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3月份特朗普甩出那份500億美元的貿易清單時，在我國輿論場上掀起的風暴嗎?以芯片為代表的高科技與農業，一時之間成了熱點。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芯片的話題是越來越熱，然而對農業的關注卻如蜻蜓點水，濺起了一個小小水花就從公眾的視野里消失了。

　　是農業不重要嗎?并不是，對國計民生來講，農業遠比芯片業更為根本更為重大，牽涉面更為廣泛。這是一個戰略層面的問題，之所以引不起大眾的重視，無外乎以下幾個原因：

　　一：農業話題太“土”了，農業在輿論場上簡直就是土得掉渣的話題。談農業，不能展示言談者的知識素養，更無法顯擺其享受的高生活品質。而芯片話題卻總是高端大氣上檔次。往那里一坐，開口就是什么芯片，多少納米，聞者肅然起敬，言者飄飄然也。芯片成了時尚，而農業不是。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農業永遠不可能是時尚。

　　二：隨著這幾十年來國家的經濟以市場為主導，重視工業與服務業，大量的人群遠離了農業。對農業根本不懂，對農民的疾苦根本不了解。這次美國甩出貿易清單后，才讓人恍然大悟，原來美國不僅僅是科技大國，更是農業大國。這個貿易清單讓一部分人認識到了農業的重要，然而人們對農業卻是那么的陌生，想談也無從談起。

　　三：在中國掌握話語權的人群中，能為農業發聲的學者、媒體、網站，同樣存在著不知農事的問題。他們更多的是在為資本發聲，少數愿意為農民發聲的學者，往往寫出來的也是八股文。無它，學者群體真正懂農業的也是少之又少，能站在農民的角度來看問題的更是鳳毛麟角，這一類人往往也成了一個異類。然而近6.5億的農民卻不能發出自己的聲音，這極為不正常。

　　糧食安全若是建立在別國供應之上，和平時期或許可行，戰時呢?更何況龐大的農民群體如何妥善安置，這是關乎國運能否長久的事。農民也是人，農民要吃，要穿，要生活，要發展，要扶老攜幼。6.5億農民這不是一個小數據，這是兩個美國人口或三個日本人口。

　　巨大的人口總量就決定中國在解決農業問題時只能走自己的路。

　　上次與美國好不容易達成協定，雖然特朗普反悔了，卻可以從這個協定里面看出來，中國農業再一次成了交易籌碼。短期成為犧牲品是可以理解的，就目前來說也是必須的。然而從長遠來看，如果不重視農業，這個問題必將成為國家發展道路上的地雷。

　　農業如何發展?在目前的學者圈子里不外乎兩種，一：以市場為主體，由資本來主導。二：在農村重新建立集體經濟。

　　以市場為主體，由資本主導的思路，演化出來的思路就是三權分置：“三權分置”的核心是在堅持農地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在農戶承包經營權的基礎上分解出承包權和經營權。三權分置進而推動土地流轉，以實現農業產業的升級轉化。

　　這種思路對不對，那就要看是站在什么立場來說話了。

　　如果站在資本的立場上，那為了減少產業化過程中的阻力，就必須這么干。我承包了你的地，你就要給我走開; 原本十個人的土地，我現在只需要一個人就可以照管，這對有意向的資本來說是大利好。

　　從國家的角度來說，如果只考慮農業單純的糧食供給功能，那這么做也是非常有利的。可以減輕國家在農業投入上的負擔，盡可能的讓社會資本參與到農業產業化過程中來。何樂而不為呢?

　　要是站在農民的角度上來說，這就有點五味雜陳了。自己曾經耕種了一輩子的地，就這么長期的租出去了，然而自己并不能獲得多少收益，自己還面臨失業的窘境。那么農業產業化搞得再好，與農民又有什么關系?資本賺錢再多，與農民又有什么關系?

　　結果就是多了很多名義上有地的農民而已。如何讓這些失地的農民自覺的退出土地，是這個思路的一個大問題。然而資本的代言人早就預見到了這個問題，所以隨之而來的就是大力推行城鎮化進程，讓農民洗腳上樓。三權分置與城鎮化同步推進的結果就是在為資本騰地方。

　　我是一個農民，我認為這種操作思路是值得商榷的。寄望于資本，可能會讓糧食的產量更高，產業化程度更高。落實到紙面上，畫面中，視野里那確實是好看得多。但這絕不可能解決中國的農業問題。更何況中國之大，情況之復雜，寄望于資本解決農村問題基本上是一個可以預見到結果的笑話。資本只會青睞那些有優勢的地區。或土地肥沃、或交通便利、或有資源優勢。然而這一部分農村所占的份額并不大，特別是附著在這幾類農村土地上的人口總數并不大。我就不認為會有資本進入那種平凡普通的丘陵地區，資本不是慈善者，它是逐利的。

　　中國的農業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它更是一個社會問題，一個和諧發展的問題。農業，不單單是農業的產量問題，上面更附著眾多的人口。在中國進行產業升級的今天，在智能化、人工AI正在大力發展的今天，如果大面積推行土地流轉，讓農民去哪里求生存?全部國家養著嗎?這樣一來農民會不會成為其他人群口中的懶漢?更何況國家養得起嗎?

　　所以我推崇是第二種解決思路：在農村重新建立集體經濟，對所存在的農村問題一攬子解決。

　　通過政府的引導與扶持，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讓農民依據本地特色進行集體化的產業發展。按這個思路發展，需要更多的時間與心血，政府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與承擔更多的責任。但這個思路可以解決當下農村存在的大量問題。如空巢問題、棄耕問題、賭博問題、鄉風民俗問題，甚至還可以解決掉在鄉村一級存在的黑惡勢力與“鄉賢”問題。可以給中國帶來一個繁榮穩定的新農村，為中國開拓內需市場提供足夠的空間，也可以為中國的大國崛起提供堅實的保障。

　　用集體化思路解決農村問題好處多多，但也是任重而道遠，前路艱難。但這也成為了一部分憂國憂民的學者的共識，雖然他們是少數人，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里。向他們致敬!但也要看到現在存在以下幾個疑難問題：

　　一：希望以特例的存在推導出普遍的規律。這本身是對的，然而不少學者陷入了照搬模式，套用框框。

　　比如南街村，華西村等一批一直以來堅持集體主義道路的典型，很受這類學者的追捧。這些典型的存在有沒有意義，有，還很大，它們告訴了人們，集體化是中國解決農村問題的重要方向。然而卻很少有人愿意提及這一大批老集體主義典型的發展道路與發展機遇現在已不復存在。要從它們身上總結出發展模式，對現在農村問題的解決究竟能有多大益處呢?

　　它們的存在對現今中國農村的改革來說只能是個燈塔的作用!

　　還有從代村，塘約村尋找發展模式的。這個相對于上面這種思路來說要好一點。然而容易忽略的是代村與塘約村存在的先天條件。一個有天然的景區資源，一個有政府的大力支持。而且這些村均離城市較近，具有發展的天然優勢。中華大地上千千萬萬的鄉村，又有幾個具備這些條件呢?

　　二：這類學者都提到了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讓黨引領農村改革，并以此解決農村長久以來存在的問題。

　　這樣的思路是對的，但很多學者的文章沒有深究的是：基層黨組織如何加強?如何吸引有能力的人才?如何解決農村普遍存在的宗族問題與宗教問題?如何保證基層黨組織具有先進性?

　　三：現在倡導集體主義的學者，大多都希望由下而上，在基層產生內生動力以推動農村集體主義的出現。

　　這或許只能是一種空想。守舊是人的本性，改革需要極大的熱情。更何況集體主義道路對有能力的人來說，在個人層面獲利并不大。不給出一種激勵機制，有能力的人誰會愿意參與到其中來?由下而上，也就意味著政府沒有責任與負擔，那么又如何解決基層集體經濟需要的資金，技術，以及加工與銷售?

　　批評總是很容易的，提出一個方案才是最難的。今天筆者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這個方案有參考塘約模式，附列于下，歡迎各路人士批評、討論：

　　我曾經說過，中國三農問題的解決必須要從根子上進行革命，要從國家的高度進行全局部署，中國農業才可能出現根本性的改變。

　　要解決中國農業長久以來存在的問題，就要著重解決以下幾個問題。

　　一：基層組織的構建，優化。

　　現在的村主任都必須是黨員才能出任，都必須是通過村民選舉才能產生。現在很多的農村都存在宗族或宗教勢力把持選舉的問題，部分農村還存在派系斗爭的問題。由此產生了大量的不合格黨員，這些黨員并沒有共產主義信仰，大多只是淪為了投票機器。

　　要解決這個問題，農村基層黨組織整頓是勢在必行。但整頓就得先把有能力有信仰的人篩選上來以主持局面，而這些人很有可能并不在黨內，就算在黨內也很可能是少派數。這就產生一個問題，如何確保合格的人才進入基層組織的領導位置。

　　中國的政治是講民主也講集中，但一個怪事就是，在村一級基層組織的人事任免上基本上是只講民主，不講集中。村黨員選出來的書記，村民選出來的主任，鎮政府并不過問是否合格，一律通過。這也是宗族與宗教勢力之所以能把持村支二委的重要因素。

　　要破解，鎮政府就必須擔當起人事任免把關的責任，并把這個責任列入到鎮領導的考核中去，甚至要在這上面實行一票否決。一個鎮長不能讓轄區的村里選出合格的領頭人，做什么鎮領導嘛。

　　而這還存在一個極大的難題，有能力的很可能不在黨內而在黨外，如何讓這部分人士能快速入黨進而進入村支二委主持工作。這是需要國家出臺政策的，否則就算基層政府有心，也是無能為力。

　　這個問題我的解決思路就是，鎮政府嚴把村支二委候選人考核關，考核的對象不限于黨內。所有候選人必須能對村集體經濟的發展作出近中遠三期規劃，并獲得縣級與鎮政府以及村民的認可，并在其任期內定期考核。

　　對基層黨組織的整頓，除了剔除部分不合格黨員外，其中就必須有一個要求，就是縣里必須每月最少在村里開一次黨課，對黨員集中進行學習教育，把黨性這一課好好補一補。

　　二：領頭人的產生。

　　上面講到是的給領頭人的產生解決體制上的問題，這還只是打開了通道。如何獲得更多更優秀的人選進入這個通道進而形成競爭機制，產生良性循環才是確保集體經濟能長盛不衰的保障。

　　這就需要有物質與精神的雙重獎勵。物質方面，除了適當提高村支書與主任的工資外，應當允許領頭人在村集體經濟中略多占一定比例的份額。并對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每到一定規模，給予一定的獎勵，或物質或精神層面。

　　三：資金的來源。

　　村民自籌與政府撥款相結合，縣里主持實行定期財務考核，并張榜公布。

　　村民自籌資金，這是個坎。如何獲得村民的支持與認可，除了領頭人的方案切實可行能經得起質疑與拷問外，政府明確的態度將是村民自籌資金最大的動力。然而政府這個態度在目前的情況下還有困難，這就需要國家出臺文件以支持與認可。

　　至于政府撥款部分，其實只要把國家每年撥到農村的錢換個名目發放下來，再適當加一點就解決了。甚至只要國家引導得好，很多地區并不需要國家增加撥款。

　　集體經濟是公有經濟的一種形式，就會存在腐敗的質疑，這就需要政府強有力的財務考核。財務考核到位，將進一步促發村民自籌資金的熱情。這最少需要縣一級進行組織考核，以增加公信力。

　　四：技術的來源。

　　不能再簡單的發展那種低產值的農業了。中國之大，地域之廣，情況復雜而各不相同;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需求與口味的繁雜，這就給了中國農村以極大的發展特色種養業的空間。

　　涉農技術這個問題很可能省市一級都難以解決，這需要調動全國各高校與科研院所的積極性，要讓他們的技術及時而高效的轉化為農業生產力，這就需要由國家出面進行組織與動員。

　　要以涉農科技落實到村集體經濟上，作為科研人員的硬性指標，要以涉農科技轉化為實在的農業效果作為科研人員晉職的條件。同時允許科研人員從他們的科研成果轉化的經濟果實中提取部分作為報酬。進而形成一種良性互動，既解決基層集體經濟的技術來源保障問題，也解決科研人員研究成果睡大覺而不能轉化為合法收益的問題。

　　這樣的組織與動員，非國家層面不能操作的。當然如果國家層面不出臺相關政策，只要前述問題能解決，地方政府還是有辦法想的，只是困難大很多，效果差很多。

　　五：農產品的深加工與銷售。

　　這個可以由村集體經濟主導，也可以由縣政府相關部門主導，但不能由資本來主導。資本可以參與其中，但絕不能成為農產品深加工與銷售的主導者。

　　最為理想的狀態就是全由縣政府主導深加工，建立一種由縣鄉村三級共有的經濟模式，搞好了搞活了，這也將是政府部門除稅收外的一種收入來源。

　　綜上所述，我的觀點就是，建立起一種新型的集體經濟：由政府號召，從人事安排上予以把關，從財務考核上予以監察，建立起一種村基地，縣工廠，高校科研院所深度參與，村民、村集體、縣鄉二級政府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集科研、種養、深加工、銷售于一體的新型經濟模式。

　　集體經濟搞好了，當下的一切農村問題或將迎刃而解。中國農村發展起來了，中國的內需市場也將就此徹底打開，進而形成城鄉共同繁榮，工農業和諧發展，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大國崛起。

　　中美貿易問題讓芯片發展備受關注。但放在中國崛起的大目標下來看，它與農業問題不在一個量級，也不在一個層級。農業是戰略性的，芯片是局部性的。勵精圖治發展芯片業的同時，更不能忽視農業領域存在的問題。

　　這次的中美貿易問題，給中國最大的警示就是中國的農業還處于落后地位。于紛紜復雜之間看到事物的本質，看到了就爭取不要解錯了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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