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開放時代》2018年第3期。

　　【內容提要】圍繞農奴制改革后俄國農民經濟的性質、農民分化的性質與發展趨勢、農民的前途命運等問題，列寧和恰亞諾夫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斷。恰亞諾夫強調農民家庭經營的非資本主義性質，以及農民家庭農場相對于資本主義企業的競爭優勢，列寧則認為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得農民家庭經營已經具備資本主義化的內在動力。本文詳細梳理了列寧-恰亞諾夫之爭，并對這一爭論在當代中國的回響進行了評述。本文認為，在農業資本化和市場化的過程中，小農家庭經營的外在形式雖然得以延續，但其內在的性質和運行邏輯已經發生了根本改變，農民經濟已經不再是一種獨立的經濟形態，而是嵌入于資本主導的分工體系，從屬于資本積累的邏輯。

　　【關鍵詞】資本主義　農民經濟　內在轉型　列寧　恰亞諾夫

　　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農民群體的前途命運是一個極富爭議的重大問題。圍繞這一問題，馬克思主義者與非馬克思主義者，以及馬克思主義者內部一直存在激烈的爭論。相對于英國、法國、德國等西歐國家，俄國較晚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19世紀的俄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遠遠落后于西歐國家，農民仍然占人口絕大多數。對于資本主義興起過程中農民經濟的性質與發展前途，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與民粹主義者形成了截然相反的認識，列寧和恰亞諾夫分別是兩個陣營最重要的代表。列寧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深入研究了農奴制改革后俄國農村商品經濟發展和農民分化的問題，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命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農民理論。恰亞諾夫則從俄國當時的經驗現實出發，強調農民家庭農場相對于資本主義企業的特殊性，以及農民經濟的非資本主義性質，構建了一套系統的農民經濟理論。列寧與恰亞諾夫所開啟的理論爭論持續了一個多世紀，至今仍然在延續，并且在當代中國引起強烈的回響。通過對列寧和恰亞諾夫相關理論的系統比較，可以讓我們從內在機制上更好地理解馬克思主義與民粹主義在農民問題上的區別，更好地理解不同國家和地區農業資本主義轉型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更好地理解當代中國的農業轉型和農民分化問題。

一、農民問題在后發現代化國家的特殊重要性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生活的時代，西歐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突飛猛進，資產階級使人口集中在城市，使農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關注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與這種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最集中、最典型地體現在城市的工業領域。馬克思在他思想成熟時期的主要著作《資本論》中，主要是以英國經驗為案例。當時英國資產階級通過暴力手段剝奪農民，使農民與生產資料相分離，成為自由到一無所有的無產者。馬克思對圈地運動的殘酷性進行了嚴厲抨擊，指出這個過程充滿了暴力和血腥，是用血與火的文字寫成的，但馬克思同時又認為，圈地運動為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自由勞動力和國內市場，促進了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使英國成為當時世界上最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馬克思確實一度認為英國的道路代表著世界普遍的發展道路。“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因而，農民和農業問題在很長時期內并沒有成為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注的重點。在英國之后開始資本主義轉型的法國、德國等國家，確實在一定程度上重復了英國道路，經歷了較為迅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

　　俄國的情況與西歐非常不同。19世紀中葉的俄國還保存著野蠻落后的農奴制，是歐洲反動勢力最頑固的堡壘。克里米亞戰爭的失敗暴露出俄國農奴制度的落后。沙皇的專制統治激起人民的反抗，各地農民暴動此起彼伏。面對內憂外患，1861年，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推行農奴制改革，俄國也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但是，1861年的農奴制改革本身是由封建農奴主階級進行的，改革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維護農奴主階層的利益，因此改革很不徹底，保存了大量的封建殘余，阻礙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十月革命前的俄國雖然已經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號稱是世界第五大工業國，但仍然十分落后，工業產值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的比重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農業人口仍占全國人口的絕大部分。這是當時俄國的現實國情。

　　農民問題直接關系到俄國社會的性質、俄國革命的前途命運和領導權問題。19世紀后期，俄國思想界流行的是民粹主義，民粹派知識分子認為俄國并不存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偶然現象，是人為措施的結果，俄國可以不經歷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在村社基礎上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俄國的村社對農民具有保護作用，能夠防止資本主義對農民的侵害。相對于早期的革命民粹派，自由主義民粹派已經放棄了推翻沙皇的革命綱領，其政治主張轉向祈求政府保護小農經濟，維護現有的村社制度。列寧作為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不同意民粹派的觀點。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了俄國農民的分化和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現實，指出當時的俄國已經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農民群體必然兩極分化，產生農村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俄國的村社制度并不能保護農民，反而使俄國農民深受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雙重壓迫。在他看來，俄國的前途是要建立馬克思主義革命政黨，通過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聯合，推翻沙皇的專制統治，消滅封建農奴制殘余，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然后再轉入社會主義革命。因此，列寧對民粹主義的批判，也是為俄國革命做理論上的準備。

二、列寧和恰亞諾夫有關農民經濟的爭論

　　(一)主要觀點的差異

　　對于農奴制改革到十月革命前這段時間俄國農村經濟社會的實際情況與發展趨勢，列寧和恰亞諾夫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他們觀點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農民家庭經營的性質

　　恰亞諾夫認為，農奴制改革后的農民是追求勞動-消費均衡的生存小農，不同于資本主義企業，不具備資本積累的內在動力，農民經濟是非資本主義性質的。恰亞諾夫指出，把農民農場當作農業企業來看待，只是資本主義制度中特有的現象，工資、利潤、成本、雇傭勞動這些認識范疇完全是資本主義特有的，而俄國的農民農場在本質上不同于資本主義企業。農民家庭既是一個生產單位，也是一個消費單位，農民生產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滿足家庭的消費需求，“農民勞動者受其家庭需求的驅使而從事勞作，并隨著這種需求壓力的增強而開發更大的生產能力”。家庭內部的勞動力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主要手段，農民不會去使用雇傭工人。農場經濟的勞動投入量，是以生產者主觀感受的“勞動辛苦程度”與所增加的產品帶來的“消費滿足感”之間的均衡來決定的。如果消費需求不能得到滿足，農民便會不辭辛苦地投入更多的勞動，即便這種勞動投入帶來的邊際效用遞減，甚至在資本主義企業看來是虧損的，但只要勞動投入能夠增加產出，有助于滿足消費需求，農民也是愿意的。反之，假如消費的需求得到了基本滿足，即便有更好的“獲利”機會，農民也不愿投入勞動，而是選擇更安逸的生活。這就是恰亞諾夫的“勞動消費均衡理論”，用通俗的語言來概括，就是“小富即安”。相反，資本主義企業主的突出特征則是“唯利是圖”。正是由于農民滿足于“小富即安”，生產只是為了滿足自己家庭的消費需求，所以就不具備資本積累和擴大再生產的內在動力，只是進行簡單再生產，不會內生地產生資本主義。

　　列寧則認為，農奴制改革后的俄國農村所處的環境已經是商品經濟，農民是面向市場追求利潤的商品生產者，已經具有資本積累的內在動力。列寧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指出，社會分工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而社會分工的深化帶來交換的擴大和商品經濟的發展，瓦解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他對19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有關土地、牲畜、農具、雇傭勞動、農民生產和生活水平的統計數據表明，俄國農民的生產和生活都嚴重依賴市場，依賴貨幣權力。“現代俄國農民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是商品經濟，甚至在中部農業地帶(這個地帶與東南邊疆地區或各工業省相比，在這方面是最落后的)，農民也完全受市場的支配，他們不論在個人消費方面或者在自己的經營方面都為市場所左右，至于賦稅那就更不用說了。”俄國農民已經不是自然經濟中自給自足的農民，而是作為商品生產者，參與市場競爭，追求利潤最大化。商品生產滲入農業的程度越深，農民之間的競爭就越激烈。

　　2. 農民分化的性質

　　恰亞諾夫認為農民的分化是農戶處在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階段所帶來的人口撫養比的變化，不是階級分化，不具有可積累性，因此不會形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他并不否認農民的分化，但是基于家庭勞動經濟的特殊性和勞動消費均衡理論，他認為農民家庭生產以家庭自有勞動力為主，不存在雇傭勞動關系。農民家庭農場雖然存在規模上的分化，但這種分化只是人口學意義上的分化，而不是階級分化。農民家庭狀況隨家庭生命周期而變化。當家庭勞動力多，撫養人口少時，家庭就會擴大規模;當家庭勞動年齡人口少，需要撫養的人口多時，家庭農場的規模就會縮小。總之，農場規模是由家庭人口結構決定的。人口分化具有周期性特征，不像階級分化那樣具有累積效應，因此農民家庭由窮變富，由富變窮，周而復始，小幅波動，不會走向兩極分化，更不會形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列寧認為商品經濟條件下俄國農民的分化是階級分化，農民分化形成農村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他認為，俄國所處的環境是商品經濟，在商品經濟條件下，農民的競爭必然產生分化，這種分化并不是人口學意義的分化，而是階級分化，具有資本積累的性質。傳統村社中的農民在徹底瓦解和消亡，分化成為三個階級——貧農、中農和富農。貧農是農村的無產階級，富農是農村的資產階級。富農的經營規模在大多數情況下超過了本戶勞動力可以勝任的程度，因此需要雇農、日工隊伍。他們積累的資本也會用來購買土地，改善經營。這些農民資產階級在數量上只占少數，大約占農戶的五分之一，但在整個農民經濟中占絕對優勢，他們是現代農村的主人。至于中等農民，則處在極不穩定狀態，極少數能夠爬到上層，絕大多數要淪為下等戶。村社盡管存在一些排斥資本主義的因素，卻并不能阻止農民的分化，村社內部資本主義因素在不斷形成。列寧指出，俄國村社農民不是資本主義的對抗者，而是資本主義最深厚和最牢固的基地。“所有這些舊制度根本不能保證農民不分化，而只能增加工役和盤剝的各種形式，嚴重阻礙整個社會的發展。”

　　3. 農民分化的后果

　　恰亞諾夫認為農民家庭經營能夠比資本主義企業更有競爭力，即便處在資本主義的環境中，家庭經營這種生產組織形式也仍然會繼續穩固。在他看來，農民家庭勞動的特殊性增強了農民農場抵御資本主義企業競爭的能力。農民沒有成本和利潤的概念，他們為了自己的消費需求而投入勞動，在生存的壓力下，他們可以實現高強度的自我開發或者說自我剝削(self exploit)。“自我開發的程度極大地取決于勞動者承受的來自于家庭消費需求的壓力有多大。”同時，農民為了生存，對土地形成嚴重的依賴，為了獲得土地，農民可以承受遠高于資本主義企業可以承受的地租水平。這些因素使得農民家庭農場相對于資本主義企業更有競爭力，至少不會輕易被打垮。恰亞諾夫也認識到，農奴制改革后，俄國的資本主義已經在發展，俄國農民家庭所處的外部環境已經發生變化，農民的家庭農場已經卷入資本主義商品市場體系之中，受到工業資本、商業資本、金融資本直接而深刻的影響。盡管如此，恰亞諾夫仍然堅持認為，農民經濟是不同于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套獨特的經濟體系，能夠與資本主義經濟并行不悖。資本主義是外部生成的，而不是因農民經濟的分化而內在地產生的。在恰亞諾夫看來，農民家庭農場這一生產組織形式可以適應多種社會形態，與多種經濟制度相結合。“它可以是自然經濟的基礎，可以是由農民農場和城市家庭手工作坊構成的經濟制度的一部分，也可以成為封建經濟的基礎。”恰亞諾夫認為，農民家庭農場這種生產組織形式也完全可以適應外部的資本主義體系，以不同方式嵌入到資本主義體系當中。大生產并不會直接介入勞動生產過程，而是從產前、產后等環節迂回地控制農民的小生產。“我們非常清楚地認識到，農業中資本主義影響的增大與生產集中的發展，不一定如人們曾經預料的那樣采取大地產的形成與發展的形式，更為可能的情況是，商業與金融資本主義會建立起對數量極多的農業生產組織的經濟控制，而就農業生產過程而言，仍會一如既往地由小規模家庭勞動農場來完成，后者的內在組織方式則遵循勞動消費均衡原則。”

　　列寧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競爭中大生產必然會排擠小生產，小農戶盡管還保留著一小塊土地，卻嚴重依賴工資性收入，事實上已經成為無產階級。在農業和農民的問題上，列寧堅定地認為在資本主義環境中，小農經濟是沒有出路的。“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環境中，小農的自然經濟只能混一天算一天，慢慢地被折磨死，絕對不會有什么繁榮。”“小農不管怎樣勤奮，也不能大致抵得上產品質量要高一倍的大生產的優勢。資本主義使小農注定要勞碌一輩子，白白消耗勞動力，因為在資金不足、飼料不足、牲畜質量低劣、牲畜棚簡陋等情況下，精心照料牲畜也是白費力氣。”盡管如此，列寧也認識到小農的消亡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小農戶并沒有完全消失，農民沒有走向徹底的無產化，這是馬克思有關農民問題的理論不斷受到挑戰的地方。對此，列寧給出了解釋，“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發展，其過程要比工業中復雜得多。就是在工業中，發展的基本趨向也往往同資本主義的加工活擴大到家庭等等現象交錯在一起”。“完全排擠小生產，對于大地產也是不利的，因為前者能向它提供勞動力……小農業在不再是大農業的競爭者，而成為大農業勞動力的供應者的時候，是可以得到鞏固的。大土地占有者和小土地占有者的關系越來越近似資本家和無產者的關系。”此外，列寧也認同考茨基的看法，“農業中小生產穩固，絕對不是由于它在技術上合理，而是由于小農拼命干比雇傭工人更多的活，而同時卻把自己的需要水平降低到后者的需要水平和生活水平以下”。這種極高的勞動強度和極低的消費水平，正是恰亞諾夫所說的“自我剝削”，是農民抵抗資本主義企業的終極武器。

　　列寧認為商品經濟中的農民在市場競爭中必然產生分化，形成農村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里的無產農民雖然包括徹底無產的農民，但最典型的是有一小塊土地的農民，包括雇農、日工、小工、建筑工人和其他工人。這主要是由于俄國村社保留了土地公有制，具有平分土地的傳統，因此避免了小農徹底的無產化。列寧認為，盡管農民仍然擁有小塊土地，但由于小規模經營完全出于衰落狀態，單靠小塊土地完全不能生存，農民必須要出賣勞動力，尋找農業生產之外的收入來源，否則就無法生存，甚至主要靠農業之外的雇傭勞動收入為生。列寧認為，這樣的農民應該被列為農村無產階級。這樣的農民，其生活水平極其低下，連徹底無產化的農業雇傭工人都不如。民粹派之所以否認農民的無產化，僅僅是因為農民那一小塊土地。對此，列寧批評民粹派學者過于死板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資本主義需要自由到一無所有的工人，事實上，無產化是一種基本的趨勢，但這個過程比較緩慢，也有多種形式，這也并不意味著勞動者必須“自由到一無所有”，保留小農的部分生產資料，使之處于半無產階級化狀態，比徹底的無產階級化更有利于資本的剝削。在這一點上，列寧對馬克思的理論進行了補充和發展。

　　4. 對小農未來出路的設想

　　恰亞諾夫設想的小農家庭農場的出路并不在于資本主義式的大農吞并小農，也不在于社會主義集體化農業，而在于通過農戶之間的合作實現縱向一體化的整合。恰亞諾夫堅持認為農民經濟是不同于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套經濟體系，能夠與資本主義經濟并行不悖，農民經濟不會由于分化而內在地產生資本主義。他堅持強調小農家庭農場的生命力，農民家庭農場具有長期存在的合理性，以個體家庭農場為單位進行經營，比大規模土地集中經營更具有優越性。因此，他既反對自由資本主義的大農場取代農民家庭農場，也反對蘇聯對農民家庭農場的社會主義改造。但是，在生產已經高度社會化的背景下，單家獨戶已經不能完成從生產到銷售的各個環節，而大資本可以控制整個產業鏈，對小農戶進行排擠。為了能夠與大資本進行競爭，小農戶必須聯合起來，通過農民合作組織，把生產的各個環節連接起來，實現縱向一體化。“我們必須寄希望于勞動農場通過合作組織形式加強自己的經濟實力，從而能夠抵御大型資本主義的農場，維護住自己的地位，就像它從前所做的一樣。”他用幾個合作社的案例，介紹了農民合作起來的優越性，描繪了一幅美妙的景象。但是，農民如何才能合作起來，農民合作的動力機制是什么，遇到怎樣的障礙，如何克服這些障礙，恰亞諾夫并沒有展開具體的論述。

　　列寧認為農民經濟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社會主義的、集體經營的大農業。列寧充分肯定了資本主義的歷史進步性。列寧則認為，資本主義的“使命”就是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勞動的社會化。資本主義生產會瓦解掉封建主義的人身依附關系，使農民徹底擺脫農奴地位。“與依附的或被奴役的農民的勞動比起來，自由雇傭工人的勞動在國民經濟的一切部門中是一種進步的現象。”俄國資本主義發展比較慢，是因為受到封建制度殘余的阻礙，列寧還引用馬克思的話指出，俄國的生產者“不僅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列寧認為，俄國革命首先要通過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鏟除封建農奴制殘余，為資本主義發展掃清道路，然后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改造小農經濟，使之過渡到社會主義集體農業。為此，列寧堅持認為社會民主黨的土地綱領應該是土地國有化。在革命的第一階段，也就是資產階級革命階段，土地國有化可以掃除一切封建農奴制殘余，為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之后，革命就將進入第二階段，無產階級就要奪取政權，此時，土地國有化可以成為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步驟。

　　(二)理論視角和方法論上的差異

　　列寧和恰亞諾夫所研究的都是從1861年農奴制改革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段時期俄國村社的農民經濟。面對同一事物，甚至使用相同的研究資料，他們得出的結論卻是截然相反的。對此，我們很容易從政治立場去理解這種差異，以為兩位作者都是立場先行。誠如前文所述，有關農民經濟性質的爭論，并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問題，而是關系到俄國社會的性質、俄國革命的領導權，是高度政治化的。列寧和恰亞諾夫都有鮮明而強烈的政治立場。列寧作為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和職業革命家，畢生致力于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恰亞諾夫在政治立場上可以算得上是一位民粹主義者，既反對資本主義，又反對高度集權的社會主義，希望保留農民獨特的生產生活方式，走一條改良道路。然而，無論是列寧還是恰亞諾夫，他們對農民經濟的研究都不是簡單地從政治立場出發去隨意地裁剪事實，而是秉持科學嚴謹的態度，采取實證的研究方法，用事實說話。

　　列寧有關農民經濟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中。在準備和寫作這本書期間，列寧正在被監禁和流放。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列寧耗費了4年多時間，閱讀了大量的材料，收集了大量的官方統計資料，使其立論有理有據。恰亞諾夫著作等身，在其20年的著述生涯中出版了60種專著，發表了不計其數的論文。《農民經濟組織》被公認為是其思想理論最系統的闡述。恰亞諾夫本人就曾經是地方自治局的土地調查員，親自參與了大量的農村調查。他的理論建構可以看作是對俄國民粹派持續四十年大規模社會調查資料的系統總結。在筆者看來，列寧和恰亞諾夫在農民經濟問題上觀點的巨大差異，很大程度上源于理論視角和方法論的差異。

　　1.理論視角的不同

　　正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面對同一事物，觀察者的視角發生了變化，可以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列寧和恰亞諾夫關于農民經濟的研究，分別沿著馬克思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理論路徑展開，因而看到了不同的側面。

　　列寧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始終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大量的精力從事理論工作。他在青年時期就開始閱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最初投入革命活動時，他就在馬克思主義小組、工人小組中宣講過《資本論》的內容。為了研究俄國農民問題，列寧大量閱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等經濟學著作。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的目的就是為了揭示現代社會經濟運動的一般規律。馬克思以英國為例，從“羊吃人”的圈地運動開始，考察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簡單再生產、擴大再生產、資本的循環等資本運動規律。馬克思之所以選擇英國經驗作為案例，是因為英國在當時是世界上資本主義發展最為成熟的國家，最具有典型性。馬克思通過英國經驗所揭示的是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凡是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國家，都將遵循這一規律。列寧對俄國農業和農民問題的研究，延續了《資本論》所揭示的資本運作的內在邏輯。一些學者認為，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可以看作是馬克思《資本論》的直接繼續。列寧沿著馬克思所開創的研究路徑，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俄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關注俄國社會分工的深化、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民的階級分化等問題。

　　恰亞諾夫是一個標準的學者。他長期從事農村經濟問題研究，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具有很高的學術地位。在理論上，恰亞諾夫受到民粹主義的影響比較大，被認為是民粹主義知識分子的杰出代表。民粹主義知識分子的突出特點在于強調俄國國情的特殊性，否認資本主義在俄國發展的可能性。民粹派還接受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西斯蒙第(Sismondi)的思想，否定大生產的優越性，試圖維護小生產。民粹派知識分子的這兩個特點在恰亞諾夫身上都有體現。恰亞諾夫并不認同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也不認同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理論。他認為每一種經濟制度都應該概括出自己獨特的經濟理論。在他看來，農民經濟理論具有不同于資本主義經濟理論的獨特的基本范疇和邏輯體系。他反對自由主義經濟學把經濟行為的參與者都抽象和簡化成為“理性經濟人”的做法，突出農民行為心理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試圖構建一套非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理論，用以對抗資本主義。

　　2. 方法論的差異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下，采取從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科學方法，在掌握大量經驗材料的基礎上，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揭示出事物內在的本質的必然聯系，使認識從感性上升到理性，形成一系列的范疇和概念，然后進一步運用范疇和概念去說明經濟現象。列寧對俄國農民經濟問題的研究采取了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他非常重視經驗材料的運用，收集了大量的官方統計資料，但他并不是被經驗材料牽著走，而是用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工具，揭示紛繁復雜的經驗現象背后的一般規律。例如，自治局的統計資料主要是民粹派知識分子收集的，在設置統計指標時忽視了農民分化問題，普遍采用平均數的指標，從而掩蓋了農民分化的事實。列寧對自治局的統計資料進行了技術化處理，從中揭示出農民分化的現實，以及俄國農村商品經濟環境中農民分化的內在動力機制。列寧的研究還十分注重整體和部分之間的關系。他把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農民的分化與俄國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聯系在一起，并不是就農業談農業，就農民談農民。他批評民粹派學者只抓住個別現象，而忽視了事物的本質。“在現代社會中，農業的形式和農村居民之間的關系都非常復雜，因此一個作者從任何研究著作中信手拈來一些根據和事實以‘印證’自己的觀點，是最容易不過的事情。我國民粹派報刊上的大量議論正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的，它們企圖證明小農經濟的生命力，甚至證明它比農業中的大生產還要優越。所有這些議論都有一個特點，就是抓住個別現象，援引個別事例，根本不想把它們同資本主義國家整個土地制度的全貌以及同資本主義農業最近整個演進的基本趨向聯系起來。”

　　恰亞諾夫對農民經濟問題的研究主要采取了人類學的參與式觀察方法，他也因此被稱為是經濟人類學的開創者。在方法論上，恰亞諾夫采用的是經驗歸納方法，通過對農民經濟活動長期的人類學式的參與式觀察和統計調查，從經驗材料中歸納總結出農民經濟相對于資本主義經濟的獨特性，進而提煉出有關農民家庭經濟的一套比較完整的理論。正如他所強調的，“勞動消費均衡理論不是某個理論家臆造出來的，而是對大量的農民經濟行為特征進行觀察的結果，而農民的經濟行為也只有用這一理論才能進行解釋”。恰亞諾夫反對從理論出發，主張不帶理論預設地直接觀察經驗事實，這種方法的優點在于突破既有理論形成的思維定勢的束縛，有利于發現新現象，提出新問題，提煉新理論，而缺點在于過于依賴直觀經驗，容易陷入樸素的經驗主義。此外，恰亞諾夫堅持去歷史的、靜態的結構性分析，強調家庭經營這一生產組織形式跨越歷史與社會形態的特殊性，希望建立一種不依賴于某個具體經濟制度的農民勞動農場組織理論，這與馬克思主義強調歷史性的分析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三、列寧-恰亞諾夫之爭在當代中國的回響

　　列寧去世之后，蘇聯在斯大林領導下走上農業集體化道路，恰亞諾夫及其學派由于反對農業集體化而遭到清洗，列寧和恰亞諾夫的理論爭論暫時告一段落。但是，列寧和恰亞諾夫所爭論的主題，包括農民經濟的性質、農民分化的性質和發展趨勢、小農家庭經營的前途命運等，始終是后發現代化國家和地區在發展過程中必然要面對的重大現實問題，有關這些問題的爭論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中始終沒有停息。特別是對于中國這個具有悠久的小農經濟歷史傳統的國家，上述問題的重要性更加突出。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國知識界有關社會性質的大討論與列寧-恰亞諾夫之爭就有很多相通之處。1938年毛澤東與梁漱溟在延安窯洞的談話，同樣可以看到列寧-恰亞諾夫之爭的影子。在當前的中國，農業發展道路的選擇再次成為一個重大而緊迫的現實問題，列寧-恰亞諾夫之爭也再次成為學術爭論的熱點。

　　(一)市場化改革以來中國農民經濟的分化與轉型

　　中國有著悠久的小農經濟傳統。新中國成立后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徹底改造了小農經濟，建立起社會主義的集體化農業。20世紀70年代末的“分田到戶”改革，使中國農業又重新回到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個體小農生產方式。經過三十多年的市場化改革，中國的農業、農民和農村都已經高度分化，并且仍然在加速分化，中國農業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也已經發生了重大轉型，并且仍然在加速轉型。當前中國的小農生產方式同傳統自然經濟中的小農農業，在形式上有很多相似之處，但在本質上已經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

　　從農業生產的目的來看，市場化改革以來，我國農業生產逐漸告別以家庭為基礎自給自足的模式，開始面向市場進行商品化生產。一方面，專業大戶、農業龍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從一開始就是以市場為導向，以利潤為目標，根據市場需要擴大再生產;另一方面，仍然以農業為主業的個體小農戶，也主動或被迫卷入競爭日益激烈的市場體系當中，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構成競爭、合作等多重關系。有研究表明，從1985年到2006年，我國農戶主要農產品生產的整體商品化率從34.3%穩步上升到了65.6%，20年間上升了31.3個百分點。總之，無論是小農戶，還是規模化、集約化經營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從事農業生產的目的主要是追求貨幣收入，而不是滿足自身的消費需求。

　　從農業生產方式來看，在市場的引導下，我國農業生產逐漸走向社會化和資本化。一方面，農業生產的專業分工不斷深化，不管是專業農戶還是兼業農戶，所需要的種子、化肥、農藥等農業生產資料都必須從市場上購買，農業生產性服務也需要市場主體來提供，農產品的銷售也要通過多層次的市場體系才能實現，農業生產已經高度社會化;另一方面，在市場競爭的推動下，專業從事農業的生產經營主體為了提高個別勞動生產率，獲得超額利潤，競相采用先進技術和農業機械，推動農業產業的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資本替代勞動的趨勢非常明顯，農業生產已經高度資本化。

　　市場競爭的必然結果就是農業經營主體的分化。今天的中國，農民這一群體已經分化成為農業兼業戶、專業小農戶、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等多種類型。一方面，由于集體所有的農村土地制度，以及建立在戶籍制度基礎上的農民工體制等原因，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農民工并沒有走向徹底的無產階級化，“人均一畝三分地、戶均不過六七畝”的小規模家庭農業仍然大量存在;另一方面，過去十年來，以家庭農場、專業大戶、農民專業合作社、產業化龍頭企業等為代表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迅速發展壯大，促進了農業的規模化、集約化經營。據農業部的統計數據，截至2013年，全國種糧大戶共有68.2萬戶，僅僅占農戶總數的0.28%，卻經營著1.34億畝耕地，占全國耕地面積的7.3%;全國87.7萬個家庭農場經營耕地面積達1.76億畝，占全國承包耕地面積的13.4%。全國各類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有近12萬家，所提供的農產品及加工制品占農產品市場供應量的1 / 3，占主要城市“菜籃子”產品供給的2 / 3以上，輻射帶動全國40%以上的農戶和60%以上的生產基地。在農業經營主體分化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以雇傭勞動為特征的生產關系。

　　(二)小農經濟派的主要觀點

　　經歷了三十年的農業集體化，又經歷了三十多年的小農家庭經營，今天中國的農業和農村都面臨著日益嚴重的危機。中國農業現代化應該選擇怎樣的發展道路，是推進市場化和私有化改革，還是繼續維持小農家庭經營，抑或還有其他可能性?以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為代表的一些學者，強烈批評小農經濟小而散、效率低，主張深化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使土地生產要素徹底商品化，通過市場機制實現土地流轉和規模化經營，徹底改造小農經濟。農業規模化經營也獲得政府的認可和支持。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不遺余力地培育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龍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一些地方政府為了促進土地規模化經營，通過各種政策鼓勵土地流轉，通常是流轉規模越大，政府獎勵和補貼越多，個別地方甚至出現了強制流轉農民土地的現象。

　　以賀雪峰和黃宗智等為代表的一些學者意識到，放任資本下鄉會對農民生計和農村社會造成巨大沖擊，帶來嚴重的社會后果。他們反對土地私有化，反對資本下鄉，極力強調小農家庭經營繼續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開放時代》2012年第3期，黃宗智為“中國新時代的小農經濟”專題撰寫了導言，這可以看作是倡導小農經濟發展道路的宣言。小農經濟派學者彼此立場和觀點并不完全一致，但他們有一個基本的共識，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至今農村仍然生活著6億多農民，其中有3億多屬于農業勞動力，人多地少是中國最基本的國情和農情。中國的現代化也不可能消滅農村，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仍然會有很多農民生活在農村，以農業為業，因此，美國式的規模化大農場并不適合中國國情，維持小規模家庭農業對于解決勞動力就業、保障農民基本生活很有必要。小農經濟派學者樂觀地認為，小農家庭經營具有很強的生命力，效率并不比資本主義農場低，中國農業在小農家庭經營基礎上也能實現現代化。

　　黃宗智認為中國農業經過三十多年的市場化改革，小農家庭經營依然占據絕對主導地位，不但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小農破產淪為農業雇傭工人的現象，反而強化了農民小資產者的地位，他把這種現象概括為“沒有無產化的資本化”。他認為這表面上得益于集體所有的土地制度，但更主要的是由于市場化改革引發了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農業發生了隱性革命，小農家庭經營的優勢得以發揮。由于農業生產和農民家庭經營的特殊性，小農家庭經營能夠戰勝以雇傭勞動為特征的資本主義農場。黃宗智反對新自由主義學者所主張的土地私有化，卻贊成農業的市場化。他認為市場是一種積極的、正向的力量，市場為小農家庭提供了發家致富的機會，農業市場化改革對小農家庭不是挑戰而是機遇。黃宗智也承認市場經濟背景下小農家庭經營的不利之處，主要表現為大商業資本憑借優勢地位，在流通領域剝削小農戶，但在生產領域，小農仍然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小資產者，并沒有形成馬克思意義上的資本主義。黃宗智提出，中國農業的出路既不是資本主義農業，也不是集體化農業，而是在市場化背景下，在維護小農家庭生產方式的基礎上，通過小農合作組織提供生產、加工、銷售“縱向一體化”服務，由此來克服小農戶面對大市場的困境。

　　賀雪峰同樣把農戶看作是一個生計小農，農民的分化是基于家庭人口因素的變化，而不是階級分化。70%的農民都能夠維持代際分工基礎上的半工半耕的家庭再生產模式。正是這種半工半耕的再生產模式，一方面為中國制造提供了廉價勞動力，從而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提高了中國經濟整體效率;另一方面避免了農民的徹底無產階級化。對農民家庭個體來說，這也是智慧的、經濟的、理性的選擇。賀雪峰及其研究團隊對農村中的“中農”或“中間階層”寄予厚望。他們認為自發的土地流轉使土地相對集中在某些農戶手中，這些農戶耕種著中等規模的土地，擁有中等水平的收入，成為農村中的“中間階層”，在農村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是農村穩定的根基，也是國家政權的基本支持力量。

　　對比上文對列寧和恰亞諾夫的比較，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黃宗智和賀雪峰的觀點與恰亞諾夫有非常多的相似之處。對于農民家庭經營的性質、農民分化的性質與發展趨勢，以及農民經濟的前途命運等，雙方都有近乎相同的認識。黃宗智本人明確提出，相對于古典經濟學派和馬克思主義對于小農經濟的分析，恰亞諾夫的分析更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賀雪峰雖然沒有直接援引恰亞諾夫的理論，但他關于小農家庭經營的分析，特別是“中農”的分析，在內在邏輯上與恰亞諾夫有極大的相同之處。在研究方法上，黃宗智一直堅持從最基本的經驗和實踐事實出發，特別關注經驗與理論之間的悖論，從這些悖論中去尋找新的發現，修正既有的理論，發展出新的理論，而不是用理論來規范現實。賀雪峰反對從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出發，強調中國經驗的特殊性，主張直面中國本土社會的現實經驗，從經驗中提煉理論。這也正是恰亞諾夫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三)階級分析派對小農經濟派的批評

　　盡管賀雪峰和黃宗智強調小農經濟的韌性，以及小農戶相對于資本主義雇工農場的競爭力，但當前中國的現實情況卻是，土地商品化(甚至是以各種形式私下變相私有化)和農業資本化一直在推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迅速崛起，對產業鏈的控制力越來越強，同時越來越多的小農戶被排擠出農業生產領域，農業生產呈現去小農化的趨勢。“中農”群體一直在分化，有的轉化為資本主義式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有些則退化為兼業農戶甚至退出農業生產。和恰亞諾夫一樣，黃宗智對農民合作社寄予厚望，然而他本人也承認，合作社在當前中國的實踐效果并不理想，“‘異化’的‘偽’合作社要多于真正為其社員謀求利益的‘真’合作社。”對此，黃宗智認為主要原因是“國家全力招商引資，偏向資本主義企業和大戶，偏向借助個體逐利的激勵機制來促進經濟發展。”

　　他認為，政府應該借鑒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的經驗，加強政府對農民合作社的扶持和引導，推動農民合作社朝著民主化和公益性的方向發展。他樂觀地認為，“中國如果真能為農業合作社做到東亞經驗似的‘外部條件’，合作社將會同樣做到像歷史上的東亞模式那樣包含幾乎所有農民的自愿參與，而如今各種各樣的異化、翻牌、假合作社現象也會不攻自破”。

　　以嚴海蓉為代表的一些學者，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分析當代中國農業變遷問題。《開放時代》2015年第5期“中國農業的發展道路”專題中，嚴海蓉等學者的系列文章對小農經濟派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批評。如果說小農經濟派延續了恰亞諾夫的理論，嚴海蓉等人則繼承了列寧的分析路徑，更加重視市場經濟中農村社會內部的階級分化，林春在評論中將以嚴海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稱為階級分析派。

　　階級分析派與小農經濟派的爭論幾乎全盤延續了當年列寧和恰亞諾夫的爭論。他們爭論的主題仍然是家庭經營的性質、農民分化的性質和社會后果、農業發展道路的選擇和小農的前途。階級分析派同樣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農業政策，反對資本下鄉，反對土地私有化和農業的資本主義化，這是階級分析派與小農經濟派的共識。然而，階級分析派批評小農經濟派過于樂觀，對資本的邏輯和力量缺乏清醒的認識和足夠的警惕。小農經濟派只注意到外部的資本下鄉對小農戶的排擠，沒有看到農村社會內部階級分化和資本積累。階級分析派認為當前中國農業已經通過不同的形式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其中既有資本下鄉形成的外在的動力，也有市場經濟中農民分化所形成的內在動力。在這個過程中，小農或者被排擠出農業領域，或者以不同方式被整合到資本主義體系，服務于資本的積累。階級分析派并不反對農民合作，而是明確指出由于農業經營主體的分化，不同經營主體的利益并不一致甚至相互沖突，不但國家不會支持公益性的農民合作，資本主義企業和專業大戶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動機和行為，也會成為阻礙農民合作的障礙，在既有的制度環境中，小農經濟派所期望的民主化的農民合作根本無法達成。

四、家庭經營的內在轉型：列寧-恰亞諾夫之爭的再認識

　　列寧和恰亞諾夫之爭經久不息，一方面是因為所涉及的問題事關重大，無法回避;另一方面是因為現實世界遠比理論要紛繁復雜得多，且處在動態變化之中，很難通過某些具體的經驗材料完全證實或證偽某一理論。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從工業和商業領域向農業領域不斷滲透和拓展，農業已經高度資本化，但資本占領農業并沒有像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寧所分析的，大生產完全排擠小生產，小農家庭經營徹底走向消亡，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理論備受質疑的地方，也是恰亞諾夫的理論受到追捧的原因。然而，這只能說明歷史發展演變的過程具有長期性和復雜性，并不能說明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理論洞見是錯誤的。我們需要從更長時段的歷史視野來看待資本主義的發展。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里，資本主義體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產生了許多新的形態。例如，在工業領域，生產組織形式經歷了從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轉變，進入彈性生產和資本靈活積累時代，曾經被淘汰的家庭分包制度在某些領域又重新復興。許多正規工作正在變得非正規化，從而更加有利于資本的積累。這些具體的變化很多已經超出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能預見的范圍，但總體而言，資本主義體系仍然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揭示的基本規律運行。就農業而言，雖然家庭經營作為一種生產組織形式依然廣泛存在，但無論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農業生產都已經高度市場化、社會化和資本化，農民家庭經營所處的外部環境和自身的運作邏輯也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與恰亞諾夫所描述的自然經濟狀態下的自給自足、小富即安的小農戶所處的外部環境和運作邏輯已經相去甚遠。家庭農業的外在形式保持了歷史延續性，但其內在機制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我們可以說家庭經營所發生的是內在的轉型。然而，我們現有的理論并沒有及時把握這種內在的轉型，仍然沿用小農經濟、家庭經營等傳統的概念來指稱已經更新變化了的事物，這必然會導致理論上的混亂。今天，我們重返列寧-恰亞諾夫之爭，必須對這種連續性與斷裂性有清醒的認識，以便更好地理解當代中國農業轉型的現狀與趨勢。

　　首先，隨著家庭經營所處的環境從自然經濟轉入商品經濟，家庭經營的內在邏輯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農業家庭經營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的家庭經營主要是在自然經濟環境中，農民的生產是為了滿足自身家庭的消費，市場交換也主要是為了調劑余缺，而不是為了謀利。恰亞諾夫關于農民家庭經營基本特征的概括，正是建立在自給自足自然經濟基礎上的。然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分工的深化，生產勢必要走向社會化。商品經濟是生產社會化的重要形式。在商品經濟環境中，農民家庭的生產和生活都已經高度依賴市場，依賴貨幣權力。商品經濟中的小農戶，所追求的不是自給自足，而是經營利潤。商品經濟中的農戶并不會滿足于小富即安，而是已經具備資本積累的內在動力，與資本主義企業在本質上沒有什么區別。商品經濟固然不能等同于資本主義，但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之間并沒有隔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商品經濟環境中的農民家庭經營與自然經濟中的農民家庭經營，兩者在行為邏輯上已經有本質的區別。列寧把商品經濟中的小農戶稱為農村小資產階級，認為這是導致階級分化、滋生資本主義的深厚土壤。商品經濟環境中，農民的農業生產已經是面向市場、追求利潤，如果條件允許，農民家庭農場同樣會擴大再生產，包括使用雇傭工人，從而轉化成為資本主義雇傭農場。孫新華的田野研究證實了這一點，“中農”并不是沒有擴大再生產的需求和動力，而是在積蓄分化和突破的力量，在適當的時機便有可能轉變成雇傭勞動的農場主。在規模經營主體興起的同時，大量的原本依靠農業為謀生手段的農民在競爭中破產，單靠農業生產已經不能養活自己的家庭，必須依靠非農領域的收入，包括成為雇傭勞動者，非農收入甚至成為農民家庭主要的收入來源，農業本身反倒成為兼業。這些農民之所以沒有完全退出農業領域，是因為工資性收入同樣不能滿足家庭生活的需要，必須依賴農業收入作為補充，這部分農民實際上可以看作是半無產者。正如世界體系理論家伊曼努爾·沃勒斯坦指出的，農民的半無產階級化實際上更有利于資本的積累。所謂的“中農”只不過是農民分化過程中的一個過渡現象，具有不穩定性。兼業農戶、專業化農戶和家庭農場雖然有相似的形式，實際上是不同性質的事物。正像秦暉所批評的，恰亞諾夫把自然經濟下的與市場經濟中的家庭經營、自由競爭中的與依附狀態下的家庭經營都歸為“家庭經濟”，并把它與資本主義截然分開，造成邏輯上的混亂。在當前有關中國農業問題的爭論中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小農經濟派學者模糊了農民家庭經營在商品經濟和自然經濟中的差別，將小規模的農民家庭經營統稱為“小農經濟”，抓住的是規模小和家庭經營兩個形式上的特征，而忽略了其內在運行機制上的重大差別，看不到農戶內部的階級分化。

　　其次，隨著分工的深化和生產的社會化，農業本身也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傳統小農經濟隸屬于自然經濟體系，小農生產方式具有小而全的特點，農戶獨立完成整個生產過程，自己準備生產資料，產品也主要供自己家庭消費。近代以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分工和交換不斷擴大，生產日益社會化，逐漸突破家庭的界限。這種變化尤其體現在工業領域，表現為從家庭作坊到手工工場再到機器大工廠的轉變。農業領域的分工和生產社會化沿著另一條路徑推進。農業生產過程的各個環節從家庭經營中剝離出去，演化為專門的農業服務部門。不同市場主體獨立完成某一個生產環節，然后通過市場、計劃或者企業組織的方式，把這些環節連接起來，共同完成整個生產過程。分工和專業化提高了生產的效率，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趨勢。然而，生產社會化也削弱了個體農戶對生產過程的自主性。農業生產資料的供應、農業技術指導，以及農產品的加工、銷售等環節，都由農戶之外的市場主體來完成。用亨利·伯恩斯坦的話來說，現代農業已經從“農耕”變成了農業“部門”，同時擁有了上游和下游行業。只有在種養的產中環節，農戶還保持著一定的自主性。即便如此，生產什么，如何生產，也都不是農戶自己能夠決定的。在高度社會化的生產體系中，農戶的地位類似于工業產業鏈上的加工組裝車間。這與恰亞諾夫時代的農業已經有了本質的區別。現代農業中，產前和產后環節變得越來越重要，具有更高的利潤空間，這些環節無一例外地被資本掌控，并且壟斷程度很高。2011年，先正達、杜邦、巴斯夫、陶氏、孟山都、拜耳等世界前六大農藥公司的銷售額占世界農藥市場銷售額的78.16%。ADM、嘉吉、邦吉、路易·達孚四大糧商控制了全球80%以上的糧食貿易。國際資本通常采取集團化運營，控制從種子到化肥、農藥，再到農產品加工、銷售的全產業鏈。中國已經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國的農業同樣要參與世界競爭，遵守市場經濟規律。目前世界十大種業巨頭均已進入我國種子市場，我國蔬菜、花草種子市場份額的一半被外資種業企業占據，外國玉米種子占我國市場的份額，從2001年的0.13%迅速擴大到2011年的11%，10年間增加了80多倍。世界銷售額排在前20名的大型農藥企業大都已在我國建立了有限公司或辦事機構，國外農藥企業在中國農藥市場的占有率逐步提高，幾乎壟斷了高端農藥產品市場。另一方面，中國國內的農資企業，也同樣是以利潤為導向，并不具有“工農聯盟”的性質。工商業資本從兩端擠壓農戶的利潤空間。武廣漢的研究指出，農業產業鏈中的資本主體所獲得的收益比重在上升，農民家庭所能獲得的收益份額卻急劇下降。由于農業生產環節的特殊性，資本并沒有直接介入生產領域，小農戶在形式上仍然具有一定的獨立自主性，但實際上已經喪失主體性，成為農業資本積累結構中的一個環節。正如柯志明對日據時期臺灣地區小農農業的研究所指出的，通過這種間接的控制，大資本把小農戶整合進資本主義農業經濟體系，能夠更好地榨取小農戶的勞動剩余。

　　總之，恰亞諾夫強調農民家庭經營的特殊性，他的理論是對自然經濟模式下農民家庭經營特征的歸納和概括，并不能延伸到商品經濟模式，而列寧的理論則揭示了商品經濟中農民家庭經營分化與轉型的內在機制。當代中國的小農經濟派學者強調農業生產的特殊性和農民家庭經營的特殊性，希望通過維持小農經濟來抵制農業的資本主義化。同恰亞諾夫一樣，他們只看到農民家庭經營在形式上的歷史延續性，卻沒有看到從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變過程中，農民家庭經營性質和運行機制發生的根本變化;只看到農民家庭經營在產中環節的相對獨立性，卻沒有看到小農家庭經營在整體上對資本主體的依附性。在此，筆者無意分析馬克思主義與新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定義的區別，只想指出，資本對小農的剝削既存在于生產領域，也存在于流通領域，農業資本化的動力既來自于農村外部的資本下鄉，也來自于農村內部的資本積累。看清小農的處境，可以幫助我們更準確地直面問題，思考未來的出路。

　　張慧鵬：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代化研究所、華南農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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