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權按：在資本的主導下，城市建設的步伐日益加快，可勞動者卻越來越難以分享城市建設的成果。看似自由卻處處設有門檻，“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已成為現在迷失在城鄉之間的勞動者的寫照。

　　建國后前三十年，毛主席反思蘇聯集體農莊只有農業的錯誤做法，適時提出農村也要發展工業的目標。而對于教育衛生等事業，毛主席又提出“村村有小學，鄉鄉有初中”、“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等目標。這些歷史探索為我們今天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城鄉關系提供了寶貴經驗。

　　導語|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現實國情相結合，辯證地處理工農和城鄉關系，在發展城市的同時，也使農村成為發展的主體。毛澤東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的探索實踐并不是浪漫主義的唯意志論，也不是反現代性的農業社會主義，而是追尋另類的現代性，體現出以人為本而非以資為本的發展理念。

　　城鄉差別自古有之，但現代城市的興起與城鄉對立則是工業革命之后的現象。無論是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還是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在工業化的過程中都無一例外地追求人口和資源向城市的集中。這種集中帶來的規模效應提高了經濟效率，但負面后果之一就是城市的無限膨脹和農村的普遍衰敗。村落的終結并不可怕，但問題在于，以城市消滅農村真的就能夠破解二元結構嗎？城市化真的能夠讓廣大人民的生活更美好嗎？城市化就等同于現代化嗎？

一、近代以來城鄉關系發展演變的“客觀規律”

　　（一）西方發展經濟學視野下的城鄉關系發展規律

　　城鄉分離和對立是近代以來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經歷的過程。由于人口和生產資料的集中會產生規模效應和分工效應，提高生產效率，規模越大，效率越高，于是，在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下，各種資源自發地從農村向城市集中，小城市變成中等城市，中等城市變成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到20世紀中期，世界上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先后完成了工業化和城市化，農業人口占全部人口的很小比例。[1]

　　二戰后興起的發展經濟學，把西方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歸納為一般發展模式，認為發展中國家只要按照同樣的路徑，就能達到發達國家同樣的發達程度。1954年，發展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發表了著名的論文《勞動無限供給下的經濟發展》，提出了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劉易斯認為傳統的農業部門是落后的，農村存在大量“零值勞動人口”，資源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導致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長期處于低水平。

　　而在城市的現代部門(主要是工業)是先進的，可以實現快速的資本積累和擴大再生產，從農業部門吸收過剩人口。由于農村大量過剩人口的存在，使城市工業部門的勞動力近乎無限供給，工資可以維持在很低的水平，有利于工業資本的積累，擴大生產規模。只有通過城市化，把農村剩余勞動力全部轉移到城市工業部門，兩部門才會趨向協調發展。[2]因此，發展中國家需要做的就是加速工業化和城市化，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

　　劉易斯的理論經過了拉尼斯—費景漢、喬根森等人的補充和完善，成為發展經濟學關于“發展”的一般模型。此后的發展經濟學家將這一發展模式技術化、數量化，通過對發達國家發展經驗的歸納總結，在工業化率和城市化率之間建立了一種數量上的對應關系。在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有什么樣的工業化率，就應該有什么樣的城市化率，這是發展的客觀規律，具有普適性。[3]

　　（二）“正統”[4]馬克思主義視野下的城鄉關系發展規律

　　馬克思、恩格斯從唯物史觀的視角，指出城鄉分離是社會分工的產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某一民族內部的分工引起工商業勞動和農業勞動的分離，從而也引起城鄉的分離和城鄉利益的對立。[5]

　　在資產階級時代，城鄉分離加速了。

　　資產階級日甚一日地消滅生產資料、財產和人口的分散狀態。它使人口密集起來，使生產資料集中起來，使財產聚集在少數人的手里。[6]

　　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資本主義城鄉分離的歷史進步性。城鄉分離形成的分工和生產社會化，促進了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城鄉分離也推動了生產的社會化和交往的社會化，使個體擺脫傳統的紐帶，擺脫了封閉和愚昧。

　　資產階級使鄉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鄉村生活的愚昧狀態。[7]

　　但是，不同于資產階級學者把城鄉對立作為永恒范疇，馬克思恩格斯根據辯證唯物史觀指出，工農城鄉對立只是一個歷史范疇，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城鄉融合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列寧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資本主義城市化歷史進步性的思想。列寧認為，社會主義必然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基礎上，而只有現代的工業化城市才能創造這樣的生產力。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蘇維埃面對的是極其險惡的外部環境，快速發展生產力，特別是發展重工業和國防工業，是關系到蘇維埃生死存亡的頭等大事。蘇聯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套體制能夠更加有力地把資源集中在城市，使得蘇聯迅速成為世界工業強國。這種成就感顯然強化了蘇聯領導人的城市中心主義思想。

　　斯大林認為，社會主義要消除城鄉對立，其途徑不是發展農村，而是進一步發展城市，通過城市來帶動農村：

　　不僅大城市不會毀滅，并且還要出現新的大城市，它們是文化最發達的中心，它們不僅是大工業的中心，而且是農產品加工和一切食品工業部門強大發展的中心。這種情況將促進全國文化的繁榮，將使城市和鄉村有同等的生活條件。[8]

　　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城鄉對立是歷史發展必然要經歷的過程，任何挑戰客觀規律的行為都屬于唯意志論，并且必然走向失敗，遭遇客觀規律的懲罰。至于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城鄉融合，則被推遲到十分遙遠的未來。[9]

二、毛澤東工農城鄉關系探索實踐的“反規律性”

　　新中國成立后，如何在現代化過程中處理好工農城鄉關系，成為是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領導層面對的一個重大而迫切的課題。從理論上來說，資源在城市的集中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資源集中程度越高，越能夠產生規模效應和分工效應。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英國等早發現代化國家，人口和資源自發地趨向集中，后來的德國、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以及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為了趕超先進國家，都是通過國家政權的力量加速人口和資源的集中，從而更快地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

　　毛澤東本人也曾經認為城市化是發展的一般規律。在1945年的《論聯合政府》中，毛澤東就提出：

　　將來還要有幾千萬農民進入城市，進入工廠。如果中國需要建設強大的民族工業，建設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長過程。[10]

　　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迫切地希望實現工業化。由于當時的特定歷史環境，中國的工業化也照搬了蘇聯的發展模式，接受了蘇聯的工業項目援助，在城市集中力量發展重工業和國防工業。一五期間，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在較短時間內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

　　一五計劃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過度重視發展城市和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農村造成的負面效果也顯露出來。這是蘇聯模式的弊端，引起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警覺。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指出：

　　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11]

　　中央開始對蘇聯發展模式進行認真的反思，試圖超越傳統發展模式，尋找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工農城鄉統籌發展的道路。

　　（一）大力推動農村的工業化，使農民就地轉化成為工人

　　在毛澤東看來，中國的特殊國情在于人口體量非常龐大，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農村，而農村人多地少，如果農村只是發展農業，把人口束縛在土地上，顯然無法解決大量人口的就業問題，而如果把農村剩余勞動力全部轉移到城市，勢必會導致城市人口膨脹，不堪重負。毛澤東認為，解決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理想的方式并不是把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的工業部門，而是在農村發展工業，使農民就地轉化成為工人。

　　人民公社是農村工業化的重要載體。人民公社被不少人認為是蘇聯集體農莊的翻版，但事實上，毛澤東所設想的人民公社制度，并不同于蘇聯的集體農莊。毛澤東明確批評“蘇聯的集體農莊，不搞工業，只搞農業，農業又廣種薄收，所以過渡不了”，“他們要使農民永遠成為農民。”[12]而毛澤東所倡導的人民公社，則是要大辦工業。由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提出要“廣泛實現國家工業化、公社工業化。”[13]毛澤東反復強調，農村不能只搞農業，必須發展工業，并認為大辦工業是人民公社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之所在。

　　由于經驗不足，起點很低，農村工業化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失誤，包括“大躍進”過程中形成的較為嚴重的失誤。毛澤東后來總結經驗教訓時指出：

　　公社工業化、機械化、電氣化、文化教育事業等，只能逐步發展，不能一口氣辦得很多很大，否則會犯冒險主義的錯誤。[14]

　　然而，毛澤東強調農村工業化要逐步推行，并不是不要農村工業化。但是，黨內部分領導人卻從根本上否定了農村工業化的可能性，批評農村工業化沒有效率，違背基本的經濟規律，社辦工業小而散，與國有工業爭資源、爭市場，擾亂經濟秩序。“大躍進”失敗后，國家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社隊工業的發展受到嚴格限制。[15]盡管如此，毛澤東仍然對農村工業化抱很大希望，一有機會就提出農村工業化的設想。這成為毛澤東與一線領導人在發展理念上的沖突。

　　在毛澤東時代，農村工業化盡管遇到重重阻力，卻始終在艱難推進。莫里斯·邁斯納認為，農村工業化是毛澤東縮小城鄉差別最成功的實踐。農村工業化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農村長期存在的就業壓力，為農業的發展提供了資金和機械。[16]改革開放之后，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輝煌時期達到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程度，農民可以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農村生活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而鄉鎮企業正是由毛澤東時代的社隊企業發展而來的。今天發展地比較好的集體經濟村莊，包括華西村、南街村、周家莊等等，其集體經濟的支柱都是工業。

　　（二）把公共資源更多地投向農村，促進農村的在地城鎮化

　　現代城市是工業文明的產物。城市不僅意味著先進的生產力，同時也代表著一種先進的生活方式。隨著人口和資源在城市集中，城市的各項設施也更加完善。通常來說，城市有優良的基礎設施，有良好的醫療、教育、文化等資源，有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這是人口從農村向城市遷移的動力。毛澤東時代，雖然國家盡量控制城鄉差距，并且試圖消滅城鄉差異，但長期以來形成的城鄉差距是客觀存在的，并且在短期內難以消除。如果實行自由遷移的政策，城鄉差距必將使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為了維持社會經濟秩序，緩解城市的就業壓力，政府不得不通過戶籍制度限制城鄉人口流動。

　　戶籍制度完全是無奈之舉，政府制定戶籍制度并不是要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過苦日子，而是要就地提高農村的生活水平，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讓農村人口也能過上城市類似水平的生活。

　　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談話記錄稿》中，毛澤東指出：

　　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里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自己的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17]

　　毛澤東高度重視農村的基礎教育問題。毛澤東時代，在教育資金十分緊張的情況下，我國大力發展基礎教育，優先保障大多數人受教育的權利。農村學校布局基本以“村村有小學，鄉鄉有初中”為原則，以便學生就近上學。基礎教育的大力發展使我國小學入學率、中學入學率和成人識字率達到同時期中等收入國家水平。經過近30年的努力，中國從一個占80%的人口是文盲的國家轉變成一個將近80%的人口有文化的國家，國民素質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8]

　　毛澤東提出要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1965年6月26日，在與醫務人員談話時，毛澤東嚴厲地批評了衛生部的工作：

　　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15%工作，而且這15%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院，二無藥。可是中國有五億多人是農民。……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19]

　　毛澤東多次強調要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到農村，解決廣大農村缺醫少藥的問題。在毛澤東的推動下，中國農村開始推行合作醫療制度。

　　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縣、公社、生產大隊三級醫療衛生機構在我國絕大多數農村建立起來，基本上形成了農村醫療衛生網。通過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覆蓋了90%左右的農村人口，保障了城鄉居民最基本的醫療需求，其醫療條件和健康狀況超過了低收入國家的水平，大體上相當于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被聯合國稱為“低收入發展中國家舉世無雙的成就。”[20]

三、以人為本還是以資為本的城市化？

　　在改革開放時代，把西方發展經濟學理論奉為圭臬的國內主流經濟學家，把西方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道路看作是一種自然的歷史進程。主流經濟學家們追捧劉易斯的理論，認為只有通過城市化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才能提高經濟效率，只有轉移了全部農業剩余勞動力，才有可能消除城鄉二元結構。這種看法，顯然也未能考慮中國的現實國情，中國有世界上規模最為龐大的人口，其人口總量超過發達國家總和。城市制造業的發展無論如何也無法吸納如此龐大規模的勞動力。任由農民涌入城市，必然會導致嚴重的就業問題。

　　主流經濟學家迷信的西方發展經濟學關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理論，究竟是什么樣的“客觀真理”呢?

　　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城鄉對立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展開的必然結果，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提條件就是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相分離，就是農民等小生產者的無產化，自有到一無所有，否則就無法提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需要的大規模的商品化勞動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是資本驅動的，目的是為了實現資本積累。在這個過程中，資產階級是受益者，積累了巨額財富，而工人階級是被剝削者，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城市集中了大量的人口，創造了雄偉壯麗的繁榮景象，然而：

　　每一個大城市都有一個或幾個擠滿了工人階級的貧民窟。

　　只有到過這個世界城市的‘貧民窟’，才會開始覺察到，倫敦人為了創造充滿他們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跡，不得不犧牲他們的人類本性的優良品質。[21]

　　這一過程普遍持續了有上百年的歷史，期間始終伴隨著激烈的階級矛盾和斗爭，伴隨著資本主義國家的對外的侵略和掠奪，伴隨著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總之，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歷史，絕不是一幅美好的畫卷，而是用血與火的文字寫成的歷史。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西方世界盛行的現代化理論，卻把這段歷史極大地美化了，把其中的苦難、矛盾和沖突都被輕描淡寫一筆帶過，當作歷史發展進程中必然要付出的代價。在現代化理論家眼中，發達國家走過的道路就是現代化的普適道路，發展中國家只要亦步亦趨地重復發達國家走過的道路，經歷同樣的發展階段，就能達到同樣的發展水平。沿著這一邏輯，西方學者開始構建出一套技術指標，用以衡量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水平。[22]

　　現代化理論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服務于資本主義國家稱霸世界的需要。戰后，廣大亞非拉國家紛紛實現了民族獨立，面臨發展道路的選擇。社會主義道路對新獨立的廣大亞非拉國家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選擇了社會主義陣營。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受到很大挑戰。在這種競爭壓力下，資本主義國家積極搶奪第三世界國家，除了直接的武裝干涉、扶植代理人等方式之外，還進行意識形態輸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展示經濟成就，來吸引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理論則把資本主義體系合理化，把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道路歸納為人類社會線性進化的單一道路，成為強大的意識形態武器。

　　發展經濟學用科學的說辭掩蓋了其意識形態性，對于那些渴望“發展”的發展中國家，著實有誘惑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城市展現給世人的是一幅光鮮亮麗的形象，似乎發展中國家也能達到這種目標。然而，這種期望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首先，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城市經過100多年的發展，才達到今天的狀況。農村人口是逐步轉移到城市中去的，城市化的進程相對緩和。即便如此，廣大勞動人民仍然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發展中國家重復西方國家城市化道路，其人民要付出更加慘重的代價。

　　其次，截至目前，只有少數幾個發達國家實現了工業化和城市化，而沒有出現城市貧民窟。他們有著特殊的條件，人口規模較小，資源比較豐裕，并且在工業化過程中，完成了人口增長方式的轉變，人口自然增長率降了下來，這就極大地緩解了人口壓力。即便如此，英法等國還是通過對外殖民擴張和海外移民來解決內部的人口壓力。

　　1820年，英國總人口大約1200萬，此后的100年間，英國的對外移民達1600萬，這期間整個歐洲遷往“新世界”的人口高達5000萬。[23]今天的發展中國家顯然已經不再具備這些條件。

　　第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城市能夠光鮮亮麗，是由于他們在當前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處在有利地位，能夠從廣大發展中國家吸取資源，緩和國內階級矛盾，而第三世界國家在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處于受剝削的不利地位，其內部的階級矛盾更加尖銳。

　　二戰后一些亞非拉國家，受到發展經濟學理論的影響，片面地將工業化和城市化等同于現代化，采用激進的方式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結果深陷泥潭，難以自拔。這方面，最值得引以為戒的是拉丁美洲。自20世紀50年代起，拉美國家陸續進入快速工業化階段，政府試圖通過城市化來解決農村問題，采取了重工輕農的發展政策，結果導致城鄉差距迅速擴大。拉美各國政府對人口流動也沒有任何政策限制，導致大量農村人口毫無秩序地涌入城市。青壯年勞動力向城市的大規模轉移，進一步加劇了農村的衰敗。

　　同時，私有化的土地制度和扶持大資本的農業政策，使得大量農民失去土地，在農村失去了生存的基礎，進一步迫使農民離開農村。城市的工業和服務業并不能完全吸納這些勞動力，很多進城勞動力找不到穩定的工作，只能從事沒有任何保障的臨時性工作。進不去城市，回不去農村，拉美國家的城市里形成規模龐大的貧民窟。

　　據統計，拉美約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貧民窟內。[24]城鄉二元結構不但沒有消除，反而引發更大的矛盾，甚至陷入持續的經濟衰退與社會動蕩。發展經濟學美妙的承諾無一例外地落空了。

　　相比之下，毛澤東所探索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道路，恰恰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理念。在毛澤東看來，工業化和城市化固然能夠發展生產力，但這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社會主義發展生產力的根本目的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里的人民，既包括城市居民，也包括農村居民。

　　如果只是一味地追求城市化率，追求生產效率的提高，而忘記了發展生產力的最終目的是什么，就會本末倒置，成為“唯生產力論”。毛澤東始終致力于消滅“三大差別”，雖然在當時生產力水平較低的情況下，徹底消滅“三大差別”還無法實現，但各種經濟社會政策始終朝著這個方向在努力。在毛澤東時代，在工業化啟動的初期，農業為工業提供了大量的資本積累，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然而，與此同時，工業也對農業進行了反哺。

　　特別是到了1970年代，國家工業體系基本建成之后，工業反哺農業的力度在加大，在國家計劃調節下，農用工業品的價格被不斷下調，以縮小工農業產品剪刀差。[25]國家也致力于縮小城鄉居民生活差距。國家采取了“先生產再生活”的發展戰略，當時的城市主要是生產型城市，而不是消費型城市。[26]農村固然很窮，但城市的工人也長期處于很低的工資水平，城鄉差距客觀存在，但始終受到嚴格控制。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城鄉居民的生活水平都在逐步提高。

四、毛澤東的探索對我國當前處理三農問題的啟示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國內主流經濟學家極力推崇西方發展經濟學理論，試圖通過大規模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來消除城鄉二元結構。時至今日，農民工數量已經突破2.6億，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突破50%，然而，對于數以億計的進城的農民工而言，城市卻并沒有讓生活更美好，他們成為廉價的勞動力，受到資本的殘酷剝削。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但即便如此，城市的制造業仍然無法完全吸納全部農業剩余勞動力，有大量的進城農民工找不到固定的工作，只能在非正規部門就業。[27]大城市人滿為患，出現各種“城市病”，而中西部地區的廣大農村卻出現嚴重的空心化問題。面對嚴峻的三農問題，是按照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方案，推動農村土地私有化，把農民進一步轉移到城市，還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推動城鄉協調發展?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中國要走新型城鎮化道路，推動工業化與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要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重新審視毛澤東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的探索實踐，可以給我們很多有益的啟示。

　　首先，在發展理念上，要充分認識農村的價值，尊重農村的主體性。傳統的發展理念把城市文明凌駕于鄉村文明之上，城市代表著文明和先進，鄉村則代表著愚昧和落后，發展就是要用城市消滅農村。這是一種十分錯誤的發展理念，只會使城鄉差距的進一步拉大。中國是一個超級人口大國，這是中國最基本的現實國情，按照現有的人口增長速度，即便未來中國城鎮化率達到70%以上，仍然有將近5億人口生活在農村。事實上，城市固然有城市的優點，農村也有農村的優勢，城鄉之間不是對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關系。當前，我國大城市的環境污染問題愈發嚴重，鄉村的生態優勢就體現了出來，鄉村旅游的日益興旺，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其次，在政策導向上，政府要把更多的公共資源投向農村。資源的集中會帶來集聚效應，提高經濟運行效率，在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下，資源會自發地趨向集中，從農村流向城市，從小城市流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但城市的無限膨脹，也會帶來嚴重的負面效應。市場配置資源方面有其固有的缺陷。

　　因此，在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我們也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政府要把公共資源更多地向農村配置，加快農村公共基礎設施的規劃和建設，改善水、電、路、氣、房，建設污水垃圾處理設施，搞好居住環境的綠化與美化，把優質的教育、醫療資源向農村配置，讓農民居民也能共享發展成果，甚至獲得更好的生活品質。

　　第三，要高度重視農村特色產業的發展，增強農村的內生發展能力。農村的發展，關鍵在于產業。農村完全可以立足自身資源稟賦，大力發展特色優勢產業，例如現代生態農業、農產品的深加工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生態旅游產業、健康養老產業等等，不斷延伸產業鏈條，實現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這些特色產業的發展，既可以就近解決農民的就業問題，又可以促進農村內生發展，與城市形成優勢互補。

　　注釋：

　　[1]美國人口普查局數據顯示，1790年美國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90%以上，到1920年減至50%以下，現今只占14%。《美國農村地區面臨多重挑戰》，光明網，2017年，http://theory.gmw.cn/2017-02/27/content_23840090.htm

　　[2] 阿瑟·劉易斯著，《二元經濟論》，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馬克思指出，農業人口是勞動后備軍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城市工人的工資水平施加向下的壓力。劉易斯的無限供給勞動力，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重述了馬克思勞動后備軍理論的部分內容。但馬克思認為來自農村的勞動后備軍的規模是相對的，隨著資本占領農業的程度不同而排擠出不同規模的勞動力，相對剩余勞動是不可能窮盡的，而劉易斯則認為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是規模是絕對的，是可以全部轉移的。

　　[3]例如，發展經濟家錢納里的發展理論模型就認為，人均GDP小于100美元時，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大致持平;人均GDP達到500美元左右時，城市化率就會領先工業化率超20百點;當人均GDP繼續增至1000美元左右時，城市化率就會領先工業化率近30百點，這被認為是發展的一般規律。參見霍利斯·錢納里等著，李新華等譯：《發展的型式：1950-1970》，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

　　[4] 這里的“正統”二字之所以加上引導，是因為某些以“正統”自居的馬克思主義者，把馬克思恩格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針對當時特定問題所進行的某些闡述、得出的某些具體結論，當作普遍性的一般規律。馬克思恩格斯本人都明確反對這種做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并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頁。

　　[6] 《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頁。

　　[7] 《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頁。

　　[8] 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載《斯大林選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58頁。

　　[9] 莫里斯·邁斯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2頁。

　　[10]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7頁。

　　[11] 毛澤東，《論十大關系》，《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7頁。

　　[12] 《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第144頁。轉引自徐俊忠，“毛澤東與當代中國叢書”序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

　　[13]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599-602頁。

　　[14] 毛澤東，《1959年2月28日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轉引自宮玉松、聶濟冬，《毛澤東關于城鄉關系的思想》，載《毛澤東思想研究》1992年第1期。

　　[15] 老田：《霧霾作證：我們怎樣失去了毛式工業化道路》，人民食物主權網，2016年12月21日。

　　[16]莫里斯·邁斯納著，《毛澤東的中國及后毛澤東的中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7頁。

　　[17]《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上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1998年，第197頁。

　　[18]朱高林：《非均衡視野下中國居民消費水平考察：1949-1978》，載《學術界》2012年第4期。

　　[19]姚力：《“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毛澤東“六·二六”指示的歷史考察》，載《當代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3期。

　　[20]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對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評價與建議，新華網，2005年7月29日

　　[21]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3頁。

　　[22]美國社會學家英格爾斯提出了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10項指標，其中一項重要指標就包括了人口城市化水平50%以上。英格爾斯現代化指數80年代在我國流傳甚廣，在知識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23] J.B.福斯特，R.W.麥克切斯尼，R.J.約恩納，全球勞動后備軍與新帝國主義，《國外理論動態》2012年第6期。

　　[24] 孫光英，《拉美城市化過快發展的負面效應值得關注》，《紅旗文稿》2013年第17期。

　　[25] 國家以越來越低的價格將農機賣給公社與生產大隊。價格的降低才使得不同層級的鄉村生產單位能夠購買這些投入品以將生產機械化。據統計，從1950年到1978年，中央統一定價的化肥出廠價降低7次，降價總額為26億元;農藥出廠價降低了6次，降價總額10億元，銷售價格降低了9次，降價總額5.5億元。農用柴油、農用薄膜等農業生產資料也多次降價。僅1978年，農資價格補貼就達到23.9億元，占各種物價補貼的四分之一。宋洪遠等編著，《改革以來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政策的演變》，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203頁。

　　[26]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七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把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提出“在舊中國這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統治階級所聚集的大城市(像北平)，大都是消費城市。有些城市，早也有著現代化的工業(像天津)，但仍具有消費城市的性質。它們的存在和繁榮除盡量剝削工人外，則完全依靠剝削鄉村。我們進入大城市后，絕不能允許這種現象繼續存在。而要消滅這種現象，就必須有計劃地、有步驟地、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

　　[27] 黃宗智：《中國被忽視的非正規經濟：現實與理論》，載《開放時代》2009年第2期。

　　參考文獻：

　　[1]徐俊忠、蘇曉云：《“去工業化”與人民公社的困境》，載《現代哲學》2009年第5期。

　　[2]龔云：《毛澤東與20世紀中國農民問題》，載《中國農民問題》2006年第2輯，北京：團結出版社2006年。

　　[3]呂新雨：《新鄉土主義，還是城市貧民窟?》，載《開放時代》2010年第4期。

　　[4]嚴海蓉、林春等：《社會主義實踐的現代性》，載《開放時代》2012年第11期。

　　[5]阿瑟·劉易斯編著，施煒等譯：《二元經濟論》，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

　　[6]邁克·戴維斯著，潘純林譯，《布滿貧民窟的星球》，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

　　[7]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譯：《農民的終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

　　[8]張玉林：《當今中國的城市信仰與鄉村治理》，載《社會科學》2013年第10期。

　　[9]張玉林：《 “現代化”之后的東亞農業和農村社會——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的案例及其歷史意蘊》，載《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

　　[10]費孝通：《小城鎮四記》，北京：新華出版社，1985版。

　　[11]大衛·哈維著，胡大平譯：《希望的空間》，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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