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一個大學生到小崗村調研的報告，講小崗村幾乎所有的公共設施等都是政府或其他企業投資興建。還講小崗村曾向河南南街村學習取經。

　　下面轉載兩篇文章

中國改革第一村小崗村現狀:

　　從1978年至今，安徽省鳳陽縣的小崗村，一直是主流媒體宣傳的農村改革開放的主要典型。官方媒體在報道中繪聲繪色地描述說：20多年來，小崗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草房被瓦房和樓房取代;黃泥巴小路被寬敞的水泥大道替代，村小學、自來水、電燈、電話，還有衛星電視接收系統，都在小崗村出現;彩電、冰箱、摩托車等高檔生活用品已進入農戶家庭，成片的葡萄園已進入盛果期，……小崗村正在闊步邁向小康!

　　當地政府出資建立了村口的“大牌坊”，江蘇省張家港市援建了水泥大道，安徽省出資建自來水供應系統和村辦學校以及通到村里的柏油路，鳳陽縣電信局免費給家家戶戶安裝了電話(不幸的是窮農戶們打不起電話)，家家戶戶都擁有的彩電和小崗村專用車全部由企業和社會贈與(只知自私自利的小崗村人，不知道愛惜集體財產，將衛星接收天線裝制兩個“大鍋”翻倒在招待所院內，任其銹跡斑斑。)，安徽省財政廳贊助5000元買物品發給村民過春節(每戶一般發一桶油，當年18家按手印“分田單干”的村民每戶發兩桶，再加一條煙，分地時的生產隊正、副隊長嚴俊昌、嚴宏昌兩位帶頭人除兩桶油一條煙外，多補一箱酒)，……。

　　小崗村村民嚴留昌對記者說：“你們記者在這里看到的絕大部分設施是在前國家主席江澤民1998年9月到訪前的3個月內，官方投資突擊搞起來的。上級不希望小崗給安徽丟臉。小崗人沒有花錢，也沒有錢花。”

　　因此，主流媒體對小崗村的宣傳報導同事實大相徑庭!

　　對于小崗村的實際現狀，非主流媒體描繪出來的完全是一幅“江山依舊，舊貌猶存”的令人愉快不起來的畫面：

　　1.2004年被安徽省委組織部選派到鳳陽縣小崗村擔任黨委書記、村民委員會主任的沈浩(安徽省財政廳副處級干部)，在向安徽省委領導如實匯報小崗村的發展現狀時說：小崗村這些年幾乎沒有發展，“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之前“貧窮落后”，現狀是“溫飽有余”。

　　2.小崗村村民嚴宏俊(當年按血手印分田單干的18名發起人之一)深有感觸地說：“分那一畝二分地，現在只能管溫飽，年輕人都出去打工，家里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殘人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廢著，就是廉價賣給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都不成，邁不開步子啊”!

　　3.陳桂棣、春桃夫婦在《中國農民調查》一書中曾經總結說：改革20年后的小崗村只有8個字可以形容——“江山依舊，舊貌猶存”。

　　4.南京農業大學陳文林教授認為：小崗現在應該是“落后”的代表!

　　上述主流媒體的宣傳報導和非主流媒體的說法，誰正確呢?11月9日，主流媒體新華社無意中做了結論：“江山依舊，舊貌猶存”的說法是正確的!

　　11月6日，安徽省委組織部選派到鳳陽縣小崗村擔任黨委書記、村民委員會主任的沈浩(安徽省財政廳副處級干部)不幸去世。11月8日，沈浩的骨灰安葬在了小崗村公墓。11月9日早晨，中國官方的權威新聞機構新華社發布了有關沈浩和小崗村的消息，標題是：《“請讓我們為他立座雕像”——小崗村村民追憶村黨委書記沈浩》。消息中有如下兩段話(著重號系引者加)：

　　“村民們告訴記者，沈浩剛到小崗村時，小崗很窮、很亂。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縣平均水平，村集體欠債3萬元，人心渙散，村里連續多年沒有選出‘兩委’班子，村里亂建房、亂倒垃圾普遍，環境很差。這與‘中國改革第一村’的名氣相比十分不相稱。

　　為了改變這種現狀，上級也曾多次下派干部到小崗，嚴俊昌說，這并沒有給小崗帶來多大改變，村民們對下派干部不抱太大希望，沈浩2004年剛來時，大家也認為他是來‘鍍金’的，并不信任。”

　　新華社發布這一消息的初衷，雖然是為了宣傳沈浩的政績，但是，無意中把樹立小崗村為“中國改革第一村”的所有權貴精英送上了政治歷史的審判臺!——1978年樹立起來的中國農村改革的典型，多名領導人親臨視察，得到社會多方的無償援助，在給中國農民做了26年的光輝榜樣之后，到2004年“沈浩剛到小崗村時，小崗很窮、很亂。

　　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縣平均水平，村集體欠債3萬元，人心渙散，村里連續多年沒有選出‘兩委’班子，村里亂建房、亂倒垃圾普遍，環境很差”。權貴精英們把這樣落后的村莊作改革典型強加給中國農民，簡直就是要廣大農民向靠社會施舍過日子的乞丐學習看齊，在“人心渙散”的“很窮、很亂”的狀態中南轅北轍式的“奔小康”，也就是要廣大農民繼續窮困下去!事實也確實如此!

　　改革過了30年，象小崗村這樣分田到戶的農村，至今沒有一個村莊是達到了“小康”水平的(小崗村得到了那么多的無償援助都達不到“小康”水平，那些根本得不到無償援助的眾多村莊怎么能夠達到“小康”水平呢?)!倒是那些沒有分田到戶或分了田又合了起來的、保持了集體經濟的農村“奔小康”的大有人在!——黑農江省的興十四村、河北省的周莊人民公社、江蘇省的華西村、湖北省的洪林村、河南省的劉莊村和南街村、等等、等等。

　　是小崗村人本身屬于扶不起來的討飯叫花子呢，還是權貴精英們支持小崗村人分田到戶是造成小崗村“人心渙散”、“很窮、很亂”了26年的根源呢，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呢?!中國的古人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有比較，才會有鑒別”，因此，只要我們把南街村和小崗村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個清楚明白!

　　河南省臨穎縣的南街村，象小崗村那樣采用分割土地單干3年之后，就已經認識到分田到戶單干不可取!于是，又立即進行了“走回頭路”的改革，即由倒退重新前進到了合作化集體干!

　　南街村人在農業生產中實行統一規模經營，建立集體農場;分設四個專業隊，僅用70多人從事農業生產;實現了耕播收打機械化，種植區域化，品種優良化，管理專業化;形成了林、田、路、電、渠、水、機械七配套，達到了旱澇保豐收;最近幾年小麥畝產都在450千克以上;村辦集體企業26個，大多數勞動者從事工副業生產，1991年村辦企業產值達億元以上，1992年實現產值2.1億元，1995年完成產值12億元。

　　隨著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村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村集體免費給村民供給水、電、氣、食用油、面粉、雞蛋、啤酒、節假日食品;兒童免費入托入學;村民防疫治病、人身保險、計劃生育、文化娛樂等費用，農稅和各項農村提留均由村集體負擔，每年村集體承擔的免費款額達400多萬元;村民住宅樓每戶建筑面積92平方米，每套三室(二室)一廳，家用電器、家具、炊具、制冷、取暖設備由村統一配備;村民生活正在闊步邁向城市化。

　　村民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水平大幅度提高，學雷鋒、樹新風、講奉獻已蔚然成風，村民自覺參加義務勞動每年不少于2.5萬人次;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愛集體活動深入人心。(見《南街村簡介》1996年)

　　堅持走合作化集體道路的南街村，經過17年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團結進步，依靠發展集體力量產生的巨大生產力，在1995年就已經基本上“奔小康”了。堅持走分田單干道路的小崗村，扛了26年“中國改革第一村”的大旗，在2004年仍然“很窮、很亂。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縣平均水平，村集體欠債3萬元，人心渙散，村里連續多年沒有選出‘兩委’班子，村里亂建房、亂倒垃圾普遍，環境很差”。

　　過去，權貴精英們不是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叫得震天動地嗎?!現在，面對實踐對小崗村走分田單干道路和南街村走合作化集體道路檢驗的結果，權貴精英們還有巨大的政治勇氣和巨大的理論勇氣承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嗎，還有巨大的政治勇氣和巨大的理論勇氣敢于進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嗎?!

　　沈浩看到了小崗村的癥結所在!他實事求是，承認“中國現在發展得比較好的明星村都是靠集體經濟壯大的”這一最頑強的事實。他在自己的博客中說：

　　“第一.就是要加強以村黨組織為核心的村級組織建設。首先，要選好配強一個群眾信任、能力較強的‘兩委’班子，特別是要選好一個‘領路人’。對此，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指出，‘建設一支守信念、講奉獻、有本領、重品行的農村基層干部隊伍，對做好農村工作至關重要。’其次，要加強各類專業合作組織建設，通過成立各種專業協會、合作社，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實踐證明：毫無組織、一盤散沙的農民是難以走出溫飽、實現富裕的。必須把農民有效地組織起來，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提高農業效益，增加農民收入。

　　第二.就是要加強對廣大農民群眾的教育，包括思想教育、文化教育、科技教育、法制教育，等等。通過教育，轉變農民群眾的思想觀念，傳授發家致富的技能本領，提升農民的文化層次和誠信道德意識。教育的方式應當采取多種方式、多種途徑，可以采取培訓授課，也可以采取示范引導，要多渠道、多層次地對農民開展教育，提高教育效果。只有把農民組織起來，教育好，才能真正發揮他們的主體作用，才能真正實現新農村建設又好又快推進。”

　　基于上述正確的認識，沈浩有意帶領小崗村人通過走發展集體經濟致富的道路。為實現這個美好的愿望和理想，沈浩作了以下嘗試和實踐：

　　1.在2004年11月，沈浩“組織了一場‘紅色考察’，這也是一次‘洗腦之旅’，集中參觀了4個走集體經濟道路致富的明星村(大寨、耿莊、紅旗渠、南街村)學習經驗，反思自己的發展之路”。在告別南街村時，小崗人在留言簿上留言說：“學習南街村，壯大集體經濟，走向共同富裕”!沈浩承認：“當時考察完后，大家都覺得很慚愧，小崗落后了。在返回的路上，我們就開會討論，下決心招商引資辦工廠，走集體經濟致富之路。”

　　2.在2006年1月25日下午，沈浩在全體村民大會上宣布：春節后要把小崗村當年分到各家各戶的土地重新集中到村里，合并開發利用。在“合地”動員大會上，沈浩向村民們保證“土地拿上來絕對不讓大家吃虧”：“合地”后將建成“農業合作農場”，2006年將使小崗村人均收入突破5000元人民幣(現在小崗村的人均收入不到4000元);“合地”的方式是農民以土地入股;沈浩希望村民過年期間“好好議議”，年后就動手，正月十六開始蓋農貿市場。

　　3.沈浩在接受《鳳凰周刊》的采訪時表示，兩年前他初到小崗村就有意把小崗村的土地重新合起來，因為“小崗的土地分散，形不成規模，還是一家一戶的生產模式，只能解決吃飯問題，不能解決發展問題。村民以前吃不飽飯，現在有飯吃了就滿足了，再加上媒體不負責地吹捧，讓小崗人麻木了。”

　　雖然沈浩關于“合地”后將建成“農業合作農場”，2006年將使小崗村人均收入突破5000元人民幣(現在小崗村的人均收入不到4000元)的愿望和理想是十分美好的，但是，卻是很難實現的!他低估了以下兩個嚴酷的現實問題：

　　1.1978年，寧愿討飯甚至餓死也不給集體干活的小崗村人，堅決要求實行“分田單干”的。將近30年來，靠按手印走“分田單干”道路而出盡了風頭、撈足了各種榮譽和實惠的嚴俊昌們，可以贊美“沈浩這孩子脾氣特別好，你說話輕、說話重，他都笑著聽，你今天沖他嚷嚷，明天找他幫忙，他還是會想一切辦法幫你。對村里老人，像對自己親人一樣……”，“沈浩的老母親90多歲了，愛人在合肥上班，平時也很忙，女兒沒人照顧，只好送到老家蕭縣上中學。他為小崗村付出了一切啊!”但是，絕對不會否定自己、支持沈浩走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將近30年來，先富起來的、在主流媒體上大言不慚地宣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反動腐朽信條并官居小溪河鎮副書記的嚴德友們，是堅決反對社會主義集體化的。

　　將近30年來，外界對小崗村的無償援助使小崗人坐享其成慣了，只愿出租土地收取地租實現不勞而獲，完全喪失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一句話，小崗村是權貴精英們培育出來的一株浸透了自私自利劇毒的懶惰乞丐之花!所以，沈浩提出集中土地的主張是陽春白雪，和者蓋寡，得不到小崗人的積極響應和支持：“合地”動員大會剛開始不久，當年小崗村的生產隊長、“大包干”發起人之一的嚴俊昌悄然離開了會場，而不少村民在場內四下打聽，關注春節村里會發給自家多少食用油!

　　2.1978年，小崗村被權貴精英們樹為“中國改革第一村”的理由，正是“分田單干”!沈浩認為小崗村的發展遠遠落后于其他明星村的原因，正是當年的“分田到戶”!不管沈浩的主觀愿望多么地美好，出發點多么的符合現實事實，結論多么地實事求是，客觀效果和結局是同樹立小崗村為典型的權貴精英們唱對臺戲，對著干，“合地”后將建成“農業合作農場”的必然結果是回歸集體，因而是“砍旗”行為!雖然從政治、經濟、思想等各方面看，小崗村都是樹立它為典型的權貴精英們的沉重包袱，但是，堅持分田單干“30年不變”且一貫自命完全正確的權貴精英們還是要維護小崗村這個典型的，就象維護五毒俱全的制造“傻子瓜籽”的年廣久一樣。所以，沈浩提出集中土地搞社會主義集體化的主張，是得不到維護小崗村典型的權貴精英們的認可的，他們只認可資本兼并土地的“土地流轉”之類的改變。

　　因此，雖然沈浩深得小崗村貧窮農戶們的愛戴，3年期滿后98人按下手印，極力挽留3年，第二個3年期滿后，183人按下手印，還想再挽留3年。但是，沈浩初到小崗村就有意把小崗村的土地重新合起來，帶領小崗村走社會主義集體致富道路的愿望和理想，在長達6年的時間里壯志難酬，最終釀成了“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的悲劇結局!

　　安徽省先后派5名干部到小崗村任職，只有沈浩得到小崗人的信賴。

　　造成沈浩深得小崗村貧窮農民們愛戴的原因，是他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他關心貧窮農民，在自己的權限內盡力為他(她)們解決實際問題和困難。新華社的消息列舉了以下事例：

　　“‘沈浩在小崗村掛職這6年，沒有節假日、沒有星期天，除了外出開會、招商，基本都在村里，哪一年春節都忙到大年三十中午才回家，年初二又回到村里。’大包干帶頭人嚴俊昌告訴記者：‘沈浩的老母親90多歲了，愛人在合肥上班，平時也很忙，女兒沒人照顧，只好送到老家蕭縣上中學。他為小崗村付出了一切啊!’

　　69歲的五保戶韓慶江患有肺結核，沒錢醫治，是沈浩把他送到鎮醫院住院治愈，沒讓韓慶江花一分錢。韓慶江說：‘要不是沈書記，我這條命早就沒了。’

　　50多歲的關友林全家6口人，4位智障，生活十分困難，他告訴記者，沈浩對他特別照顧，自己的被子、衣服都是沈書記送過來的。

　　困難戶韓德國的孫子出世后，母乳不夠，家里又買不起奶粉，找到沈浩，他二話不說就從自己口袋里掏出1000元。

　　70歲的毛鳳英家境貧寒、常年生病，她兩次找到沈浩都沒空手而歸，一次1000元，一次500元……

　　追憶起沈書記，村民們無不動容。88歲的邱世蘭哭著說：‘沈浩真是好人啦!要是能用我的命把這好孩子換回來就好了!’她頓頓手中的拐杖。‘這拐棍就是他回省城給我帶來的，說碰到我時發現那根爛了，不好用，怕我跌倒摔著了!’

　　2005年一天深夜，小崗突降暴雨。困難戶徐慶山突然聽見有人喊門。探頭一看，光著腳的沈浩滿腿爛泥、渾身透濕站在門外。原來沈浩擔心徐慶山住的房子是危房，經不起狂風暴雨，幫他找好臨時居所后，連夜來喊他立即搬過去。

　　嚴俊昌說：‘沈浩這孩子脾氣特別好，你說話輕、說話重，他都笑著聽，你今天沖他嚷嚷，明天找他幫忙，他還是會想一切辦法幫你。對村里老人，像對自己親人一樣……’”

　　造成沈浩悲劇的原因，是他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不能在主要問題上實現：沈浩初到小崗村就有意把小崗村的土地重新合起來，帶領小崗村走社會主義集體致富道路的愿望和理想。但是，十分不幸的是，在長達6年的時間里，他渴望通過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帶領小崗村貧窮農民脫貧致富的愿望和理想，不僅得不到應有的理解和支持，還要被迫違心的不得不為資本所需要的“土地流轉”、“公司+農戶”等忍辱負重，勞累奔波。

　　渴望實現愿望和理想的滿腔熱血付之東流，壓抑痛苦的悲涼心情無處傾訴，和新生資本家在談判桌上的周旋、在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的酒桌上的過量應酬，被人間佳釀焚毀了他45歲的生命之花，11月5日晚上睡下去睡著了，但卻是永遠地睡著了，再也醒不來了!沈浩告別人世的時候身邊沒有任何人，也沒有留下片言只語，睡夢中帶著他不能實現小崗村貧窮農民們“走集體經濟致富之路”的壯志夙愿、帶著無限的遺憾和萬分的無奈去了，睡夢中悄無聲息地離開了寄托他的美好愿望和理想的私欲泛濫成災的世界，睡夢中悄然無聲地離開他為實現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愿望和理想進行奮斗而沒有實現的特色混沌的世界，睡夢中悄不言聲地離開了他90多歲的老母親和妻子女兒等親人們生存的世界!沈浩走的突然，為他的親人們留下了無盡的沉痛和哀思：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

　　沈浩走了，中國少了一個為人民服務、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沈浩走了，他是被“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反動腐朽信條害死的!

　　小崗村和南街村

　　小崗村，是中國農村改革的發源地。有“中國十大名村、安徽省歷史文化名村”等美譽。以前卻是一個出了名的窮村。1978年，十八位農民以“托孤”的方式，冒著極大的風險，立下生死狀，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了紅手印，創造了“小崗精神”，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2004年，時代先鋒，優秀共產黨員、模范基層干部沈浩同志到小崗村任黨支部第一書記，帶領全體黨員、民眾進行新的創業，小崗村又獲得了飛躍式的發展。2008年9月30日，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胡錦濤總書記到小崗村視察。景點有“大包干紀念館”等。2008年以前，小崗村由兩個自然莊組成，即小崗和大嚴隊。位于安徽鳳陽縣東部，隸屬小溪河鎮，距京滬鐵路4公里，距省道307線7公里，距明光、臨淮兩個淮河航運碼頭均20公里。小崗村下轄23個村民小組，擁有849戶、3823人，耕地面積8713畝，人均耕地2.28畝。

　　南街村，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它是集體主義經濟的代名詞。在堅持集體主義的原則下，南街村幾近實現了共同富裕，經濟平穩發展，社會和諧，人們安居樂業。南街村成功的關鍵是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堅持集體主義。南街村位于河南省臨潁縣城南隅，緊靠107國道，西臨京廣鐵路，東臨京珠高速公路。全村有回、漢兩個民族，共848戶，3180口人，1000畝耕地，總面積1.78平方公里。村里有26家村營企業，諸如拉面工廠等。1984年，村辦企業的總產值只有70萬元，到1995年已經達到12億，實現了飛躍發展。改革開放以來，南街村遵循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因地制宜，大力發展集體經濟，走集體共同富裕道路，實現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飛速發展。

　　嚴格的說，這個題目就是一個偽命題，因為普通百姓的我，不可能真正了解小崗村和南街村，又如何得知小崗村和南街村的背后?然而，據說當今的地球都變成一個地球村了，作為生長在中國的我，不可能不知道一點關于小崗村和南街村的事情。

　　由一星半點的積累，我不僅了解了小崗村和南街村的一些人和事，并且感覺到他們似乎在奔向完全不同的方向。這便是作為普通百姓的我想寫此文的目的。

　　欲說小崗村和南街村的背后，自當先分別展示一下小崗村和南街村的正面。

小崗村的正面

　　國家頂級領導人視察小崗村。

　　由于新聞媒體的強大支持，使全國13億人口，除嬰幼兒之外，大約無人不知小崗村。

　　小崗村的領導人簡介(摘自人民網嘉賓簡介)：嚴德友，男，鳳陽縣小崗村人，出生于1971年，中共黨員，曾擔任小崗村書記、村長?，F任小溪河鎮副書記，小崗村葡萄合作社理事長，是在農戶中推廣葡萄種植的發起人。嚴德友是大包干時期小崗生產隊隊長、“十八顆手印”發起人之一嚴俊昌的兒子。作為大包干的后人，嚴德友在做好自身經營的同時，幫助本村群眾更新葡萄品種，搞好銷售，使葡萄種植為小崗村民增加了巨大收益。(筆者感言：既當官，又當商，可謂“解放思想”)

　　現任小溪河鎮副書記的嚴德友，10月10日　做客人民網強國論壇時，說了一句使人冒冷汗的名言：“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小崗村當今的現狀

　　樓房不是太多，村中依舊還是土路，只是為迎接領導視察而由上邊撥款，近兩年才修了一條柏油路，建了一個“改革開放紀念館”，像樣的企業幾乎沒有，青壯年也得外出打工。

南街村的正面

　　大都是離退休老干部參觀訪問南街村。

　　由于缺乏新聞媒體的正面宣傳，全國大部分人并不知道中國還有個南街村。只是近來有新聞媒體對南街村進行了“圍剿”之后，才使得更多的人了解了南街村。

　　南街村的領導人簡介：王宏斌，黨的十七大代表，河南省臨穎縣南街村人，1951年出生在一個勞動人民家庭。老人們說，“俺斌從小就是好娃子”，“熱愛勞動”，“尊敬老人”。合作化時期，他還是一個孩子，空時收集蒿桿玉米葉、打草墊，打了百多個。別人以為他打來賣哩，他沒賣，挨家挨戶送給老人們作坐墊。大家都夸他是好孩子!他小學畢業那年，學習邢燕子，志愿回鄉務農。鍛煉幾年，樣樣活路都能干。平素不說空話，干活有股牛勁。老隊長見他是個好苗子，推薦他當了生產隊長。他辦事認真，處世公道。有天母親誤工，遲到10多分鐘，他執行隊規，當場扣了母親的工分。他事事以身作則。要求別人干的，自己率先干好。帶頭干重活，克服困難，很快得到群眾的信任和擁護，大家齊心合力搞生產。兩年時間，這個隊的糧食增產量居全縣第一。他被評為先進生產隊長。

　　1976年的一個大霧天，王宏斌帶領社員下地鋤草。對面一人揮鋤下來，砸在他的頭上，頓時鮮血長流，送到醫院救治?？h委刁書記趕忙來看望，安慰他說：“宏斌，你安心好好養傷，我已經讓公安局把階級敵人抓起來了。”“啥階級敵人?”“就是用鋤頭砸你那個人。”王宏斌急忙解釋，“我們鋤草，他從對面鋤過來，不小心碰傷了我的頭，他不是故意的。刁書記，請你趕忙放了他。冤枉了好人，叫我今后咋當生產隊長?”刁書記才知是誤會，立即放了那人。王宏斌就是這么寬容大度、實事求是。他的父親在縣供銷社工作，要了一個招工指標，讓他進城在縣農機公司當上了工人。城里一個漂亮姑娘看上了他，成了他的未婚妻。他進城以后，隊里干部頂不起，歪風邪氣上升，糧食產量下降，先進隊變成落后隊。老支書帶著社員坐上拖拉機，敲鑼打鼓進城把他“搶”了回來。他難卻鄉親們的情意，又當上了生產隊長。不當工人當農民，放棄鐵飯碗去端土飯碗。未婚妻嫌他太傻，一氣退了婚。于是，他第一次得了“二百五”的綽號。他回鄉帶領鄉親實干苦干加巧干，很快又把生產搞上去，畝產上千斤，成了全縣的一面紅旗。他被選為大隊黨支部書記。

　　早在1975年，他就是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積極分子。《實踐論》、《矛盾論》是他認識世界的“顯微鏡”、“望遠鏡”;《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等“老五篇”使他思想升華，立志做一個脫離低級趣味的人，一個純粹的人、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遵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組織起來”，發展集體經濟，從社會主義一步步走向共產主義，是他終身奮斗的目標和行動指南。

　　為了集資辦磚廠，他賣了家里的東西，湊足5000元，帶動了干部和村民集體投資。資金不足，他和黨員們一起到火車站打工，掙工錢3萬多元，全部投入基本建設。擴建機磚廠，銀行不貸款。他設妙計“指山賣磨”，預售機磚(每塊由3分5厘降到2分5厘)，籌集資金35萬元，購買設備，辦起了機磚廠。建面廠，向銀行貸款，行長不借，說南街不夠貸款條件。他多次懇求，行長不勝其煩，不讓他進辦公室。他和村主任只得到行長家門口等候。這天黃昏，行長下班回家，遠遠瞧見他們，就打電話給妻子，說“今晚有事不回家”，掉頭就走。第二天，行長以為他們吃了閉門羹，不會再來了。晚上回家，遠遠望見他們還在寒風中守侯。行長被他們一心為村民辦事的執著精神感動，破例貸了10萬元給他們(后來南街村出了名，成了利稅大戶，信譽很高，才逐漸獲得大額貸款)。為打開產品銷路，他裝了一車面粉，與王金忠一起到北京銷售。一路上餓了啃干饃，渴了喝涼水，幾天幾夜東奔西走，賣不出去。王金忠說：“哥，天氣這么冷，我們回去吧。”王宏斌說：“再試試吧!”憑一股牛勁，他終于在一家糕點廠門口攔住了下班的廠長，“……這車面粉不要錢，送給你們，請幫我們化驗一下，看質量合不合格?合格才賣給你們。”檢驗結果，南街村的面粉比該廠原用的面粉質量好，價格低。于是北京糕點廠與南街村簽訂了長期供貨合同。從此打開了銷路。

　　1981年，土地承包到戶，兩個村辦企業也承包給了私人。折騰了幾年，部分土地撂荒，兩個承包人腰包滿了，該交集體的錢賴著不交，“個人撈了錢，集體受了騙，黨支部落了賴。”不知實情的群眾告王宏斌與個體戶勾結坑害集體。他果斷決定收回村辦企業，由“黨支部集體承包”。村民自愿交回土地，集體經營，發展生產。收回來的磚廠，是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他毅然把鋪蓋搬到廠里住，整頓半年，生產正常后，又搬到面粉廠住，及時解決問題，逐漸恢復了面廠的生機。他和村黨委一班人帶領群眾，艱苦奮斗，“玩‘泥蛋’起家，玩‘面蛋’發家”。

　　1984年，村辦企業年產值74萬元;1997年，企業發展到20多個，產值達16億，成為全國聞名的億元村、驚動世界的共同富裕幸福文明村。富起來了，以王宏斌為代表的南街村干部并沒有“多撈多得”。他們堅持巴黎公社原則，干部工資不超過工人平均工資，只拿“二百五”。全村實行工資占30%、供應占70%的分配制度。王宏斌是怎樣的人?聽其言，觀其行——望著毛主席像，他說：“我要一輩子讀他的書，聽他的話，向他學習，象他那樣思想、工作、生活、為人民服務。”他的口頭禪是：“不圖個人半塊磚，甘為集體造金山。平生不做損公事，腰別扁擔胸懷寬。” 他的名言是：“富裕不等于幸福，幸福包含著富裕。”他的警言是：“把金錢、名利和地位看重了，就等于給自己背上包袱，戴上枷鎖。”他信奉的哲理格言是：“天下為公，天下太平。天下營私，天下大亂。”(孫中山)他說得最多的話是：“一名共產黨員，不能嘴上說一套，心里想一套，實際做的另一套。”

　　在共運陷入低谷時，他大膽提出：“為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而努力奮斗!”說到做到，不放空炮，解放思想，勇于實踐，邁開了新的萬里長征第一步。當某些人宣傳“人的本性是自私”、“人間正道私有化”、“私有制萬歲”時，他不信邪，旗幟鮮明地反駁：“私心不是與生俱來的;私心來源于私有制。”“私有制是萬惡之源。”“我們不搞私有化”，“我們要在南街村逐步解決私心問題”。“共產黨員就是姓共。共產黨沒有變，尤其是‘共產’二字沒有變，共產黨沒有變成資產黨。每個共產黨員都舉手宣誓說過‘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沒有任何理由不為共產主義奮斗。”當某些媒體批判“大公無私”，散布極端個人主義、利己主義、自私自利有理時，他抵制歪理邪說，在東方紅廣場的詩歌墻上推出：“人要有精神，朝氣鼓前進，精神不為己，一心為人民。為己無常樂，為人樂無垠……”“大公無私是圣人，先公后私是賢人，公私兼顧是好人，損公肥私是壞人。”村黨委發動群眾在村內開展“破私立公”、“公有制好”的群眾性大討論，逐漸形成了“人人鄙‘私’，人人崇‘公’”的好風氣。

　　在市場經濟的汪洋大海中，南街村堅持公有制，求生存，圖發展，創造性地運用“外圓內方”的策略，“堅持外圓闖商海，嚴守內方治南街”，既穩掌政治方向的舵，改革不改向;又運用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發展生產。王宏斌是善于用毛澤東思想斬斷千年因襲陳舊觀念的束縛，實踐與私有制決裂、與私有觀念決裂的先鋒戰士。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與群眾打成一片，水乳交融，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清正廉潔、不謀私利的真正公仆。他一身正氣，兩袖清風，不為名、不為利，一心只為社會主義。他先后被提升為中共臨穎縣委副書記、漯河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但他沒有領市、縣的工資，仍在南街村拿“二百五”。毛主席有許許多多的好學生，王宏斌就是其中之一。

南街村當今的現狀

　　進入南街村，看到的不是村，而是一座生機盎然的現代化綠色小城市，這令我們十分驚訝。我們從住入的南街村賓館就能看見東方紅廣場：一座毛主席漢白玉雕像巍然屹立，由兩名英姿颯爽的南街村民兵日夜守衛。雕像后依次聳立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四位偉人巨幅畫像。

　　每天早六時十五分，東方紅廣場準時響起《東方紅》;中午準時播出《大海航行靠舵手》;晚上則準時響起《社會主義好》。天天如此，天天紅色。(摘自《“紅色娘子軍”為南街村農民弟兄向工人階級大哥汪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州省委書記訴求生存權》一文)

　　幾天的參觀訪問、所見所聞，南街村已落實了社會主義新農村硬指標：實現了幼者有其學、勞者有其酬、病者有其醫、老者有其養、居者有其屋。南街村人人享有共同富裕的幸福生活，這體現在：孩子從上幼兒園一直到大學畢業全部由村里負擔;村民們的醫療、防疫、無論大病小病全部由村里支付;老年人到康壽樂園養老一律免費，還可隨進隨出;青年人結婚、老年人病故均由村里出面辦理并負擔費用。

　　南街村民樓一律六層，只有兩個標準：一是三室一廳92平方米;二是二室一廳75平方米。建筑、裝修、家具、冰箱、電視機、中央空調、液化氣、抽油煙機、爐灶等全部由村里統一免費配置。正常生活中的米、面、肉、蛋、油全部按需分配。為保證南街人副食充足、安全衛生、優質低價，南街村辦起了大型現代化系列養殖，自給自足，不必擔心通貨膨脹、貨幣貶值。南街村民樓家家戶戶都不裝護欄、不裝防盜門，給人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安全感。

　　最后，再來說說關于小崗村和南街村的背后這個問題。

　　由上述可見，小崗村其所以沒有取得像樣的成就，一是因為它選擇了傳統的私有化道路，二是因為它的帶頭人是假共產黨員。南街村其所以能取得令人驚羨的準共產主義的輝煌成就，一是因為她選擇了社會主義公有化的道路，二是因為她的帶頭人是貨真價實的共產黨員!僅此兩點之別，豈有他哉!愿人們從這兩點出發，去對照當今中國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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