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按：讀書會最近幾期的講座都和三農問題有關，嚴海蓉老師從“生態農業”概念入手為我們詳細的梳理了中國鄉村在前后三十年所遭遇的各種挑戰。以期從全球視野下討論討論中國面臨的問題、挑戰和出路。而傭耕老師則從承包地會否是農民的生活保障為切入，展開了對三農問題的深度探討。二位老師在“生態農業”、“轉基因”、“糧食安全”等問題上的觀點有著明顯差異，引發了我們對中國農村發展的不同遐想。而關于農村集體化，國外學者布拉莫爾有著專門的著述，讀書會在此前就專門刊載過他的文章，今天特意重新刊發，以供有心人參考。

　　原文譯者按：三十年前關于中國集體農業似乎有了定論，這一定論在今天以各種各樣的"常識"、"據說"、"好像"、個體見證的形式存在，成為很多人不假思索的思維定式。布拉莫爾多年從事中國農村和中國經濟發展的研究，他著作中的這一章集三十年來中國集體經濟研究之大成，多方位地評價集體經濟的成就和失敗，以翔實的數據進行論證，但又不簡單地迷信數據，而是對各數據背后的方法論和技術處理都有清醒的認識和評價。 本文是中國農村讀書小組的學習材料之一。我們讀書小組從這章的學習中受益多多，它使我們拋棄成見，使我們虛心認真地重新認識中國集體經濟的探索、實踐、和困境。因此我們認為它應是關心中國農村發展道路同仁的必讀之物。

　　布拉莫爾：中國集體農業再評價（上）

　　作者/布拉莫爾

　　集體農業是毛澤東時代后期農村發展戰略的核心。中國共產黨根據列寧主義指導原則，希望能夠通過"集體化"來動員農村中規模巨大的力量，以此促進增產，為農業機械化創造條件;機械化的發展能夠釋放農村勞動力，讓更多的人投身到中國迅速發展的工業部門中去。勞動力是中國農村的主要財富，而集體化的主要功能則是充分使用這項財富。本章討論這些毛澤東主義理想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實現。許多文獻描繪集體化都非常消極。然而，即使最為嚴厲的批評者也已經認識到評估集體化表現的困難。困難之一便是：如何來衡量好壞?因果關系的問題更是棘手：是集體化本身制約了中國的農業發展，抑或是營運集體農業的方式存在問題?另外，是否集體農業被解散并不是因為本身不好，而是由于其它各種各樣的原因?

一、農業生產的背景

　　20世紀中國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是確保糧食安全。在這段時期，中國發展的歷史則是在很多方面去尋找解決這個首要問題的途徑。

　　原則上說，糧食安全可以通過大規模的進口來保證實現。然而，對中國來說，這從來就不是一個可行的方案。在1949年之前，中國是一個糧食進口國，例如，大量的大米從暹羅(泰國)、越南北部(安南)，甚至孟加拉和緬甸(Latham和Neal，1983)入口到廣東省。Lin(1997：46)提出在20世紀30年代，廣東省約13%的消費是靠進口滿足的;上海是另外一個重要的進口地。然而，由于國際政治局勢很不穩定，國內運輸網絡不發達(例如，與法國大小相當的四川省在1949年以前沒有鐵路)，地區之間存在著差異性(?)，這些因素導致"糧食依賴進口"會是一個危險的國家戰略。因此，在國民黨時代，大米和小麥通常只占進口總量約5%，相當于占GDP的比例不到5%(Feuerwerker，1977：104-5)。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貧乏的國際關系沒有讓情形變得簡單。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是糧食凈出口國，出口規模也是不斷增加--盡管在50年代末的大饑荒條件下中共要給蘇聯還債(圖7.1)。當政府終于認識到大饑荒的規模時，情形發生了突變。1959年的糧食凈出口420萬噸變成1961年凈進口的440萬噸(主要是來自加拿大的小麥)。此后，中國成為了一個大致穩定的糧食凈進口國，進口量大小和國內糧食產量相關。例如70年代末風雨不順、農業減產，因而凈進口量增加。不過需要強調的是，在整個毛澤東時期，中國的農產品進出口貿易量非常小，進口貿易量占糧食生產的比例從未超過1961年的3.3%。

圖7.1 糧食凈出口(數據源：ZGTJNJ(2006);SSB(2005b);MOA(1989))

　　原則上，中國可以進口更多。60年代初從加拿大大量進口小麥說明了這種可能性。然而從政治角度來看，這是不可能成為一個長期的戰略方針的。很多著述都認為這是由于毛澤東敵視國際貿易，然而在毛時代晚期的高峰期--1971-1972年，中國開辟了大量的外貿，證明事實并非如此。依賴進口滿足糧食需求是非常危險的策略：即使中國依賴加拿大，美國可能會給它的鄰居施壓。更糟的情況是，美軍的軍隊可能會以越南戰爭的名義攻擊運輸補給線。而且中國可能用消費品的出口來支付進口的糧食，這會讓投資遠離關鍵生產部門，減緩經濟增長速度。

　　這一切都意味著，中國需憑借自身的努力確保糧食安全。必須加強農業生產，而且增長速度必須足夠快。一方面用于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另一方面用于滿足酒類、肉類制品、絲綢和棉紡織品生產商的需求。考慮到中國人口增長步伐，整個毛澤東時代面臨著一項艱巨的挑戰。

　　中共最初的解決方案是土地改革。人們希望，通過消除民國時期農業體系里最落后的特點，如高租金、高利貸、無地農民，而讓農業巨幅增產。正如我們在第三章中所看到的，這些愿望實現了。土地改革減少了不平等現象，提高了農業產量。然而，家庭耕作的經濟政策不能提供長期的解決方案。這是一個過渡性的政策，僅此而已。

　　毛澤東的看法是，集體化遠遠優于家庭耕作。他的做法呼應了列寧的著作和思想。列寧認為，建立大規模的集體農業是實現機械化、擴大灌溉面積的唯一手段。不管規模經營與生產有多么復雜的關系，中共還是希望通過取消土地的分塊化以及為了爭取水源而制造的水渠、邊界等造成的土地浪費，由此來增加生產;大型農場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個過程則能為工業部門釋放勞動力;此外，土地公有制能夠提供集中有效的福利，無論是確保收入穩定，還是保證身體健康。

　　注：斜體的階段是制度過渡時期，此處框圖沒有將這些時期歸類為家庭耕作或是集體農業(比如1977年至1983年)。不同的分類會對分析造成很大的影響。

　　因此集體農業自從1955-1956誕生以來，一直在中國農業政策的中心舞臺活躍著。直至1984年，這個時候它們實際上已經不復存在。大躍進困難時期，公社運營出現了問題。實際上，很多領導人認為只有回歸家庭耕作才能讓農業生產恢復。但是毛澤東并未氣餒。對他來說，集體化是中國發展戰略的一個關鍵因素。一方面，集體農業將通過機械化和大規模灌溉使經濟基礎直接實現現代化;通過動員農村剩余勞動力，集體可以創辦農村工業，緩解水泥、鋼材和化肥等急需的農業生產資料需求。另一方面更為重要--集體化是改變生產關系的一個重要手段。通過抑制私人經濟活動，減少收入不平等，對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毛澤東希望可以激發農村勞動力的生產積極性，繼而促進基礎設施建設和增加產量。

　　中國農業的解決方案打破了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以及那些西方經濟學家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所展示的解決方案。毛澤東式集體經濟與列寧主義不一樣，它更加重視非物質激勵，大寨模式體現了這個特點。中國的集體化方案也不同于世界銀行和福特基金會的做法(例如在印度的做法)，它們倚重技術(尤其是綠色革命)來解決農業欠發達問題。但這并不是說毛澤東漠視技術的重要性;相反，毛澤東認為在推行集體農業后，高產品種和機械化能更加迅速有效地發展。一個純粹的技術方案是解決不了中國的農業問題的。

二、毛澤東式集體農業的特點

　　在1955年和1984年之間，集體耕作制度有多種形式。然而，經過1960年到1963年(第4章中討論)的試驗期，直到1963年，集體農業的結構和運營方法才系統地建立起來。1962年后，集體農業經營的主要特點有：

　　第一，集體農業由三層結構組成：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表7.1)。公社最初是非常大的，包括約24000人，但在饑荒后，減少到更便于管理的7000人。此后，由于人口增長、人民公社的規模增加，到80年代初，平均規模有15000人。但是，在行政體系上，進行基本結算的單位是生產隊，負責組織生產、分配工分(和工分的收入)。特別是在60年代，這種功能有時也在生產大隊的級別上開展了。然而根據經驗這種做法通常行不通，因為這幾乎取消了工分的價值(工分是根據整個大隊的平均計算的)與實際工作量的關聯。1963年的時候，這樣的生產大隊增長很快。到1981年時，通常包括約三十戶，或者136人。不過很顯然，在整個毛澤東時代，生產隊是相對較小、容易管理的單元。

　　第二，顧名思義，集體制度的主要特點是土地、耕畜和大型農機設備歸集體所有而不是個人所有。然而，在毛澤東時代的晚期，家庭被允許經營自留地(小菜園)，他們可以自由進行種植，但是人們經常用它來種菜，并提供飼料養豬或母雞。這些自留地的大小隨時間推移而不同，在激進的時期，他們完全不被允許;然而，70年代末，由于人口的增加，以及作為反對集體化的活動，自留地的平均規模趨于增加。額外的土地通常被分配給人口較多的家庭，因此這項措施刺激了人口生育(Potter和Potter 1990: 112)。

　　第三個特點是，收入的分配基于工分。在一年收獲之后，每個工分的價值被確定。當使用計時方法時，男人每日工分幾乎無一例外地比女性要高;當使用計件方法時，男人產的每件產品的工分要高于女性生產的產品。大多數工人一天獲得7至10個工分。在繁忙的種植和收獲時期，一天的工分數目可以到12-15(Hinton 2006)，不過這樣的時期很短。在Potter和Potter(1990:120-2)的研究中，1979年一級的男性每天獲得10個工分，四級的女性獲得7.3個工分。在一個村莊中，1966年的工分數目范圍可以從5至10。但到70年代初，為避免農民之間的沖突(Unger 2002:86)這個范圍已經縮小到了9至10。

　　值得注意的是，集體農業的工資因時間和地點不同變化很大。在毛澤東時代的后期，集體農業的社員的工分經常根據他們的性別和對(生產的貢獻)而固定。這個量根據他們的性別和生產情況(計時方法)，或按照完成特定的工作量(計件方法)而給定。兩個系統在同一村莊同時出現的情形并不罕見。許多人的工分根據完成工作決定，另一部分人得工分根據勞動級別給定。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大寨系統經常被使用。每個人的工分由生產隊隊員開會決定。這個公開的考績制度需要工人對于自己貢獻有一個自我評價，然后其他團隊成員也進行評估，最終經過討論決定每個人工分。大寨系統還涉及道德或思想層次的考慮。它不僅僅根據工作量，也根據對集體事業的投入程度來做決定。這樣，一個較弱的團隊成員仍可能收到的較高的工分。大寨系統還有優點是經常舉行會議。在江西高村的實踐過程中，考勤員記錄每天每人出勤的狀況去定粗略的工分。每年根據技術、力氣和態度決定每人的工分數，并添加到考勤記錄中。這樣每年只決定一次，極大地降低了評估強度(Gao 1999:61-2)。

三、理論問題：集體農業與家庭耕作的對比

　　集體農業仍然是最有爭議的農業制度。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是強制性的。不同于合作社，集體農業的會員制是強逼性的，它限制了勞動力的流動，限制了成員的自由。有理由認為集體農業和歐洲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相似。有人進一步指出，集體化的嘗試是徒勞的，因為它并沒有提高產量。最后，集體農業所謂的主要優勢--便于機械化--在貧窮國家是不適用的，因為這些國家首先就缺乏生產拖拉機的工業能力。

　　然而，支持集體農業的論據非常強有力。首先，合并土地后減少了土地浪費，比如以前的地界、小路和不必要的灌溉渠道。第二，它促進新技術的迅速推廣。第三，最重要的是，推動集體勞動使大型灌溉項目的建設成為可能，同時推動農村工業的發展。

　　反對集體化的論點

　　對集體化的主要批評之一是：這是早產兒。很少有人會否認，技術進步節省了勞力，解決了監督和控制的問題，這也是美國、加拿大的大型農場利潤豐厚，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發達地區大農場耕作比貧困地區更有效率的原因。在中國同樣可能取得成功。然而有人認為，在1955-1956就進行集體化為時過早。當時的中國是根本不可能實現機械化的，因為中國的工業能力還不發達，工業生產無法滿足對農資的需求。此外，在中國實現機械化的難度要超過北美地區，因為在中國種植的水稻生產生長在水田中(Bray 1986)。有人認為，在中國需要堅持小規模的家庭耕作，直到時機合適再實行大規模的機械化。

　　對于很多"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說，在生產力還不夠發達時，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列寧本人對此有過著述(參見列寧1919和1923年的著作)。列寧在1919年聯共(布)八大的講話說到拖拉機生產在集體化過程中改變中農的重要性："在共產主義社會，只有當我們緩解和改善自己的經濟條件時，中農才將是我們這一邊的。如果明天我們可以提供十萬臺一流的拖拉機，同時為他們提供燃油，配備司機，中農肯定會說'我支持共產主義'。但是大家也非常清楚地知道，目前這是純粹的幻想。"相比之下，列寧1923年關于合作化的講話中強調了過渡時期(列寧稱之為"文化革命")的重要性。他稱這是一個漫長的過渡時期，在此期間，農民將獲得技能和讀寫能力。列寧所闡述的觀點是，機械化應該先于集體化。一個貧窮的國家在推行集體化之前，需要首先創建機械化的必要條件，建立生產制造機械設備的能力。蘇聯在1928年并沒有達到這個條件，因此過渡到集體農業還為時過早。塞爾登提到(1988:60)：

　　1929年蘇聯開始推行集體化之時，農業機械化并沒有實現(事實上集體化的技術、行政和社會的準備都沒有妥當)。這種做法違背了列寧的著述。集體化不是基于農民意識到集體農業的效益，而是通過國家力量強制執行。

　　1955-1956間中國迅速實現集體化。城市工業發展迅速，但其重點是為除農業外的生產提供生產資料;農村工業處于起步階段。因此，機械化并不是一個現實可行的選擇，集體化在此時是毫無意義的。實行集體化將降低產量，而且在沒有實現機械化的情況下，勞動力也難以得到釋放。

　　人們認為除了機械化之外，集體農業沒有什么其他方面的優勢。人們普遍相信土地規模和產量之間存在的反比關系。小塊農田的收益率比大農場要高，因為他們的勞動更加密集。在貧窮的國家，勞動生產率可能低，但勞動力并不稀缺;土地資源卻很稀缺。對于這些國家，在小農田上最大限度地提高產量，是增加農業產量的理想機制。本質上來說，這里提出了土地規模會造成勞動監督和控制的問題。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農場管理一樣，中國的集體農業勞動力不夠密集，壓抑了土地效率，降低了生產率(Griffin等 2002:286-7)。中國的案例進一步證明了土地規模和土地生產力之間的反比關系。更全面的實證請參考Berry和Cline(1979)，Cornia(1985)和Ray(1998:ch.12)。

　　支持集體化的論點

　　然而，事實上，反對集體化的論點并沒有像前一節的論證所表明的那樣明確無疑。此外，批評意見往往忽視了集體農業的優勢。

　　一方面，大家普遍認為，盡管之前的學者力圖使我們相信產量和農場的大小之間存在反比的關系，這種關系難以在現實中確立。經驗上的證據尤其存在問題。過多的研究著眼于土地生產率，而我們真正感興趣的是全要素生產率。然而，用以計算全要素生產率的方法也存在問題。同樣重要的是，這里存在嚴重的歸一化問題(normalization problem)。觀察到的產量的不同往往反映了土質、灌溉設施和信用保障上的差別，以及耕種方式，或者是成本(產品)價格上的差別，而非規模本身的經濟或不經濟。以下的事實又和這些問題復合在一起，即往往選擇大型的管理型農場和小型的家庭農業進行比較，而不僅僅是在規模上的比較。由于上述的種種困難，對很多國家的研究得出的是尚無定論的結果(Dyer, 2004; Khan 2004; Ray 1998: 453-7)。有意思的是，甚至Buck (1947: 34)也意識到了戰前中國的家庭農業太小了："在中國，至少80%的農業生產單元在規模上太小以至于不能構成經濟單元"。集體化使得(我們很快會看到)利用規模效應變得可能，因而使得勞動力能被用在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村工業化上。不僅如此，它還使得在家庭耕作范圍內無法實現的更大空間的專業化成為可能，從而帶來產量的提高(Chinn 1980)。

　　其次，很多證據表明，新的種子品種以及技術在合作社比在家庭耕作方式下傳播得更為迅速。在50年代早期，中國成立了一個農業研究系統，專門研究農業品種，但是在50年代，大多數的新品種是從國外引進的，或者是在1949年以前就已經研發的。事實上，國外進口的種子占有很大優勢，以至于它們逐漸主導了耕種方式(Stone 1988a: 790-1)。集體化使得這一切開始發生變化。在1957年，擁有近14000個農業技術推廣站的網絡在全國建立起來，作為補充的是1400個種子站和1900個育種示范站。到了1979年，上述三類科技站的數量分別達到了17600個，2400個和2400個(SSB 1984: 189)。這一用于農業研究和發展的新系統逐步開啟了新的本地品種的研發。與此同時，進口并沒有被取消，在1972-1974年間，從墨西哥進口了大量的矮桿小麥的種子，廣東省則引進了國際水稻研究所在菲律賓研發的種子，而巴基斯坦也提供了一系列的優等幼苗。然而，事實證明，很多國外進口的種子不能適應中國的生長條件;墨西哥的小麥就是一例。它間接地幫助了中國的育種計劃，但是，新品種在70年代的迅速推廣主要得益于中國的研究系統。現在普遍認為，一位居住在湖南的中國科學家，袁隆平，在1974年發明了世界上第一個真正的雜交水稻品種。一般而言，正如Stone (1988a: 795-6)所說：

　　不像在50年代，中國新品種的成功不是來自于進口，而應歸功于在全國范圍內的強大而且廣泛復雜的農業研究。

　　可以肯定的是，在這過程中有犯過錯誤。Nolan (1988)提到了在毛澤東時代晚期，雙尾雙刃犁的不適當的大面積推廣。類似的例子還包括一些被合作社強行推廣的新種子品種不適應于中國的農業條件(Stone 1988a: 792 and 794)。然而，這一計劃的整體上的成功還是非常明顯的，這表現在合適的雜交品種和半矮桿品種在70年代得到迅速推廣。此外，新品種的影響是十分顯著的。在四川，最新的矮桿小麥的產量于70年代后期達到了每播種畝300公斤，遠遠超過了傳統品種的70公斤的產量。雜交水稻的產量則達到了500公斤，而傳統品種的產量是200公斤(Bramall 1995: 737)。

　　當然，一個由家庭耕作和國家資助研究構成的系統也有可能達到同樣的效果。然而，中國在灌溉和新品種的引進方面要遠比其它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成功。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例子都表明，高產品種(HYVs)可以在小型農場中采用;很多印度的農場正是實現了這一點，管井的使用使得在70年代和80年代之間令綠色革命在小麥耕作上成為可能。然而，我們必須注意到，這兩個國家都受益于大量的西方援助和技術支持。如果缺少例如美國的支持，他們的小麥革命幾乎不可能取得成功。另外，東亞其他地區在農業上長期的低效率--尤其是日本和臺灣--相當明顯地證明了小規模的家庭耕作作為現代化的載體的局限性。實際上，日本和臺灣正在極力促進耕地的合并。但是，在日本，這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土地不斷升高的價值鼓勵了很多農民保有他們份額很小的土地。結果是，盡管1961年農業基礎法是為了鼓勵合并而設立，全部農場中，只有3%在規模上超過了3公頃--這是有效的農場運營的最小要求(Kojima 1988: 733-4)。在80年代，不少于44%的日本農場在規模上小于0.5公頃。

　　支持集體化的第三個論點是它使機械化成為可能。這里的關鍵在于，集體化使大量的小塊土地--"像面條一樣"，韓丁(Hinton)這樣貶義地稱呼它們--得以合并成大塊農田。Hinton(2006: 141)提供了武功村的例子。在50年代期間，武功村的1300塊小的土地被合并為6大塊土地。沒有這樣的合并，機械化就不可能得以實現。當然，在武功村的例子中，土地的合并是由集體化之前的合作社完成的，這表明土地的合并可以通過除了集體農業之外的方式進行。然而，在1956年之后產生的更大的合作社使得更廣大而且更細致的合并方式得以實現。Potter和Potter (1990)提供了一個大躍進期間的例子。這種雄心勃勃的項目需要幾年的時間來完成，但到了70年代，它們中有很多已經發展成熟，而且機械化正在急速進行。可用的馬力從1965年的1490萬匹上升到了1978年的1億6000萬匹;在同一時期，機械化耕作的土地從1600萬公頃上升到了4100萬公頃(MOA 1989: 309-18)。

　　當然，正如批評意見正確指出的那樣，集體化本身并非機械化的充分條件，但是如果想要推進機械化，某種合并過程是必須的，而集體農業提供了一個非常有效的實現機械化的載體。另外，農業機械化本身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它解放了勞動力。在貧窮的國家，勞動力也許沒有像土地那樣稀缺，但是勞動力的短缺依然是擴大生產的首要瓶頸。機械化通過解放勞動力，提供了巨大的收益。首先，它使得中國的合作社能夠通過將更多的勞動力投入到單位土地面積上，和擴大雙季耕種的土地面積來促進生產，因而緩解了供應方面的主要壓力。因此，機械化不能提高產量的說法顯然是不確切的。其次，它使得在農業上能解放更多的生產力投入到其他部門中。尤其是從長遠來看，這可能是機械化的至關重要的貢獻。勞動力的解放是英國發生在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初的農業革命對工業化的首要貢獻(Crafts 1985)，這也是機械化對于中國具有重要意義的原因。在80年代初發生的機械化耕作面積的下降--從最高的1979年的4220萬公頃降低到1986年的3640萬公頃(MOA 1989: 318)--是去集體化的主要失敗之一。從現實意義上說，在80年代的土地細碎化阻止勞動力的解放，從而延遲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另外，機械化在種植水稻所需要的水中環境是不可能實現的說法是過分夸張的。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國的稻田實現機械化是困難的，但是，我們必須知道，水稻只是中國的主要谷物作物之一。即使在四川，冬季的主要作物是小麥，所以機械化在耕種小麥的干旱的冬季是十分重要的。對于中國的北部則更是如此，在那里，小麥是主要的作物。因此，機械化在中國的農業是不可能的說法最好不過是一種夸張，而最壞則是嚴重的誤導。

　　然而，支持集體農業的主要觀點是，它促進了勞動力向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轉移，尤其是水利項目。考慮到水稻種植在中國農業的重要地位，這使得中國的集體化甚至比蘇聯都更為強大。

　　勞動力的動員在中國是可能的，因為很大部分的農業勞動力在冬季的數個月內(從11月到次年2月)是閑置的，尤其是在中國北部。Buck (1937)在30年代早期收集的數據表明了這種不充分就業的程度(圖7.2)。全部空閑時間的25%發生在12月，32%發生在1月，這種特點當然是和天氣相關的;在這幾個月，人們不可能在北方甚至中部的農田里從事有效的勞動。閑置的勞動力的總量是不容忽視的。Buck的調查顯示，每人每年有1.7個月的空閑時間。在50年代初，這一數量可能有所下降，但這種降低不可能很顯著，僅僅是因為替代性的工作機會非常有限。Buck的結論是，讓農村擺脫貧困的一種方式是利用閑置的勞動力來發展農村工業，這正是1949年以后所采取的解決辦法，這將在下一章中說明。然而，正是由于大部分的勞動力剩余是季節性的，農村工業的發展不是很容易得以實施。事實上，動員勞動力在冬季從事基礎設施建設是更直接的方式。中國共產黨對于這些可能的解決方法是十分清楚的，而且實際上，50年代后期建立更大的合作社的壓力很多來自于動員勞動力的需要。

　　中國北部平原以及北方大部分地區水資源的短缺加劇了解決水利問題的重要性。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1997d: 88-9)，中國北部擁有45%的人口以及45%的耕地，但只占有全國水資源的14%。結果是，在90年代中期，北部人均可用水只有750立方米，而南部人均可用水達到3440立方米。導致缺水的潛在問題是降雨量較低。這反過來使得從河流中獲得的水量維持在高水平。因而，很多河流(不只是黃河)在冬季都處于斷流狀態。這也促進了高質量的儲水設施的建設，因為它們對于建成灌溉系統是必須的。

　　從灌溉方面的證據可以得出結論，勞動積累對于解決這些問題是極為有效的(Vermeer 1977)。Nickum's (1978: 280-2)的估計表明，4000萬到6000萬的農民參加了60年代中

圖7.2 30年代早期，農業空閑時間的按月分布(相對于總量的百分比)(摘自Buck (1937: 296))

　　期的勞動積累過程，而到了1976-1977年，因為國家強化了興修水利的計劃，并且更多地關注跨大隊和公社一級的水利項目，參與的人數達到了1億2000萬到1億4000萬。平均而言，一個農民每年有30個勞動日投入到勞動積累中。盡管這些數據不是完全可靠的，該計劃的規模在廣泛的地方層面的研究中得到證實(Endicott 1988: 74-80; Qin 1995)。Potter and Potter (1990)再次提供了一個經典的論述。集體化并沒有結束在使用水資源上的爭議，甚至村莊一級的合作組織也不足以解決所有的水利問題，因為有些問題涉及到跨村莊間的集體行動。例如，一個論述說到："公社和大隊的領導拒絕組織別的村莊的人參與到項目中......所以，這個項目從沒有得到實施，結果就是，高村是銀寶湖公社中唯一的沒有從共和國前四十年的共產主義式的大規模基礎建設中受益的村莊" (Gao 1999: 23)。毫無疑問，集體化導致了一些本應不會被嘗試的、判斷錯誤的項目的發起(Siu 1989: 232-5)。然而，一般說來，集體化使得對水資源的合理管理變得更加容易，以至于在很多地方，抵制去公社化的原因之一就是擔憂在水利方面產生的不利影響(Endicott 1988: 75 and 134)。

　　宏觀數據顯示了在毛時代晚期灌溉面積擴大的程度(表7.2)。1978年整個中國的灌溉面積是1952年的三倍，大部分的增長發生在1965年以后。所有的主要農業省都經歷了一定的增長，其中江蘇、山東和黑龍江省的增長頗為壯觀(甚至是夸張的程度)。灌溉面積的增長是集體化農業的偉大成就之一，從而使得中國和(尤其是)印度、越南相比，顯得很不一樣。尤為關鍵的是，灌溉面積的擴大，以及由于大型集體化農場的建立帶來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導致了雙季耕種面積的大幅度增加--在50年代初期，因為勞動力和水資源的短缺，這還是不現實的想法(Walker 1968)。中國和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的對比尤其具有啟發意義。集體農業在后者只存在了很短的時間，在1988年全越南恢復到家庭耕作前，只有大約10%的農田被集體化了(Ravallion and van de Walle 2001)。結果，三角洲的大部分地區至今沒有得到合理的灌溉，因而每年只能種植一季水稻。這反過來解釋了為什么湄公河三角洲是越南最貧窮的地區之一，盡管它有著有利的耕種條件。

　　注：黑龍江省1965年的數據是通過線性差值得到的。內蒙古、西藏、新疆和海南只有不完全的數據;所以它們沒有被包含在這張表中。如果包括這些省份，那么會在1991年的總量上增加6731萬畝的灌溉面積。關于中國灌溉數據的局限性的討論，參見Nickum 1995a。

　　概括而言，對于集體農業的批評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中國在50年代晚期缺乏進行機械化的能力，而大躍進期間對農村工業的大規模鼓勵正是意識到了上述事實。然而，這類對集體農業的批評存在的問題是它沒有能夠認識到集體化和機械化之間的反向的因果關系：集體化可能是機械化和一整套現代技術引進的必要條件。換言之，中國于50年代晚期開始的集體化并非是早產兒，而是發展現代農業部門的一個必要前提。又換言之，如果我們認同大規模的、利用現代技術的農場，比小規模的、利用傳統技術的家庭耕作更有效率的觀點，如果我們意識到合作社在擴大灌溉面積上取得的成就，那么，顯然集體化有很多方面值得學習。至少，為了建立大型農場的某種形式的土地改革是必須的。無論它是采取地主階級同國家一起強制征收的形式(如19世紀的美國或者17世紀的英國)，還是采取國家主導的集體化的形式是有待爭論的。但是，自發的土地合并過程能解決這一問題的想法純粹是烏托邦式的幻想。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