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權按：在城市消費主義的刺激下，人們心安理得的享受塑料制品的便利，鮮少有人關注塑料廢品的最終去處。實際上，源源不斷的塑料垃圾被送往農村，侵蝕著那里的居民和環境：它們先造成村里水中漂著的白沫，隨后讓老奶奶被腐蝕品碳化整個關節，最后它們又變成腰上長著的瘤子。

　　不僅如此，為了滿足城市人口日益膨脹的反季節蔬菜需求，農業生產大量使用地膜，產量提高的同時，地膜卻頑固地寄生在土壤里。在市場和資本的邏輯下，過高的成本限制了回收技術和分類體系的大規模建立，一邊是不斷生產的塑料垃圾，一邊是捉襟見肘的處理辦法，并最終導致生態系統的破壞。

　　如何才能減少塑料等垃圾的危害，我們還是要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嗎?如果不想被繼續毒害，就從改變消費觀念和生活習慣做起。

　　“限塑令”落地十載，效果究竟如何？

　　真實的答案也許只有垃圾填埋場知道。紀錄片導演王久良把鏡頭對準了平均使用時限25分鐘、降解卻需要至少200年的塑料制品。

　　但在成為垃圾山之前，它是日使用量30億個、隨手可得的塑料袋;它是日流動量上億個、輾轉全國各地的快遞袋;它是一天可以壘成幾百座山峰、間接喂飽了超過2000萬張嘴的外賣盒;它還是農村的“白色海洋”。

　　很少有人知道這些項目是否真正落地，那些“環保塑料袋”被丟棄后又去了哪里。

　　10年過去了，裹上層層面紗的塑料從來都沒有缺席。今年年初，國家發改委在官網邀請社會各界人士就塑料垃圾污染防治建言獻策。

　　關于限塑的努力，還在繼續。

　　環保還是商機？

　　在王久良的鏡頭里，塑料袋是垃圾填埋場絕對的主角。

　　50多米高的垃圾山上，有價值的東西都被收走了，唯有劣質塑料制品無人問津，其中包括無法統計數量的“環保塑料袋”。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固體廢物控制與資源化教研所教授劉建國，并不訝異這些“環保塑料袋”的命運。“環保塑料袋需要嚴格的條件才能降解，比如溫度、含水率、特定反應器等，在自然環境下很難降解。”他注意到，這些“環保塑料袋”的去向，依舊是和各類垃圾混雜在一起，再被壓縮稱重，最終送進填埋場或是焚燒場。

　　和普通塑料袋唯一的區別，只在于消費者“為了滿足自己的環保需求，多花了一些錢而已”。

　　他調查發現，大量標有“可降解”標識的塑料袋，其實是降解材料和不可降解材料混雜在一起的產物。出廠后，就加價搖身變成了“環保塑料袋”，那是巨大的商機。他說：

　　一個可降解的塑料袋如果沾上油污，那就需要先用化學試劑清洗干凈，再進入降解的流程，這個過程又要消耗多少成本?

　　王久良很清楚，當下科技進步的速度不可謂不快。意大利開發出新技術——在一堆垃圾里依靠粉碎、比重等方法篩選塑料。但這些手段在中國的推行難度很大。他說：

　　我們的垃圾沒有進行分類，那些垃圾廢水里有什么樣的物質，得經過多少道工序、花費多少成本?

　　比起把希望寄托在科技上，王久良覺得有更緊迫的事要去做——比如，理性地審視塑料究竟對周遭的世界影響到了怎樣的程度。支撐咖啡廳遮陽傘的墩子、道路用來交通隔離的小柱子、隨處可見的塑料垃圾桶，目所能及的，處處都有被反復利用后的劣質塑料制品的身影。

　　回到老家，他發現了一個幾乎被塑料包圍的農村。兒時離家還未聽說過的地膜如今成了農田的“主人”。

　　田間地頭、渠溝路旁，甚至大街上、農戶的院落里，到處見得到廢棄的地膜。舊的地膜沒有處理完，新的又鋪上了。

　　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蔣高明很清楚，厚度僅有0.004毫米的地膜很難從土里徹底剝離，由于沾滿土灰重量又輕，地膜回收的價值較低，除了焚燒和擱置別無他法。

　　行走在農田上，如果翻開土壤，肉眼很容易看見碎成一截一截的白色地膜和土塊糾結在一起，像是地里長出的莊稼。

　　他發現，農村是一個幾乎“沒有管理的塑料世界”。有環保人士下鄉，在老鄉家里吃飯，一次性塑料餐具擺上了桌子，用完后，老鄉隨手就扔進火爐，塑料碗杯速度消失，然后變成看不見的致癌物二惡英，排向空中，再隨降水循環到農田和河流。

　　這些被城市淘汰的劣質塑料制品，隨著消費浪潮涌入農村。由于一些鄉村沒有專門的環衛人員和垃圾回收系統，塑料制品借助風和雨，進入河流或溝渠，留在江河湖海和農田山脈。

　　負增值產業？

　　在日本，更多更難處理的塑料垃圾都被出口到了中國。過去的10余年，中國對洋垃圾的進口經歷了爆炸式的增長、回落以及今年徹底的禁止。

　　“之所以進口還是有利可圖，可真的有利嗎?”王久良忍不住反問，“環境的成本算什么?”

　　3年拍攝時間里，鏡頭記錄下了那些看得見的“成本”，村里的水漂著垃圾和白沫;清洗塑料后的污水流到了林子里;有老太太分揀時不小心碰到了腐蝕品，她的手指整個關節被碳化;有小作坊的老板覺得腰上長了瘤子卻死活不愿看醫生，“檢查出來病咋辦?日子還過不過了?一批粒子，娃半年的學費。”

　　紀錄片的拍攝讓王久良認清了一個道理，他打了個比方，如果環保型回收1噸廢舊生活塑料能夠產生100元經濟效益，需要付出的成本，至少也要101元。

　　以環境友好為前提的垃圾回收，都是負增值產業。否則，無法解釋在被世界公認垃圾分揀回收做得最好的日本，為什么要對企業回收垃圾提供政府貼，更解釋不通為什么《塑料王國》里來中國的洋垃圾里依然會出現日本垃圾。

　　“環保很多時候就是幾害相較取其輕。”劉建國說，當前社會有一種聲音，期待著科學家能夠找出完全替代塑料袋的東西。但實際上，從全生命周期計算，無論是帆布袋、紙袋所要消耗的資源帶來的污染同樣不會少。

　　他舉例說，如果做紙袋，需要經歷種樹、砍樹、做成紙漿、造紙的過程，而帆布購物袋所涉及的棉花種植更是高耗水高耗能的產業，不僅要考慮農藥、化肥的使用量，還要考慮土地資源的占用、運輸、印染、流通、廢棄后填埋焚燒的成本。

　　你只看到多次使用，卻沒想過一旦要處理，布袋的重量是塑料袋的幾十倍，占用的空間、處理難度都不小。

　　這個研究固體廢棄物的學者曾做過實驗，每使用200次帆布袋，其對環境的影響才能優于使用1次塑料袋。

　　蔣高明說：

　　根本問題不是去尋找一個塑料袋的替代品，真正要做的，是審視我們的消費行為。

　　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

　　大片的塑料大棚和地膜占領了農田，中國農業科學院的數據顯示，在短短30年時間里，地膜的使用量增加了200多倍。研究農村白色污染十余年的蔣高明發現，引發蝴蝶效應使農田樣貌大變的，跟城里人的餐桌有很大關系。

　　他說，為了生產反季節蔬菜和水果，農村大量建造塑料大棚。而耕地的“白色海洋”地膜，則是為了改善土壤溫度和濕度，以延長經濟價值較高作物的生產季節，最終提高其產量。

　　地膜鋪下去后，產量的確提高了。但同時，地膜在使用后很難從土壤里剝離。它們長久地待在土壤里，破壞土壤結構，生物失去了活動空間，線蟲、蚯蚓挨個離開，土地最終板結化。

　　蔣高明注意到，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許多人甚至采用了“膜中膜”的方法，大棚蓋一層膜，地上再鋪一層，為的是不讓水分流失，可這樣的密封環境會活活地把土壤里的微生物憋死，最終演變成脆弱的生態系統。

　　他看到了一個又一個傷心的面孔，一些農民都遭遇了作物爛秧、病害等問題，有牛羊吃了地膜覆蓋下的花生秧子，竟被活活憋死。蔣高明叫人翻開土地，清晰地看見地膜纏在花生的秧子上，像是寄生在秧上。他們把土壤帶回實驗室檢驗，甚至發現了30年前殘留的地膜，“它已經變成微小的、肉眼不可見的塑料片了，但并沒有消失”。

　　來不及處理的地膜大多付之一炬，因此產生的六氯代苯、二惡英、多氯聯二苯等有害物質由此進入空氣。

　　而那些染病、使用過量化肥和農藥的作物去了哪兒?蔣高明說，“最后都上了城里人的餐桌。”

　　他覺得這一切很諷刺，無窮無盡的消費需求控制著市場的流動變遷，卻又最終被其反噬。他曾和農民討論，干脆把果園里鋪了一地的反光膜撤走、少用，以減少污染和浪費。可對方拒絕了這個建議，理由很簡單——不用反光膜，蘋果上色不均勻，賣相太差，沒人會買。

　　“蘋果是拿來吃的，不是拿來看的。”蔣高明說。

　　這位學者忍不住反思，“我們真的有這樣大的消費需求嗎?”他反感一顆糖一張塑料紙的包裝模式，公開批判出版業給書貼塑料膜的行為，也反對酒店提供一次性塑料洗漱用具，“這會造成多少浪費?”

　　劉建國總結了12個字：“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

　　從清華大學環境學院的辦公樓向外看去，密集的住房和寫字樓正在不斷壓縮著城市的空間。塑料袋、建筑垃圾、電子垃圾、廢鋼鐵、輪胎、玻璃，甚至包括共享單車……劉建國覺得，經濟增速太快了，生活節奏加快，人們的消費模式發生改變，需求被刺激，催生了快捷市場。共享單車一兩年前還是解決最后一公里問題的“天使”，轉眼間就在小區、停車場壘成了垃圾山。這名學者嘆氣道：

　　很多人不思考，只覺得塑料袋是個大問題，所以一邊兒吃著塑料盒包裝的外賣一邊兒痛罵塑料的罪惡。真正思考了，你會發現處處都是問題。

　　要讓企業感覺到疼，要讓民眾感覺到疼

　　王久良說，生產多少塑料，最終就會有多少塑料垃圾出現，不斷重復利用的過程只會讓塑料的性能不斷遞減，終究會變成真正不可回收利用的塑料垃圾。而想要規避塑料垃圾的環境污染，唯一的辦法就是減少使用。

　　在他看來，“限塑令”目前的范圍太窄了，“應該覆蓋更多的產業”。而手段需要靠政府來調節，他說：

　　生產礦泉水瓶的企業獲得了利益，是否應該承擔環保的代價?民眾享受到了塑料瓶的便利是否也應該為此買單?包裝行業是否應該改革?超市售賣塑料袋要不要繳稅?

　　要讓企業感覺到疼，要讓民眾感覺到疼。

　　劉建國認為，過去的10年，“限塑令”最大的價值不在于限制了多少超薄塑料袋的產生，而是它通過對塑料袋收費，向社會傳遞了“資源有價，使用資源需要付出成本”的信號。

　　只是，“如果有朝一日塑料餐盒真的從5毛錢漲價到5元，消費者愿意掏錢嗎?有朝一日，真的用回收廢物造出了可循環餐盒，人們愿意使用嗎?”他說，成本增加、市場振蕩，企圖一下子改變形勢是不可能的事。

　　這位學者認為，當下需要為塑料正名，他說：

　　材料不是從天而降的，塑料沒有罪惡，它是被人類制造出來的。

　　塑料不應該被妖魔化，更不應該把塑料的罪惡和管理不善的問題混為一談。

　　我們能不能做到不讓塑料進入水體?不讓它進入農田?任何材料管理不善都會成為問題，不只是塑料。

　　劉建國眼中的突破口是農村：

　　提高整個回收處理系統的技術和管理水平，以及推廣垃圾分類，這是能實實在在做的。

　　要無中生有，盡快建立基本的回收處理系統，哪怕是簡易的填埋場。

　　如果能做好分類垃圾讓處理難度降低，那么就有可能建立衍生的塑料分類中轉中心，“起碼會比一把火直接燒了更有價值”。

　　但在蔣高明看來，眼下可以去嘗試的事情，不止這一點。

　　曾經他聽聞，在缺水的甘肅，有農業學家幫本地農民開發出了雙層地膜，在土地鋪上兩層地膜，目的是幫助干旱的土地鎖住水分，以便種植更多的玉米。這個項目拿下了課題，最終“各方滿意”“皆大歡喜”。

　　蔣高明卻一點也不開心，他說：

　　技術出了問題，你想的是再開發一個技術來解決。實際上，人為制造最佳溫、濕度的環境來種植玉米，都是違背自然規律的。源頭就錯了。

　　此前，有西班牙科學家發現，100只蠟螟在12個小時內降解92毫克的聚乙烯，被媒體編譯后，這種蟲子成了具備消化塑料能力的“救世蟲”。新聞一出，蔣高明哭笑不得，人類每天生產幾十萬噸聚乙烯，讓蟲子來吃不知道要吃到猴年馬月。更重要的是，讓蟲子去吃自然界原本沒有的東西，這個想法依舊“走偏了“。蔣高明很清楚，能夠真正讓這一切改變發生的，是消費者。他說：

　　城市消費者手中的鈔票就是最好的選票，你投到哪里，哪里就會形成產業。

　　我們該怎么辦？樂觀點！

　　《塑料王國》在后期制作的過程中，他一直在思考：表面上看，這些產業在當地可能是支柱，養活了數不清的農村家庭。但當個體利益的獲取建立在損害他人的利益基礎之上時，這又變成了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

　　砍掉這個行業是必須的，要看到更多受影響的人，他們的利益誰來保障，誰又去發聲?

　　他始終忘不了拍攝期間遇到的一位老人。因為處理“洋垃圾”，拍攝的村子水源受到污染，附近的村民只能走遠路去買水。一天，王久良在買水的地方碰到了一位佝僂的老太太。商販告訴老人，一桶水4塊錢。老太太很不好意思地開口，“4塊錢，我能先欠著嗎?”

　　今年1月起，國家開始全面禁止從國外進口24種“洋垃圾”，砍掉了這個盤桓20余年的產業。王久良從中看到了希望，他想，如果真的征收垃圾稅、自上而下地去推動改革，也許希望就在前方。

　　蔣高明認為這不算難事。他記得過去國家層面對地溝油、面粉增白劑的整治，每一項都是動了不少人的蛋糕，可最終都得以推行。

　　這一次，難啃的骨頭變成了塑料制品。

　　他說：

　　英國女王可以自省，要求王室產業內禁止使用塑料吸管和塑料瓶，我們為什么不可以呢?

　　英國今年年初曾向公眾承諾，英國政府將實施25年計劃，在2042年前消除所有可避免的塑料垃圾污染。而這一發聲沒能得到普通民眾更多的支持，很多人在社交平臺上留言：

　　政府把時間設置得太晚了，2042太晚了，現在就應該立即采取行動。

　　塑料問題成了世界級難題。孟加拉國曾遭遇一次災難性洪災，人們驚訝地發現，塑料袋竟然是排水系統堵塞的首要原因。無法統計數量的藍腳鰹鳥也正在失去自己的家園，塑料垃圾成了秘魯羅伯士·泰拉島海灘新的主人。有數據顯示，這些塑料垃圾造成每年數十萬海洋動物的死亡。

　　英國首相特雷莎·梅說：

　　在英吉利海峽捕獲的魚當中，每3條就有一條含有塑料碎片。

　　南極同樣沒有擺脫塑料污染的災難，今年年初，科學家發現南極的表層海水里出現了肉眼不可見的塑料微粒，含量甚至高于海洋中的平均水平。

　　孟加拉國在2002年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實施塑料袋禁令的國家。法律規定，進口或銷售塑料袋的人可被判最高10年徒刑，發放塑料袋者則被處以6個月的監禁。如今，這個國家的超市里只會售賣布袋和紙袋。

　　王久良帶著片子在世界各地巡回放映，許多年輕觀眾看完后會忍不住向王久良發問：“我們該怎么辦?”

　　劉建國說，包括塑料袋的問題在內，中國的很多問題都集中在超高速的經濟發展上。這些問題很多發達國家用了上百年才逐步解決的，而中國需要在20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內去解決，他希望民眾能給予多一點支持和理解，同時也能從自身出發，更全面理性地看待自己的消費行為，反思自己的消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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