犧牲與污名

　　二十多年來，留守兒童這個身份標簽，被貼到了61000000人身上。作為東部沿海經濟騰飛的犧牲者，作為區域不平衡發展的犧牲者，這些孩子忍受了冷冰冰的童年，度過了孤獨迷茫、驚慌失措的青年。2018年的一份白皮書顯示，“近1000萬留守兒童一年到頭見不到父母，近260萬孩子一年都接不到父母的一個電話。”[1]

　　他們忍受了這么多年的犧牲，本該得到社會的尊敬和補償。

　　可是，他們不僅沒有得到超越悲情敘事的尊重，沒有得到充分的關愛和教育，在近些年的討論中，他們甚至成為了被污名的對象。

　　一位記者在文章里寫到：“當我們開始注意到(留守兒童)這個名詞時，他們其實已經長大了，在各處角落掙扎求生，謀生的方式千差萬別卻又無例外地瑣碎、卑下，沒有閃光之處。”這篇被自媒體取名為《底層陣痛超乎想象》的文章，在社交媒體上反復刷屏，刺激了人們對于留守兒童的又憐又怕的心理。

　　對留守兒童的刻板印象：瑣碎、卑下，沒有閃光之處

　　仔細想想，留守兒童謀生的方式，不是光明正大的打工、勞動、建設祖國嗎?何來“卑下”可言呢?比起這個時代里許多地產大亨、投資大佬、明星政客的謀生方式，他們的“閃光之處”，恐怕要多得多。

　　《底層陣痛超乎想象》一文，大肆炒作留守兒童高犯罪率，有意無意將與他們敏感的心理特征聯系。

　　不可否認，這些孩子比別的孩子更敏感。在整個成長過程中，難以忍受的不僅僅是孤獨。那種難以描述的、時隱時現的疏離感、被排擠感，容易讓他們失去生活熱情。這些來自農村的孩子，大部分會在社會底層生活。每當社會出現變動，生活困難時，他們中極少的一部分，的確可能越出社會軌道。

　　但凡此種種，折射出的，不正是他們受到不公平對待，受到社會排擠的嚴重程度嗎?

　　另一方面，留守兒童的犯罪率數據，到目前為止，并沒有全國性的調查。2016年發表的一篇論文明確指出，“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留守兒童犯罪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留守兒童犯罪議題受到社會高度關注，具有明顯的污名化特征。”[2]

　　即使留守兒童的犯罪率真的偏高，除了心理原因外，還有著社會監管、未來預期、經濟下行、社會關系網絡等復雜的原因。許多文章用心理原因做簡單分析，很容易產生污名化效果。

　　不僅是媒體文章如此，學術研究也有這樣的趨勢。一位研究者，“跟蹤研究近 400 篇相關學術論文發現，約 1/4 的文章對留守兒童的負面特征有夸大其詞的傾向”[3]。

　　在留守兒童中，真正犯罪者只占到6100萬人中極少的一部分。作為被符號化和被命名的群體，目前，留守兒童并沒有群體意識。將這個沒有群體意識中的一小部分犯罪者，視為這個群體的代表進行敘述，犯了嚴重的邏輯謬誤。

　　恐慌與投射

　　不過，這篇文章在社交媒體被反復轉載，持續流行，并非偶然。

　　2018年，作為一個暗流涌動、刪帖頻繁的時刻，社會情緒的變化無法言明，卻始終隱隱不安。面對社會變化，人們的不安情緒，以扭曲的形態，投射為對某些特定群體的恐慌。

　　留守兒童的污名化問題，幾乎是與留守兒童這個名詞同時出現的。早在1994年，發表于《瞭望新聞周刊》上的《“留守兒童”》一文，就對留守兒童進行了污名化處理。文章說，留守兒童的心理會畸形發展，或變得脾氣怪僻，或變得孤獨內向，甚至乖戾失常。在近些年的新聞報道中，更是充斥了聳人聽聞的留守兒童犯罪案件。不過，以往的報道，并沒有像這篇文章一樣產生廣泛影響。

　　2018年是一個什么時刻呢?

　　這是一個小資本被大資本驅逐，工人力量被壓抑的時刻。這個時刻，大資本集團一步步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地位。以往喧囂蓬勃的輿論場，在接連不斷地敲打后一片沉寂。激進知識分子敏感地嗅到政治氣息，不斷縮小自己的邊界以求得生存。

　　經濟下行和大資本主導地位的確立，對于理論來說，只是分析背景，但對身處其中的許多人而言，這意味著階層跌落、貧困甚至是死亡。

　　不同的聲音消失了，但不同的思想和情緒并未沉寂。對大資本和新興統治集團的批判消失了，對弱勢群體的污蔑卻留存下來。合理的歸因被屏蔽了，扭曲的歸因在四處散播。

　　社會情緒一種扭曲的呈現形態，就是對弱勢群體的恐慌。這種現象并不新鮮，甚至多次釀成災難。對留守兒童的污名化，不過是這種現象的初級階段而已。

　　身份與覺醒

　　對留守兒童的恐懼，不僅指向當下，更多指向未來。《底層陣痛超乎想象》取了一個頗有威脅意味的副標題：“被犧牲的6100萬人，現在長大了”。在文章結尾，借獄警的話說，“他們成年之后進入社會，才是更令人擔心的時期”。

　　這位獄警沒有意識到，這六千萬留守兒童，除了可能成為破壞者外，更有可能是社會變革的積極參與者。一直以來，苦難的承受者們，才更有可能廢除苦難的產生機制。

　　這些留守兒童，有著最強烈的意愿去終結“留守中國”，開創新的局面。他們，經歷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苦難，保留著常人難以具備的克服困難自我突破的能力。他們，正在逐步成為新一代勞動大軍，用實實在在的勞動創造社會財富。如果經濟持續繁榮，他們將成為杰出的勞動者，甚至可能發展為進步的政治力量。

　　當然，目前這個走向寒冬的形勢，使得他們難以復制上一輩人的道路。而他們并不是一個有著統一意識形態的共同體。他們還沒有認同自己的留守兒童身份。他們是建設者，反叛者，還是破壞者，一切還是未知數。但可以確定的是，面臨惡劣生存處境的他們，將根據不同的自我認同，做出不同的選擇來。

　　留守兒童能否成為一個能動的建設性力量，與用何種理念爭奪他們有關。用污名來建構他們的形象，肯定不可能被接受，終將導致他們呈現出殘缺的自我意識。他們與這個不公正世界的相處方式，將變得千奇百怪而趨于暴力。

　　很多留守兒童已經長大，我們無法彌補他們缺失的關愛，但是，我們可以提供一套符合他們整體利益的科學的思想體系。

　　目前，這樣的思想體系是非常缺失的。這直接導致了他們難以徹底反駁對底層的污名。但可以預料到，這樣一套思想體系，將在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基礎上建立起來。

　　留守兒童需要的，是對整個不公正社會結構的徹底分析和簡潔表達，是對自我與歷史使命的認同。他們承受了那么多苦難，理所應當改變不合理的社會秩序，創造一個更為公平的、平衡的經濟結構。

　　當然，這一切，都要以身份意識和群體意識的覺醒為前提。

　　自救與自我

　　社會的污名化，使得很多人難以面對自己的“留守兒童”身份。在認識的朋友中，主動談起留守經歷的人，少之又少。更多人選擇逃避這段生命史，而非從眾汲取力量。

　　在明顯能夠感受到的，身份等級制度死灰復燃的背景下，留守兒童很難超越這種污名想象。這種污名話語甚至將越來越惡劣。

　　除非留守兒童們，主動發聲，有所作為。

　　要想獲得生存空間，獲得與自己的犧牲和付出相匹配的話語權，留守兒童們必須首先接受自己的身份，認識并看清自己的命運。唯有接受這個身份，才能為這個身份“正名”，才能與這個身份“和解”，才能以這個身份為主體，去說話，為人，做事。正如項飚所說，要認命，別認輸。

　　當留守兒童們長大之后，又像父母一樣，忍受著與孩子分離之痛，走入工廠車間，開始日復一日的流水線生活。一些離開底層的青年，也成為了各個崗位上加班加點的勞動者。他們先以痛苦的犧牲貢獻于經濟增長，繼而付出青春和汗水參與祖國建設，承擔著實實在在的勞動，又有什么地方不值得驕傲呢?

　　當整個時代不給予留守兒童以正義時，唯有靠自己把正義創造出來。

　　在建立身份認同之后，應該告別悲情敘事，考慮合作，團結，抗爭和奮斗。有朝一日，在留守兒童的大家庭和共同體當中，他們將學習和學會交流溝通、相互諒解，并肩戰斗。作為傳遞意識形態的知識分子，應該為幫助他們達成這一目標而努力。

　　附錄：在寫作此文時，想起了我的三個留守兒童“朋友”，他們故事坎坷復雜，但卻從沒有“卑下”、“瑣碎”過。

　　月桂

　　只有五歲的月桂哭起來，根本哄不乖。

　　她哭得聲嘶力竭，嗓子快發不出聲了。天快黑了，她的爺爺奶奶沒有來尋她。我站在旁邊，哄她，手足無措。把她絆倒的九歲的月仙也站在旁邊，眼神里布滿了驚恐。

　　其實月桂摔得不算嚴重，肩膀著地，她用另一只手撐了一下。我突然想，有時候，人哭，并不是因為當時遇到了困難，而是長久隱藏的對命運的憤怒和悲傷。

　　月桂只有五歲，她媽媽剛好離開這個家五年。兩年前，他父親外出打工，也不怎么回來。一個見不到媽媽的小女孩，還要不斷地被別人追問，你記得你媽媽長什么樣子嗎?你媽媽還活著嗎?在她建立對世界的認識，就埋下了對世界不公的憤懣。

　　月桂還小，小伙伴一起游戲，我總是看到她跟在別人后面跑。她眼睛很大，扎著小辮子，哭起來停不住，笑起來也停不住。不知道她從哪里學會了《世上只有媽媽好》，她把這首歌唱給我聽。我也產生了那種對命運的憤怒和悲傷的心情。

　　不知道她父母離開她的時候，心里要被撕開多少疤，眼里要流多少淚。

　　可是，我也能理解她的父親。沒辦法，農村養不活人，留不住人。

　　我只是這兩個小女孩生命中的一個片段。2015年夏天，結束支教后，我回到學校，告別了她們。但留守兒童這個屬于時代的符號，卻永遠不可能離我的生活遠去。

　　宇晨

　　那是2017年冬天，時隔七年，我再次遇到宇晨。他留了一個爆炸頭，像飛車黨，穿著白色的夾克，衣服上和手上都是銀色鎖鏈。他說，從醫院里出來后，這個造型，已經一年多沒換過了。我讓宇晨過來做志愿者，我告訴他，必須換掉，不然不可能通過面試。

　　他馬上去剪了平頭，黝黑的皮膚配上平頭，仿佛一下找回了他七年前樸實、真誠的人設。這七年間，宇晨在昆明、南京、上海、廣州、成都、玉溪幾次流離。他說，一開始從學校出來，想著考不上高中，憑借踏實肯干，怎么也要干出一番事業。在成都工地上起早貪黑干了兩年，專門扛著鋼鉗去擰鋼筋，每天太陽暴曬，才十九歲，就像三十歲的大漢了。

　　結果呢，半年工資被老板卷走了，自己還被騙進了傳銷。聽到驚險處，我心里吸口涼氣。不過，他居然從傳銷組織里逃出來了，還是想著要好好干，又到處打工。幾年下來，積蓄攢了一些，找了個女朋友，準備結婚。終于要修成正果了。

　　談到結婚，不能不讓人頭大。昆明的房價自然是買不起的，小縣城的房子也湊不夠錢。女方家里自然有怨氣，就在這時候，宇晨的父母離婚了。他父母在外地打工已經很多年，時常吵架，終于離了婚。幾年來，宇晨的脾氣愈發暴躁，越想越悲涼，直接用刀割了手腕。血流了一房間，還好被及時發現，送到醫院里躺了七個月。出院后，他花光了積蓄，留下了一條命，沒能挽留父母的婚姻，還弄丟了女朋友。

　　他苦笑著調侃說，女朋友分了好，要是留著結了婚，養個孩子還得送回老家去，多難受啊。

　　小鵬

　　小鵬不喜歡說話，從小到大，從沒變過。小時候，他父母在廣東打工。他把父母帶回來的零食分給我，只給零食，從不說話。這真是內向到了極點的人。

　　他一直默默讀書，一路綠燈，到了一個985大學，學的工科，過上了肥宅生活。國慶假期，我順道去看他。在校園里鵝黃色的路燈下，我興致勃勃地給他講馬克思主義，新工人，剩余價值理論。那時候這些概念對我而言，誘人極了。

　　小鵬聽我講了快兩個小時，一臉困惑。送我走的時候，他總結說，你一直是這樣，太理想主義。我要做的事情，是努力不要讓我的孩子，再過上我們以前的生活。僅此而已。

　　我反射性地說，那中國有六千萬和你一樣的留守兒童，有三億農民工，他們怎么辦?他恢復了沉默，送我出校門，坐上車。我的坦率惹惱了小鵬，我沒有意識到，他是反感留守兒童這四個字的。此后幾年，我兩都在外漂泊，他連寒假都不回家，一直沒有機會再見面。

　　畢業后，他考入一個縣城政府工作。我們的聯系居然變多了起來。他常常熬夜加班工作，當地朋友太少，家里聯系也少，變得郁郁寡歡。

　　直到這時，他的父母還在廣東打工。

　　想要了解更多留守兒童的心里話，可以點擊視頻

　　[1] 劉遠航：《白皮書：近千萬留守兒童一年到頭難見父母，最怨恨被父母忽視》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585046

　　[2] 姚建龍、常怡蓉：《留守兒童犯罪:污名化的反思與修正》，《中國青年社會科學》，2016年04期。

　　[3] 任運昌：《高度警惕留守兒童的污名化——基于系列田野調查和文獻研究的呼吁》，《教育理論與實踐》 2008年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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