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權按

　　本周一，“中國制造2025”的重點企業“中興”(ZTE)集團突然遭到美國政府的封殺，被要求7年內不得從美國購買尖端的技術和產品。路透社分析稱，美國的新一輪禁令可能給中興通訊帶來破壞性打擊，因為美國供貨商向中興提供了大約25-30%的零部件。國內通信產業對國外技術和產品的依賴立即引起了國人的擔憂。其實，不只是通信產業，中國的食物體系早已出現依賴國外農產品的危機，進口轉基因大豆擠壓我國本土大豆的案例便是最好的證明。自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承諾降低農產品進口關稅以來，國外農產品長驅直入，進口大豆一度占中國市場份額的80%。

　　正如本文所示，進口大豆的沖擊不只使國產大豆的播種面積不斷被壓縮，中國豆農的生產和生存條件也不斷惡化。而生產者喪失生產自主權的同時，作為食物體系另一端的消費者同樣缺乏對轉基因產品的知情權和選擇權。更宏觀來看，轉基因大豆的生產方式造成了環境破壞和生物多樣性減少，以豆粕為飼料而得以建立的肉蛋奶飲食結構更帶來了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中興購買不到美國的零部件可能造成一個公司的生存危機，中國對進口大豆的依賴會對中國的食物主權、國家主權帶來什么嚴重的后果?轉基因大豆的生產又會對環境和生態帶來怎樣破壞性的影響?

　　正文

　　豆農的困境

　　黑龍江省訥河縣何家蕭，40多歲，是在家種地的普通農民。在全國人均不足1畝3分地的情況下，北大荒廣袤的黑土地是令人羨慕的，何家蕭所在的和平屯，每人有8.5畝土地。按1998年之前出生人口分地，何家4口人共分到了他和媳婦兩口的17畝地。此外，他還流轉了親戚朋友的土地39畝，共種植56畝地，其中31畝玉米，25畝大豆。除掉承包土地的每畝280元以及生產成本，每年地上的純收入在11000元左右。除此之外，他還養了20來只家禽，雞鴨鵝都有，供自家食用。以這樣的收入供養上初中和上小學的兩個孩子，家里日子過得緊巴巴的。

　　同一個屯的村民馮永和從事大豆收購7、8年了，面對著家里積壓的300噸大豆，他一片愁云慘霧。“現在的價格與去年秋天相比，一噸降了300塊錢，現在是2.2元/斤，去年秋收時是2.35元/斤，就是受進口大豆的沖擊。”這種積壓還不止是馮永和這樣的收購商面臨的問題，屯里幾乎家家戶戶都積壓著一些沒賣出去的大豆。看似偏遠平靜的村莊，事實上早已被嵌入到資本主導的全球化體系中。所謂“天道酬勤”已經是昨日的夢想，今天千千萬萬個何家蕭和馮永和無法再通過勤勞把握自己的生計，左右他們生計的是通過世貿組織不斷延伸的資本力量。占中國大豆市場份額80%的國外進口大豆嚴重擠壓了他們的生存空間。

　　受進口大豆的沖擊，國產大豆的播種面積不斷被壓縮。地處松嫩平原北端的訥河，歷來是大豆的主產區，全縣的600萬畝耕地上曾有500多萬畝種植大豆。到前兩年，全縣大豆面積已減至330多萬畝，2012年大豆播種面積進一步下滑到240萬畝，2013年已不到200萬畝。而整個黑龍江省大豆播種面積2010年有6470萬畝，2012年已不到4000萬畝[1]。

　　中國大豆危機已見諸各媒體報道，但對大豆危機的討論大多還在于“術”而不在“道”。我們以為，中國大豆所呈現的問題是資本主導下農民的生計問題，是消費者權益的缺失問題，是國家主權的缺失問題。這并不是中國特有的遭遇，而是世界發展中國家及其農民的普遍困境。走出困境之“道”在于實踐人民食物主權。

　　“食物主權”視野下的大豆危機

　　2008年，“食物主權”(food sovereignty)出現在《國際農業知識與科技促進發展評估(全球報告)》(下稱《評估》)中，該評估由聯合國糧農組織和世界銀行啟動、世界各地數百名專家參與撰寫。報告介紹并弘揚了拉美的農民組織“農民之路”在九十年代提出的“人民食物主權”理念，指出食物主權是“人民和主權國家以民主方式自行決定農業及糧食政策的權利。”《評估》提出在世界各地農民組織和公民社會組織的倡導下，近年來關于糧食安全的討論已經發生了理念上的革命。同年，包括中國在內的58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府認可并簽署了該報告。食物主權在《評估》中出現標志著食物主權的新理念已經開始普及。

　　“農民之路”為什么要提出“人民食物主權”理念?“食物主權”如何區別于“糧食安全”或“食品安全”?糧食安全主要指市場的供需關系，指人們能夠獲取安全、有營養的食物;而食物主權強調的不是市場，不是援助國，而是人民和主權國家自主地、民主地決定他們的農業和食品政策的權利，具體包括：國家的自決權、生產者的主權、消費者的人權、生態多樣性的權利和反抗的權利。

　　在“人民食物主權”的視野下，大豆的危機首先是國家糧食主權的危機。有人認為，中國大豆進口的持續增加是因為國產大豆滿足不了市場需求，因此需要通過國際市場來彌補國內的缺口。然而，所謂的”市場需求”本身就是消費主義的惡果，是需要反思的，這一點下文再作詳細闡述。就大豆貿易而言，中國在大豆進口方面毫無定價權。中國農產品進口關稅2005年時已降至15.35%，遠遠低于世界平均62%的農產品關稅，成為世界上農產品關稅最低的國家之一；而大豆關稅則在1999年就降至3%，2008年更下調至1%。我國大豆市場的全面開放，導致了進口量劇增。大豆成為美國對中國出口中價值最大的一宗產品，超過波音飛機。中國大豆產業協會的《大豆產業監測預警報告》顯示，2003年至2011年間黑龍江地區國產大豆的價格走勢(以哈爾濱為例)幾乎與進口大豆的價格(以山東青島到岸價為例)走勢一致(見圖1)，大豆的國內市場已經成為國際市場，已經完全受制于壟斷資本的掌控。

　　正因為大豆產業鏈是被國際資本壟斷的，中國的大豆進口因此變成了對國際壟斷資本不斷增長的依賴和依附。進口大豆已不是對國產大豆的補充，而是對它的強勢驅逐!從2006年到2012年，我國大豆進口量從2824萬噸增長到5838萬噸，已占到世界大豆貿易量的60%以上，這樣的巨幅進口增長不僅沒有給中國帶來相應的定價權，進口每噸大豆所付的價格反而從2006年的265.2美元一路飆升到599.3美元（見圖2），國家因此多付了大量外匯。進口大豆的漲價，不僅導致了食用油價格的上漲，而且也導致以豆粕為飼料的肉禽蛋奶產品的價格上漲，這種輸入型通貨膨脹的后果最終由消費者承擔。

　　生產者主體性的喪失

　　在生產者層面，有人說：大豆種植的萎縮是農民“用腳投票”的結果，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自由選擇。對于像何家蕭這樣的底層農民，事情是否像“用腳投票”這樣輕松簡單呢?大豆種植的萎縮和基層大豆的積壓，與其說是農民的自愿選擇，不如說是國內-國際市場的一體化把幾乎赤手空拳的中國農民推向了資本的角逐場，讓他們與受政府大力補貼的美洲大農場主同場角逐，這到底是“用腳投票”，還是被動挨打?

　　中國對WTO承諾把農產品的補貼限制在年產值的8.5%以內[3]，大豆種植沒有受到特別補貼，在訥河，農民每畝大豆的農業綜合補貼僅70元左右。而美國政府則將大豆列為重點補貼的四大谷物之一。1999年，美國對大豆種植的補貼已經達產值的25%[4]。2002年政府補貼占加拿大平均每個農場年產值的11%，占美國平均每個農場年產值的34%，占歐盟平均每個農場年產值的40%以上[5]。2012年美國各項大豆補貼總額高達14.69億美元，1995-2012年間美國大豆補貼總計278億美元[6]。而何家蕭們的國際競爭對手還不是一般受補貼的美國農場主，而是其中占少數的大農場主。在1995-2012年之間，美國農業補貼共達2925億美元，而上層10%的農場主獲得了這些年里全部補貼的75%，平均每個農場每年補貼達32，043美元，而下面80%的農場平均每年補貼僅為604美元[7]。在被迫與大資本農場競爭的過程中，中國豆農的生產和生存條件不斷惡化，喪失了作為生產者的主體性，其生產所需要的外部條件，即大豆市場，已經完全被國際資本所壟斷。

　　生產者主權的喪失不僅來自于外部條件的惡化，也來自于各生產要素的市場化。豆農長期以來腹背受敵，一方面受到進口大豆的價格壓制，另一方面又遭遇農資價格不斷上漲的壓力。這種狀況擠壓了他們的收益，而分散的個體豆農對此卻毫無招架之力。根據中國大豆產業協會的研究，2010年我國每畝大豆的農資和機械費用為165.08元，僅一年之間就增長了13.99%，較2004年則增長了41.40%[8]。據訥河農技推廣部門的專業人員介紹，全縣農藥現在90%以上都是國外產品；大豆種子目前還基本上是國產的，而玉米、水稻、甜菜種子大都來自于國外。我國現在農業科技已經退化落后，我們技術員是含淚在推廣國外品種。生產者主權強調農民及其他食品生產者應該擁有公平地管理和掌控生產資料的權利，而資本在生產、流通領域的霸權應該受到嚴格限制。

　　生態環境的代價

　　為了維持現有的生產體制，我們的生態已經付出了前所未有的代價，面臨著可持續發展的危機。1978年全國化肥投入量為884萬噸，到2001年使用量達到4253萬噸，2012年更增長到5838萬噸[9]，中國的化肥使用量居世界第一，單位面積化肥使用量已是全球平均用量的2.5-3倍。2010年《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公報》顯示，農業(包括種植業、養殖業、水產業)已成為中國的第一大污染源。這種污染不僅威脅著我國生態，同時也構成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深重危機。以破壞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為代價的生產方式是掠奪式生產，相應的，人們所獲取的食物也越來越難以安全。

　　世界僅有三塊黑土帶，黑龍江擁有其中的一塊，但掠奪性的生產導致黑土層流失嚴重，產量一半要靠化肥。據訥河農技推廣中心一位專業人員介紹，“分地以前，訥河基本上不用農藥化肥，產量也高；現在農藥對土壤有機質有嚴重傷害。訥河現在種玉米，如果不上化肥，一畝地只能打400斤；如果上化肥，一畝地能打1200斤。現在災情逐年擴大，是因為土壤不保水，有機質也流失了。90年代大豆畝產在400斤以上的土地，在訥河找到200萬畝都沒問題，現在2萬畝都找不到。”在這樣的生態危機下，投資生態農場和消費有機食品開始時髦，但一方面它只是小眾的“特供”，另一方面，整體性的生態環境危機和大多數人的食物主權也無法通過生態農場來解決，資本化的生態農場實行單一種植，既無益于生物多樣性，又通過資本排擠勞動，使真正的勞動者喪失主權。

　　消費者主權的喪失

　　在全社會不斷刺激消費的情況下，有人會問，“消費者主權”還是個問題嗎?美國夏威夷大學農業與資源經濟學博士顧秀林指出，在消費主義最為盛行的美國，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口住在城市，不到2%的人當農場主、雇人開機器種地，99%的人通過超市買賣食品，一切都很城市化、標準化，很令人”羨慕”，但這樣下去食物生產和消費都很危險[10]。這種農業模式不僅會持續地降低生物多樣性，而且消費者在其中也沒有主權可言，許多美國民眾還在為基本的食品知情權而斗爭。當21世紀的生物技術大公司試圖壟斷種子，并且有能力通過轉基因技術來實施壟斷時，他們不僅剝奪了生產者主權，也毀滅了生物多樣性。沒有生物多樣性的農業是絕對不安全的，沒有一個足夠數量的、具有多樣性特征的農民群體，生物的多樣性是無從保持的，消費者的選擇權最終也沒有保障。當科學對轉基因食品是否具有長期安全性仍存有嚴重質疑和爭論的時候，轉基因豆油已幾乎無處不在，在北京到香港的航班上，港龍航空公司提供的午餐沙拉醬就含有轉基因大豆油，乘客如果要求更換，則被告知別無選擇。

　　有人認為大豆進口是國內需求增長的必然要求，然而，這種需求應當被不斷滿足嗎?滿足了需求就能解決消費者主權的問題嗎?事實是，在市場化、全球化的體制下，消費者主權的問題往往被消費主義所置換和掩蓋。第三世界網絡(Third World Network)顧問文佳筠博士指出，所謂農產品需求的“剛需”是盲目學習肉蛋奶油的美國式飲食習慣而產生的，已經走向了健康、合理的營養結構的反面。她的分析指出，實際上，中國人均每日肉類蛋白質供應量在1997年已經趕上了日本，到2009年已高于日本20%左右。2012年食用油平均每人每天56克，超過營養學推薦的一倍。2006年中國0-6歲兒童肥胖、超重比率已超過歐洲，僅次于美國[11]。中國的疾病危害主要來自于營養過剩而非營養不足。消費主義造成的巨大浪費同樣驚人，據估計，中國每年浪費的食品價值超過2000億元，相當于約2億人的口糧[12]。而2012年中國的糧食進口量達8025萬噸，相當于1.9億人的口糧[13]。因此消費主義不僅無益于人類健康，而且給農業增產和農產品進口造成極大的和不必要的壓力。

　　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主權運動

　　生產者主權和消費者主權都是集體主權，只有通過組織化才能夠保證。在這些方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很多案例可以給我們啟示。自上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席卷全球以來，世界農業被前所未有地卷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資本化的農業產業鏈條不僅整合了原有的農耕體系，而且通過基因工程創造特別適合資本經營的新的動植物品種，從而引發來自消費者和生產者兩方面的抵抗。

　　消費者運動中，臺灣的主婦聯盟和在全球遍地開花的“慢食運動”尤為引人注目。主婦聯盟是臺灣最大的一個生活、消費合作社，它誕生于環境危機和消費社會問題開始凸顯的80年代，通過以女性和家庭為軸心來實踐環境正義，關注小農，抵抗污染，提倡合作。目前有近5萬會員通過聯盟直接與生產者對接。聯盟在消費者中促進文化覺醒和意識轉化，使人們從主流的自利原則轉向以公共價值為指向的生活消費觀。通過網站、月刊、講座、組織活動，他們討論諸如地球資源的商品化、貧富分化以及反思自由貿易等議題。與主流的消費活動(如我們常見的農家樂)不同，聯盟組織的是”生產者之旅”活動，幫助消費者了解生產，促進與生產者的協作和團結[14]。而慢食運動起源于七八十年代的意大利，是一個新的文化運動。針對全球化和資本鏈條對于食物生產和消費的控制，慢食運動旨在重構市場關系、重構生產者和消費者關系。這項運動通過食物開啟反思，增進人們對農業、食物鏈條、烹飪、地方社區的了解。它把飲食作為關注社會、參與社會的起點，圍繞食物構建新的教育和實踐網絡。它的實踐包括：把與食物相關聯的知識引入到學習和教育活動中，建立地方餐館、消費者、社區生產者之間的新型網絡關系，組織大型的、地方性的飲食文化活動等[15]。

　　生產者主權運動，以“農民之路”等運動為代表。1993年正值農業和農業政策遭遇全球化時，一群來自四大洲的農民代表發起組織了“農民之路”[16]，替農民發聲。它是集合了數百萬中小農民、無地農民、女性農民、原住民和農業工人的國際聯盟和運動，包括了亞非拉和歐美的70多個國家的150多個組織。運動的主要目的是實現食物主權，阻止新自由主義的破壞。運動也堅信世界的農、牧、漁生產者以及原住民在自力更生之外，也能夠以可持續的方式為世界人口提供足夠的、健康的食物。另外一個地方案例發生在挪威，在那里，奶農通過全國性的行業合作社維護了生產者主權。其生產者主權的保障有三個條件：一是有保護的市場。挪威的奶農和合作社自覺抵制歐盟自由貿易，因此國內的生產者擁有80%國內市場份額。二是有預期的價格。每年年初，代表奶農的合作社與超市就奶制品價格和供應量達成協議。三是有計劃的生產。每年的需求量經由合作社根據過往的養殖規模分配到各農戶，因此農戶根據配額進行生產，且因為在年初就已經知道價格，因此他們對一年的產量和收成都有穩定的預期。當然這樣的”保護主義”近來遭受歐洲自由貿易的圍攻。

　　呼喚人民食物主權

　　回到我們的大豆危機，我們看到，即便個體生產者擁有生產資料，能夠自主生產，依然不能充分保證生產者主權。如果生產者主權無法保障，消費者主權也無法落到實處。與食物生產、流通、消費相關的“主權”概念應包括國家和人民雙重主體。食物主權是國家主權的一部分，食物主權不完整，國家主權也會淪喪。人民的主體性體現為生產者主權和消費者主權。大豆的案例給我們的啟示是：

　　第一，生產者需要組織起來。有組織的生產者才可能表達集體訴求，反抗侵占農民利益、危害農民權利的資本化和自由貿易。

　　第二，消費者也要組織起來，要反思消費主義，提倡合理的營養結構和生態多樣性，這樣才有利于可持續的農業生產，有利于改造現有的城鄉關系，使之走向良性。

　　第三，國家要盡最大可能保護國內市場，以國內生產優先，積極地參與重構生產和消費關系，從“自由貿易”走向“公平貿易”，建立一種以保障生產者、消費者權益為基礎的、以人為本的貿易關系。

　　第四，食物本身需要重新界定。農業具有多功能性，食物的生產不僅是物質生產，也是文化和生態多樣性的再生產，它同時維系著農民的生計和社區的延續。因此食物不單純是商品，而是承載著多重價值的公共品。因而我們的生產、流通體系必須具有公共性、基礎性和社會性。這是保障生產者主權和消費者主權的基本條件。

　　民以食為天。農民的生計、消費者的食品安全、國家的自決權、人類和大自然的生態多樣性權利共同呼喚著人民食物主權。這是具有進步性的、面向未來的方針!

　　注釋

　　[1]人民網：播種面積銳減中國或失應對國際大豆沖擊最后保障，2013年3月4日http：//shipin.people.com.cn/n/2013/0304/c85914-20663419.html

　　[2]數據來源：

　　2012：商務部綜合司：2012年中國對外貿易發展情況，商務部網站，2013年4月28日 http：//zhs.mofcom.gov.cn/article/Noca ... 1304/20130400107790.shtml

　　2011：國家統計局：201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2年2月22日 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 ... b/t20120222_402786440.htm

　　2010：國家統計局： 201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1年2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 ... b/t20110228_402705692.htm

　　2009：國家統計局： 200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0年2月25日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 ... b/t20100225_402622945.htm

　　2008：國家統計局： 200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9年2月26日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 ... b/t20090226_402540710.htm

　　2007：中國智囊風云榜：2007年我國大豆進口態勢分析http：//www.topo100.com/zonghebaogao/z ... nyi/2008-04-07/25391.html

　　2006：梅新育：勞力”換”土地，轉載自《21世紀經濟報道》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80822/23432390778.shtml

　　[3] “發改委：我國糧食政策調整已提上日程”，《財經》，2013年2月25日，http：//www.grainnews.com.cn/xw/news/gn/2013/02/25_176022.html.

　　[4] Barry Wilson, 2001, “Subsidy boosts U.S. soybeans”, The Western Producer, http：//www.producer.com/2001/01/subsidy-boosts-us-soybeans/

　　[5] Maria de los Angeles Crummett, 2002, “Implications of the US Farm Act on Canadian Agriculture,” The Estey Cent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rade Policy, vol. 3, no. 2, p. 240.

　　[6]  “Soybean Subsi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taled $27.8 billion from 1995-2012,” http：//farm.ewg.org/progdetail.php?fips=00000&progcode=soybean

　　[7]  “The United States Summary Information”, 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 (EWG) Farm Subsidy Database 2013, http：//farm.ewg.org/region.php

　　[8]  劉登高：大豆產業監測預警報告，2012年，P24

　　[9]  數據來源：China Yearly Macro-economics Statistics (National), China Data Online http：//chinadataonline.org.ezproxy.lb ... acroytshow.asp?code=A0803

　　[10] 郵件通訊，2013年8月21日。

　　[11] 文佳筠，”中國消費者如何才能不吃轉基因?--減少過度消費和浪費才是關鍵”，"人民食物主權"會議文稿，2013年，8月15日。

　　[12]“央視：中國每年浪費糧食800萬噸夠2億人吃1年”，財經網，2013年，1月22日，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30122/204914367214.shtml。央視的報道稱每年浪費糧食800噸這一說法并不準確，應該是每年餐飲浪費中蛋白質的浪費便高達800萬噸。更準確的數據來源見”要居安思危厲行節約珍惜每一粒糧食”，《人民日報》，2012年6月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od/2012-06/21/c_123313495.htm。(中國農業大學專家課題組曾對大、中、小三類城市，共2700桌不同規模的餐桌中剩余飯菜的蛋白質、脂肪等進行系統分析，保守推算，我國僅餐飲浪費食物中的蛋白質一年就達800萬噸，相當于2.6億人一年所需;浪費脂肪300萬噸，相當于1.3億人一年所需。)

　　[13]”發改委：我國糧食政策調整已提上日程”，《財經》，2013年2月25日， http：//www.grainnews.com.cn/xw/news/gn/2013/02/25_176022.html

　　[14]臺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http：//www.hucc-coop.tw/

　　[15]Stephen Schneider, 2008, “Good, Clean, Fair： The Rhetoric of the Slow Food Movement”, College English, Vol. 70 (4), Special Focus： Food, pp. 384-402

　　[16]嚴海蓉. 2010. “小農挑戰全球資本主義：評人民糧食主權論壇.” 《中國非營利評論》第5卷, 227-236。La Via Compesina (農民之路)： http：//viacampesina.org/en/index.php/organisation-mainmenu-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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