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篇名為《這塊屏幕可能改變命運》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這篇文章像在無際的黑夜中劃燃了一根火柴，讓無數讀者看到了教育平權的希望——直播教學。
一塊小小的屏幕，連接起了位于四川省會的重點中學成都七中和遠在800多公里之外的云南省昆明市祿勸縣的祿勸第一中學。祿勸學子無需跋涉，便能接觸到頂級名師的課程。3年來，248所接受直播教學的7.2萬名學生中，88人考上了清北，大多數成功考取了本科。
然而，沿著直播教學的路走，就真能抵達教育公平的終點嗎?
城鄉教育的溝壑之深，可能遠超你的想象。
消失的農村學生
2016年，湖南平江縣南江鎮萬家村萬家小學僅剩7名學生、2名老師。
2017年，朱烘丙是山西五寨縣前所中心小學的唯一的學生。
2018年，2名老師、1名學生已是吉林省公主嶺三門李村小學的全部人員。
……
這不是什么聳人聽聞的消息，類似的故事正在中國的多數農村上演。
一組冰冷的數據擺在人們眼前：近五年來，全國農村在校生和專職教師的人數都在銳減。在校生數量由4113萬減少至3495萬，減少了15%，而專職教師則由371萬減少至312萬。
這一數據中涵蓋的不僅僅是農村小學，初中和高中也包括在內。
學生走了，老師走了，學校自然也無以為繼。短短五年間，全國農村學校數量急劇縮減。4萬余所小學、3千余所初中和33所高中在此間謝幕，退出農村教育的舞臺。
這或許會讓人們想起本世紀初的撤點并校政策。在“小學就近入學、初中相對集中、優化教育資源配置”的政策背景下，一些農村中小學被關停、合并。
撤點并校帶來的最直接粗暴的影響是農村學校數量劇跌。2000年到2010年，農村地區平均每天有63所小學、30個教學點、3所初中消失。換言之，幾乎每小時都有4所農村學校消失。
由于撤點并校帶來了輟學現象加劇、農村教育負擔過重等問題，早在2012年底就被叫停了。但2013年以來農村學校蒸發的現象卻不減。
高中則更為夸張。2017年全國普通高中合計有13555所，其中城區6810所，鎮區6070所，而農村僅有675所。
農村學生、老師和學校的減少，當然和中國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密不可分。只是學生流失的速度，似乎比城鎮化的速度要快出不少。
學生們都去哪兒了？
有的農村孩子早早就輟學，走上社會;有的在家留守;還有一些跟著父母外出謀生，變成了流動兒童。
在城鎮化高速發展的當下，人們為了生計乘上了這輛高速向前飛馳的列車。而鄉村、故土、家園等詞匯則被面目模糊地留在身后，目送著背井離鄉的人們越來越遠。
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2010年中國0-17歲的流動兒童已達3580萬。其中有1078.2萬人是跨省流動，673.2萬人是省內跨地市流動，459.4萬人市內跨縣，還有1369.7萬人在縣內跨鄉。
如此龐大的流動兒童群體，在城市人的日常生活中看似隱形，實則無處不在。
從基于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研究分析來看，全國各省市中，城鎮中流動兒童占兒童總數的比例均比較高，少則近1/5，多則過半。
城鎮中流動兒童占兒童總數比例高的省份大多集中在東部經濟發達省市(如北京、上海、廣東、浙江、福建)和部分西部省份(如內蒙古、青海、寧夏、甘肅、新疆、貴州)。
具體到流動類型，也有較為明顯的地域特征。東部經濟發達省市主要以跨省流動為主，其中福建的縣內跨鄉和廣東的省內跨地市也較為突出。這一結果也與常識相符，東部經濟發達省市城鎮化水平高、發展速度快、工作機會多，吸引了大量外地進城務工人員。
而中西部省份則以省內流動為主。由于發展不均衡，很多省會城市一家獨大，吸引了不少人跨市流動。
在流動兒童遷移過程中，不同省市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來自安徽、河南、四川的孩子四散各地，而遷移中的孩子們更多地去往了北京、江蘇、福建和廣東。
對于他們的父輩來說，這些經濟發達的省市機會多、掙錢快，是村民心心念念的“城里”。
而在孩子的想象里，城里有沒有地方口音的英語老師、有無論怎么奔跑也不會塵土滿天的塑膠跑道、有擺滿最新出版的書刊的圖書室……
想象縱然美好，可惜我們的城市并不是很歡迎這些孩子。
戶籍問題帶來的異地中高考難題使不滿足條件的流動兒童不得不返鄉考試;進公立學校難于登天，但打工子弟學校教育資源同樣欠佳，還時常面臨被關閉的風險;流動兒童被迫面對的社會適應和文化融合;父母忙于工作缺少陪伴帶來的心理問題……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2013年廣州市啟明關愛促進會秘書長劉秀琴表示，流動兒童的輟學率高達五成。他們中的很多人別無選擇，只得繼續走父輩的路子，早早離開了學校，成為新生代農民工。
直播教育救不了教育不平等
不管是農村孩子，還是城里孩子，每個省份的學生必然都知道“那幾所重點中學”。這些學?；驀绤?、或自由、或崇文、或尊理，但它們在坊間有一句共同的宣傳語——“進了這個學校，一只腳就已經邁入重點大學了。”
它們坐擁全省前列的一本率和清華北大錄取率，是當之無愧的鳳毛麟角。它們中尤為突出的，被通俗地稱為“超級中學”。
無人不知的超級中學有多好呢?
以國內某公認一流大學為例，有研究發現，在其2005年至2009年錄取的學生中，來自超級中學的比例逐年升高，而來自普通中學的比例卻在下跌。而這五年也正是自主招生名額逐步增多的五年。
這意味著在高考和自主招生兩大錄取機制下，該大學的錄取名額向超級中學不斷傾斜。
但是，超級中學對于農村學生來說，幾乎是大門緊閉的。這些學校大多位于省會城市，農村戶籍的學生本來就不多。就算全省招生，最后能考進來的農村學生也沒多少。
2005至2009年，全國的超級中學為這所一流大學貢獻了三四成的生源，但其中只有1.53%~3.69%的學生是農村戶籍。
根據農村教育行動計劃(REAP)的統計，農村初中生平均輟學率達24%。100個初中生，最終只有25人可以進入高中，其余學生則流向輟學或中等職業學校。
即便沒有輟學，超級中學的學生與普通的農村學生之間也可謂是兩個世界。如果這是場賽跑，那農村學生必然是“輸在起跑線上”的。
從學前教育到小學、初中，從補習班、家教到海外游學，從省級名師到英語外教，無一不是阻礙。
對于教育資源而言，“城擁擠、鄉薄弱、村空殼”的現象似乎已成僵局。成都七中的“同步直播教學班”給云南祿勸第一中學送去的“那塊屏幕”也許是黑夜中的火光，但畢竟不等于白晝。
有研究表明，在三年的直播教學后，參與成都七中網課的班級總分平均分與成都七中本部班縮小了20分。20分雖然也是可貴的進步，但與兩班之間的絕對分值相比，差距依然較大。
更不用說能參與直播班的學生，本身就經過選拔，家里還有條件支付高昂的學費。對于學習主動性強、學習能力優異的尖子生而言，直播教學的確為他們接觸更優秀的師資與課程內容打開了一扇窗口。
可對于大多數普通學生而言，缺乏互動性、難度過大的直播教學往往難以使其真正投入其中，對學習成績無甚裨益。
對此，國外一系列對于在線課程的研究表明，與傳統課堂相比，并沒有充分可靠的證據證明在線課程有益于教育平等，甚至可能產生負面影響，尤其對那些成績較差的學生來說，受到的負面影響更大。
一塊屏幕，或許能夠改變一小部分人的命運，卻依然改變不了教育不平等。更值得關心的，是為什么他們只能對著一塊屏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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