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長期以來，“二元對立”作為人類認識世界的主要邏輯方式，塑造出各樣涇渭分明的知識圖景，在這種分庭抗禮的制衡中，大眾習慣性地認為，許多社會問題的發生演變都不脫離類似“非黑即白”的思維范式，較為典型的表現之一，即用“城鄉二元論”討論當下中國社會農民進城問題。本文突破社會科學批判與制造二元對立語境，將“入城農民”與“農村”的“兩棲”聯系概括為“以家庭為單位的‘人身-家庭’在鄉村-城市空間上的撐開”。在此基礎上，作者提出要從“場所”的重疊或延伸性的角度，重新理解農村的“空心”現象。

　　社會學、人類學甚至社會科學中存在各種二元對立預設。可以說，社會科學是在批判與制造二元對立中發展演變的。如有同行所言，二元對立是我們分析社會世界的利器，它有助于增強社會科學分析的穿透力，但其負面影響也很明顯。不合適的二元對立，常常會誤導學者和政策制定者，造成現實和理論、實踐和政策之間的錯位。今天我們要談的就是這樣一種錯位的二元對立——就是用城鄉二元論去看待當下出現的縣域“城-鄉兩棲人”及其生活環境。

　　從十八九世紀的歐洲工業化-城市化以來，城市與鄉村二元區分和對立被認為是有目共睹的現實狀況。當時的社會科學前賢思考社會的重要預設框架之一就是城市和鄉村或與此相關的現代和傳統對立。這種預設有現實依據。例如，可以設想一個如同馬克思或恩格斯一樣的人物如何體驗城市和鄉村的世界。鄉村與倫敦或曼徹斯特這樣的城市之間有著天壤之別。一個農民離開鄉村到城市就業如同脫胎換骨，鄉村的血緣和地緣聯系因為距離遙遠、通訊不便、交往減少等而被終結。在鄉下因農業產出不夠維持生活的小農，被認為是小農即將破產的前兆，兼業農民沒有出路，只有離開鄉村進城。城市與鄉村不能兼得，這在當時是怎樣的一種體驗呢?試想一個進入城市打工的人與自己的鄉下父母和親戚之間的聯系確實會變得虛薄或出現“斷絕”。要返回鄉村需要馬車輾轉漫長路途，19世紀中期以后有了鐵路，但火車能到達的地方仍然很少，其速度絕非今日的動車或高鐵能比。要與鄉下的家人通信，一封信得多日才能到達。因此要操心鄉下世界的事務對于一個城市人來說變得不大可能。鄉下人千辛萬苦來到城市往往會覺得以前熟悉的親人都變成了陌生人，不再親熱了——這是19世紀到20世紀的文學作品或電影里經常有的情節。

　　用社會科學的說法，城市生活有自己的網絡和組織——這是與鄉村的血緣和地緣網絡不同的——通過業緣和契約形成的網絡。人在城市面對的都是互相沒有血緣和地緣聯系的陌生人，他們可能是市場上購買勞動力的資本家，商品的買賣者，因契約而聯系的房東等。總之如西美爾所稱之“陌生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將這種因資本主義擴張而普遍化的現代性空間(或城市)的力量稱為使“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滕尼斯則看到這種城市是“社會”，是與“共同體”或農村相區別的。人類學敘述非洲城市化研究的一個詞匯是“去部落化”，而涉及墨西哥的研究則使用“俗民-城市連續體”(folk-urbancontinuum)。這些研究都表明鄉俗社會與城市是處在兩個極端，而且從鄉俗到城市有著隨空間距離遠近而發生的社會轉變，或者說隨著距離城市越近，現代化程度越高。

　　現在看來，這些經典的說法并無錯。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這些鄉村和城市二元對立的看法是建立在當代人的時空經驗基礎上的。現在的問題是：我們今天的時空經驗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特別是最近二十余年隨著通訊和交通革命以來，我們的時空經驗發生了什么深刻變化?這些變化又如何改變了實踐中的鄉村/城市感受的?

　　農民走向城市仍然是當下的一個趨勢。但是與傳統社會科學預設的進入城市之時即疏離鄉村之時不同，入城的農民仍然與鄉村綁在一起。歷來研究中國農民進城的人會較多注意鄉-城捆綁的制度性或強迫性原因，例如城鄉戶口二元和農村土地不得買賣，后者使進城農民仍然擁有承包地和宅基地以及土地上的房屋等。但是，對于由時空經驗變化帶來的鄉-城一體則少有人進行研究，特別是少有人檢討經典作家關于城市-鄉村二元性預設的時空經驗背景，因此一般研究或者將此種二元性當作默認的前提來理解當下的城市/鄉村，或者有意堅持此種二元性，并以此預設來描述現實，要求現實去吻合過時的二元預設。這就是本文開頭提到的“錯位”。

“鄉－城兩棲人”及其生活環境

　　有一種隨處可見的現象正在加深我們對上述“城市-鄉村二元論”的質疑，這就是縣域的“城-鄉兩棲人”現象。幾年前中國城市規劃院針對山東安丘縣所做的社會調查報告中提到當地的城市化有一種鄉城兩棲現象。后來北大社會學系的人類學博士生白美妃在同一地點進行田野調查。白博士的調查在中國城市規劃院團隊的基礎上有更深一步發展。她的調查以民族志式的豐富細節深化了之前的發現，而且在其初步報告中將“城-鄉兩棲人”及其生活環境概括為：“在空間上撐開的家庭”。如果將這一簡略的概括展開來看，會發現其中包含了一些重要意涵。

　　這是以家庭為單位的“人身-家庭”在鄉村-城市空間上的撐開。對于這種鄉城兩棲人來說，其生活環境是一個包括鄉下老家和縣域城市的時間地理現實范圍，其行動的單位往往是家庭而不是現代主義所預設的“個人”。白博士的另一個發現是跨代際家庭(包括年長父母)仍然是城鄉兩居的基本單位，也是經濟合作的單位。其經濟合作行為最重要的是投資買房，其次是(長輩)照看孫輩和(包括子輩季節性)照看農業。

　　在山東安丘農村青年男子要成婚的標準配置包括“縣城買房”或“買樓說媳婦”。以下是白美妃報告中的一個案例：

　　58歲的張軍是山縣李村的農民。他的兒子今年28歲，在縣城的一個機械廠上班，再過兩個月，他就要結婚了。根據當地風俗，婚禮會在老家李村舉辦。但是，張軍和老伴兒給兒子“安的窩”卻在兒子工作所在的縣城。在張軍看來，到縣城或地級市“買樓”(當地人稱進城買房為“買樓”)已經成為了仍在農村的父母給兒子“說媳婦”的一個必要條件。他說：“這是大勢所趨!不買樓，就說不上媳婦!做父母的，砸鍋賣鐵也得給兒子買個樓!”在山縣，農村父母給到了婚齡的兒子“買樓”的時尚大約是從2010年前后開始流行的。

　　我在安徽的績溪和潛山調查時也看到類似現象。例如在潛山的一個邊遠山村的一個村小組有二十余戶人家，其中半數左右都在縣城買了房子。白的報告和我的安徽調查都發現這幾個縣級城市的房地產市場在最近七八年十分繁榮，其中的購買者大多數是本縣內的村民。“整個山(安丘)縣縣域人口不足百萬(且近幾年來人口流入比例極低)，但是，自2010年以來，山(安丘)縣縣城每年數千套的商品房銷售量令人震驚。”

　　這里的“跨代家庭”是空間上撐開在縣城和村莊這樣一個伸開的場所或生活環境中。必須強調“撐開”這個字眼。這里的空間上撐開與傳統的城鄉之間的空間轉換不一樣，由于通訊(互聯網、物聯網)和交通改善使家庭、社區的時間地理現實被壓縮，同步性與重疊性增強，例如微信造成異地生活通過虛擬空間同在。而由于高鐵、高速公路和村村通公路在最近十幾年的飛速發展，在東部和中部地區，最偏遠村莊到達縣城的駕車時間也不過數十分鐘到一兩小時。基礎設施的變化使城鄉居民的生活環境也發生了深刻變化。

　　例如人能夠同時間在微信中與鄉下或城里的親人照面相處并及時交換各種家庭信息并安排個人和家庭事物。同樣是一天時間，過去個人以身體移動從鄉村到城市看望親人可能需要一天或幾天的旅途，現在一天內能夠在鄉村-城市間來回穿越幾次，身體的虛擬的異地在場更是隨時發生。人身-家庭的城鄉生活聯系因“物”的流動而增強，例如父母從鄉下地里收菜，城里的子女一個微信視頻就能回來，用私家車運到城里去吃。人不再感到鄉村與城市之間有隔絕。

　　去年我在安徽績溪和潛山調查時，有幾次需要村領導召集村干部或村莊理事會成員開會。參會的人中有不少在縣城或更遠的地方居住。當我表示這種會議最少需要提前幾天通知時，對方說只要打電話、發短信或者微信通知一下，那些人當天就能來參加會議。即使遠在北京或天津的人，第二天一定能趕到。我們在潛山需要召集村莊理事會的一個老人來座談，中午才發話，兩個多小時后那位老人家就從縣城坐車來到村里。一問則知，老人平時住在縣城兒子家里，如村里有事情便回來參加。在同一個村，我們見一個老人在房前屋后種了好幾片蔬菜地。該村是所謂“空心村”，附近也沒有成規模的農貿市場。問一聲：您種這么多吃得完嗎?上哪里賣?老人說：我兒子周末開車來拉回城里去吃。

重新打量“空心村”

　　以上這些現象或變化會影響人對世界的感知和對世界的抽象與概括嗎?也許對研究者的影響要遠大于現實生活中的實踐者。一個安徽潛山的村小組長幾乎不用任何考慮就會為本組的二十多戶人家建起一個微信群，然后通過這個群將本村和本組的事務發布出去。同一個村的村委會主任在用手機、短信或微信通知已經搬到縣城里居住的村莊理事會成員(宗族族長)下午來開會時，兩地隔著幾十公里山路使他考慮的唯一事實是那個村民需要兩小時車程。這些農民好像輕而易舉就穿越了社會科學一百年前搭建的城/鄉，現代/傳統大壁壘。他們穿過去又穿回來，都是同一個肉身。簡直讓僵化的社會科學研究者看傻眼。

　　加拿大的社會學家Rob Shields面對這種現象，認為社會科學的視角應當要有“拓撲感知性”(topologicalsensibility)。本文談到的“錯位”就是缺乏拓撲感知性的社會科學視角。這類社會科學研究仍然將農村/城市看成隔絕或二分，看不到“場所”的重疊或延伸性。當然，由于中國長期以來存在城市和鄉村二元分隔的制度安排，例如人們熟知的戶口、土地和房產。這些制度在半個多世紀以前開始將農民與鄉村捆綁在一起，并在很長時期內成為使農民不能在城市定居、平等就業和平等享受城市福利的原因。這種城鄉二元劃分因此成為鄉村問題不得解決、農民貧困和城市化未完成的原因。因此也使研究者和媒體人習慣用這種強制的二元分隔來框定農村問題。這樣就使隨著本世紀以來發生的時空經驗變遷而出現的深刻變化或者被視而不見，或者被以錯位的預設來衡量。

　　如果再次以本文提到的縣域“城-鄉兩棲人”為例，我們應當如何來描述和概括這種人及其生活場所或生活環境? 可以大致描述如下：這是城-鄉一體(以人的身體為尺度的延展空間和時間壓縮)的場所或生活環境。具體體現為農民進縣城工作、買房居住，保持鄉下村莊聯系(通過父母輩居住和代際在城鄉之間穿梭)。換句話說，這種生活環境是人身-家庭撐開在城-鄉一體的空間中。與此相關，這些人所屬的社區也在空間上撐開，成為“撐開的村莊”。當生計和生活的“場所”(place)在空間上撐開時，人身-家庭的生活時間經歷也在上述空間撐開中壓縮。

　　這種城-鄉一體場所的描述會涉及對所謂“空心村”的重新評判。因為在這種重疊的時空下，空心村和縣域城市是這些兩棲人生活場所或生活環境的內在部分。在最近一些年的農村研究中，常有人對“空心村”懷著一種經濟學式懼怕浪費的擔憂。這種擔憂常常被媒體的報道所夸張。這類學者經常會將農民進城與鄉村的空置看作勢不兩立。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看不到當下的鄉-城一體性。所謂“空心村”的批評往往會導致地方政府乘機搞撤村并點，并美其名曰“節約土地”。在二十年前，即本文所談的時空經驗革命性變革發生之前，談撤并“空心村”尚有一些道理。現在已經完全站不住腳。我在安徽見到的所謂“空心村”無非是村民因為進城買房后，“空心”變成兩棲狀態的一種季節性房屋空置。如前所說，即使是離縣城最偏遠的村莊也不過一小時左右的車程距離。因此留在村里的老人已經不再是失去與子女聯系，被拋棄在老屋里的孤獨父母。從人類學角度，這些老村莊不僅是活人的棲所，甚至是祖先的棲所。我們在安徽見到每一所空置的祖屋堂屋仍然是家庭祭祖的場所。每年過小年時，在世的子孫們要來這些家祭的堂屋將祖宗(牌位)“請回家”，等過完大年后再將祖宗送回來。

　　再一個相關的問題是，如果按照城市-鄉村二元的視角，這些地方是所謂“人口流出、空心化”的村莊，缺人缺管理資源，因此只有撤并才能拯救。但是如果從鄉-城一體的角度，這些“空心村”是充滿人煙的，只是這些居民的一部分時間在村里，另一部分時間在城市。他們是兼業農民和兼業市民。這樣的村莊應該稱作“空間上撐開的村莊”，即自然村落的居民生活和生計擴展到域外(村、鄉、縣或省市外)，自然村的物理邊界不再是生活環境-社區的整體和固定范圍。

　　我們在安徽績溪就接觸過這樣一個村莊的治理。

　　這是安徽績溪縣一個地處山區的自然村，從外表看這是一個媒體所稱的“空心村”。前幾年這個村所屬的行政村和另一個行政村合并成一個。最近兩年，村民為應對合并后的村兩委中沒有主要領導人(即書記和村委會主任)來自該村的局面，經村民選舉成立自然村范圍的村莊理事會。這個村內居住的大多數是老年人，年輕人基本在外打工，并搬遷到縣城或杭州居住。幾乎每一家都是這種空間上撐開的家庭。村理事會代表是來自村內每一姓氏代表和村民代表，理事長則是一個年過七旬的村小組長。理事長土改時的成分是中農，是一個石匠，從“文革”時期開始就是村內的生產隊長。另一理事會骨干是曾任過鄉黨委書記，退休回村的本村人。

　　村莊理事會是在本村在外工作的“旅外人士”倡導下成立的。“旅外人士”是該村支部書記的說法，意指那些出生在本村，但在縣城甚至合肥工作的人。這些人雖然不一定有本村戶籍，但在本村有房產。用傳統說法注解，這些人應當與“鄉紳”相似。成立村莊理事會主要目的是統一維護全村利益，處理與發展和村規有關的事項，例如籌款修仿古戲臺，實施自來水安裝工程和監督村規民約實施等。這個村莊的治理似可以用“旅外人士”參與治理“空間上撐開的村莊”來概括。

　　由這個安徽的村莊的治理實踐，可以得出以下建議供政策制定者考慮：建設多主體參與的基層治理組織，即成立包括自然村/小組、村民代表、行政村代表、返村鄉賢、“旅外人士”和駐村社會組織的村莊理事會。這樣的基層治理結構可以應對村莊的“空間撐開性”。在此有兩種人物是治理的核心參與者：老年人和“旅外人士”。這類村莊的常住者多為中老年居民(包括退休回村者)，按照各地當下村民換屆選舉的“土政策”，這些人經常因年齡被排除在村委會和村小組領導候選人之外，實際上從安徽案例和我在昆明滇池地區的調研印象看，今天鄉村的老年人正是傳統和道德守護者，特別是他們中有“鄉紳-中農”背景者。除此之外，“旅外人士”和返村鄉賢參與村莊管理是治理“空間上撐開的村莊”的另一個關鍵。

　　2018年的中共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鼓勵社會各界投身鄉村建設”。文件沒有提出用什么機制來鼓勵社會各界投身鄉村建設，只說要“研究制定管理辦法，允許符合要求的公職人員回鄉任職。”本文提出的建議可以作為使一號文件關于機制建立和完善的具體辦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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