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鄉村建設與鄉村革命長期廣泛地存在于現代中國并存在著很多互動，然而很多時候兩者被二元對立起來，且前者被“好人好事”“就事論事”“成王敗寇”這樣的常見論述所主導。我們需要以充分的鄉土自覺和國情意識，結合更為多樣且具體的歷史經驗，同時將鄉村建設和鄉村革命置于全球資本主義擴張和現代中國內外環境變化這一宏觀背景下進行理解。在新視野的檢視下，兩者互為表里、相互轉化且隱現交錯。以此為基礎，將有利于推進革命視野下的鄉村建設研究和建設視野下的鄉村革命研究，并以民眾民間的建設視角重新理解現代中國。

　　【關鍵詞】鄉村建設　鄉村革命　改良

　　溝口雄三(1996)曾指出：“(梁漱溟與中共)這兩條道路雖然在中國是否存在階級這一革命的根本問題上是相互對立的，但在建立新中國的局面下，卻顯現出猶如兩根稻草被捻成一根繩子般的協調。”鄉村建設與鄉村革命長期且廣泛地存在于現代中國，然而很多時候被二元對立起來，內在聯系被切斷，并被“好人好事”“就事論事”“成王敗寇”這樣的常見論述所主導。

　　有感于此，本文及隨后各篇文章嘗試“跳出鄉建看鄉建”，以“百年鄉建”為新視野，進一步揭示鄉村建設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其中我們既可以看到梁漱溟所描述的客觀意義上的“(百年鄉村)破壞史”，也將看到主觀意義上知識分子的“傷心史”，還可以看到鄉土社會篳路藍縷百折不撓的“建設史”，“百年鄉建”這條大河盡管流得很慢，但水深才能靜流。

　　需要說明的是，現代中國產生了多種類型且復雜多樣的革命，本文所討論的主要是與鄉村建設在動員對象與形式、內容上都直接相關的鄉村革命。

　　一、不保守的改良與不激進的革命

　　現代中國在劇烈轉型進程中產生了多樣化的理論，同樣也存在著多樣化的實踐。如果說理論討論不應簡單用“保守-激進”類似的二元框架，這些實踐也不能停留于“改良-革命”的人為二分中，特別對于緊密結合鄉土且努力回應現實的“鄉建式改良”。

　　現代中國改良光譜復雜多樣，鄉村建設之所以具有改良特征，是因為其作為鄉土社會現代轉型過程中的“自我保護”性存在，立足于廣泛分散的草根與鄉土脈絡，對劇烈變革可能造成的成本轉嫁有著獨特的敏感;同時警醒于一般的坐而論道及以浪漫化眼光對待傳統和現狀的做法，希望通過扎實的實踐以產生出有利于弱勢群體及鄉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回到歷史，鄉村建設實際存在著“不保守的改良”之特點。例如，晏陽初、陶行知、梁漱溟和盧作孚等人對“去鄉土”的現代教育、現代企業、現代文化、現代城鄉關系等就有著深刻的批判與創造性實踐，本輯專題相關文章將有所討論，此不贅述。

　　與此相應，與“不保守的改良”同時存在的是“不激進的革命”，特別對于發生在20世紀上半葉這一既有著國際共運背景，又有著十分突出的本土特征與鄉土特質，雖由知識精英發起并以城市為初期中心，最后卻以“農村包圍城市”為高潮與主要力量源泉的復雜歷史進程。這種革命自然不應直接等同于“激進”，近年來從鄉村建設角度對延安經驗的再解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可以說，對于第三世界和弱勢群體來說，無論改良還是革命，同樣都包含著不同層面上的正義性和合理性，手段和方式的不同恰是多元化的體現，所挑戰的共同之處其實是因各種原因所導致的激進化、絕對化及由此產生的排斥性。對于在激進化環境下求生存的鄉村革命來說，一定程度上將特定歷史條件下某種別無選擇上升為意識形態也是可以理解的。“后見之明”應該讓當下的我們擁有更為從容的條件，我們需要對此進行反思，認識其中的復雜脈絡與動態過程。

　　二、建設與革命的互動轉化

　　正如上述，革命和改良都要避免簡單化處理。革命本身并不一定都是“去脈絡”意義上的激進，暴力僅是革命某種特定的表現與形式，本土化和鄉土化的革命既可能激進化，也可能因為配合鄉土脈絡而改良化(賽爾登，2002)，當外部環境發生變化時又可能再次激進化。比如，對比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延安時期“鄉村建設”的相對成功(孫曉忠、高明，2012)與井岡山后期的相對失敗，雖然原因很多，但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前者保留并維持了鄉土社會。

　　在回歸鄉土脈絡的過程中，鄉村建設與鄉村革命存在著諸多互動，比如梁漱溟從事鄉村建設源起于大革命期間在南方看到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而20世紀20年代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在長沙、煙臺等地組織的大規模的平民教育群眾運動也對中國共產黨的民眾工作有所影響。到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力量對鄉村建設實現了某種程度的替代與吸納——通過掃盲(平民教育)、赤腳醫生(鄉村醫療)、民兵(鄉村自衛)、鄉鎮企業(鄉村工業)、大眾文藝(民眾戲劇)等這些“沒有鄉建派的鄉村建設”，在國家建設和鄉村建設之間實現著某種平衡，同時讓革命理想在回歸鄉土脈絡中完成轉化與創新。也可以說，以鄉土為底色的中國革命直接面對著小農經濟與傳統村社結構，為了完成民族獨立與國家建設，必須通過組織動員，逐步改變高度分散的社會結構，在“去鄉土化”中提升國家能力，完成工業化所必須的原始積累。與此同時，它仍然需要回到基本國情，在“再鄉土化”中充分發掘農民主體性與創造性，夯實鄉村革命的社會基礎，而這些做法本來就是廣義的鄉村建設。

　　正是建設與革命的互動轉化，讓我們認識到中國革命的特殊性與復雜意涵。因此，不應簡單地把鄉村建設與鄉村革命以“決勝負”的方式放在同一擂臺上進行比較與成敗評判，它們本來就是特定歷史條件的動態產物——當外部條件或宏觀環境進一步“劣化/激進化”，鄉村建設將失去開展的必要條件與改良空間而式微，雖然此時革命因遍布鄉野的“干柴烈火”而獲得廣泛的基礎與動力，但也可能由此失去多樣化實踐空間并伴隨著過于沉重的社會代價，以及對激進變革所形成的路徑依賴與思維定勢。

　　進一步說，建設和革命都同樣受到宏觀環境變化的影響。只有將鄉村建設放回歷史脈絡之中，才有利于我們思考現代中國兩場革命與鄉村建設的復雜關系，以及對其歷史性消長所產生的影響。由于辛亥革命不僅未能為廣大鄉土社會帶來積極秩序和建設性力量，反而使鄉土社會受到多重外部主體(軍閥)的剝奪，鄉村建設進一步獲得社會基礎并在大革命席卷全國的風潮中集體顯化，與農民運動一道進入公眾視野;而當若干年后國際國內環境進一步變化，建設趕不上破壞時，鄉村建設便失去了改良土壤而陷入困境，被“農村包圍城市”的鄉村革命整體覆蓋。鄉村建設與鄉村革命既可能合二為一，也可能因外部環境的進一步變化而差異重現。

　　三、鄉村建設與鄉村革命的互看

　　重思鄉村建設與鄉村革命不僅意味著挑戰原有的定型化認識，更意味著在新視野下對兩者的“同看”與“互看”，從而在雙向理解中嘗試突破各自的盲點。

　　首先，從鄉村革命看鄉村建設，有助于改變一般的技術層面分析或“好人好事”論述，讓我們對鄉村建設所處的外部環境有更為清醒的認識，有助于進一步理解鄉村建設光靠建設所不能突破的內在困境。與此同時，它反過來也有利于說明特殊歷史條件下鄉村革命的合理性——在日益不公的全球格局下，發展中國家與弱勢群體的革命，不同程度體現著“自我保護”與生存訴求，并非單純的意識形態使然。

　　從鄉村革命看，鄉村建設無疑充滿矛盾和張力，然而這種困境是鄉村建設所獨有或本質使然，更是外部復雜環境的結果與體現。比如，20世紀30年代《中國農村》曾組織過對鄉村建設的集中批判：“(鄉村建設者)主觀方面的好意，決不能掩飾他們的工作在客觀上的開倒車作用”，“改良主義的教育工作和提倡技術運動，是麻醉群眾的一種工具”(孫冶方，1983：248，250);“一切改良工作本身，都不免直接間接去為破壞農村的主要因素——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去效忠盡力。”(李紫翔，1983[1936]：266) 批評者也自陳這些尖銳批評“不是同行嫉妒式的‘互相傾軋’，而應該看作一種原則上的論爭，是改造中國農村的兩條不同路線的斗爭”(孫冶方，1983：245)。實際上，在給劉少奇的報告中，薛暮橋十分清楚地交待了這場批判的重要背景：“在大革命失敗以后，一般知識分子不滿意地主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統治，但又沒有決心去參加反對地主資產階級統治的土地革命運動。他們想找第三條道路，就是改良主義的道路，因此鄉村改良運動便蓬勃發展起來”，“對那些抱著愛國熱情投身農村工作的青年，我們一向是給予滿腔同情，爭取他們走到革命的道路上來的。”(薛暮橋，1983：23，243)由此可見，需要對鄉村建設的局限性進行反思，對其困境的認識不應停留在簡單的“就事論事”層面，一些批判本來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事實判斷，需要放在更大的宏觀背景和特殊的歷史脈絡中理解。

　　其次，還可以從鄉村建設看鄉村革命，從中將看到革命所內含的建設因子和建設訴求，暴力只是其中一個面向，并隨著外部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也即，鄉村革命和鄉村建設一樣，同樣需要歷史化。此處通過兩個案例進行討論。

　　第一個例子是具有經典意義的廣東海豐農民運動。通過彭湃《海豐農民運動》的描述，我們可以發現該農會在1922年—1923年的早期階段，存在著很多不激進的“鄉村建設”內容，比如發起的“濟喪會”(會員喪事上的經濟互助)、“農民醫藥房”(會員憑證領藥優惠一半)、“農民教育”(學田養學)、“農業部”(農業改良、植樹綠化、興修水利)、“仲裁部”(鄉村和事佬)、“衛生部”(鄉村接生等)(彭湃，1981[1926]：120-126)。此外，在態度和方式上早期海豐農會也并非完全激進，比如在組織起來的農民與紳士發生利益沖突后，當時是這樣處理的：“宜先與交涉，如紳士不肯將市權交出，我們就將番薯先移到別個地方，其余各市亦相機進行，并限三日內進行。進行的步驟，先由農會制出一枝公秤，由農會派人到番薯市去管理。紳士大加反對。農會即布告全縣農民，將番薯移過附近農會之處擺賣，絕對不準到原舊市擺賣，我們果得勝利，乃將該市收入，撥為農民醫藥房經費”(彭湃，1981[1926]：123)。這和我們想象中的暴力沖突與直接斗爭有所不同，更接近于鄉村建設所倡導農民合作組織聯合起來爭取利益的一般做法，所產生收益回饋于社員及社區也基本相同。該農會及后來全國范圍內農民運動的“激進化”實際上有著更為復雜的原因，其中既與“劣紳化”后鄉村既得利益群體的反撲圍剿有關，也內在于國內宏觀環境的進一步變化(“三要素”加速度外流，鄉村穩態秩序徹底解體等)，還聯系著20世紀30年代全球資本主義整體危機的爆發與風險的世界性轉嫁。

　　第二個例子是中共黨史上讓人費解的“傅柏翠之謎”。傅柏翠，1896年生于福建上杭，1914年留學日本并參加中華革命黨。1921年回老家創辦民團，武裝保衛家鄉。1926年出任國民黨上杭縣黨部秘書兼常委。1927年南昌起義后，在血雨腥風之際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并于次年在家鄉發動農民武裝暴動，成立農民協會，領導開展土地革命運動，同時組織了一支800多人的農民武裝，成為聞名遐邇的農民領袖。1929年毛澤東、朱德率領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入閩，任命傅柏翠為第四縱隊司令員，中共領袖對他倍加倚重，稱他為“大名鼎鼎的閩西傅先生”。1930年1月，毛澤東將即將分娩的賀子珍送到蛟洋，委托他代為照顧。然而到1931年前后，傅柏翠與閩西特委政見不合，堅持在家鄉推行“共生產共消費的農村共產團”實驗，因屢次不服從組織命令，被開除了黨籍。1939年以后，國民黨委任他為永定縣縣長等職。1949年他發動了聲勢浩大的閩西起義，1950年被任命為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長。1986年他以90歲高齡第二次入黨。(陳賽文、黃寧、傅柒生，1995;張木森，2007;許人俊，2007)

　　除了經歷傳奇，其做法也意味深長。當傅柏翠被開除黨籍后，“只求固守蛟洋，擁兵自衛，決不向其他地區擴展，更拒絕與紅軍作戰。紅軍主力長征并留下少量紅軍堅持敵后游擊戰爭，蔣介石調動十多萬軍隊圍剿閩西紅軍游擊隊時，傅柏翠和紅軍游擊隊簽定秘密協議，雙方保持特殊關系，不時向紅軍游擊隊提供糧食、藥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并秘密安排保護當地蘇維埃干部……使古蛟地區成了‘不共不和’的獨立王國。”(許人俊，2007：30)

　　傅柏翠游離于國共兩黨之間，主張“農民要土地，要自由，要和平，不要階級斗爭，一切以農民利益為中心”(許人俊，2007：32)，希望走出第三條道路。在土地政策上“采用了蘇維埃時期土地革命的政策，以村為單位按人平均分配，又吸收十九路軍‘計口授田’政策，形成了古蛟地區獨有的土地政策，受到古蛟地區各界群眾的歡迎”。(陳賽文、黃寧、傅柒生，1995：126)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40年代傅柏翠在當地設立鄉村建設委員會，制定古蛟鄉村建設“三年計劃”和“五年計劃”。1927年12月著手創辦了福建省第一家“農民銀行”(上杭縣蛟洋農民銀行)。1933年集股創辦各種生產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創辦每周一期的《古蛟報》及平民學校、農民夜校和農村教育社。1929年領導北四區創辦敬老院、廢疾院，在鄉村建立醫療所，并修筑鄉村道路，架設電話線路，設立郵政代辦所和各類小型工業企業。(陳賽文、黃寧、傅柒生，1995：125-133) 在傅柏翠領導下的古蛟地區，耕者有其田，人民群眾安居樂業，沒有偷盜，沒有土匪，沒有賭博，沒有抽鴉片，不拜菩薩，婚姻自由，義務服兵役等，一直維持了二十多年。(陳賽文、黃寧、傅柒生，1995：134-136)

　　對于傅柏翠這位頗具爭議的歷史人物，素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至于其在革命道路上的曲折反復，大多數研究都沒法給出讓人信服的解釋，多歸納為“不聽勸告”“固執”“一錯再錯”等個人層面原因。(張木森，2007;許人俊，2007)

　　從鄉村建設的角度看，這一中共革命歷史上充滿張力的實踐不應被簡單認為是“悲劇”“錯誤”或難以處理的“尷尬”。相反，它有助于我們對中國革命之豐富性和復雜性展開認識。傅柏翠能在大革命失敗的關頭入黨，說明其絕非不徹底或保守，所謂“不革命”也不意味著“不作為”。實際上，它讓我們看到鄉村革命和鄉村建設一直充滿張力地并存且互動交融著，即使在外部環境惡劣和敵我矛盾突出的蘇區。

　　此外，堅持改良的鄉村建設并不意味著不觸碰土地問題，無論是20世紀30年代的傅柏翠還是40年代的晏陽初，事實上都已涉及土地改革實踐。這不僅是鄉村革命的必要手段和內容，也是鄉村建設提高農民主體性和能動性，并以此轉化危機，防止并扭轉資源外流，讓社會進一步獲得穩態結構的必要舉措。

　　由此推開，進一步思考整部“百年鄉建史”，無論是閩西傅柏翠還是宛西彭禹廷，都突破了我們印象中鄉村建設只是“書生們”在文化教育等層面上小打小鬧的定型化偏見，鄉村建設其實有文有武，改良也不意味著妥協，同樣可以暴力自衛和直接對劣紳開戰。無論傅柏翠被開除黨籍還是彭禹廷被地方劣紳所殺，代價不可謂不大。這些都構成了鄉村建設的內在張力，也召喚著鄉村建設研究的新視野。

　　綜上所述，我們需要以充分的鄉土自覺和國情意識，結合更為多樣且具體的歷史經驗，將鄉村建設和鄉村革命同時放置于全球資本主義擴張和現代中國內外環境變化這一宏觀背景下進行理解。在新視野的檢視下，兩者互為表里且隱現交錯，以此為基礎，將有利于推進革命視野下的鄉村建設研究和建設視野下的鄉村革命研究，并以民眾民間的建設視角重新理解現代中國。

　　潘家恩：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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