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中國革命的理想，是要打破 “超穩定結構”，再度否定復制了傳統結構的鄉村共同體世界，新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是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實現，它的最后目標，就是共產主義社會。《創業史》作為一部描寫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的長篇，其中便著重表現了這一革命中社會的、思想的和心理的變化過程，柳青寫作《創業史》，正是要回答何為社會主義。本文作者通過對柳青《創業史》的分析和對梁生寶、徐改霞等人物寫作特點的探討，論述了在《創業史》這部長篇小說中所體現的作者對于農業集體化一系列問題的思考，以及作者是如何理解共產主義原理，如何構想未來圖景及通達的路徑，它將如何在文學想象中留下投影——包括它的失敗導致的精神創傷。

　　本文原刊于《小說評論》雜志2018年第4期，轉載自公眾號“小說評論”,原標題為《此情可待成追憶——<創業史>與自由人的聯合體》。

一、社會主義構想

　　土地革命或土改有效地完成了社會動員，造就了新的革命主體，從而將鄉土世界政治化，打破了舊有權力結構，重新“修復了”近代以來趨于解體的鄉村小共同體秩序。但是，這只是中國農村革命的一個環節甚或序幕，中國革命的理想，決不是為了把鄉土社會恢復到一個較為公平的新起點，從而開啟又一輪的循環，重復千年來不斷上演的歷史輪回。恰恰相反，它要打破這個“超穩定結構”，再度否定復制了傳統結構的鄉村共同體世界。如果說，“翻身”與發家致富，曾經是土改政治動員的手段與承諾，那么，新的社會主義革命并不構成對這一目標的否定，毋寧說，是對這一目標的重申和更高的肯定，是要將它推進到更高的普遍性——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實現，它的最后目標，就是共產主義社會。

　　而我所關心的問題是，五十年代以來，中國作家如何理解共產主義原理，如何構想未來圖景及通達的路徑，它將如何在文學想象中留下投影——包括它的失敗導致的精神創傷。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強調：“代替那個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更簡明地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稱為“自由人聯合體”，它是“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所謂共產主義的大同世界正是建立在普遍自由之上的聯合的最高形式，在此之前，則是一個個具體的歷史發展的環節，不斷地推進這種聯合的廣度和深度，最后克服民族國家的共同體邊界，徹底取消階級，實現全面的自由人的普遍聯合。

　　在這個意義上，社會公共性，以及人類交往關系的深廣度，成為衡量社會進步性的尺度。不斷消除橫亙在人群、地域、民族、性別之間的阻隔，解除由政治經濟資源壟斷導致的人身依附，正是社會發展的趨勢，也是生產關系變革的動力。馬克思之所以對資產階級社會給予高度評價，就是因為在這一歷史階段，人類的交往深廣度被提高到世界性的水平，社會化程度被空前地加強，生產力被神話般地釋放出來。當然，這種進步性是以畸形的近乎瘋狂的方式得以實現的，它必將走向自身的反面，成為走向“自由聯合”的障礙，而這正是社會主義要解決的。資產階級社會的意義在于，發展了生產力，消滅了“貴族”和“行會師傅”的壟斷，實現了更大的自由——形式上的普遍自由，但由于這種自由與聯合的先天缺陷，它只是由封建時代的“人的依賴性”過渡到了“物的依賴性”，因而只能是走向共產主義的一個歷史環節。而真正的普遍自由必須在充分發展的生產力水平上才能得以實現，“只要生產的規模還沒有達到既可滿足社會全體成員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會資本和進一步發展生產力，就總會有支配社會生產力的統治階級和另一個階級即貧窮和被壓迫的階級存在”。[1]因此，社會主義是最后的過渡形式。

　　最高的自由，當然是全面消除了異化勞動，充分實現人性的豐富性的狀態，這就是共產主義。而此前的社會主義時期，則是生產充分社會化，在平等的社會交換關系中，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公平交易，社會公共利益和個人權益兼顧的發展階段。在此過程中，自由人性和美德得以培育。這也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描述的，“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將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這些擺脫了人身依附性，在經濟上獲得自由的勞動者的經濟聯合體，即是《資本論》所說的“自覺的、有計劃的聯合體”。 而“共產主義和所有過去的運動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舊的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基礎，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覺地把一切自發產生的前提看做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創造，消除這些前提的自發性，使它們受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產主義實質上具有經濟的性質，這就是為這種聯合創造各種物質條件，把現存的條件變成聯合的條件。共產主義所建立的制度，正是這樣的一種現實基礎，它排除一切不依賴于個人而存在的東西，因為現存制度只不過是個人之間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產物。”[2]

　　如果說在資本主義及以前的時代，人的社會交往異化為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或以金錢和異化勞動為中介的不充分聯合或虛假聯系，“人在社會之外才是人”，那么，社會主義要達到的目標是：人在社會之中成為真正的人。

　　柳青寫作《創業史》，正是要回答何為社會主義。在各種“題記”與創作談中，他一再表明自己的寫作動機。“《創業史》這部小說要向讀者回答的是：中國農村為什么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和這次革命是怎樣進行的。回答要通過一個村莊的各階級人物在合作化運動中的行動、思想和心理的變化過程表現出來”[3]。 “《創業史》是一部描寫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的長篇，著重表現這一革命中社會的、思想的和心理的變化過程”[4]。柳青的傳記清晰地顯示，他對革命最終目標即共產主義的理論準備和深入思考已經達到了同代作家所難以企及的境界，他辭去北京的工作落戶鄉村，親身介入合作化運動，就是要在復雜的社會實踐中檢驗思想并將自己的思考推進到新的水平，而他強烈的文學表達欲望正是建立在這一前提之上的[5]。那么，作為中西合璧的鄉土立場的知識分子，共產主義者柳青如何理解共產主義原理?又如何構想社會主義?

　　在我看來，柳青所構想的合作化或許正是一種平等自由的社會聯合。在自愿的基礎上，農民走向持續的深化和擴大的聯合，充分發揮集體協作優勢，不斷應用新技術，提高生產力，配合同步發展的城市工業化，走向共產主義的遠景。在這一過程之中，美好的社會關系和新人性也得以生成。盡管小說寫作建立在作者堅實的經驗觀察之上，在寫作之時，合作化運動也已正式展開，我仍然認為，《創業史》是通過小說進行的一場思想實驗和沙盤推演。只不過，豐富的歷史感性內容和高超的寫作技術，以及小說所呈現的日常感性形態，掩蓋了這一點。

　　請注意柳青為小說設定的故事空間或初始狀態：蛤蟆灘，即黃堡區下堡鄉第五村，是一個由流民遷居組成的多姓村，村民的主要來源是租種別人土地的移民。他們搭建草棚屋，漸漸形成了村落。“蛤蟆灘根本沒個村莊，沒個街巷嘛。這里三家，那里兩戶，下河沿足有二三里長，全是草棚屋”。主人公梁生寶家的組建大概也能說明，這是一個宗法基礎淡弱，由眾多自由小農甚至個體組成的地緣鄉村共同體。在這里，各種傳統的束縛和義務并不明顯。村落的形成，正是一群自由人(當然是低水平的，形式上的)聯合的結果，不過，由于社會條件的制約，這個起點將很快被階級關系和壓迫關系所取代。盡管如此，蛤蟆灘的居民，仍然保留著獨立個體的某種原初特征，從而構成了柳青思想實驗的“自由人”原型。而在馬克思看來，真正的社會交換正是發生在自由人之間的——商品交換只是其中一種形式，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卻被認為是最重要甚至唯一的交換形式，不過在本質上卻是扭曲的形式。[6]

　　需要指出的是，蛤蟆灘的情形并不只是柳青的戲劇性設定，而是華北鄉村的某種普遍狀況。相比于華南的“聚族而居”，華北鄉村(包括關中地區)則表現出“分裂性”特征，呈現出以戶為單位互相競爭的局面。所謂華北鄉土中國的禮法或宗法內容，很多帶有調節這種社會關系的功能，其宗法性并不能和宗族力量強大的華南農村相比，也不能和原子化的華中“分散型”農村相提并論。[7]這使北方形成了以小家族為單位的地緣共同體形態。《創業史》就反映了這種以小家庭為自由單位的聯合體的特征。

二、注定錯過的道路

　　社會主義以至于共產主義的共同富裕，必須建立在自愿聯合的前提之上，生產力的極大提高是社會主義事業的正當性的基礎。這就是為什么柳青一再強調合作化三原則：自愿、互助、增產。[8]面對土改后普遍中農化和土地更加細碎化的農村現實，只有合作化才是解決農業困境的合理道路。配合同時進行的工業化和機械化，工農與城鄉協調發展，在適當的時機，工業化就能夠給予農業更大的技術支持，逐漸實現農業現代化，柳青通過梁生寶買新稻種和技術員韓培生下鄉提供技術指導隱約做出了展望。

　　后世對集體化進行批評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大鍋飯”，認為它缺乏有效的激勵。而初期的合作化卻正是建立在現實的物質激勵之上的。從互助組到初級社，逐漸減少土地分紅的比例，過渡到完全按勞分配，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原則。合作社具有巧妙的制度設計，1955年11月9日《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第56條規定，勞動所得不單和個人工分掛鉤，還和全社全年的收入相關。“這樣，全社全年收入越多，一個勞動日分到的也越多;全社全年的收入少了，一個勞動日分到的也就少了。因此，每一個社員為了多得收入，既要自己積極勞動，以便多得勞動日，又要努力地促進全社的整個收入增加，使每一個勞動日所能夠分到的東西跟著增加，這樣，就使社員的個人利益和合作社的集體利益得到了正確的結合。”[9]另外，傳統的鄉土倫理崇尚勞動，偷懶磨滑永遠受到道德譴責，也并不普遍化，那只是到了后期集體化陷入危機的時代才開始更多地出現。事實上，在熟人社會的鄉村世界，懶惰是一個嚴厲的道德評價，將使個體背負沉重的精神壓力。《創業史》不經意間也流露出對勞動的贊美——這本不是它的關注點，即使郭振山這樣的只熱心于個人發家致富的污點人物，只要處于勞動場景中，柳青也還是情不自禁地要筆墨盤桓，難以掩飾贊美之意(陽光下勞動的健美身體和協調技藝)。而白占魁和孫水嘴，之所以形象可憎，首先并不是因為他們的政治階級屬性，而是因為二流子身份，這才是鄉村世界最看不起的人。

　　如果歷史給我們提供了從容的環境，那么，中國鄉村現代化的合適路徑，或許正如柳青所設想的那樣，逐步穩健地擴大深化，鞏固提高，同時發展合作社內部的多種經營(它的初級形態就是“進山砍竹”做掃帚賣給供銷社)，待工業化逐步發展起來，形成兩大部類間的良性的互動和協作，再推進農業的機械化，進一步改善生產技術和基礎條件，促進不斷擴大的城市工業化規模，共同消化吸納多余的農業人口(使改霞不用糾結地進城，自由平等的流動)，扭轉農業“內卷化”趨勢，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和自由人的聯合。不過，在五十年代初的落后的生產技術條件下，似乎沒有辦法快速推進到更大規模，大概小規模的互助生產是唯一適合的形式，緩慢的過渡將持續相當長的時間，但方向是朝向更大的合作經濟。

　　社會主義，并沒有排斥小農式的注重家庭實利和按勞取酬的算計，合作化小說經常出現這樣的算賬情節，用數目字來比較，參加合作社和單干孰優孰劣，以動員落后中農參加合作社(如《山鄉巨變》也有類似情節)。自愿參加，退社自由，合作化雖然要由先鋒黨及國家政權啟動，但性質上仍要保持社會聯合的某種民間性和自發色彩。正如“公社”一詞所隱含的意義，它指向一種人民自我管理的社會公共性，排斥現代性的科層體系和管理模式。如“大寨模式”所顯示的，在社會主義的勞動原則和分配原則之上，人民自我管理，發動群眾的創造性，從各村選拔出人民認可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帶頭人(他們正是梁生寶式的人物，先公后私，有能力有覺悟，富于獻身精神)，組織起全村人，維護好社群團結，克服困難，集體改造自然，經營農業和鄉村副業和工業，由村到縣，使“公社”規模逐級擴大。這不正是梁生寶所走的道路嗎?

　　只可惜，歷史沒有給中國鄉村和梁生寶們準備那么理想和從容的環境、條件和時機，沉重的現實壓力逼迫鄉村做出犧牲。這是眾所周知的兩大困境：一是嚴峻的糧食供給形勢，二是國家工業化的資金短缺。對于糧食問題，薄一波說：“新中國誕生伊始，糧食產需矛盾就十分尖銳。如果說尖銳的糧食產需矛盾是促進大規模開展農業合作化的動因之一，那么，1953年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則是當時糧食供求矛盾發展的產物。”建國之后包括初期合作化之后，糧食供應持續增加，一是城鄉供應面迅速擴大，二是農民生活改善，消費量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市場交易價格波動，國家被迫關閉自由市場。工業化也沒有與農業協調并進，它的戰略優先性，不斷增加的工業人口，要求農業來供應。工業不但不能為農業提供條件，反而需要農業和農民的巨大犧牲來完成原始積累。為了完成這種內部剝奪，國家用政治強力建立了二元結構，使不平等的交換固化和體制化。所謂工農剪刀差，不僅指對工業品和農產品的價格的抬高與壓低，還應包括對農村多種經營的取消，正如弗里曼等對中國河北村莊的觀察：“在50年代中期，中央在發動反市場運動的同時，又把以農產品加工為基礎的手工業，從農戶和村莊中轉移到城里的工廠。這就破壞了當地重新興起的棉紡織、紡絲、榨油和其他農村副業及手工工業，它們無法與國家爭奪原材料。……這如同一個第三世界的廠商向經濟強國交出了加工業和市場。”[10]農民入社已經不可能再全憑自愿，后來干脆不準退社。依靠行政系統的壓力，伴隨獎勵與排斥，國家對合作社進行扶持，比如信用合作社提供的國家低息貸款(還不起就勾銷)，對不入社的農民卻進行不斷地擠壓，在統購統銷之后，取消自由市場，限制土地出租和雇工——但所交稅款和賣給國家的糧食定額卻不能少，這使單干成了一種懲罰。“大躍進”之后，盲目追求共產主義，超越了發展階段和現實條件;“一大二公”、行政命令、官僚主義盛行。在現代官僚等級制中，那些具有個人野心的官僚，只管討好上級，“一刀切”，“刮臺風”，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和生產力的破壞，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所謂“上級放個屁，下級當本戲;領導動動嘴，社員跑斷腿。”[11]這就完全違背了社會主義原則，不但不見“自由人的聯合”，反而回到了隔絕的“封建狀態”和人身管制，小家庭和個體依附于村社，失去了主體意志。凍結消費和取消市場，更進一步取消了主體間的交換空間或交往形式，社會的流動，甚至要借助于軍隊、公安和民兵來強力控制。

　　1950年代初黨內關于機械化還是集體化的論爭，二者都有合理性，鞏固互助組是對的，但要機械化之后再推進合作化則過于保守，于是，毛澤東的批評說服了全黨。不走集體化道路，機械化何從談起?正如孫中山所指出的，僅靠土地再分配，不會改變人地比例，會使農場面積下降，加重內卷化，降低生活水平。停留在土改階段，革命成果馬上就會消失，社會危機將再度出現，事實上，這種苗頭已經出現。

　　普遍的農業生產力水平低下，不可能短期內靠單純的機械化解決，人口也無法有效轉化，事實上，機械化也不僅是解決生產設備的缺乏問題這么簡單，它需要一系列的基礎實施和社會條件的配合。勉強推行的機械化，只是造成了機械浪費，“買機器，書記掛帥;買回來，風吹日曬;過幾年，廢鐵一塊”，“張莊”的故事頗能說明問題。[12]

　　落后的生產技術和社會條件，決定了合作化的必要性，也決定了初級階段的長期性，規模不宜過大。而《創業史》書寫的正是這一階段，它充分顯示了互助的優越性。后來的激進化的失敗也從反面證明了盲目跨越的危險。大躍進之后的收縮，也是回退到較小的以村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合作社階段。大社制之所以難以維系，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公社內部的生產率和績效不能差別太大，如勞動力現金標準差別過大，強行合并在一起進行核算，則會造成所謂平調，事實上形成一個集體對另一集體的非補償性調撥，妨礙公平(這和歐盟內部的矛盾是一樣的)。[13]只有在內部差異基本消除后，生產力水平達到一定水平，自然要求沖破生產關系障礙的時候，才可以順利過渡到更高階段，從而在更高的層面上發揮資源整合的優勢，提高機械化水平和各部類協作。

　　過早過急的過渡，造成的后果是災難性的。對于中國的基礎國情和出路，費孝通在1948年即認為，在農村人口龐大，耕地稀缺的條件下， 整合小地塊建大農場根本不具可行性，只能依靠勞動密集型人力投入，減輕農民負擔，積累農民投資，累進地主稅，轉化為國家收入(他可能還沒有設想后來的“土改”一勞永逸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同時建設現代運輸體系，改善農村公共設施，建立多種經營的農村經濟。這些設想雖然沒有考虙復雜的國內外環境和民族國家現代化的緊迫和嚴峻性，但的確代表了審慎的社會學家的觀察。[14]在費孝通看來，城鄉之間的不平等的二元結構，歷史上一直存在，市鎮(更不要說都市)的傳統收入，都來自鄉村，所以，都市一刻也離不開農村，但農村離開城市卻可以活得很好，甚至更好。未來的關鍵是要形成“鄉村和都市在同一生產的機構中分工合作”的關系。“要達到這目標，在都市方面的問題是怎樣能成為一個生產基地，不必繼續不斷的向鄉村吸血。在鄉村方面的問題，是怎樣能逐漸放棄手工業的需要，而由農業的路線上謀取繁榮的經濟”。[15]這是1948年的問題，也是新中國的問題，甚至是當今的問題。如果說在五十年代，從長遠目標上還是要消除“三大差別”，共同富裕，那么，八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后，這樣的張力與目標遠景似乎也已消失。如果說急于過渡導致了集體化的困境，那么，任由城鄉、沿海與內陸，包括不同社會階層，在財富分配上迅速而無節制的拉大，則將帶來新的社會危機。

　　通過這樣的回顧，我們能夠更清晰地領會1953年到1955年這段時光的特殊意義。那正是一段走向“自由家庭聯合”的黃金年代，梁生寶滿懷信心，盡管腳下還布滿崎曲坎坷，但遠方豐收的田野已然在望，作為歷史新事物的合作社在克服了最初的困難之后，不斷上升，不斷上升。

　　《創業史》第一部的故事時間是1952年底至1953年底，從土改結束到“總路線”的提出，基本上對應著“合作化”從低谷走出，重新振作的歷史區間。在梁生寶式人物的帶領下，合作社發展終于來到了一個心勁十足的上升期。此一時期的華北的合作社，運作狀況普遍良好。據薄一波在1953年11月提交給毛澤東的報告顯示，華北區初級形式農業生產合作社，45%左右辦得很好，50%左右一般好，5%左右不好甚至垮臺。1953年合作社的產量，一般均超過1952年水平，也超過當年同樣土地的單干戶和一般互助組的水平。“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優越性，如勞動效率高，使用土地合理，能首先采用新技術，能充分發揮黨所提倡的各項事業如興修水利、改良土地和步犁、改良品種、密植等的效益，是單干戶望塵莫及的，已為一般農民所理解。”[16]合作社依靠自身的多打糧食，吸引了原本有疑慮的觀望者，1954年華北地區普遍農業豐收，有的單干戶反倒青黃不接，向政府申請救濟糧。不必強迫，單干戶紛紛要求加入合作社。《創業史》正是這段時光的真實記錄。

　　不管怎樣，歷史并沒有沿著梁生寶和柳青的預期展開，合作化的魅力迅速減退了，雖然沒有出現內部的兩極分化，群眾卻仍停留在普遍貧困中和人身束縛中，而合作化初期的期望卻沒有了，心勁兒也難以維持。這正是柳青為什么不再接著寫的原因。柳青對1955年下半年以后的合作化運動明確表達了不同意見，“要求過急，發展過快”。于是，《創業史》的時間終止于1955年，正是這種否定態度的無聲表露。[17]

　　之后，鄉村內部的裂痕再度出現，為了維持集體化道路和現實秩序，重提階級斗爭話語，《艷陽天》和《金光大道》的寫作模式成為主流。

　　柳青終其一生，都對“合作化”不改其志，未曾動搖。但對實踐中或具體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和弊端，卻多有保留意見。由于《創業史》的寫作跨越了1952--1959年，思想不可能沒有波動，這種內心的矛盾與困惑，思想的曲折回環，也在文本中打下了印跡。它有時表現為觀念的疊加，有時表現為自我的質疑——當然，作為一個成熟的作家，他會盡量抹去這些痕跡。

三、“改霞問題”

　　柳青的立場始終站在鄉村一邊，對占據了國家戰略優先地位的工業化的城市心存疑虙。在小說寫作的后期，城鄉二元關系已經初步形成，鄉村的犧牲者角色已被確定。從柳青的角度，從大局出發，他自然對于這種二元關系的必要性有足夠的認識，但鄉土立場又使他在情感上難以認同。這種矛盾清晰地折射在徐改霞這個人物身上。由于集中體現了這些矛盾和潛在疑虙，使這個人物在眾多人物形象中顯得極其特別(性格、氣質)，甚至表現出某種美學上的不協和，過于細膩復雜的內心情感，正如有些批評家指出的那樣，改霞更像一個具有“小資情調”的知識分子城市青年，而不像一個農村女性。

　　柳青的矛盾首先體現在對“改霞進城”的道德評價上。1953年，國家發布“過渡時期總路線”，正式實施“一五”計劃，工業化加速啟動，需要吸納大量有知識有文化的農村青年到城市參加工作。從國家主流意識形態表述來看，這是參加國家建設，是值得鼓勵的個人選擇。面對正在形成的城鄉關系，鄉土精英或回鄉知識青年開始不安心鄉村，投身城市，給鄉村建設造成了潛在沖擊——合作化的關鍵期最需要這樣的青年干部。

　　柳青在理性上當然也不否定改霞進城招工的正當性，但從鄉村建設的立場上，他對改霞的選擇進行了道德上的否定，甚至將其視為對鄉土的背叛，對合作化事業的背叛和對愛情的背叛。改霞的內心困惑甚至負疚感由此而生，進城與否成了她委決不下的艱難抉擇。支持改霞進城的是自私自利的“反面人物”郭振山，盡管郭振山完全重復了國家主流話語，政策性很強，但這些話從他嘴里說出，似乎就帶有了某種不純正的個人動機和挑撥離間的嫌疑。在招工干部王亞梅的眼里，改霞的進城動機也是可疑的。

　　王亞梅嚴肅地說，“工業建設需要人，是個事實。青年們積極參加經擠建設，也是個事實。不過看起來，大多數閨女家是不安心農村，不愿嫁給農村青年……”王亞梅說：“就是找工作，靠工資維持生活。眼下，工人比農民掙得多，所以才會有盲目流人城市的現象。改霞，你參加了整黨學習?參加了?那么你知道，將來消滅了城鄉差別的時候，才能沒有人不安心在農村的現象。社會是復雜的，人的覺悟不齊嘛……”

　　在人格境界上，改霞離生寶相差太遠，同屬于“知識分子”，她基本上和她所討厭的郭永茂是一類，柳青贊賞的是主動離開城市，安心服務農村的知青韓培生。

　　但是，真正復雜和有趣的地方在于，我們不難看出，改霞又是柳青特別偏愛的角色，責之也深，愛之也切。拋棄生寶進城，似乎使她具有了道德污點，但柳青曲意維護，通過把愛情表白的責任推給生寶(敘事人甚至跳出來批評生寶)，并交待她挽回愛情的種種努力，細致展示她內心的掙扎，小說對改霞的形象做了盡可能的補救。另外，還通過她對郭振山的質疑，以及拒絕永茂，和這些落后分子做了切割，表明了她良好的本性和共青團員的覺悟。

　　柳青終于還是體諒了改霞，那么，既然不贊成“招工進城”，他又肯定了改霞的什么品質呢?

　　柳青肯定的是改霞身上所表現出的現代人的自由與獨立意識。關于是否進城，要不要和生寶結婚，改霞思慮頗深，小說大段落的心理描寫被不成比例地分配給了改霞，這已經有些傷及了美學的均衡和協調。正是通過這些直接的心理獨白，我們看到，改霞進城的動機，決非貪慕城市生活，而是要逃離正趨于停滯和閉鎖的鄉村生活，到異地去尋找另外的實現自我價值的可能性。這其中，其實寄寓了柳青對即將走向封閉的合作化精神的判斷!我想，在這一點上，改霞和生寶其實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共同真正體現了柳青的社會主義人格理想， 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改霞才有資格成為生寶的真正戀人。而他們的分手結局，似乎也象征性地隱喻了合作化的未來命運。

　　改霞不是尋常女子，她需要的是更自由的天地。她早早地就被許配人家，本來等待她的將是循規蹈矩的缺乏主體性的人生。是土改時期的波瀾起伏的革命情勢，將她從傳統的狹小生活格局和人生道路中解放出，從“封建”性的人身依附和父權夫權壓抑下解放出來。她1951年在黃堡鎮萬人大會上發言，二十一歲成為團支部委員，不顧習俗壓力，勇敢地退婚，恢復了自由人的身份，贏得了與生寶自由戀愛的機會。她和秀蘭不同。對于政治正確的包辦婚姻(秀蘭未婚夫是朝鮮戰爭毀容的戰士)，秀蘭盡管不情愿也只能接受，鄉村習俗和國家意識形態甚至包括生寶都將站在夫家的立場，只有改霞明確地表達了否定性看法，這無關政治覺悟，只關乎一個女性的愛情選擇和情感判斷。

　　但現在，她萬萬沒想到，在生寶變成單身漢、她解除了婚約的時候，社會形勢卻變成這樣。蛤蟆灘再也聽不見下堡村的鑼鼓響和口號聲，再也看不見馬路上紅旗飄和人群流。村里死氣沉沉，只聽見牛叫、犬吠、雞鳴，悶得人發慌。而如雨后春筍的城市建設，卻向著三年級小學生改霞招手。這真使她為難了!她不是那種沒心的人，怎么能一下子忘了土改時的舊情，舍棄生寶，只管自己高飛遠走呢?”改霞開始想：“唉!生寶好是好，誰知道蛤蟆灘要幾十年才能到社會主義呢?幾十年啦!自發勢力這么厲害，一個小小的互助組，能掀起多大浪!這樣我留在蛤彼灘，幾十年以后，我就是一個該抱孫子的老太婆了。我還是奔城里的社會主義吧。”

　　每當我讀到這兩段內心傾訴的時候，我都難以平靜。我們難道看不出，改霞是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嗎?

　　現實依舊沉重，前景并不明朗，作為女性，改霞的擔心又有另一重含義，這是梁生寶所不能分享的。在革命的尖峰時刻，現實仿佛被瞬間撕開，透出希望與光亮，但這種可能性似乎又迅速合攏，美好的明天又變得遙遙無期。而父權結構的國家與社會，要求女性的犧牲，正如工業化要求農村犧牲一樣。不安分于現狀自然是罪過。在父兄的天空下，改霞們并沒有被承諾另一片藍天。她和生寶的愛情產生于土改時期——那時她體會到了男女平等，卻會在未來的生活中面臨考驗。改霞表現出驚人的理性，她的目光又投向遠方——那個革命當初所描繪的現代遠景，投向了象征這種遠景的城市。

　　或許我們可以批評柳青賦予了改霞超越歷史的敏感眼光，其實，這是柳青站在五十年代末，以一種惋惜之情，將復雜的歷史判斷賦予了小說中仍在上升期的1953年。此后的歷史我們已經清楚，1954年，憲法取消了人口自由遷徙權的規定，1958年1月，《戶口登記條例》開始實行，在這之后，農村戶口的學生考城市中學的比例都有著嚴格的規定，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受到了嚴格的限制。這些規定標志著中國城鄉二元體制的建立，農村為工業化的城市輸血的二元結構正式固化。像改霞這樣的“回鄉知青”(區別于“下鄉知青”)失去了進城的機會——“新時期”之后，我們將再次在柳青的“學生”路遙的筆下見到他們的身影——高加林、孫少安和孫少平。

　　當“大躍進”失敗，“自然災害”，中蘇交惡之后，經濟狀況惡化，國家收縮工業戰線，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人，同時也為減輕農業負擔的財政人口，開始清退城市的農村工人和臨時工，并動員“回鄉知青”安心回鄉，甚至鼓勵城市青年下鄉，從而興起初期的“知識青年下鄉運動”。在這種形勢下，六、七十年代開始出現以“回鄉知青”為主題的鄉村敘事，豫劇《朝陽溝》成為廣為流傳的經典，銀環和栓保唱遍華北。至今我仍記得小時候，在八十年代初的山東小縣城里，大家涌進劇院看戲的盛況。

四、尊嚴政治與德性

　　柳青所理解的社會主義不只是共同富裕，更重要的它具備的內在的德性，也就是小說所謂“性氣”。這種新的人性，指向的是人的最終解放，它不僅包括外在的解放，即擺脫物質束縛，從壓抑性的社會結構中解脫出來，還包括內在的解放，解除心靈的枷鎖，擺脫異化狀態。正如幼年生寶所體驗的，和“借貸”貧農的“人窮志短”所顯示的，蛤蟆灘的舊秩序，沒有準備下“人的條件”。梁生寶所要追求的是使所有人擺脫屈辱的尊嚴政治。

　　十三年歲時，梁生寶在下堡村呂二財東家打長工。受地主兒子欺負，梁生寶哭著回了家，他媽安慰他說:“你不懂事哎!咱窮人家，低人一等著哩。要得不受人家氣，就得創家立業，自家喂牛，種自家地……”

　　而梁三老漢轉變的更為內在的原因，也正是這種“體面”。“老漢想起這些，感動得流淚了。人活在世上最貴重的是什么呢?還不是人的尊嚴嗎?”

　　《創業史》第一部終結于這幾句話：

　　梁三老漢提了一斤豆油，莊嚴地走過莊稼人群。一輩子生活的奴隸，現在終于帶著生活主人的神氣了。他知道蛤蟆灘以后的事兒不會少的，但最替兒子擔心駭怕的時期已經過去了。

　　柳青心中的合作化事業，首先建立在發展的生產力和共同富裕的基礎和前景之上。中國農民是唯物主義的，合作化就是要用眼見為實的富裕成果吸引他們，贏得他們的信任和跟從。但這還不夠，合作化還要在共同勞動中建立新的人際關系，帶來社會結構的變化，激發起潛藏在他們心中的樸素的對于尊嚴平等的追求。它是人同此心的同情心，正義感和良知。這才是改天換地的能量。“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洲盡舜堯”。

　　舊制度和傳統小農經濟，只能導向人群分化，最終來到人人為己的虎狼世界，這種社會會造就與此相匹配的理性法則和人間道德。《創業史》精細描寫了姚士杰在賣糧和投資中所表現出來的經濟理性，這是傳統農民的“精明美德”，但它很容易就走向了損人利己，以次充好，坑蒙拐騙——市場競爭和劣幣驅逐良幣的自然法則會自然促成這一結果。某種意義上，這無關于個人道德，梁三老漢和郭振山的投資算盤，都是正常經濟理性的體現甚至本能性反應。只要社會不發生結構性改變，這種”理性“就不會改變。天不變道亦不變，只要具備了物質條件，梁三老漢也會走向他所痛恨的楊大扒皮和呂二細鬼。現實中梁生寶的原型王家斌不是也想過要買地嗎?

　　傳統鄉村共同體溫情脈脈的“禮”的背后往往潛藏著虛假的“理性”算計，《創業史》中，梁生寶親眼目睹了一樁兄弟爭家產的爭訟。

　　生寶不禁心生感慨：

　　生寶這個剛入黨的年輕莊稼人，不禁深有感觸。他覺得同志感情是世界上最崇高、最純潔的感情;而莊稼人之間的感情，在私有財產制之下，不常常是反映人與人之間利害關系的庸俗人情嗎?鄰居間在利害一致的時候，相好得那么俗不堪言;一旦錯收了一顆雞蛋，拌幾句嘴，就該別扭多少日子了。

　　或許，在柳青看來，傳統禮制已經被淘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達到傳統理想的實質，“題記”中的“兄弟團結”強調的就是對傳統社會關系的改造。“改造農民的主要方式，鞏怕就是集體勞動吧!不能等改造好了才組織起來吧?要組織起來改造吧?”

　　這種新型的社會關系是比富裕更重要的。合作化時代的集體勞動不僅是生產活動，還是社會交往的一種形式，人生樂趣的來源。[18]當然，在后來的某個時期，當它淪為異化勞動時，集體勞動在一定程度上也變了味道。但即使在政社合一的管理體制下，即使公社制度有種種弊端，仍然基本保留了這種新型人際關系的構架。公社體制解體以后，鄉村共同體也逐漸渙散，集體徒有其表，消費主義和各種宗教趁虛而入，農村走向沙化和原子化，真正變成了馬克思所說的馬鈴薯式的小農社會，也失去了政治能動性。當我再次讀起山東作家劉玉堂寫于九十年代的《最后一個生產隊》，見證那些久違的集體化時代公共生活的溫暖場景之時，不禁噓吁不已。

　　本文原刊于《小說評論》2018年第4期

　　注釋

　　[1] 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218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

　　[2] 馬克思、恩格斯《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77-78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

　　[3] 柳青《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延河》1963年八期。

　　[4]王維玲《柳青和<創業史>》，《柳青寫作生涯》131頁，百花文藝出版社，1985年。

　　[5] 見劉可風《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1月。

　　[6] 賀桂梅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參見《“總體性世界”的文學書寫：重讀<創業史>》，《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以柳青為中心》(會議論文集)

　　[7] 當然，這種籠統的分類，存在著理論風險，事實上，華北各地以及與此類似的東北地區，內部差異也非常大，而且還有一個歷史演變的復雜過程。這里只是就總體狀況概而言之。

　　[8] 蒙萬夫、王曉鵬等《柳青傳略》，陜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

　　[9](美)韓丁《深翻》，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香港)，2008年5月，110頁。

　　[10]((美)弗里曼、畢克偉、塞爾登《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3月，244頁。

　　[11](美)弗里曼、畢克偉、塞爾登《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3月，364頁。

　　[12](美)韓丁《深翻》，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香港)，2008年5月，81頁。

　　[13] 見(美)韓丁《深翻》，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香港)，2008年5月。

　　[14] 參見(美)馬若孟《中國農民經濟》，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24頁。

　　[15] 費孝通《鄉土重建》，岳麓書社，2012年1月，18頁。

　　[16]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1月，145頁。

　　[17] 《孟維剛談柳青在長安的生活和創作》，載蒙萬夫、王曉鵬等《柳青傳略》，215頁，陜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

　　[18](美)韓丁《深翻》，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香港)，2008年5月，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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