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張貧困戶家的“門前照”火了，就是下面這張：

　　“各位領導：本人已脫貧，請不要再來打擾了”。

　　據島叔了解，照片背后，當日上門的扶貧干部其實是自掏腰包，買了一壺油、一袋米，“私車公用”翻山越嶺來走訪，結果卻吃了閉門羹。

　　按理說，扶貧是好事兒，也是現在在做的大事兒。但為什么會出現這樣黑色幽默的場景?

　　事實上，類似的場景，在島叔這兩年調研扶貧中遇到的普遍現實中，不算少見。

群眾

　　本質上說，扶貧工作是典型的“群眾工作”。

　　毛澤東曾寫，“我們共產黨人無論進行何項工作，有兩個方法是必須采用的，一是一般和個別相結合，二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之后，群眾工作也延續成為新中國的國家治理新傳統。盡管當前國家治理不斷強調規范化、程序化、專業化，但基層的許多中心工作，仍高度依賴群眾工作。

　　換言之，能否充分發動群眾，把黨和政府的意圖轉化為群眾意愿，是基層工作能否簡約高效完成的關鍵。畢竟，基層行政力量有限，群眾工作可以是必要補充;基層事務也多需要與群眾見面，與群眾見面、接觸，就成為群眾工作的不二法門。

　　從扶貧來說，其任務的完成，不僅在于地方黨委政府，也在于群眾的脫貧意愿和努力。從目前看，精準扶貧已是貧困地區中心工作，各地無不將之視作“一號工程”，行政資源配置已經足夠;真正的問題是，如何將扶貧資源有效轉化為群眾脫貧的動力和條件。

　　這就必須通過群眾工作來實現。應該說，扶貧工作遭遇上面圖片中“政府動而群眾不動”的尷尬，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核心是群眾工作的錯位。我們可以具體展開。

對象

　　比如最讓基層為難的，“精準識別”扶貧對象的問題。

　　上世紀八十年來以來，扶貧工作基本上是一項發展政策。其重心在于，通過改善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發展地方經濟，實現減貧目標。在此政策背景下，各地要做的工作是確定“貧困發生率”;置于貧困戶是誰，倒是無甚重要的。事實上，當時基層在上報貧困戶時，也多是隨意申報的。

　　但在扶貧資源將“精準到戶”的前提下，扶貧工作需要花費許多精力在“識別”貧困戶上。一般而言，在實踐中，“絕對貧困戶”是極少的，好識別，難度在于確定“相對貧困戶”。還有一些地區，實際貧困發生率遠低于政策規定，只好將部分非貧困戶強拉進貧困戶行列。

　　出現此種情況時，就會出現框定貧困人口符合了政策要求，但群眾不滿意，基層干部忙于處理各種矛盾的情形。島叔在某貧困縣調研時就遇到了這種情況：鄉鎮黨委政府都想實事求是確定貧困人口，但縣扶貧辦卻不允許，因為國家政策規定他們“必須有足夠貧困人口”。這就很反諷了。

　　與這種“被貧困”相比，也有“爭當貧困戶”的現象。畢竟，精準施策的結果之一是貧困戶會獲得好處，因此大家直觀將精準扶貧視作是一種“福利分配”。

　　為什么扶貧工作會找錯扶貧對象、群眾工作找錯群眾，從而出現負面效果?這就需要反思扶貧方法是否錯位。

基層調研一幕：扶貧干部幫貧困戶打掃衛生

方法

　　對于大多數貧困地區而言，致貧原因基本包括兩種：一是家庭支出過大，包括教育、醫療、住房等;二是家庭收入太少，主要是缺少勞動力、就業機會少等。

　　目前，絕大多數地區的幫扶政策里，都通過社會保障政策及財政兜底等形式，幾乎免除貧困家庭的大額開支;但家庭增收卻無法通過這種方式完成。

　　一般而言，很多地方政府都會實施產業扶貧，幫助貧困戶通過發展產業來脫貧。問題在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業本身就意味著風險;因此基層往往根據過去的經驗，通過變通的方式來實施產業扶貧。

　　方法比如，找一些企業或合作社，以貧困戶的名義獲得銀行貼息貸款;這些企業融資發展生產，同時享受到政策優惠，再以“分紅”的形式返還給貧困戶。在這里，貧困戶其實并沒有參與勞動，卻憑空獲得了好處。

　　基層干部常說，只要家里有一個壯勞動力打工，基本上就脫貧了。麻煩恰恰在于，貧困戶要么缺勞動力，要么不愿外出打工。哪怕是有條件的貧困，在獲得政府支持后，優先考慮的恐怕還是用于消費，而不是發展生產。

　　筆者在一個貧困鄉鎮調研時碰到一件事：2016年春節期間，縣里來了巨量的針對貧困戶的無息貸款(戶均5萬)，前提是要村委會擔保。縣政府要求，幾個月之內必須將這批扶貧款貸完。但鄉鎮政府卻很猶豫，村干部則普遍抵制。

　　為啥?因為基層干部認定，當地農民拿了這筆錢，肯定是蓋房子、娶媳婦去了，不可能真發展生產，也沒打算還款。結果，過年期間，很多貧困戶都遲遲不出去打工，為的就是拿到這筆貸款。一些“聰明”的村干部也與之打持久戰，就是不辦手續，最終以拖延“取勝”。

　　客觀上，在當前的條件下，扶貧干部上門做的多是“業務”：給貧困戶算賬，替貧困戶辦理各種政策優惠，給貧困戶送各種好處;但顯然，脫貧無法用這種“送好處”的方法完成。

　　麻煩的是，現在絕大多數工作組都是自帶資源去扶貧的。那些資源比較多的單位，如財政局、交通局、發改委等，自帶的扶貧資源比較多，工作就好做;一些“清水衙門”的工作隊則都有“自知之明”，還是少去為好。

　　比如我們調研的一個貧困村，是團縣委掛鉤的。按照要求，團縣委每個月都要走訪貧困戶。村書記出于好心，每次都說“不要來了，要了解情況問我們”。團縣委的干部卻很認真：“我們就到貧困戶家里喝杯茶，不吃飯”。村書記只好實話實說：“老是不見實惠，老百姓覺得是擾民。茶也不要去喝了，老百姓沒空”。

　　換言之，扶貧干部做的是自己工作，卻多大程度上與貧困戶有關呢?故而，哪怕是貧困戶得了好處，也會覺得厭煩。

貧困戶核實確認貧困信息

模糊

　　其實，回到本源，所有政策的“精準實施”，都需要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一是政策信息足夠透明，二是政策信息可計算。

　　但在目前的鄉村社會，這兩個條件常常難以成立。比如，我們的一些扶貧大數據平臺整合了戶籍、銀行、房產、車輛、教育、醫療、社保等信息，可以識別出一些“假貧困戶”，但絕大多數真正的貧困戶信息，則通常是模糊、難以計算的。

　　就拿最直觀的家庭收入來說，經常連農民自己都說不出來(季節性變動、零散收入等);一般農民并不記賬，其家庭經濟活動也難以計算。在島叔看到的貧困戶家庭中，幾乎每戶墻上都貼著大大的白紙，寫著這家貧困戶的家庭收入、開支情況——這就是前面說到的扶貧干部的大量“算賬”工作。

　　島叔一問才知，這是為了讓貧困戶記住自己的家庭收入和開支等關鍵信息，以免上面檢查時，貧困戶答不上來或答不準確而致扶貧工作功虧一簣。

　　“精準”和“模糊”，是中國基層社會長期需要處理的現實問題。如果基層干部扶貧工作的重點難點，從“如何讓貧困戶脫貧”變成“如何讓扶貧工作經得起扶貧系統的考核”，那就變味了，走向形式主義問題。

　　在實踐中我們也看到，為了保證在上級驗收時萬無一失，只能對貧困反復遍訪、回訪、拉網式排查，做完的工作要回頭看、再回頭看，相關數據不斷核查、比對，檔案改了又改。

　　從這個角度說，如果我們建立了可以覆蓋整個治理過程的監督體系，卻未能實現對基層社會的有效監測，就始終會出現一種矛盾：哪怕基層真做了事，真接觸了群眾，但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證明自己”做事，又怎么談得上跟群眾交心?

　　因此，在新時代要做好群眾工作，首先是要在行政的“科層體系”內部走群眾路線。上級應該慎用督查、問責等手段，而應該多走基層，多做基層干部的思想工作，多和基層干部交心，在調動其工作積極性和主體性的過程中解決問題。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