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人民食物主權年會部分參會人員合影

　　導語  2018年10月27-28日，人民食物主權年會在山西省永濟市蒲韓鄉村順利召開，來自各地關注或實踐農村集體經濟、生態農業與合作組織、城鄉生產-消費網絡、青年參與鄉村振興等議題的思考者與實踐者共聚蒲韓，分享經驗、探索出路。

　　從西藏無人區的嘎措鄉到中原腹地的南街村，從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到會場所在地的蒲韓鄉村，從臺灣改善校園午餐的民間行動者到大陸扎根鄉村的鄉村建設者，我們在時間、地域與城鄉的相互交錯中給予了彼此精神上的支持、經驗上的分享，以及思想上的碰撞，共同探討如何從食物出發，改造生產關系、社會關系和生態關系的議題，并推動其落地生根，在當前資本主義化工農業給農民生計、生態環境和生命健康帶來嚴重威脅的背景下，探索一條出路。

　　年會結束以來，我們陸續推出了精彩發言，滿滿的干貨，敬請關注!今日推送精彩發言的最后一篇，讓我們聽聽長期關注、關心與指導人民食物主權的老師們，參加年會的所思、所想、所感與所悟。

　　老田

　　獨立學者

　　我自己是從長江邊上種水稻的農民家庭出生的，看見白瑪書記在海拔那么高的地方，為所有社員提供一個完整的生產和生活網絡，這個我要表示完全的敬佩，非常難得。我們知道現在農村地區有很多地方，很多青壯年農民都必須要外出打工。這里有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如果再繼續在村里從事農業，就沒有辦法去維持一家人的體面生活，所以只要有可能就必須要去城市，就必須要去工廠。

　　但這樣的出路，離鄉背井去打工，對很多少數民族是行不通的。我對牧區情況的了解不是很多，只知道一些零碎的情況，就是現在牧區分牧到戶以后，社會分化特別嚴重，好像已經出現一些大中小戶，甚至已經出現一些赤貧的，這些赤貧的牧戶出去打工有很大的困難。牧區幾乎都是少數民族，他們在生活習慣、文化和語言等方面與城市都有很大的差異，所以他們出來打工在融入方面也有很大的困難，他們那里復制了傳統的上層對下層絕對權力的一個很腐朽的社會形態。

　　四川大涼山這些地方的原本基礎也是很差的，1955年民主改革的時候，奴隸主組織搞反叛一直到1962年才最后平息下去。在搞集體經濟的20多年時間里，大涼山確實也不富裕，但整體上也算有一個出路，而且在集體經濟時代，一些新技術等新的生產因素也在慢慢結合進去。然而集體解體以后，相對貧困化非常嚴重，大家沒有一個集體可以依托了，生產的網絡也破壞了，而且農村也慢慢地變得沒辦法待了，奴隸制時代的家支制度都有抬頭。

　　前兩年媒體報道過一個故事——《最悲傷作文》，一個小孩子說她做好了飯菜去喊他媽媽吃飯，發現他媽媽已經不在了，拿著狀況現在想起來，都讓人感到很難過的。還有就是有很多孩子在很小的時候就不去上學，而去南方當童工，甚至有小男孩出去當摔跤表演……從這些狀況來看，像白瑪書記他們創造和保留下來的這種集體，成為所有人的依靠，那是多么大的一件功德，在農民的傳統里面做了好事是積了陰功，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今天聽到白瑪書記的講話介紹，先前也讀到了嚴海蓉老師她們實地訪問寫的文章，感覺到了集體很不容易，畢竟與我們今天的總體意識形態環節和制度狀況有很大偏離，也與政府力推的那些東西有很大的沖突，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下，維持好集體就更加不容易了。如果說在毛主席時代，也許就輪不到我們來總結白瑪書記的經驗，而應該是在政府意識形態生產體系中間有很高地位的人，他們下去把成功的先進經驗總結起來，意識形態或者宣傳部分要跟農民形成一個良性的互動，把基層的好經驗向外推。如果基層集體經濟有困難了，國家就在外面給予政策層面的幫助，現在這些都損失掉了。集體經濟的運作，難度就大額很多，完全是靠內部自覺、靠干部與群眾的互動、靠民主和監督，來把這個集體維持下來，把生產和生活搞好，沒有絲毫的外部支持，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另外我有一個很深的體會是，特別在近幾年，城市的居住和生活成本高起來以后，特別是對中下層大多數人來說，收入真的趕不上支出增長的水平，這樣，就造成了相對貧困化的蔓延。那么對于這些人來說，最主要的問題還是怎么把相對貧困化減輕，減少支出和生活成本。最重要的方式就是用有限的收入，能夠把生老病死、衣食住行能夠應付過去，讓收入大于支出，這些也只有在集體中間才有條件實現。就像白瑪書記講的這個村醫就很重要，常見病和多發病就有了低成本的保障，因為他們的集體還在、赤腳醫生還在給他們看常見病，看病也很便宜，這就跟在大城市的醫院非常坑人，治一次感冒就要幾百塊錢，現在要需要上千塊錢!降低或者拉高生活成本，是兩個非常不同的邏輯。

　　坑人這個事情，遇事多要錢，在現在是很常見的現象，資本主義的基本邏輯是生產者反對消費者，資本家坑農民、坑工人，最后的后果就是我們發現，我們的開支老是比我們的收入漲得快，因為管我們開支的這部分人，都比我們強嘛，要么是官，要么是大商人，要么是他比我精-民間諺語說“賣的要比買的精”，最后發現很困難很難過的是大多數，尤其是工人、農民，甚至一些小資本家。

　　那么坑人多要錢，這個事情在白瑪書記他們那里就完全沒有，不僅沒有坑人，反過來還服務弱者，像他們分工里面照顧勞動力弱的家庭、照顧老人、照顧小孩，用集體的力量來支撐全部人口，包括承擔各種成長比如受教育過程中的成本費用，這個是非常難得的。沒有集體，個人在參加生產過程，包括消費過程時，外面都是一大堆坑，我們現在到處都會遇到這種狀況，從坑多坑少來說，有沒有集體非常重要。

　　在集體經濟里面，因為大環境不好，選擇不發生的是多數，像南街村就是扛住了大旗，堅持講述自己成功的經驗和思想方面的需要，集體的良好運作確實需要一個很不一樣的思想文化氣氛、不一樣的干群互動方式才能堅持下來，那么很重要的一點，確實要像段書記說的那樣要堅持要有定力。白瑪玖美書記也能做到，但是我也相信這樣的另類事件，是有很多外部壓力的，瓦解集體的力量在今天的社會里是無處不在，要不然也不至于整個藏區現在只剩一個公社是吧，而且沒聽說過其他的牧區有公社，好像全國的牧區可能也就這么一個。今天借著這個五周年年會，我們才看到了這么不一樣的風景。

　　那么從這里，我就產生了一些感想。我記得1955年毛主席主持編了一部書叫《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這本書里面講的是全國的農民怎么合作起來，怎么發展和挖掘生產的潛力、改進自己的生產狀況等等，他講到全國人民組織生產起來以后可以向深度、廣度的方向進軍，可以為自己創造無窮的福利事業。在我們今天的扶貧、社工介入基層等工作中，都會講那個賦權，這句話背后，就是追問民眾有沒有自己起來追求發展的權利和機會。毛主席時代政府和民眾關系的一個主要方面，就是說所有民眾有自己發展的權利，那么生產的組織方式，思想條件和政府作為，都需要支為民眾利益的權利生產。當時民眾自己的受教育程度、想象力等都受到傳統經驗的很大局限，那么政府政策和外部扶持就需要更積極一些，很多自上而下推進的措施，只要是符合農民的利益，最后都能夠為農民所接受。

　　適合農民技術和運用方式，比如像合作醫療、赤腳醫生，這個最后能夠推廣，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在當時合作化的時代有三起三落：第一次是1955年的時候，高級社一出來時像上海郊區等地方的農民就有創新，但有一個基本的問題解決不好——缺乏受過訓練的醫務人員，衛生部的老爺們把全國的衛生資源壟斷起來，包括受教育的機會也都壟斷起來，農民要受教育首先就不夠條件，按照衛生部的條件收了教育又不愿意回農村去，這個第一步你就邁不出去，那就很難推廣了。大躍進時期，官老爺的辦事方法，是成立專門的醫療機構雇請專職人員，首先就是成本高，農民受不了，而且因為培訓不足服務，技術差，在1962年劉少奇陳云他們搞“退夠”時，就都下馬了，農村又恢復到醫生私人開業向農民收費治病的老路。

　　這個問題一直到什么時候才解決呢?一直到1965年6月26那天，毛主席發表講話說：衛生部老爺拿了全國的衛生經費卻只為15%的人服務，這15%的人中間大部分還是老爺，我們國家的農民缺醫少藥你們卻長期不管。當時毛主席罵衛生部不管農民缺醫少藥的問題，干脆更名叫“城市老爺衛生部”算了。集體經濟剛出來的時候，讓農民和基層很缺醫療，所以創造了赤腳醫生的經驗，但是衛生部的老爺們不看在眼里，他說你這個水準太低了，不正規沒有退夠價值。到了1958年的時候，老爺們積極了一把，但是高成本和服務差沒有解決，最后又解散了。直到文革興起，各級衛生部門垮臺，長陽縣覃祥官創造了低成本的合作醫療制度，在《人民日報》報道之后，各地響應，這才真正推廣到了全國農村。

　　農村分田之后，這些成就又全部都廢了，醫生又重新回到私人職業，要收錢看病。收錢看病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有優勢的生產者坑消費者的問題，始終都不能解決。1965年以后合作醫療推廣，還很好地解決了一個根本問題，就是服務精神問題。像我們大隊的一個赤腳醫生，他原來的身份地位就是一個農民，是集體把他抽調出來去學習醫術，回來后再為本大隊社員服務，赤腳醫生身份和農民一樣就是拿工分的，沒有身份方面的階級分化。這樣的服務精神之所以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相對于買賣關系下的看病吃藥，醫生和病人不再是買賣關系，利用信息不對稱去榨取消費者的鏈條沒有了。

　　此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階級分化。當時的社會有很多的服務，叫做企業辦社會，這種東西能普遍推廣，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干部和群眾之間沒有階級分化，群眾的困難就是干部的困難，所以，基層有很強的動力去尋求各種生活成本最小化，以及干群一起去維護服務精神。

　　前段時間，中美貿易戰討論芯片問題時，就有一個人問，你說芯片是高科技做出來計算了，怎么大學現在連一個托兒所都不會辦呢?下面就有很多人討論，說如果校長也有這個方面的困難，那么這個問題明天就可以解決，現在他和你不是一個階級，你的困難不是他的困難，所以這個問題一直解決不了。所以現在來想，為什么國有企業或者集體企業工廠里，到處都辦這種社會福利，一個基本的原因就是消滅了階級分化，干部跟工人拿差不多的工資，農民的困難、工人的困難也是干部的困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大家對于尋找互助合作、尋找集體降低生活成本的出路的熱情非常高。

　　同樣的道理，當時合作醫療一出來，雖然衛生部的老爺們不是很支持，但是各地的大隊書記就很支持，因為農民缺醫少藥，我這個大隊書記也很有這個困難呀，甚至鄉里面的小干部都面臨著同樣的困難，所以只有是有成熟的經驗，可行的方法，那么全國各地的基層干部都會很踴躍的支持，推卸給的合作醫療經驗，就是這樣短時間被推廣到全國了。

　　我記得80年代盜武漢，看到一些工廠，特別是城市中規模不大的小工廠，空間布局超擁擠，這里搭蓋一個食堂，那邊是一個托兒所，甚至還單獨雇一個人專門修自行車。這些是怎么來的呢?小工廠只有十幾個小孩，也沒有條件租房子，廠房之間有個間隙就搭蓋一個棚屋，然后請廠里沒有就業、又有服務精神和責任心的工人家屬來照顧托兒所，把小孩照顧起來。

　　一些社會學者把這個稱為社會經濟，毛時候就特別發達，原因就是社會階級分化消失了以后，各個階層的人都有共同的困難，各種降低生活成本同時提供質量的社會經濟發展潛力，就得到優先的挖掘。當時由于單位制，各方面人員就業穩定，流動比較少，大家都處于一個熟人社會里面，基本的服務精神是有保障的，可能存在著培訓深度不夠、專業服務水平不夠的短處，但基本的服務精神還是好的，在那種熟人環境下坑人的情況，是不可能的，你很難想象托兒所老師坑自己同事小孩、村醫會去坑鄉親，而且也沒有坑人撈錢的制度條件。

　　在那種社會經濟超級發達的社會里面，一個很核心的問題，就是權利掌握在誰手上？這決定了用什么樣的態度，去挖掘發展的潛力，為金錢服務還是為人的需要服務。如果發言權掌握在那個說他們百之百反對南街村的經濟學家手上，那他生產的意識形態和推動的制度變革，肯定就不會有助于合作經濟的推進。

　　就算是在一個村莊內部，如果那些先富先貴的人在社會地位上、在輿論上、在生活上，能夠不加限制地起到引領或者誘導作用，那也只會造成各種階級分化或者有利于階級分化的后果，無助于集體經濟的穩定和健康發展。從這個角度上來看，發展的權力最終與社會分化有關，在研究農村扶貧時很多人都強調“要還權賦能”“要增強造血機能而不是單純地輸血”，這些提法都很好，但還需要追問：權和能為什么沒有?造血機能如何成長起來?

　　說到底，鄉村內部的組織和生產關系，及其內涵的權力生成的服務方向是什么，是為多數人利益服務?還是反過來，僅僅為先富先貴少數服務?顯然，多數人喪失權能，不是權能消失了，而是新時期權能的積累和成長僅僅服務于少數人需要去了，多數人的困境和無權無能現象，才能這么顯著。為多數人的權能，以及為少數人的權能，是截然不同的，相互之間是競爭和不兼容關系，有了為少數人的權能成長，多數人需要的權能就會被否定和抑制。

　　正是因為今天，為了多數人權能的成長，這些方面的工作很少人愿意做，那么，我們人民食物主權做這樣的工作，就大有可為，不說創造一個新世界，但觀察傳播新的經驗，因為格外稀缺，所以就比任何時候都更重要。

　　張玉林

　　南京大學老師

　　談兩點感想，再談一點看法。

　　第一點感想，我非常佩服海蓉老師。我雖然也被拉入了食物主權顧問群，偶爾說兩句不咸不淡的話，也沒有把群和公眾號當作一回事。但是來了以后我發現，我以后要對嚴海蓉刮目相看。這么厲害!她其實話不多，說話也不能說非常精彩，可以說不善言辭，但是她把各路英雄豪杰都叫過來了，包括從西藏來的白瑪書記。而且我自己覺得我們今天來的，有一點和其他我參加的學術研討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大家的眼里基本上看不到非常明顯的欲望。我們這個社會是充滿了欲望的，在座的諸位基本上是比較謙和的，沒有說這個人一看眼里邊就充滿了欲望，要征服什么，要獲得更多的什么;說話也沒有說大話的，有的學術研討會，經常會遇到說大話的，然后走路的氣派都是不一樣的，而我們的氣派都是比較低調的。

　　第二點感受，聽了上午南街村段書記和西藏嘎措鄉白瑪書記的報告，當然也是受到一些鼓舞。但聽到下午蒲韓社區鄭理事長她們團隊的介紹，我是不僅佩服，而且增加了信心，應該說信心倍增。其實我見過鄭理事長兩次，都是很久以前了，一次是在杭州，一次是在北京，當時也沒有留下非常深的印象。當時會議主辦方邀請來做實踐介紹，我的印象是她講話還是比較怯怯的，好像更多的是講他們面對的困難，請教專家應該怎么辦。今天簡直就是“不可一世”了，首先把專家罵了一頓，罵的非常對，把地方政府基本擺平，也把市場都基本擺平，在我看來這“兩只手”都是非常可怕的，尤其是在中國。

　　最近十多年，我本身是在做山西采煤塌陷區的研究，暑假里跑了總計20天，接觸了10多個村莊，每個村莊都有血腥氣，因為煤炭露天礦涉及到巨大的利益，留下了巨大的禍害。本來說治理的，還田的，還給老百姓的，結果10多年過去了，大天坑還留在那里;有的說搬遷的，房子建好了小二樓，很漂亮，一兩百套，但是現在爛尾樓就在那里，我去看了那些村莊之后，我是非常悲觀絕望的。但是看到蒲韓社區這個團隊，也是十幾年了，中間也碰了好多釘子，但是碰了釘子之后，終于知道了怎么和政府打交道，也知道市場實際上的軟肋是比較多的，那么如果你有韌性有智慧的話，是能夠克服它的，或者最起碼達到和它和平相處。這是我的感受，我自己感到了力量。

　　最后從大家的討論當中，我看出了一種傾向，就是把生態農業與合作經濟掛鉤，這兩個問題都是大問題，其實也很可怕，尤其是在中國，我們通常認為中國人尤其是當代的中國人善分不善合。生態農業可能非常難，其中一點就是，包括我們本身對于什么是生態農業，什么是生態，可能都沒有一個基本的把握，也可能我們好多認識，其實還差得遠。比如你種出來的水果糧食是很放心的，看上去也不錯，吃起來口感也好，質量也好，但是我就想如果我們這邊的柿子、桃要運到廣州去銷售，它還生態嗎?食物距離是幾千公里，它要消耗多少能源，所以說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生態農業又想賺錢，又要安全，然后又要提供給更大多數的消費者，這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是我這幾年讀了這方面的一些文章得出的有限認識。

　　我認為蒲韓社區的生態農業就是瞄準當地的，我就是為了我們自己家里吃、當地的合作社社員吃，剩余一點供給運城的消費者。至于上海北京廣州就不管它了，生活在那么大的大都市里，享受他們所想象的美好生活，他們吃不上安全放心的食品，他活該。你不可能什么都要得到，北京人那種優越感你享受著，你還要享受“特供”，那誰不愿意當北京人。其實生態農業的有限性，包括對蒲韓社區我們不能夠希望它什么都能夠應對，其實什么都能夠應對的人和規矩是不存在的，僅供大家參考。

　　胡靖

　　華南師范大學老師

　　聽了這么多報告受到很多啟發，也有很多問題需要討論。我有一些看法和大家分享，也算是向大家匯報吧。

　　1. 理清概念，找到鄉村振興的重點

　　首先基本的概念要處理清楚，第一個是什么叫鄉村?鄉村不僅是一個區域的概念，還是一個生態的概念，是環境的概念，還是個文明的概念，所以說鄉村的發展不完全是產業的發展。

　　鄉村振興計劃里邊談到五個要求，第一個叫做產業興旺。很多地方把產業興旺放在最高的位置，好像有了產業興旺，什么問題都可以解決，其實不完全是這樣的。習近平總書記有一句話，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對此我有三個看法跟大家分享：

　　第一、先有綠水青山，后有金山銀山;如果沒有綠水青山，就沒有金山銀山;有多少綠水青山，就有多少金山銀山。要這樣去理解，才可以糾正有些區域把生態環境撇在一邊，盲目去追求產業化的一個趨向。這樣的產業化可能會導致生態環境不斷地被破壞，這樣的發展方式是寅吃卯糧的方式，是殺雞取卵的方式。如果我們鄉村干部不知道鄉村振興怎么搞?那么生態發展就是重要的一個抓手。你把這個“金山銀山”抓好了，就不愁沒有富裕的機會。這是對于農村。

　　第二，對于農業呢，我們也有很大的誤解。我們一般把農業理解為產業，這也是對農業的一個誤解，這種誤解是從資本的角度來定義的。昨天我聽到鄭冰的報告，我很同意她的這個認識。“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該怎么理解呢?我進一步進行詮釋，應該叫做一方水土一方農業，所以說農業一定要依賴于一方水土，它必須具備本土化的一個特點。所以說現代農業是什么呢，現代農業應該是現代生態農業。如果沒有這樣的定義，很可能就會出現大量使用除草劑、農藥、化肥的現象。那進一步還可以說，現代生態農業就是現代生態本土農業。這是我的一個陋見，供大家參考。

　　現代農業面臨全球化的趨勢，但全球化遭遇到一個瓶頸。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就面臨著多哈回合談判。多哈回合談不下去，我以前發文章就說多哈回合是一個錯誤的方向，農業的全球化是一個錯誤的方向，那果然后面就談不下去。談不下去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是很多國家其實不愿意全球化。它一方面要求全球化，另一方面又拒絕全球化，所以農產品不能像工業產品一樣進行全球化。全球化，本身是一個資本推動的結果，這必須要警惕。像我們國家大量購買巴西、阿根廷生產的大豆，以后就會出現嚴重的問題。

　　第三個是對農民，我們把他們稱為產業勞動者，這可能也是個誤解。如果我們選擇當農民，其實是選擇了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文明方式。就像剛才梁少雄他講的，選擇了一種生活方式和文明方式，同時拒絕了資本方式。我們城市居民基本上是一種資本的生活方式，沒有貨幣、交易我們就生存不下去。那么在農村來講，我們可以拒絕貨幣、拒絕交易，就是昨天鄭冰老師講的我覺得很深刻。你接受這樣一種生活方式，就要拒絕資本方式，就不是一般意義的產業勞動者。

　　2. 合作社的問題與集體經濟的優勢

　　下面來講一下合作社，對合作社其實也有很多誤解。首先合作社的本質是什么?合作社的本質，現在來看基本是資本性質的。就是為了賺錢，農戶合作在一起，為了一個共同的利潤目標。這樣的目標是很狹隘的，他只追求利潤，忘記了我們生活在鄉村還有其他的一些責任和要求。比如我們要追求好的空氣、水源、食品。昨天鄭冰講的很形象，我們這邊空氣好、月亮好，是不可分的，這就可以給我們農民帶來自信。本身來講最符合人性的需求，就是好的空氣、水源、土地和食品，所以說對于資本性質的合作社來講，由于它的目標的單一性，很難承擔鄉村振興的社會責任，因為它的目標很單一，遠離了“多功能性”。而我們鄉村振興不僅是產業興旺，還有生態環境的恢復和保護，就是去年十九大報告里邊講到的生態發展戰略，那里邊內容很豐富的。

　　合作社的第二個問題，是它的退出權問題。合作社有退出權以后，可能會造成合作社不穩定，尤其是土地要素的退出。勞動要素和資本要素的退出，一般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土地要素一旦退出就可能導致整個合作癱瘓，由此就可以看到集體經濟的重要性。

　　目前集體經濟有個問題是什么呢?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土地是村集體所有。但把它的所有權虛化以后，沒有把經營權統一起來，就沒辦法對全村的資源進行管理。農業資源有個特點，就是它的結構性和整體性。結構性的管理，農戶做不到，家庭農場做不到，企業做不到，合作社也做不到，只有集體經濟能夠兼顧村莊資源的結構性和整體性。所以說集體經濟是一個回避不了的、是唯一可以依賴的鄉村振興的對象。

　　再一個，集體經濟有很廣闊的發展空間。昨天那個書記也講到，他們那里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應該還有很大的空間，遠遠沒有利用起來。所以說如果集體經濟發展起來的話，我們即使不依靠加工業、服務業，即使不要補貼，我們農民也能夠跟上共同富裕的步伐。

　　最后一個問題，跟大家講講農民的財產權的問題。我們對于農民財產權有個很狹隘的理解，就是把農民的不動產和動產理解為財產權。好像財產權等于農民的利益，有了財產權就等于共同富裕。如果我們每一戶村民都能三十萬、五十萬、八十萬這樣增加收入，好像我們就實現了共同富裕。不對!這樣不等于共同富裕，比如說在廣東的某個村莊，你分了五十萬，但看病就一下子就花掉六十萬，那你說你的財產權怎樣評價?所以說財產權一定要和消費的費用、環境聯系起來。所以說這里邊有個問題，就是鄉村振興一定要有個公共福利的平臺，包括村莊福利和生態福利，這是我的一個解讀。

　　生態福利基本上可以對資本性質的財產權一票否定。如果村莊水源污染了，房子再多可能一分錢都賣不出去，所以說它一定應該有個村莊福利和生態福利的平臺。那么這個平臺的營建特點應該是村莊所有、村民分享、村委管理、集體營建、非資本性質。昨天鄭冰講的一句話也很精彩，她說這是不可分的，就是不能私有化、股份化。村民如果離開村莊，你可以改變身份，但是這里的空氣、水源、土壤、云彩你一個都帶不走，一點也不能破壞。村莊的資源和集體營建的公共福利、生態福利是鐵打的營盤。它永遠生于斯，長于斯，榮辱與共。

　　文字︱天一 陸梁 候雷

　　責編︱侯 雨

　　排版︱候 雷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