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召開的兩會,與三農相關的改革內容豐富,信息量大,無疑是人們關注的焦點。比如撤銷了農業部,集中了多個部門涉農財政資源形成大部制改革,避免部門利益條塊分割,各自為政。自十九大提出振興鄉村戰略以來,現在終于有了相應的執行部門的大調整。但是,如果光有上層的動作,沒有下層老百姓有組織的積極行動,那么前景也不容樂觀。
兩會期間,也有不少專家就此獻言獻策,比如有講要長期維持小農經濟的,認識農村要以科學的統計數據說話,等等。僅僅只是從數量上進行的表面的描述和分析,我們的小農經濟究竟有什么本質的變化,則語焉不詳。認識不清楚這些,又怎么能調動老百姓的積極性呢?古有王安石變法功敗垂成,殷鑒不遠。
那今天,我們就來說說你所不知道的真實農村!數據說話,有圖有真相,2003年前后,可以說是中國小農經濟的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土地產權邊界的突破
有數據顯示,中國目前約有5000萬農戶失去土地或者完全離開鄉村拋棄土地,而土地流轉占總耕地面積的比例超過了三分之一。很多村莊的土地被外地人或者企業長期流轉,在農民眼里這種長期出租等同于賣地,有些時候租金都是一次性給付。也就是說,本村的土地不再由本村的農民來使用和支配,這種現象越來越普遍。
在此背景下,國家關于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的法律和政策也是一再與時俱進,頗具中國特色。比如,農村耕地的三權分置改革,農民土地確權頒證,土地經營權流轉抵押,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直接入市,農村宅基地有償使用和退出,等等。盡管,我們國家的憲法還規定著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性質,但目前這種土地產權制度的內涵與毛時代以及傳統小農經濟社會的土地制度,都有著根本性的區別。
傳統的小農經濟社會非常穩定,因為它的基礎是一個個具有相當獨立性、自給自足的鄉村村落。每個村落都可能歷史悠久,多代傳承,村內家族相對穩固定,土地只在村落內部流轉。村社內土地的租佃,本村人具有無可置疑的優先權,這就是某種天然或者自然形成的成員權。村與村之間,則存在明顯的地緣血緣邊界,經常為了土地和水源發生爭執甚至械斗。
正是因為土地產權以村社為邊界的這個獨特性——在過去的階級話語中可能被叫做“小封建堡壘”——以致每一個村社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組織。村社內的學田、河田、廟田、族田等則在性質上屬于不同類型的村社‘公地’,主要對社區內部成員出租、用其地租收益來維持農村的基本公共品供給。鄉村治理基本上皇權不下縣,由村社內具有文化、道德、倫理權威的地主鄉紳或族長主導。
新中國的土改運動和集體化運動,曾經試圖跨越村社之間調整土地,實行更大范圍土地的人均分配,結果遭遇了農民的抵制。說明這種歷史形成的土地權利習慣,即使是法令也難以更改。人民公社穩定后,確定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到了改革開放實行大包干搞家庭承包制,農村土地都主要是在村內使用和調整。
直到2003年以后,農村土地流轉加速,土地的使用與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結合起來,在地化的勞動力不再被土地所束縛,選擇放棄土地。維持了上千年的鄉村土地產權邊界被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所改變,國家相關法律政策也不得不適應這種變化。從而鄉村經濟基礎的改變,也意味著傳統農村的內在穩定性或者超穩態結構不復存在。
農村勞動力的市場化
農民家庭的勞動力不再被束縛于土地,土地的村社產權邊界也被突破。這是中國小農經濟社會的千年變局。工業化之前,農村的勞動力沒有選擇,每家每戶就那么點土地,又沒有外出打工的機會,只能過密化的投入到農業中。農村家庭的勞動力都不講市場價格,也沒有核算勞動力成本的習慣,或者以貨幣衡量是一個很低的價格。也就是說,傳統的小農經濟社會勞動力是非市場化或者非商品化的,當然也難以自由流動。
中國現在有將近3億的農民工,農村常住人口還有5.7億,在農村有房子居住的農戶超過2億。很多農民工家庭因為在城市買不起房,不得不兩地分居,把家安在農村。但這樣的農民工家庭的收入和消費都貨幣化了,并且主要依靠打工掙錢。這部分進入到城市工商業的商品化雇傭勞動力,其市場價格也在2003年之后明顯連續上漲。而在此之前,因為農村勞動力未完全市場化,農民工最低工資幾十年沒有上漲。
繼續留在農村和農業中的勞動力數量依然巨大,看起來是過剩的。但事實上,從2003年以來其市場價格也是連續多年上漲,而不是圍繞某個平均值波動。這正好說明,農業勞動力的市場化定價機制逐步形成。
比如,過去請人幫忙插秧,鄰里互幫互助,只需要管飯就行。現在,必須按照市場價格付工錢。因此,農民家庭盡量減少對農業的勞動投入,比如養豬養雞的農戶越來越少,南方種植玉米小麥也越來越多,以方便將勞動投入到收入更高的打工領域。
這個變化是傳統小農經濟與資本主義農村經濟的根本差別之一。馬克思分析勞動力成為市場商品,是資本主義區別于以往社會形態的本質特點。雖然中國表面上看起來是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但實際上已經形成了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所謂的小資農民本質上轉變為雇傭勞動階級。無論從變化趨勢來看,還是具體價格來看,城鄉農民勞動力價格未來也將趨向于統一。
專業農戶取代兼業小農
傳統小農經濟是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兼業化農業,人多地少,資源緊張,為了生存,每個家庭都要發展多種經營,盡可能高效的利用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農民家庭同時也是一個消費單位,其生產的產品主要是滿足自己成員的生活需要,只有很少部分產品進入市場交換。所以,在古代社會農業的商品化率一般只有30%左右。小農村社的這種生存方式,一直延續到世紀之交。
可是,如果現在去農村,會發現大部分農戶都不養豬,甚至也不養雞了。一個農戶家庭像過去那樣什么都種點什么都養點,已經無法養活自身。但同時,我們會發現市場上的農產品嚴重過剩,無論是蔬菜、水果,還是水產、肉蛋奶等等,中國的人均產量都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幾倍以上,甚至糧食也是過剩的。那究竟是誰在提供這些商品呢?
大部分農戶已經不是以上農產品的市場提供者,而是如城市居民一樣成為純粹的消費者。只有一部分農戶,不外出打工,利用農民工看不上的土地,依靠自己的農業技術,成為了專門的農業生產者。他們往往專注于一種經營,比如只種大棚蔬菜,或者只做水產養殖,等等。專業技術,適度規模,是專業小農的特點。
他們每一個雖然都不大,比不得國外的大農場。但根據統計數據估算,中國有3000萬以上這樣的專業生產者,絕大部分是專業農戶,另外還有一些專業合作社以及農業企業。他們積聚起來,就能為市場提供龐大而豐富的商品。他們很快導致市場飽和,生產過剩,惡性競爭。他們都生活在壓力和破產的邊緣,隨時要根據市場供需調整自己的農業種類。
中國去年的GDP將近80萬億,而農業產值只占8%左右,大約6萬多億。其中,養豬產業就超過1萬億。可以估算,專業農戶要養活自己,差不多就要達到社會平均年收入。3000萬以上的專業農戶,一年的總產值,基本上就和6萬億差不多。這意味著,商業化農業占絕對的比重,兼業小農讓位于專業農戶。他們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小生產者,為市場和利潤而生產。
資本主義農業地租
與此同時,農業勞動生產率也在逐年提高,而土地生產率則停滯不前。就是說,從2003年開始,中國的農業發展方式開始發生歷史轉型,它從過去的一直以高勞動投入來提高土地生產率的發展模式向以資本投入、機械投入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發展的模式轉型。傳統小農經濟是過密化勞動投入的,現在則隨著農民勞動力市場化,這一轉型無可逆轉。
很多人擔心農村的的留守老人越來越多,靠他們怎么種地?他們是在看地,種地的是服務體系。目前耕種收綜合農業管理超過60%,小麥聯合收割超過90%的機械化生產。我們國家聯合收割機的作業天數大概是美國和加拿大的2—3倍,農業投資效率要比他們高得多。
農戶通過購買農機服務來降低自己的勞動強度,來提高農業的效率。農民種地實際上是看著莊稼,什么時候應該翻地了,什么時候可以播種了,什么時候要澆灌了,什么時候要施肥,什么時候要撒藥,一個電話就解決了,付點錢就完了。
農業中的專業生產者和生產力的進步,使得農民工可以離開土地,并獲得地租收益。目前已經有超過1/3的土地直接流轉,還有很多留守老人婦女看管的土地,相當于是由社會服務體系負責生產,他們獲得的都是地租收益。由此可見,中國事實上進入了資本主義農業,并提供大量的資本主義農業地租。農業的以小農家庭為生產單位只是一種表象,更不是傳統的小農經濟了。
傳統小農經濟社會,一般小農交納地租后沒有剩余,也就很少進入市場。能夠作為合格的市場交易主體的,主要是那些占有鄉村剩余的地主鄉紳。地租主要是實物地租,地租率的決定不受市場平均利潤率的影響,受村落內部道德文化及倫理博弈的影響。而今天的農業經營者,必須進入市場獲得利潤后才能提供貨幣地租,受市場價格的影響。很多農民工家庭成了地主,把土地租給資本主義生產者,每個家庭分得微薄的地租。
結語
以上我們從土地產權、農業經營、土地地租、家庭收入、勞動力市場等方面描述了今日中國真實的農村。除此之外,農村的文化生活和公共服務領域也因傳統小農經濟體系的解體而荒漠化,政府面對一盤散沙、由億萬個體組成的農村市場,無法提供有效公共服務。
城市工業消費品大量下鄉,教育、醫療、金融等服務相繼撤離農村,導致農民生活成本快速現代化。改革開放以前農村那種半自給自足、非貨幣化的勞動力再生產模式解體,意味著廉價勞動力、非市場化的勞動力供給將不復存在。如果沒有打工收入,絕大部分農民家庭將完全無法承擔現在的生活方式。
昔日作為“減壓閥”的鄉村,在今日更加不穩定和充滿風險,如果經濟繼續蕭條下去,農民工失業越來越嚴重,市場消費萎縮,幾千萬專業農戶生產者將受到致命打擊。很可能,會出現大量閑散無業游民,他們沒有組織沒有社區,流蕩在城鄉之間。振興鄉村,或許正是國家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我們面對的鄉村是千年之變,不是簡單的調整土地制度及政策這種百年之策就能應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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