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模化——化不掉“豬周期”。這是一個肯定句式。我寫下這個標題，有人可能會指責我，這樣說是不是太武斷?但是，我還是要這樣肯定地寫上這個標題(論點)。

　　我不反對生豬產業規模化，并且我同樣極力地主張要發展規模化、集約化、現代化養豬。事實上，現在生豬產業已經規模化了。除了精準扶貧中在政府、合作社、企業的參與和扶持下，還有少數貧困戶散養少量的土豬或土雜豬之外，現在幾乎沒有散養戶，年出欄一二百頭豬的養殖戶都已經極少。除了那些年出欄幾萬頭、幾十甚至幾百萬頭的大公司外，現在農戶養豬的主流規模已經是50~100頭母豬。或者是公司+家庭農場養豬，公司提供豬苗，農戶飼養生長育肥豬，家庭農場育肥豬的年出欄數一般在500~3000頭之間。還有一部分年出欄3000~10000頭的中小型豬場。

　　2015年以來，大型規模化豬場飛速發展，正好又趕上了豬價高峰期，絕大多數養豬企業都賺得盆滿缽滿，甚至引得很多資本想跨界進入養豬行業。連續三年養豬賺錢，因此一些人想：是不是規模化了，“豬周期”就消失了?如果繼續擴張，豈不是規模更大，賺錢更多又更穩?激動得很多養豬企業家信心滿滿、雄心壯志、大展宏圖、摩拳擦掌、大上項目。今年初豬價大降，低到每斤不足5元的價格，每出欄一頭豬要虧損200多元，還有很多人在幻想下半年豬價會漲到7、8元每斤，明年或許又是好行情。目前，還有很多企業在大上項目或擴大投產。

　　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只想給養豬企業家、計劃跨界養豬的資本善意的提個醒：規模化——化不掉“豬周期”。同時，拋磚引玉，希望政府決策者與經濟學家們，對“規模化”與“豬周期”的關系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前些年，很多行業專家和經濟學家的文章，大都把造成“豬周期”的主要原因歸結為標準化規模飼養程度低。專家們認為，散養戶缺乏準確的市場信息和預測能力，只能隨生豬價格的漲跌，或盲目擴張生產，或恐慌性退出生產，所以就造成了生豬生產產量不穩定。并且在理論上歸納為“小農戶與大市場”的矛盾。現在看來，這種說法有些欠缺。現在的規模化豬場，又有幾個能夠準確把握市場信息和具備預測能力?就是國家統計局和農業農村部的專門機構，也不能準確統計出全國母豬存欄量、生豬存欄量、出欄量等數據，更不能準確預測半年或一年后的豬價、飼料價格。

　　做個不一定恰當的類比，世界上的石油公司，都是超大規模的公司，中國只有兩三家石油公司，國家有龐大的研究機構、頂尖的經濟學家，專注于研究石油市場，有巨大的石油貯備庫進行平衡、有原油期貨進行套期保值，但是，還是不能準確掌握石油市場的變化，油價還是會無規則地波動不停。

　　生豬養殖企業和養殖農戶的數量是那么眾多。大膽假設一下，規模化再大大地發展，養豬企業即使只剩下一百家，剩下的這些規模化養豬公司能夠準確把握市場、預測市場嗎?我估計有一半的企業會“碰”對、還有一半的企業會“猜”錯，有時今年蒙對、明年蒙錯。并且可以肯定，剩下的這些大型養豬企業，不可能聯合起來形成壟斷，依然會以競爭關系為主。即使最后只剩下獨此一家養豬企業，國家也要分拆它!因為一旦形成了壟斷，消費者就要無選擇地挨“宰”。中國的電信運營行業，原來只有一家，不是早就被國家強制拆分成三家了嗎?

　　我認為“豬周期”與規模化程度沒有本質的關系。“豬周期”是由經濟體制決定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無論有多少個生產者、無論生產者規模的大小，都因有統一的計劃組織生產、供應、消費，因而，不會出現大的“豬周期”。但是，傳統的計劃經濟也有弊端，沒有競爭就難以激發生產者的積極性和技術進步。市場經濟體制下，是否出現“豬周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上個世紀八十、九十年代，市場經濟的初期，實際上處于生豬生產力水平低下，豬肉等物質普遍短缺階段，生產(供應)處于上升階段，消費同時也處于上升階段，基本上生產多少都能被消費掉，這時，基本上沒有大的“豬周期”，只有因豬病流行、消費季節性等因素導致的短周期變化。本世紀初以來，生豬生產能力大大提高，肉類的消費基本得到滿足，并且由于生活水平提高，牛羊肉等其他肉類消費比例增大，豬肉消費比例略有下降，此時，大的“豬周期”才開始明顯顯示出來。

　　“豬周期”是市場經濟在生豬產業中的必然現象。沒有“豬周期”，就不可能實現生豬產業中“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正是因為有了“豬周期”的威力，才淘汰了大量養豬散戶，促進了規模化養豬的發展!事實上，現在正在趁豬價低谷期擴大產能的大公司都是歡迎“豬周期”的，“豬周期”為他們創造了市場機會。不是規模化可以克服“豬周期”，而是“豬周期”促進了規模化，規模化之后不會使“豬周期”消失，甚至于規模化可能會加劇“豬周期”的“地震裂度”。這才是我認為正確的因果邏輯。規模化程度只會與“豬周期”的表現形態有關。“豬周期”的時間長度，豬價和豬糧比價高峰與低谷之間的差異幅度，這兩個參數與規模化程度是相關的。打個比方：一群狼要消滅一群兔子，所需要的時間和血腥程度要低得多;幾只老虎要消滅一群狼，所要付出的時間和血腥程度要大得多。因此，我認為規模化程度越高，“豬周期”的長度和振幅都會越大。

　　2015年以來的連續3年生豬養殖贏利期，這是一個特例。一方面，這三年正是因為環保力度大，拆停環保不太標豬場最猛的時候;另一方面，很多散戶覺得養豬不如外出打工，主動退出的人很多。今后，因環保拆停豬場的難度要大得多，速度要慢得多。現在生存下來的這些家庭養豬農場和年出欄3000~10000頭的中等規模豬場，主動退出養豬的意愿是不強的。如果政府要拆遷關停他們的豬場，一方面要有說得過去的合法的理由，另一方面拆遷關停這些豬場所需要的補償費用也是政府難以承擔的。再說了，這些家庭養豬農場又是大公司“公司+家庭農場”所需要的合伙人。大公司如果拋棄家庭農場，土地和勞力這兩個瓶頸是難以解決的。所以，今后生豬產業的競爭，本質上是大公司與大公司之間的競爭，而不是大公司與家庭農場之間的競爭，不是大公司消滅家庭農場的競爭。這一點，大公司應該有所預見。

　　此外，我們對政府調控“豬周期”的能力，不要寄予厚望。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寫入憲法和黨章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要求“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生豬產業又幾乎全是私人資本主導的產業，國有企業占的比例極少，國家根本上沒有太多有效手段進行市場調節。豬肉貯備數量占比極少，中國人又習慣吃鮮肉，貯備庫調節作用有限。市場預警更沒有多少作用，因為，中國目前的統計數據可信度本身就不高，根據可信度不高的統計數據作出來的預警，與天氣預報差不多，短期預報、局部預報可以，中長期預報可靠信不高。面對國外的低價豬肉進口，政府同樣缺乏辦法，因為中國不可能退出WTO。

　　最后，我建議政府不要再特別強調規模化，對于大公司與家庭農場一視同仁，任其自由競爭、自由發展。同時，也提醒所有養豬人，現在該是追求內涵式發展的時候了，不要在國家三令五聲要求去產能、去杠桿、供給側改革的時候，盲目地擴大產能。“豬周期”一定還會有。當你的企業有“內涵”時，“豬周期”是你企業發展的“東風”，如果沒有“內涵”，“豬周期”會是讓企業轟然倒閉的颶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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