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社一體”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常被人提起，但是對它們的理解或許還不是很清晰。談這兩個概念之前，先介紹一個農村的具體事例。有一本書叫《塘約道路》，作家王宏甲在這本書里詳細介紹了一個叫塘約村的發展經驗，關于塘約村的報道也已經有很多。

　　塘約村發生了什么?

　　2014年6月，屬于國家二級貧困村的貴州省安順市平壩區塘約村經歷了一場洪水災害，村民生產、生活損失慘重，也把這個村子推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洪災之前，這個折射了廣大貧困農村典型形象的村子，青壯年幾乎都外出打工，村里留下的多是婦女和老幼病殘。全村有3300多人，勞動力1400人，外出打工最多時候為1100多人，接近80%(如今這種現象在全國不同地區的農村依然普遍)。洪災過后，不少村民、村組的路、田、房屋都被洪水沖沒有了，如何面對現實?用這個村的干部說法“窮則思變”，在這種困難下，村干部選擇帶領村民走合作化道路，發動村民自愿將自己小塊分散的土地流轉到村集體成立的合作社，由合作社負責統一規劃發展。合作社內部按照不同行業成立農業、運輸、建筑等不同專業隊，專業隊下面又分為組，比如農業專業隊分成4個組，有80人(農忙時臨時用工有300多人)，每個組負責人稱為班長，組內主力是婦女。按照合作社的管理方法，班長實行年薪制，對自己組的生產任務負責，完不成預訂產值，扣年薪，超過產值，超產部分30%歸班長，70%歸合作社。比如：一個婦女在農業專業隊工作，水田勞作一天100元，旱地80元，一個月有4天休息，出勤26天算一個月，月工資是2400元，不滿26天，按天扣工資，超過按天付加班費。各個組所定產值是保障團隊支付基本工資的產值。歸合作社部分，再按照40%歸社員，30%歸合作社，20%提留公積金，10%提留村委會辦公。除了這些專業隊，合作社還成立有水務管理工程隊、婦女創業會、市場營銷中心等專業團隊。社員將承包地流轉到合作社，按照標準，折算為入股份額，定期拿到土地股份收入(類似于土地租金)，合作社按照一年經營情況，再支付社員分紅。

　　合作社以這種管理分配制度把農民組織起來，把全村土地集中起來。按照統計，2014年，這個村貧困人口為643人，農民平均純收入3786元;2015年，貧困人口為82人，農民平均純收入7943元;2016年，貧困人口減少到19人，農民平均純收入達到10030元。農民外出務工人數2014年為860人，2015年為352人，2016年減少到50人。王宏甲在他的《塘約道路》一書中寫到：“村還是那個村，人還是那些人。分散了，誰也看不出來一個村的力量;集中起來，眾志成城。”

　　塘約村說明了什么?

　　農民組織起來，比什么都更重要。像很多人喜歡講的“村社一體”(或者“村社合一”)，塘約村也被概括為“通過村社一體的形式把農民組織起來”，也有很多人擔心塘約村是“重走集體化道路”。“村社一體”這個概念十分模糊，甚至被亂用，只要在合作社名義下發展的農村，經常會說成“村社一體”。這是因為很多人對農民專業合作社和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概念比較模糊，無法正確區分，既使在法律上也是如此。比如有的農村有一個農民專業合作社，合作社負責人、理事由村“兩委”人員擔任，從事某一專業生產經營，合作社提供技術服務、銷售服務、生產資料服務等，仍由社員繼續經營自己的承包地，這種組織模式會被稱為“村社一體”模式。有的農村成立一個村級合作社，村民自愿流轉承包地到合作社，由合作社統一生產經營(也有合作社再流轉給其他人生產經營)，社員按照流轉土地大小，折算為入股份額，定期獲得土地入股收入(或者土地租金)和合作社分紅，這種組織模式也叫作“村社一體”模式，塘約村的“村社一體”即是這種組織模式。還有的農村有個別有實力的人組織成立一個專業合作社，合作社負責人不是村干部，是由其本人或指定的人擔任，吸引村民入社，這種組織模式也被指為“村社一體”。目前，農民專業合作社已經泛濫，作用也經常受到懷疑，套取農業政策資金，企業掛狗頭賣羊肉，謀取私利等等已經成了公開的秘密。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上的概念，農民專業合作社指在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農產品的生產經營者或者農業生產經營服務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聯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經濟組織。這種互助性經濟組織在我國有很長的歷史，在費孝通早年的書中都有提到。村集體經濟組織不同于農民專業合作社，是指依據土地集體所有制而存在的社區型公有制經濟組織。這種公有制經濟組織在1950年代才有。按照《民法總則》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合作經濟組織、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與各類機關一樣都為特別法人，并規定對“未設立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村民委員會可以依法代行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職能”，這也正是當前大多數農村普遍的現狀。直到現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這個公有制性質的組織還沒有一部正式的法律頒布，其他各類法律也都只是模糊的引用一下憲法上這個叫法而已。很多人提倡壯大村級集體經濟，保護和加強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權利，但是并沒有注意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這個對農民來說有重要經濟意義的組織一直被缺失，或者說一直被村委會這個管理公共事務的組織所替代。目前，在全國普遍推進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中，股份經濟合作社或經濟合作社被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主要載體。

　　農民專業合作社與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載體的合作社有什么區別，有學者總結為：農民專業合作社是個別農民自發組織設立的，而社區性的合作社是否設立需要全體成員決策;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成員沒有地域限制，甚至可以是公司等企業事業單位，而社區性的合作社的成員只能是本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農民專業合作社經營服務的內容專業性較強，主要以其成員為服務對象，為成員提供農業生產經營服務，而社區性的合作社經營范圍更廣泛，交易對象也不一定要以成員為主，但其對社區承擔的義務可能更多。準確來說，塘約村的合作社與“村集體經濟組織”概念更接近，用“村社一體”概念更準確。正如田文玲在文章中說的，塘約村的“合作社是從事生產經營的部門”，“村民組是管理村寨公共事務的部門”，這樣“村社一體”分工明確，職責清晰。

　　有人要說塘約村是“重走集體化”道路，再嚴重一點是走“回頭路”。有這種顧慮的人要么是對“集體化”有嚴重的恐懼和排斥，只要聽到“集體”，立即變得敏感起來，不管如何，先否定再說;要么是不了解歷史，對“集體化”僅有片面的認識，或者是見到別人這么說，自己不加判斷，也跟著這么說。農民組織起來，調動廣大農民積極性，即使在過去舊社會，也是解決農村農民生產生活困難的一條重要出路。自稱為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現代社會，卻對“集體化”加以責難，或者視而不見，而對“個體化”標榜學習，歌功頌德。現在不管是官員，還是學者，對農村農民經常抱有懷疑、貶低、不信任的態度，在他們眼里，農村農民要靠外力，靠有勢力的人，企業家、能人、鄉賢、干部才能振興，靠農民自己干不好事，塘約村的經驗，恰恰是證明農民組織起來可以實現農村的發展，甚至能發展的更好。

　　也有一些人要問，塘約村的經驗可以復制嗎?在現在這個急于求成的時代，很多人總是想走捷徑，坐享其成，對任何出現在他面前的成功事物都要追問一句“它是否能復制”。這就像學生考試做題一樣，懶學生總想找現成的答案，一抄了事，遇到傳統閉卷題目，復制答案還能適用，遇到開卷題目或者一個新的題目，還在想著復制答案。塘約村是村民自己組織起來，尋找他們自己發展出路的成功實踐，關鍵在于塘約村農民愿意組織起來，處境好的農民愿意和處境差的農民組織合作。對很多貧困農村來說關鍵的困難在于農民是否能夠組織起來，在貧富差距大的農村尤為困難的是農民是否愿意組織起來，如何組織起來。正如作者田文玲講的，“對于貧困農民來說，組織起來是自己救自己。越是貧困群眾，越容易覺悟，越是貧困的地方越是迫切需要組織起來。越是貧窮的地方，越沒什么東西可以失去，組織起來，抱團發展，相互取暖，才有希望。”

　　現在人們已經普遍意識到，土地細碎化是農業農民面臨的主要障礙，對這一問題的解決辦法，目前是放活農民承包經營權，即承包地“三權分置”，也就是集體所有權不變，以前的農戶承包經營權分解成承包權和經營權，承包權仍屬于農戶，經營權只要在不改變土地權屬和用途情況下可以自由流轉。這為解決土地細碎化問題，發展規模經營打開了方便之門，但它是否為小農戶打開了致富之門，為他們避免被歷史車輪拋棄指出出路呢?經營權流轉給誰，對農民是自由的，但是對農民的作用是有很大差別的。在塘約村，農民承包地經營權流轉到合作社，合作社統一規劃利用，帶動農民共同發展，土地牢牢的掌握在集體和農民手中，并且發揮出它內在的巨大價值。在塘約村之外的大多數農村，大量的土地紛紛流轉到所謂大戶、企業、大資本的手里，農民更像是“地主”，集體更像是有名無實的權利人。但是農民不會因為更像“地主”而生活變得更好，他們每天不得不為更加不穩定的生計、溫飽問題起早貪黑，加倍努力，更快的透支著自己的身體。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