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級社初期農村干部的迷茫

　　農村開始搞合作社，特別是推行高級農業合作社以后，各種矛盾都集中地暴露出來。過去一家一戶四五口人，耕種十來畝土地，這種小農經濟的模式已經持續了幾千年，農民在長期實踐中已經積累了一定的經驗。成立高級社后，小的幾十戶、大的幾百戶組成一個生產單位，一個合作社主任要經營大幾百畝甚至一兩千畝耕地，領導二三百口，多至一兩千口的人搞生產，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初級農業合作社從1952年開始試辦，到1955年，雖然也取得了一些經驗，但那時候土地、牲畜還能入股分紅，對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影響不大。1955年起辦高級社以后，情況發生了變化。土地歸了公，牲畜和大農具也作價歸了集體，主要憑勞力進行分配，人們對勞動報酬十分重視，說什么“靠土地吃飯瞪了眼，靠勞動吃飯保了險”。這種生產組織和分配模式在中國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干部們對怎樣組織生產缺乏經驗，從縣到區到社，干部都是忙得團團轉，社員的勞動積極性卻不是很高。

　　1955年冬，我和縣委一班人下鄉到社隊搞調查研究，發現基層干部普遍感到壓力大。思樂村支部書記王邦壽對我說：“過去地主種100多畝地，雇三個長工，要種好還需要一個好領手。這個領手沒有三五年扛長工的經歷，是考驗不出來的。現在一個大隊一二百戶，就是一個生產隊也有30來戶，四五十個男女全把勞力，耕種四五百畝土地，可不是鬧著玩兒的。”

　　我說：“是呀!現在就是需要我們共同想辦法，怎么樣把社辦好。”

　　王邦壽問：“陳永貴是咋搞的?”

　　我說：“陳永貴的初級社辦得不錯。現在辦高級社是社會主義了，土地不分紅了，什么計劃管理、勞動管理、財務管理都提出來了。陳永貴最近怎么樣，我還沒有見他。”

　　王邦壽說：“我準備去看看陳永貴，看他是咋搞的。”

　　我說：“好，你去吧。我過兩天也準備去看看陳永貴。”

　　12月中旬，我同縣委辦公室的兩位同志到大寨。陳永貴聽說我要去，就在他家等著。我一進大門，陳永貴、賈進才、賈承讓都迎了上來。我在炕沿上坐下，陳永貴等人都坐在小凳子上。沒等我開口，陳永貴就說：“現在好多問題都沒有理出個頭緒來，我正想去找你商量，你來了正好。”

陳永貴和張懷英(中)

　　陳永貴一開口就說了一堆問題，什么牲畜作價、農具作價、牲畜飼養、財務管理等等。提完了他說：“這些問題都還沒有拿出一個好主意。前兩天王邦壽來，留莊李福中也來找我，商量了半天，也沒拿出一個好主意來。縣里對這些準備怎么辦?”

　　我說：“縣委的常委都下去了，把矛盾都暴露出來，分開輕重緩急，逐步解決。最近準備開常委會。你想問我，可是我先來問你了。”我這么一說，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笑完我接著說：“辦法還得咱們共同想。”

　　陳永貴想了片刻，說：“問題是成堆了。這一堆問題看起來很難，其實也不怕。理順麻團搓成繩，這一堆問題總有個頭，找到頭就好辦了!”

　　我說：“對對對!理順麻團搓成繩。這麻團要理順，不能拿拳頭搗，只能用手一個頭一個頭抽出來。你好好想想辦法，拿些具體意見。”

　　我們正在商量著，陳永貴的妻子李虎妮說：“飯熟了，先吃飯吧!”

　　我們邊吃邊商量。陳永貴說：“我感到計劃管理、財務管理這些雖說都是大事，但只要有好人管起來，就好辦。從辦初級社以來，最難鬧的是勞動管理，因為每個人每天都要接觸到這個問題。”

　　我說：“對，恐怕集體化后千矛盾萬矛盾，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就集中在管理上。勞動報酬合理，就能調動社員的積極性，要是不合理，就不能調動社員的積極性。”

　　我們邊吃邊談的時候，和大寨只有一山之隔的井溝大隊支部書記趙銀川來了，一進門就說：“哎呀，張書記，我到縣里找你，聽說你到大寨了，我就又往這里趕。”

　　陳永貴趕快招呼銀川坐下吃飯。我問：“你有什么事?”

　　銀川說：“我想看看生產隊的劃分到底多少戶數好。有的人主張二三十，有人主張四五十戶。到底多少好?”

　　我說：“你們那里組織起來的基礎差，比不得大寨，不宜太大。”

　　陳永貴插話說：“二三十戶好。”

　　我說：“對。老陳有經驗，有什么問題，你經常來大寨看看，看看大寨是咋搞的。”

　　銀川說：“我已經來過幾次了。”

　　陳永貴說：“你今年的初級社勞動是怎么管理的?”

　　銀川說：“還不是照互助組時候的死分活評。”

　　陳永貴說：“你不要吹了，你那死分活評實際上是死分不評。我知道你那里還是記的老底分。”

　　我說：“是啊。全縣不少初級社，我發現都還是銀川的辦法。初級社時期因為有互助組的基礎，社員覺悟高，土地還分紅，還能調動社員的積極性。

　　高級合作化人人都參加，社員思想覺悟高低不同，土地又不分紅，人人都靠勞動，死分活評這個辦法靈不靈，還要看一看。”

　　12月下旬，縣委開了常委會，研究了合作社的一系列問題，認為勞動管理還是采用死分活評的辦法。

　　探索“定額管理”

　　1956年春天，正值播種大忙季節，我到孔氏、南泉村下鄉檢查生產，發現生產隊長每天因為派活，叫人上地，忙得團團轉。死分活評在一些隊還能評得開，一些隊其實是死分不評，每天起來還是記老底分，社員的生產積極性受到了影響。

　　回到縣里，我就找陳永貴，問他的勞動管理情況。陳永貴說：“初級社時期，大寨實行的是死分活評，就是根據每個人的體力強弱、技術高低評出勞動底分，再看當天勞動的實際情況，結合底分來活評。這辦法執行得不是太好，有時候評不開，有時候能活評。不過這種辦法當時基本做到了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因為初級社是在‘老少組’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那時候人心齊，都不愿意讓別人說自己劣，都是有多大力氣使多大力氣，都覺得這個辦法還不錯。現在情況變了，全村的人都入了社，人心七股八叉。常言說‘人心齊，泰山移’，人心不齊，各有各的小算盤，這種辦法就不靈了。現在有的人是集體地里養精神，小塊兒地里殺沖鋒。我看還得上新套套。”

　　我贊同地說：“是呀!‘定額管理’這個辦法你聽說過沒有?”

　　陳永貴說：“聽說過。”

　　我說：“就是以一個中等勞力積極勞動一天所能達到的數量和質量作為一個勞動定額，確定每完成一個定額記多少工分。然后按照定額把工包給作業組。活兒干完了，經過檢查驗收，實行按件記工。這樣比‘死分活評’進了一步。”

　　陳永貴說：“這個辦法可以試一試。”

　　我說：“你回去試一試。今年咱縣已經有幾個隊進行了試驗，凡是干部認真、驗收嚴格的，效果還比較好。”

　　陳永貴回到大寨，首先在第一生產隊推行，社員的積極性比“死分活評”時要高，報酬也比較合理。1956年就在全大隊推開。由于從生產隊到包工小組都認真試驗，都感到這辦法可以。但是有兩個矛盾突出暴露出來：一個是為了完成定額不注意質量，形成了類似雇傭的關系，你給我多少工分，我給你干多少活。沒有工分的活，本來能捎辦的事也不干。比如一次一個人耕地，地根放著一塊石頭，本來往地邊搬一搬并不費多大力，可他就是不干，只移到已經耕過的地里。人問他為啥不搬到地邊，他說：“石頭上又沒有號著工分。”

　　大寨是這樣，全縣亦然。實行定額管理后，人們都感到社員的積極性倒是提高了，但是生產質量不能保障，特別是年輕人。西大街有個社員鋤地，一天完成了兩個定額，質量卻很差，隊長讓他返工，他和隊長吵了一架。

　　為解決這個問題，縣里開過多次會，跟很多村干部商量過，還找過一些老農征求他們保障營生質量的意見。一個老農說：“這營生質量不能保障不是現在的問題，就是在單干的時候，也有這問題。那時候，一個是懶，一個是沒有技術。耕地、鋤地別看是莊稼活兒，掌握不了照樣不行。特別是年輕人，不好好訓練怎么行?”

　　我問這個老農：“當時單干用什么保障?”

　　老農說：“一個是動口，一個是動手。動口就是要罵、要管，動手就是要用鐮把打。那些不好好勞動的兒子哪一個沒挨過打?”

　　我說：“現在是新社會了，不能罵，不能打。”

　　老農說：“不能罵，不能打，就不能保障質量，還要出懶漢。”

　　我聽了這個老農的說法，忽然想到陳永貴的一些看似極端的做法不能說沒有道理。

　　陳永貴的脾氣不太好，為營生質量不好常常發脾氣，罵人、訓人，因此惹了一些人。有時候社員開會，讓給干部提意見，一些社員就像放連珠炮似地給陳永貴提一大堆意見，歸結起來就是態度不好，好罵人。這個事情我聽說了，就到大寨組織社員討論陳永貴為什么罵人。經過一番討論，群眾都不約而同地說：“人家為的啥?還不是為咱勞動不好，怕社里少打了糧食?人家又不是為自己。”通過討論教育，人們對陳永貴的一些做法也就理解了。

　　因為陳永貴要求嚴，大寨合作化后的農活質量盡管不太好，也還差不多。有些大隊因為干部怕惹人，好也不管，劣也不管，年復一年成了習慣，生產質量嚴重低劣，造成減產。

　　集體化以后的另一個問題是排擠婦女參加生產勞動。過去靠“刮金板”生活的富裕中農是干半年，歇半年。集體化后，全靠勞動來生活，就明顯出現了勞動力剩余。人們都把工分多少看成是生活好壞的標準，所以家里男勞力多女勞力少的人不愿讓女勞力干活，想自己多掙點工分。到地里分配營生的時候，不按體力，不按技術，讓婦女和男人干一樣的活，掙一樣的工分。讓婦女干那些力不能及的活，實際是不讓她們參加勞動。一次壘堾時，本來讓婦女拾拾草、拿鐵鍬鏟鏟蒿，干些輕活就可以，可是男勞力偏讓婦女跟她們一樣抬石頭，留下輕活大家一起干，婦女們大多干不了，只好不干。這就大大影響了婦女勞動的積極性。

　　陳永貴為此開過多次支部會，想解決這個問題，但總是解決得不好。后來他悟出一個道理：如果生產門路擴大，變成人多活多，這問題不就自然解決了嗎?于是大寨后來除搞農田基本建設，增加活路外，又大搞多種經營，這個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解決了活路問題，營生質量問題還是得不到很好解決。陳永貴埋怨營生質量不好，生產隊長反而覺得一天起來忙得昏頭昏腦。后來，大家覺得定額管理這個辦法也有點煩瑣，農活合起來有90幾種，記起工來好多個百分比。白天搞包工，檢查驗收鬧糾紛，腿跑斷、鞋磨爛，營生質量沒保障，社員還是有意見。

　　大寨是這樣，全縣也是這樣。縣里經常開會討論，想方設法改進定額管理，可是討論來討論去，就是拿不出好辦法。

　　大寨關于“改進勞動管理”的大討論

　　1960年，大寨從黨支部到社員，開展了一次大討論，叫“怎么改進勞動管理”。討論中，大家都覺得制度沒有不行，光靠制度也不行，因為制度還是靠人去執行的，如果人的思想不對頭，再好的制度也不行。地主富農有地主富農的制度，資本家有資本家的制度，他們的制度都是造成多數人貧困、少數人富裕的制度。我們的制度是社會主義的制度，是共同富裕的制度，我們的勞動管理也應該體現為集體干活也是為自己干活的思想。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是一致的，不能有二心。可是有些人偏偏不這樣想，總是想少出力，多掙工分，討別人的便宜。這個問題不是靠單純定制度能夠完全解決的。

　　在大討論中，黨支部委員、復員軍人賈來恒說：“定額管理這個辦法雖說天天兌現，干一件事記一件事的工分，看起來好，其實有很大缺陷。要是解放軍在戰場上打仗，每刺一個敵人總要問一問連長，我刺一個敵人給我幾個工分，那仗還能打嗎?解放軍戰士沒有定額管理，打起仗來照樣非常勇敢。他們的辦法是在平時就教育‘當兵為什么’。每一次戰斗都有戰前動員，戰斗一結束開總結評比大會，評哪一個戰士立了功，哪一個沒有立功。這樣就做到了個個有勁，生龍活虎。”這一發言，使到會的人得到了很大啟示。有人說：“我們也像解放軍那樣就好了。”有人卻反對說：“農民還能和解放軍比?”

　　賈來恒說：“解放軍還不是穿軍裝的工農子弟兵?雖說解放軍實行的是供給制，我們實行的是工分制，這是不一樣的。主要是解放軍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緊。既然農民當了解放軍能為革命打仗，那農村也像解放軍那樣大力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社員同樣可以為革命種田。”

　　大家都說：“對呀!解放軍的辦法咱們怎么不能學?”

　　創造“標兵工分，自報公議”的管理辦法

　　方向明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也就出來了。干部、社員經過認真總結集體化以來勞動管理的經驗，對曾經實行過的“死分活評”和“定額管理”反復進行了對比，最后一致同意根據本大隊的實際情況，實行一種既簡便易行，又公平合理的新勞動管理制度。他們把這種制度叫“標兵工分，自報公議”，以便更好落實黨的“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政策，充分調動人的社會主義積極性。

　　“標兵工分，自報公議”的特點是：它既不像“死分活評”那樣每天用很多的時間搞地頭評工，也不像“定額管理”那樣每天計算定額、包工、驗收，而是經過一段時間的勞動(這個階段和農事活動的小段安排相結合)才搞一次評分記分。評的時候，先選一個思想好、干勁大、出力多、技術高、干活最重視質量的社員作為標兵，定出標兵出勤一天得多少工分，然后人人對照標兵，自報該得多少工分，經大家評議后，由支委擴大會審查、調整，最后向社員公布。

　　這種勞動計酬辦法主要不是靠計算，而是靠評議。評的時候又不像“死分活評”那樣受勞動底分的限制，而是完全按照社員的勞動質量和數量同標兵對比，這就把評工記分和思想教育工作結合在一起了，評工會就變成了教育會、生活會，成了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的一種好形式。每評一次工，就是一次群眾性的大鑒定、大排隊、大評比，生動地體現了黨支部大力提倡的為革命種田的共產主義勞動態度，很好地執行了“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分配政策，真正實踐了毛主席提出的“管理也是社教”的指示。

　　由于“標兵工分，自報公議”這個制度簡便易行，干部的事務工作負擔大大減輕，這樣，干部就能夠經常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干部一下地，就為加強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創造了條件。反過來說，只有大大加強政治思想工作，才能保證這種勞動管理制度的認真執行。

　　大寨干部說得好：“這制度靈，那制度靈，離開政治掛帥，什么制度也不靈。”因為制度是人訂的，又是靠人去執行的，不把制度建立在群眾自覺執行的基礎上，光靠制度卡人，只能事與愿違。

　　大寨干部還說：“實行新的勞動管理制度，日常事務的壓力減輕了，政治思想工作的擔子就加重了。減輕那個壓力，正是為了加重這個擔子。”因此，他們在集體生產勞動中十分注意抓政治思想工作，經常表揚好人好事，反對不良傾向，開展“為革命勞動，還是為工分勞動”的兩種思想斗爭，鼓勵社員爭做標兵活，爭當標兵人，把政治思想工作滲透到生產和管理的全過程。同時，大寨還通過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從黨團員、貧下中農和復員軍人中，逐步培養出一支骨干隊伍。依靠這支隊伍，在生產勞動中帶頭實現“三高”，即高質量、高工效、高出勤;帶頭互學互助，開展群眾性的監督;在評工記分時，帶頭實事求是，自報工分，帶頭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使每個社員都能得到合理的勞動報酬。

　　萬事開頭難。大寨開始實行“標兵工分，自報公議”的時候，由于黨支部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緊，多數人很自覺，但仍有個別人勞動時偷懶，評工時卻要多報工分。起初，誰故意多報，大家光是對他開展批評。后來在批評教育的同時，還搞過“二牛對頭賽”。

　　有一次，一個社員自報12分，跟標兵一樣多。大家在評議時給他評了9分，他就大發牢騷，說：“標兵拿镢我拿镢，標兵刨土我刨土，標兵手不停，我也沒閑著，為啥我就不能掙個標兵工分?”

　　大家說：“你跟標兵雖說干一樣的活兒，但是出力大小不一樣，質量高低不一樣，工分怎能一樣?”

　　這時干部出來說：“標兵越多越好，人人成了標兵更好。他愿意向標兵看齊，我們歡迎。”

　　第二天，就讓這個社員同標兵一起勞動，標兵干啥他干啥，標兵咋干他咋干，標兵的工效、質量多高，要求他也做到。沒干兩天，他就頂不住了，只好向大家檢查說：“論體力和技術，我比人家標兵差得遠哩!我多報工分是自私自利思想作怪，今后一定改。”

　　多報工分的現象消失后，不久又出現了一種少報工分的傾向。有些人故意少報一分半分，讓大家往上評，好像這就顯得不自私了。為此，黨支部又抓了當老實人的教育，使社員逐步養成了實事求是報工分的習慣。

　　大寨開始推行標兵工分后，我一直很關注。到1960年7月，陳永貴覺得這個辦法可行，我就去跟大寨一些社員交談，他們也都覺得可以。我又同王殿俊、張老太等勞模商量，看大寨的標兵工分怎么樣。

　　王殿俊說：“這個辦法可以。這幾年來我在林業隊實際上實行的就是這個辦法。林業隊專管林業，大隊定期檢查、評比，不過叫法不同。”

　　張老太則說：“陳永貴這個辦法沒有什么新創造。我們牧業、林業近幾年來就是這個辦法，我們叫它‘大包工、小包工’。比如放羊，一個人放100羊，一年下來看他放的死了幾個，生了幾個，羊的膘情怎么樣，然后給他確定報酬。報酬當然是以最好的為標準，沒有天天評、月月評。”

　　我說：“陳永貴的標兵工分雖說不是新創造，但他是在部分林牧副業實行大包工、小包工的基礎上，全面發展到農業上，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新發展。”

　　張老太這才說：“要說新發展，那也可以。”

　　張老太是抗日戰爭時期的太行勞模，在勞動管理上很有一套，把村里搞得也非常好，因此對其他地方的先進經驗吸收得少。這次他總算承認了大寨的“標兵工分”是新發展。我覺得張老太有了進步，于是又對他說：“老太，殿俊經常到大寨去交流經驗，你有時間也去看一看，給大寨傳授一下林業、牧業的經驗，另外也看一看大寨的農業生產。”

　　張老太說：“我抽時間一定去。”

　　7月下旬，我又到皋落公社，同皋落、車寺、鋪上等幾個生產大隊商量，看能否推行大寨的“標兵工分，自報公議”的管理辦法。他們一致認為這種辦法是在“死分活評”、“定額管理”、“大包工、小包工”基礎上的發展，比“定額管理”先進。不過要推行這個辦法，必須有條件：一是實行“定額管理”好的大隊;二是生產大隊、生產隊有“定額管理”、“大包工、小包工”的經驗;三是群眾對集體化有信心，感到集體比單干能增產。我覺得大家說的有道理，就建議先選一兩個先進生產隊進行試驗。

　　從此，大寨的“標兵工分”就在一些先進的生產大隊逐步推行開來。

　　陳永貴在“標兵工分，自報公議”的勞動管理辦法實行初期，對評工十分留心。每次評工以前，黨支部還要在社員中，特別是在骨干中專門進行一次思想動員，以保障自報公議時報得恰當，議得合理。因此大寨的評工會開得非常認真、嚴肅，誰多一半分，誰少一半分，都要和標兵、和同等勞力反復比較，毫不馬虎。廣大社員說：“一個社員工分定得不合理，也是個有關執行政策的大問題。這不光影響他本人的積極性，還會影響別人。”

　　大寨的評工會還注意發揚團結友愛的精神，強勞力和弱勞力常常在評工會上互相鼓勵。弱勞力對強勞力說：“你們挑重擔，貢獻大，留下輕活兒照顧我們，你們的工分應該多記。”強勞力對弱勞力說：“你們體力雖差，干勁大，出的力氣也不小，要是光憑幾個強勞力能辦多少事情?你們的工分也不能少了。”

　　一個嚴肅認真，一個團結友愛，這就使各種勞力的社員都感到心情舒暢，大家都是只怕勞動不如別人，不用擔心工分記得不公平。因此，經過1960年勞動管理上的大破大立，人們的勞動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從那時起，每天上工不吹號，不敲鐘，到時間大家自動就干起活來。不論男女老少，能干啥就干啥，需要干啥就干啥，干部操心到的事情有人去干，操心不到的事情也有人主動去干，真是“九牛上坡，個個出力”，比一家人還要齊心。

　　由于大家各盡所能，工分又評得合理，表現在分配上，就是“有差別，不懸殊”。強勞力一天得10分、12分，收入高些，弱勞力一天也能掙個五六分。只要有點勞動能力，就能自食其力，什么超支戶、拖欠戶、分空戶都沒有了，分配年年全部兌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大寨充分地體現了出來。

　　看!同是評工記分，“政治掛帥”和“工分掛帥”的結果是多么不同!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何等顯著!

　　大寨開始實行“標兵工分，自報公議”的時候，大體上是十天半月開一次評工會，后來隨著社員覺悟的逐步提高，逐步延長到一個月評一次。

　　“標兵工分，自報公議”為何推廣失敗?

　　1963年，大寨實行的“標兵工分，自報公議”的勞動管理辦法引起了山西省委高度重視，《山西日報》、《人民日報》也連續發表文章，介紹大寨的這一經驗。

　　1961年，我到同屬晉中地區的文水縣工作，感到文水的勞動管理比大寨差了一大截。這里不要說定額管理，有些生產隊就連“死分活評”也沒有認真執行過，要推行大寨的“標兵工分，自報公議”很難，搞不好就會放了羊，適得其反。因此，我在這里就沒有推廣大寨的這個經驗。

　　1967年，我回到昔陽。到大寨時，陳永貴給我談到大寨的勞動管理經驗時說：“經過幾年的實踐，干部經驗越來越多，社員覺悟越來越高，開始是10天一評，現在是一季一評。咱縣其他大隊也實行這個辦法，效果也都好。可是有些人偏不贊成，說什么這是為了圖省事，不是為了搞社會主義，污蔑這個辦法是‘神仙一把抓’，有的還說‘什么大寨工，是大概工’。”

　　我說：“老陳呀，這并不怪。因為人們的經驗不同，各地情況不同，執行起來有的地方好，有的不好。我到文水就沒有執行這個辦法，因為那里的基礎太差。不過，大寨的辦法我是贊成的，到目前為止，大寨的勞動管理我認為是最先進的。”

　　1974年，我到壽陽工作，發現那里的勞動管理水平和群眾覺悟水平跟文水大體上差不多，干部不參加勞動，社員埋怨情緒很大，糧食產量不是提高，而是倒退。群眾說什么“你歇著，我坐著，打不下糧食咱伙餓著”。為此，我在縣委會上提出：“學大寨要學精神，不能照搬大寨的具體做法。現在壽陽學大寨要實行‘三不’：一不搞大隊核算，二不搞大寨工分，三不取消自留地。”大家聽了一致贊成。

　　可是有人把我在壽陽的這些做法匯報給已經當了副總理的陳永貴，說張懷英到了壽陽后提出不學大寨。不久，我把實際情況給陳永貴做了說明。陳永貴聽了說：“你既了解大寨、昔陽，也了解壽陽，從實際出發，有什么錯?”

　　因為壽陽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比較得當，學大寨只用了兩年時間，全縣的糧食產量就從9000多萬斤提高到兩億五千萬斤，翻了一番多。陳永貴對此非常滿意，說：“學大寨就是要學精神。學大寨的管理辦法不能死搬硬套。”

　　1975年，我到運城任地委書記，發現那里的勞動管理大部分實行了“大包工、小包工”。比如棉花多數實行大包工，實際是死分不評。所以有些生產隊的勞動積極性不高。那里流行一句順口溜：“在家等敲鐘，村外等集中，到地等分工，干活是一窩蜂，好壞分不清。”一些社員還埋怨說：“這就是學大寨標兵工分的結果。”我問一些干部、社員，大寨的“標兵工分，自報公議”的具體內容是什么，不僅社員答不上來，干部也是茫然無知。這怎么能把社員沒有勞動積極性的原因歸結到推廣大寨經驗身上呢?

　　在一次省委常委擴大會上，我匯報了這個情況。省里的一些同志一直認為，省里一些地方學大寨學壞了，什么“大寨風，大概分”等等。其實這些地方對什么是大寨工分根本不知道，這怎么能夠學好，又怎么能不出問題?

　　在1967年和陳永貴的談話中，我曾經說：“在辦高級社時，你說要‘理順麻團搓成繩’。從多年的經驗來看，經營管理的要害是勞動管理，只有勞動管理搞得好，才能調動社員的積極性，才能真正實現‘各盡所能，按勞分配’。你多年來在勞動管理上大做文章，從‘死分活評’、‘定額管理’上升到‘標兵工分，自報公議’，這真正是理順麻團搓成了繩。他們說是‘神仙一把抓’，這正好說明大寨實行的辦法好，一些地方想抓也抓不起來呀!在其他地方要搞好勞動管理，還得下大苦功。”

　　陳永貴沒有謙讓，而是頻頻點頭表示贊成。我認為這不是陳永貴不謙虛，喜歡聽表揚，而是實事求是。因為這是有關農村發展的大事，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沒有什么好謙讓的。這是陳永貴的坦率之處，也是他的可貴之處。魯迅說過，謙虛就是實際，凡是切合實際的就是謙虛。

　　作為一個見證了大寨村勞動管理發展全過程的干部，我深深地知道，大寨村能探索出并完全做到“標兵工分，自報公議”這一管理辦法，這條道路應該說是很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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