深對人口流動背景下農村家庭的理解。

　　每一個訪談都從受訪者回憶他/她的童年經歷開始，并由他/她主導整個聊天過程。如果有需要的話，在隨后交流的過程中再向對方追問一些與其家庭成員相關的具體問題。絕大多數的訪談進行了錄音，并轉錄出逐字稿，筆者對每一份被轉錄的文本進行了的主題分析(thematic analysis)，以識別每一代人的不同轉錄文本中出現的共同主題。此外，筆者還對每戶家庭的代際關系進行了更深入分析。

　　在這兩個村莊中，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高達13%，與當時國家老齡化程度大致相同。村里大多數家庭(70%)都有成員進城務工。筆者2011年開展田野工作的時候，山東的1號村莊尚未被國家養老金(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以下簡稱“新農保”)覆蓋，而在湖南的2號村莊里，當時已經被列入了新農保的試點項目(當時試點覆蓋了國內大約10%的村莊)，滿60歲的村民每個月可以收到55元的國家養老金，養老金的獲取資格取決于家庭所有成年成員是否加入項目并足額繳費。

　　雖然兩地村民均為國家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簡稱“新農合”)所覆蓋，但正如中國其他農村一樣，這種覆蓋程度遠遠不夠，因為國家的報銷僅能用于住院，村民必須自己掏錢支付醫藥費(而醫藥是他們最主要的花銷)。在國家福利供給不足的情況下，農村居民只能回歸家庭向他們的親人尋求支持和幫助，非正式的家庭支持構成了這兩個村莊福利供給的主要基礎。

　　在山東的村莊(1號村莊)，20世紀90年代以來，村里的年輕男性村民開始進城務工(主要前往北京和北方的其他省會城市)，但人數相對較少。2000年后，大量年輕村民看到早期的“拓荒者”賺到第一桶金，紛紛跟隨進城。對于這個16歲到25歲年齡段的年輕群體，農民工的性別比例是平衡的，因為無論男女，往往會在畢業/輟學后選擇進城打工。然而，在他們回鄉結婚之后，大多數的丈夫繼續外出打工，而妻子留守在村子里(少部分夫妻選擇一起進城務工)。因此，留守在村子里的大多數村民是老人、婦女和小孩。老一輩的人靠自己生活，留守的兒媳和/或已婚的女兒大多在附近的鎮里從事非農工作，但每天都會回村子，因此可以隨叫隨到。小孩子晚上與母親一起睡覺，白天由老人負責照顧。

　　湖南的村莊(2號村莊)的人口流動經歷更長，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早期，由于靠近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年輕一代輟學以后紛紛進城當建筑工。大多數人隨后回家結婚，然后他們的妻子留下來照看子女。90年代后，年輕女性開始和其他男性一樣在廣東工廠里打工。等到子女上學時，已婚婦女也跟丈夫一起進城(一般是當街頭小販或進入工廠打工，以減輕丈夫的負擔)。因此到了2000年后，2號村莊里的留守家庭大多由老人和小孩組成，與山東的1號村莊相異。

　　為了更深入理解不同生活經歷、家庭策略、生活期待和選擇偏好背后的復雜性，尤其是不同代際之間的動態關系(relational dynamics)，本文選取了兩個家庭個案進行深入討論與解釋，并選取了一些同村莊其他受訪者的案例作為補充性討論。訪談對象身份采用了匿名處理。

三、研究發現

　　(一)家庭個案1

　　王家住在1號村莊，這是一個由多代人組成的大家庭(multigenerational household)。王媽媽出生于1932年，在當時的性別規范(gender norms)下，她沒有去上學，而是待在家里織布。她的哥哥受過教育，并隨后成為一名老師。1951年，她嫁到了大約1.4公里之外的鄰村。婚后沒過幾年，人民公社化運動開始，于是王媽媽開始和她丈夫一起參與田間勞動以換取工分。王媽媽生了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她希望幾個兒子可以獲得好的教育，但是他們都不想讀書并最終輟學。她的女兒讀過一年書。王媽媽的小兒子在21歲時因為急病去世，而另外兩個兒子在村子里成家，各自都有了三個孩子，兩女一男。在王氏家庭中，王媽媽、大兒子媳婦與長孫媳婦接受了筆者的一對一訪談。

　　2007年，王媽媽摔斷了腿，繼而因腦血栓導致偏癱，丈夫開始日夜照顧臥床不起的王媽媽。夫婦二人決定，把家里的田分給兩個兒子。作為回報，兩個兒子為他們提供食物和其他物資(例如煤等)。夫婦二人的全部積蓄2000元都花在醫藥費上，不足部分由兩個兒子平攤。2009年，王媽媽的丈夫突然因為胃癌去世，她的女兒回家照顧她將近五個月。隨后，她的女兒和兩個兒子三家人組成一個“輪作式”的照顧分工(caring rotation)：每個成年孩子分別照顧王媽媽五天，照顧的內容包括送餐、穿衣、協助排泄和晚上留守(洗衣服和床單留到女兒照顧時做)。兩個兒子負責提供王媽媽所需要的食物等花銷，不過她的女兒和孫子經常在過節的時候給她買禮物(例如衣服、食品)和給她錢。

　　2007年，大兒子進城打工，一年才回家一次，照顧母親這項責任對他們家而言成為一個難題。大兒子外出的原因和他所處的人生階段有關，因為他既要對子女的經濟情況負責，又要履行對老人的孝道。大兒子的妻子(57歲)回憶道：“為啥他要進城打工?過去我們除了農活外，還做點街頭小生意，我們二女兒還在讀書，而兒子需要結婚，還要贍養老人。小生意的錢根本不夠用，所以我跟他說，你不如進城去打工。”在妻子的說服下，大兒子和鄰居在鄰省一個城市里當建筑工。第一年因為老板欠薪跑路，他沒有任何收入。隨后兩年里，他設法每年寄回1.1萬元左右，這遠遠高于此前干農活的收入(5000元一年)。

　　有了打工收入，大兒子家里終于有錢給自己的兒子(王媽媽的孫子)結婚。對于他們來說，娶親過程是他們這輩子最大的支出，根據地方風俗和婚禮費用，他們需要給一萬元的彩禮，同時給這對年輕的夫婦蓋房子。大兒子的兒媳婦婚后不久生了一個男孩，他們又支付了與分娩和慶祝有關的所有費用(共6000元)，當筆者拜訪大兒子家時，他們已經負債累累。為了還錢，大兒子計劃著繼續進城打工。

　　除了大兒子外，王媽媽的孫子和孫媳婦在孩子出生之前也有過進城務工的經歷。務農和務工的巨大收入差距，導致農村的年輕人也通常跟隨進城打工的人外出。正如王家孫子(22歲)表示：“我不喜歡讀書，所以和三十多個老鄉一起出去找工作。”然而，打工并沒有為他們家存到太多的錢，因為他自己花掉了大部分收入。因此，王家孫子打算繼續其打工生涯，而他妻子留在村里照顧孩子。他的妻子支持這一決定：“他是有這樣的想法，但還沒出去，我希望他趕緊(外出打工)，而不是在家里無所事事，不然我們生活花錢會很緊張。” 當問及丈夫外出打工是否會影響彼此的感情時，王家的孫媳婦果斷地否認：“只要有錢，感情就不是問題。”

　　進城打工對于當地農民來說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它幫助農村家庭脫離對農業的依賴，但這樣一來給留守的人帶來很大的壓力。當問到王媽媽的孫媳婦和她的婆婆如何應對家里男人都進城打工時的狀況時，她回應道：“去年他們都進城后，我婆婆和我過得特別困難。尤其是輪到照顧臥床老人(王媽媽)時，忙到沒空吃飯……家里煮好飯，婆婆送過去喂老人，我負責看著小孩，等到她回來我才可以吃飯，但這時飯菜都冷了……如果沒有小孩，可能會沒這么辛苦。”她的角色主要是負責帶小孩，而她的婆婆則負責照顧王媽媽和田里的莊稼(面積超過1畝)。

　　王媽媽對大兒子進城這事并不滿意，但考慮到他們家的經濟狀況也沒有干涉。王媽媽回憶道：“我跟他說，你可以離開，但必須安排人照顧我。后來他進城后，他的老婆晚上睡在我這。雖然我無法阻止他外出掙錢，但我有和他說過：你都將近60歲了，還出去干嘛?但他說家里還欠著錢，需要多打一年工，之后就不用(出去)了……唉，我這幾個孩子日子都不好過。”她第二個兒子家里的經濟狀況也沒有好多少，但他們家沒有欠錢，因此留在村子里，除了農活，二兒子還在鎮上的企業里打工。

　　王媽媽很自豪地談起第二個兒子：“他沒有出去，他說，媽，大哥進城了，我如果也去的話，你身邊就一個兒也沒有了。”回顧從兒子那里得到的照顧，王媽媽從未有所抱怨，但因為自己對孩子的依賴而感到心煩：“我很容易生自己的氣，因為自己有手有腳卻不能再動……兒子不能總在身邊陪我吧，他們忙的時候，我不能留他們在身邊，不然怎么干活和過日子?實話實說，我也不想一個人待著，所以他們一離開我就哭……我從來不在他們面前哭，因為我現在吃好睡好，子女也盡了孝，我在他們面前哭什么呢?我感到很難過，有時一哭就是幾個小時，但是哭也沒有用，沒有用，除非我去死……我倒是很想死掉，你說我活著還有什么意思?”

　　(二)家庭個案2

　　陳家住在湖南的2號村莊，這也是一個跨代家庭。陳爸爸出生于1931年，從小因為家里窮，在學校讀到第三年就輟學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在分娩后不久去世，陳媽媽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和1號村莊的王媽媽相似，陳媽媽出生于1938年的一個農村里，從小也沒有接受過任何教育。她的母親40歲的時候去世了，身為長女，陳媽媽帶大了自己的兄弟姐妹。陳爸爸在村委會里當干部，直到1984年因身體原因退休，陳媽媽一輩子負責家務和農活，對此，陳爸爸認為自己的妻子甚至比男人還能干。陳爸爸因為是1984年退休的，沒有退休金，近幾年退休的村干部才有退休金。

　　陳氏夫婦生了兩男兩女。大兒子(46歲)和他的妻子去了廣東打工，在當地開了一家鞋店并生了三女一男。二兒子在初中畢業后選擇了參軍，后來在廣東當公務員，30多歲的時候結婚，唯一的女兒剛剛出生。兩個兒子都定居在廣東。陳爸爸的長女(來自他第一段婚姻)住在鄰鎮(大約40分鐘車程)，她的孩子在當地中學讀書。二女兒住在附近的另一個鎮里，靠街頭生意為生。最年輕的小女兒住在附近的城里(約90分鐘車程)，開了一家小型水果店。陳氏夫婦認識到教育能改變命運，但除了他們最小的兒子考上了軍校，其他子女都只讀完了初中(大約接受了9年的教育)。

　　陳家大兒子是1989年進城打工的，妻子留在家里照顧年幼的子女。20世紀90年代后期，妻子跟隨丈夫一起進城，在接下來的十年中，照顧四個孩子的重任落在陳氏夫婦二人身上。到了2011年，大孫女在大學畢業之后在一家公司做行政，第二個孫女去了他父親的鞋店里幫忙，小孫女在寄宿學校讀高中并準備高考(只有周末的時候才會回爺爺奶奶家)，孫子目前在省會長沙一家學院讀書(距離村子大約5小時車程)。陳氏父母、大兒子和大孫女接受了筆者的一對一訪談。

　　陳爸爸退休后身體不好，患有慢性支氣管炎和冠心病。妻子繼續負責家里的農活，他偶爾幫忙除除草、煮煮飯。在子女的要求下，他們從2007年開始不再種地，但陳媽媽依然養雞養魚，種點蔬菜和果樹以供日常。逢年過節，女兒和工作了的孫輩們會買禮物和給他們錢。

　　2010年，陳爸爸因病住院一個月，陳媽媽告訴筆者全家人照顧他的情形：

　　筆者：“當時誰負責照顧你丈夫?”

　　陳媽媽：“主要是我，有時候幾個女兒也會過來幫忙，但我一個人忙得過來，不需要麻煩她們。白天她們也沒有空，下班后會過來。我小女兒住得近，每天會送飯過來，因為醫院的飯菜比較貴。”

　　筆者：“那誰負責洗衣服這些事情呢?”

　　陳媽媽：“還是我。這些日常的事情我都能應付得了。”

　　筆者：“你的兩個兒子有來看你們么?”

　　陳媽媽：“他們住得太遠了，不過有寄錢回來，讓他們的姐姐照顧我們。錢是萬能的嘛，寄錢就可以了，我現在一個人就可以照顧他，(我)不在的話，他們肯定會回來。”

　　兩個兒子分攤了陳爸爸兩萬元的醫藥費，因為小兒子的收入相對更高(月收入一萬元)，他出的比較多，而且他哥哥因為子女還在讀書，經濟壓力較大。談起子女外出，陳爸爸表示：“年輕人在城里工作賺錢，我們這些老人才能在家里享福。”當筆者問及他們這代人的情感需求時，他說：“那能有什么辦法?如果子女留在村里，哪里夠錢花?現在吃得好，又有錢花，(我們)孤獨什么?”當然，這是他現在的感受，他向筆者回憶起當時幫忙帶小孩時那段艱難的時期：“我(大)兒子和他媳婦進城打工后，把四個小孩留給我們，我當然樂意照顧他們，但經濟壓力很大，不僅日常生活要花錢，因為違反計劃生育罰款也要花錢。我以前是個村干部，我的兒子卻違反政策生了三女一男，要罰好多錢，可是我沒辦法呀，計生辦的人過來了我告訴他們，東西你隨便拿，他們連家具都帶走了。任何人違反了政策都要被懲罰，是干部也沒用。”

　　陳家的情況直到最近四年才漸漸好轉：四個孫子女一個接一個長大，子女們也開始略有積蓄。陳媽媽回憶說：“我孩子說，媽你太辛苦了，我們有錢照顧你，不要下田了。”當問及未來的養老期待時，陳爸爸說：“我的妻子照顧我就可以了，否則會讓子女們回來。”他認為自己的子女會回來的，因為“只要你以前對他們好，他們將來會對你好。”然而相反的是，陳媽媽比丈夫年輕7歲，認為以后自己會獨自生活，她清楚地意識到讓子女回來照顧自己和他們生活在城市始終是矛盾的，她在考慮自己到時會用子女給的錢請別人照顧她。

四、討論

　　(一)循環式照顧

　　雖然王家和陳家的生命史看起來很不一樣，但他們的經歷在各自村里相當普遍，深受所在地方的影響。在山東的1號村莊，男性和年輕未婚女性進城打工的趨勢始于2000年，而湖南的2號村莊擁有更久遠的人口流動史，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含已婚女性)，在20世紀80年代末紛紛進城打工，因此跨代(skipped generation)家庭(即由老人和孫輩構成)是該村很常見的居住安排(living arrangement)。

　　王、陳兩家的經歷表明，家庭照顧在不同成員之間、不同地方循環，貫穿每個人的生命歷程。在筆者采訪王家的時候，對王媽媽的照顧主要由大兒子、大兒子之妻(當丈夫進城打工的時候)、二兒子和她唯一的女兒共同承擔。雖然王媽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但是她的兩個兒子提供物質支持，包括食物、一些日用支出與買藥花銷。在輪流照顧的過程中，所有人對她的照顧都包括了日常照顧，不過二兒子是情感支持的主要來源，王媽媽的女兒則負責身體照顧。由于王媽媽的家里沒有電話或其他通訊工具，照顧過程就地完成(proximate caring practices)。當大兒子進城打工時，他有時候會吩咐妻子照顧王媽媽，以確保輪流照顧中沒有發生紕漏。

　　對王媽媽的“照顧網”(care network)是在她丈夫2009年去世以后才建立起來的。在此之前，王爸爸對妻子的照顧包含了情感支持、行動支持和身體照顧，兩個兒子則提供一些物質支持，子女們在上門拜訪的時候都會問候父母。王媽媽表示：“當我丈夫還活著，我不需要任何子女(照顧)，所有事情都是他一個人完成。”在王媽媽臥床之前，夫妻二人一起下田勞作，過著相當獨立的生活。20世紀90年代，兩個兒子的家庭接受了她的照顧，王媽媽照顧他們的子女直到成年。但是，在陳家，針對陳爸爸的“照顧網”則由其兩個兒子、三個女兒和妻子共同完成。在剛剛退休那會，陳爸爸還能幫忙做飯和做一些家務活，后來他的身體狀況變差，陳媽媽不僅要為自己的丈夫提供行動支持、情感支持和身體照顧，還要維持整個家的運作。不過兩個兒子經常匯款，給家里提供物質支持;同時，子女都會提供情感支持，兩個兒子不時打電話回家，而三個女兒則定期回娘家或者打電話回家。在陳爸爸住院期間，所有人同心協力，兩個兒子委托他們的姐姐們照顧他，并且寄錢回家，承擔治療的花費。三個女兒或多或少地前往醫院探望父親，日常照顧與身體照顧主要由陳媽媽單獨完成。

　　陳家的家庭史表明，直到大兒子家的生活有所改善，以及小兒子找到一份好工作，他們才開始寄錢回家。在此之前，一直是陳氏夫婦給兩個兒子提供物質支持(例如為大兒子的超生支付罰款，資助小兒子讀軍校)。更重要的是，當大兒子夫妻二人都進城打工，他們的四個孩子在陳氏父母家里住了十年。這種全方位、長周期的照顧強度給陳氏夫婦帶來相當大的經濟壓力。

　　照顧循環的概念同時包含了配偶之間的照顧，這是被過往關注代際支持研究忽略了的重要老年支持模式。在兩個家庭個案中，來自配偶的照顧是日常照顧和身體照顧的首要來源，對其他家庭的訪談同樣呈現了這一現象。正如鄭父(1號村莊)指出：“子女的照顧，肯定不如夫妻兩人相互照顧。”徐母(2號村莊)和她的丈夫互相照顧對方，但她很擔心自己將孤獨終老，她說：“我不知道誰會先走，先走的那個最幸福。”為什么配偶照顧是大家認為最好的方式，這是由兩種因素驅動的：首先，日常照顧和身體照顧要求雙方知己知彼(intimate knowledge)(Gabb， 2008)，而伴侶之間相對來說最熟悉，因為他們一輩子相濡以沫;其次，老一輩的受訪者意識到，其他很多因素會影響他們子女盡孝。

　　(二)影響因素

　　衡量子女的流動對留守父母的生活究竟是產生了積極影響抑或是消極影響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具體情境中的代際互動(intergenerational dynamics)是復雜的。本文辨識出四種制度性因素：流動人口的就業狀況，流動的時間節點與尺度(the temporality of migration)，家庭生命周期，以及老一代和年輕一代之間的家庭關系。這些因素會間接制約地理距離對老年支持系統的影響。

　　通過比較就業狀況，可以發現陳家兩個兒子(小兒子為公務員，大兒子開了一家鞋店)的經濟狀況要比王家兩個兒子好(一個是建筑工人，一個是農民)，他們對父母的照顧能力(capacity to care)也更強。因此，陳爸爸可以在醫療資源更好的地市級醫院就診，王爸爸只能用當地的民間偏方對付胃癌。

　　不過，陳家小兒子的公務員經歷并不常見，大多數農村流動人口一輩子從事著低收入的苦力活。然而，陳家大兒子的經歷則具有普遍性，它表明流動的時間節點與尺度是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因素。他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建筑工，并從事了八年之久，但不一樣的是，陳家大兒子20歲就進城了，靠打工存的錢開了一家鞋攤，并在隨后的十年里發展為一家鞋店。

　　家庭生命周期(Baldassar and Merla， 2013)同樣影響子女對他們父母的照顧能力。直到大兒子的兩個孩子開始工作，陳家父母的生活才有所改善，因為經濟狀況的寬裕，大兒子有條件寄醫藥費和生活費回家。然而，在2007年之前，大兒子還在承擔著子女的讀書開支(他認為子女讀書花費最大)，因此沒有能力給父母寄錢。在陳爸爸2010年住院期間，兩個大女兒雖然住得相對較近，但因為她們的孩子都在讀書(其中一個正準備高考)，她們也沒有時間在日常照顧和身體照顧上出力。在王爸爸去世的時候，情況也很相似，他的大兒子正面臨著一個艱難的時期，一方面女兒要讀書，另一方面兒子要結婚，同時還要照顧自己的母親——這給大兒子的家庭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壓力。

　　子女與父母的關系也是影響照顧的關鍵因素。王媽媽更希望小兒子照顧她，她說：“我小兒子更常來家里，大兒子家離這里稍微有點遠，走路要15分鐘，我和他說，你留久一點吧，一走我不知道你什么時候再會回來。對他來說，兩個小時很快過去，但對我而言卻不容易，因為隨時要上廁所。而我小兒子他住得近，步行大約5分鐘，每天過來家里的次數不下20次，差不多半小時就會過來看看我。”

　　在訪談大兒子的妻子時，王媽媽與兩個兒子間的差異化關系進一步顯露出來。大兒媳對王媽媽抱有怨言，她覺得王媽媽更喜歡小兒子，對兩個兒子沒有一碗水端平。大兒子進城的時候，雖然大兒子的妻子也參與輪流照顧，但她的動機僅僅是避免村莊八卦說她是一個不孝的媳婦，這意味著她對王媽媽毫無“關心”可言。事實上，她向筆者透露自己并不希望王媽媽身體狀況變好，哪怕這意味著她還要繼續承擔繁重的照顧工作。

　　在陳家，子女與父母間的關系雖然沒有那么緊張，但從陳媽媽的敘述中可以看出，她和兩個大女兒的關系相對沒有那么親密。大的兩個女兒回家次數遠遠少于小女兒回家的次數。在陳爸爸住院的時候，小女兒每天送餐過來，而大的兩個女兒在整個住院期間僅僅看望了幾次。雖然照顧行為并不一定帶有關心，但高質量的照顧必存關心之情，從王家小兒子和陳家小女兒對父母的細心照顧中，照顧質量的差異從而呈現出來。

　　(三)性別與世代差異

　　傳統的中國家庭根據年齡、世代和性別區分出層級結構，然而20世紀中葉的社會主義革命發起了家庭改革運動，通過直接挑戰長輩的權力以重塑公民對國家的忠誠(Davin， 1976)。雖然這些運動(例如集體化和公社化)或多或少削弱了家庭內部長輩的權威，但物質需求和勞動力的不可移動(被戶籍制度強代，參見本文的“背景”部分)反而加強了毛澤東時代下農村的家庭紐帶(Davis and Harrell， 1993)。改革開放時期允許城鄉收入不平等的社會政策，間接提升了年輕一代的經濟實力，導致了父母權力的下降(Jing， 2004; Miller， 2004; Yan， 2003)，重塑了代際間的互動關系。過去的對父母的贍養建立在從經濟與意志皆服從于長輩的傳統孝道規范之上，在今天則轉變為基于“相互需求、感激與支持”(Croll， 2008：110)。不過，由于農村家庭內部持續存在的性別分工，這種不斷變化的代際約定(intergenerational contract)受到性別與世代的影響，因此需要嵌入地方情境中進行考察。

　　對于子女進城打工的農村夫婦而言，在這一代人里，妻子承擔了更多的家庭照顧責任。不過在不同的流動模式下，承受最重照顧負擔的女性群體卻不一樣。在1號村莊，真正的人口流動潮始于2000年。由于村里土地相對寬裕，性別化的勞動分工模式允許男性和單身未婚女性進城，年長、已婚女性則留守在村里。因此，50歲至60歲的中年女性群體承擔了大部分的家庭照顧責任。正如王媽媽的媳婦所說的“上有老，下有小”，雖然她自己的兒媳婦也留下來照顧剛出生的嬰兒，但她除了照顧婆婆(王媽媽)外，還要負責耕作自己和兒子家的田地。如果她的兒媳婦在未來幾年隨丈夫進城，王媽媽的媳婦需要負責農業生產、照顧婆婆與養育孫輩。

　　與此同時，50歲至60歲的農村婦女除了照顧自己的婆家，還需要照顧自己的父母，這使得她們的負擔更加沉重。在農村男性人口普遍外出的背景下，女兒在父母支持網絡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Cong & Silverstein， 2012; Xu， 2001)。例如，王媽媽唯一的女兒也參與到輪流照顧之中，她負責清洗衣物。大兒子的妻子，曾在自己兄弟外出的情況下，照顧自己患有癡呆癥的媽媽，直到母親兩年前去世。考慮到自己所肩負的責任，大兒子的妻子這樣感慨道：“自己一輩子像頭牛，總是被人牽著鼻子走，有時候壓力大到喘不過氣。”

　　2號村莊擁有更為悠久的人口流動史，同時人均耕地面積更為有限，這兩者促進了男性和已婚女性共同外出打工。勞動的性別分工和代際不平等產生流動的差異性結果，老年婦女(70歲—80歲)尤其受影響。這些女性肩負起農業生產和照顧孫輩的工作，她們的子女得以外出打工。和她在農村的同齡人一樣，陳媽媽的生命史涵蓋了農業生產、養育孫輩以及照顧自己生病的丈夫。盡管陳媽媽并沒有像王媽媽的大媳婦一樣，同時面臨著照顧婆家和娘家的雙重責任，但她的老齡化經歷的的確確因子女外出而重塑。

五、結論

　　本文采用質性研究方法，使用照顧循環的分析框架考察了人口流動背景下中國農村的老年照顧過程。這一領域已有研究主要建立在一個基于定量數據、照顧在代際間流動的二元分析框架。在超越“單方面照顧”和“相互照顧”的基礎上，本文揭示了在照顧他人和接受照顧中存在多方面與不對等的流動：照顧不斷循環于家庭成員之間，在不同的地方，達到不同的程度并貫穿個體的生命歷程。同時，這一多元框架可以考察代際內部互動與代際關系。例如，就日常支持和身體照顧而言，農村老人似乎更偏好老伴來照顧，其次是子女，最后才是兒媳婦。

　　當前中國農村的老齡化研究，常常傾向于給出正面或負面的結論。本文希望通過采用更為細微的分析，辨識情境結構因素如何影響人口流動下的老年照顧。對于外出的子女，良好的物質條件將提高他們的照顧能力，經濟狀況糟糕則意味著面對照顧父母的責任時捉襟見肘。農村外出人口不同的流動時間尺度及家庭生命周期，把他們及父母置于依賴或獨立的光譜之中。年輕一代的農村流動人口嚴重依賴留守的父母照顧他們的孩子。鑒于大多數流動人口從事低收入的體力勞動，只有在自身經濟穩定下來后，才能夠為父母提供額外的經濟支持。此外，成年子女和父母之間的關系好壞也影響了照顧的質量。事實上，如果彼此間關系親密，照顧本身不會因地理距離遠近而產生重大變化(Liu， 2016)。但是，如果代際間關系緊張，即使居住在同一個村莊，照顧行為也不見得包含關心的情感在內。正是由于“照顧”和“關心”之間的區別，筆者建議今后的相關研究需要更多留意照顧的質量，而不僅僅是討論照顧的形式與內容。

　　通過列舉影響代際支持的中介因素，本文指出在循環式照顧體系中，照顧作為責任與作為能力所發揮出的作用不同。在城鄉二元分割的長期影響下，孝道和農村物質社會道德倫理把人們束縛在相互依賴的家庭義務和互惠網絡之中。照顧責任驅動了中國農村照顧循環體系的運作，照顧能力則是這一體系得以運行的內在動力。如果兩者皆缺乏，那么照顧循環體系則不可持續。在未來的全球照顧循環體系研究中，應該進一步關注這兩者間的互動。

　　農村人口外出打工是將農村家庭從自然經濟中掙脫出來的必要手段，同時也為年輕一代提供了改善經濟的機會，這一機會在上一代農村人口中曾經被剝奪。農村家庭父權制結構和性別分工依然存在，但社會變遷正在重塑農村的代際互動，傳統層級制的家庭權威結構為之削弱。由于代際不平等和照顧工作的性別化分工，留守老年婦女的處境尤其因子女外出而受影響，年輕一代的外出打工導致的農業生產勞動女性化和日益加重的照顧負擔，正在重塑留守婦女的老齡化經歷。本文在不同的地方情境中考察了性別和代際造成的影響。本文提請讀者注意，只有在嵌入地方流動史與代際互動相互作用的基礎上，才能確認哪一個年齡段女性群體的照顧負擔最重。

　　(譯/余家慶)

　　劉捷玉：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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