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鄉愁吟嘆、衰敗敘事，近年來關于中國鄉村單向化敘述話語甚囂塵上。如何打破城鄉二元對立的框架，關注農民自我生存和農村社區共同體的維系，促進城鄉協調發展，需要重新打量鮮活而具體的鄉村。正如趙月枝教授所說，城鄉關系視野下的鄉村傳播，是中國傳播學研究的重要出發點之一。

　　本期鄉村傳播專題，三篇文章圍繞農民口述史、資本下鄉的歷史審視，“從全球到鄉村”的教育改革等問題展開。從內生、外觀、再到全球化觀照，多重視角，以饗讀者。

　　以下是第二篇文章。“資本下鄉”近年來被當做激活鄉村經濟的熱詞，而資本重置農村社會關系的危機容易被人們忽視。本文指出，在都市主義的入侵與田園牧歌的想象之間，我們要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下鄉”的歷史軌跡與中國改革開放背景下鄉村經歷的變遷中，挖掘內在關聯與異質化的邏輯，尋找中國鄉村“美好生活”的康莊大道。

　　【摘要】

　　資本重置的社會景觀中，城與鄉的二元對立長期以來都是批判傳播學研究的“盲點”。以“美好生活”愿景的形成與變遷為核心命題，本文將梳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下鄉”在文化與傳播層面的兩條歷史軌跡：現代都市主義的入侵與傳統田園牧歌的擬像;并著力探討現代都市主義的入侵如何與晚期資本主義語境下農村和農業所經歷的巨大變革緊密勾連，以及關于鄉土的浪漫情結如何在資本的推動下成為田園牧歌式的擬像并進而為鄉村自身所內化。這其中所呈現出的資本、鄉村與“美好生活”愿景之間的互動過程也將為我們進一步認識與反思當下中國的鄉土文化變遷以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有益的啟示與警醒。

　　【關鍵詞】

　　美好生活，城鄉二元對立，資本下鄉，擬像，全球資本主義

　　一 “左右逢源”的城鄉二元對立論

　　在《巨變》一書中，卡爾·波蘭尼向我們詳盡地描繪了十九世紀西歐工業化進程之中，鄉村與城市之間逐步加劇的割裂與對立。從圈地運動、農民失地，到急速“膨脹”的現代都市，面對這些資本重構下的社會景觀，無論是大眾文化還是學術建構都被一種城鄉二元對立的思路所主導，生產出一系列城鄉“兩極化”的敘述，瓦克斯穆特稱之為“社會觀念的空間映射”。

　　首先，工業與農業成為了城市與鄉村各自的代名詞：制造業從原本分散在鄉間的家庭小作坊轉變為集中于大都市的、由不斷壯大的城市產業工人群體支撐的機器大工業，而馬克斯·韋伯筆下城市與農業之間未曾剪斷的紐帶似乎也在工業資本主義的轟鳴聲中分崩離析 ;勞動的這一歷史性的空間分工無疑為城鄉二元對立的框架提供了最為有力的注腳。 其次，城市與鄉村逐漸被當作“社會”與“自然”各自的“容器”而相互區隔開來 。

　　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與發展，在人類社會與其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之間形成了一道無以修補的裂痕 。在認知層面，“社會”與“自然”被理解為兩個相互對立、互不相容的概念，而這一對立關系在空間上的映射則不可避免地與城鄉二元對立的話語發生了聯動。一方面，城市被當作“社會”的代名詞、“自然”的對立面。路易斯·沃斯在《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的開篇就如此寫道：“在城市獨特的生活環境中，人類首次與有機的自然分離開來”。而以羅伯特·帕克和歐尼斯特·伯吉斯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盡管將城市類比為一種“生態系統”，卻將之視為一個自給自足、自我延續的體系 ;因而在其關于人類社會生活的分析中，“自然”始終處于一種“缺席”的狀態，凸顯了城市“非自然”的屬性與“特性”。另一方面，鄉村則相應地被化約為滿足都市文明生產需要的“原料產地”或者緩解都市生活壓力的“世外桃源”。

　　無論是美國西進運動中“邊疆”的農場，還是作為英國城市資產階級“后花園”的庭院式村墅，抑或是“孤兒列車”運動中被浪漫化的美國中西部農村家庭，都在不斷強化這種“遠離社會、貼近自然”的鄉村形象。由此，新興的工業化都市往往不再被拿來和小鎮比較——比如盧梭在前工業革命時期關于城、鎮的對比分析，而是在“社會-自然”的二元框架下和鄉村對立起來。最后，城市與鄉村還被認為承載著截然相反的生活方式。滕尼斯用“共同體/社區”與“社會”來勾勒鄉村與城市生存狀態的差別 ，而迪爾凱姆則用“機械團結”和“有機團結”來闡釋二者的對立。齊美爾更是在《大都會與精神生活》一文中寫道，鄉村生活由于其內在的“獨立性”和“差異性”，使得現代都市居民在這樣的環境里幾乎“無法呼吸” 。

　　而深受歐陸哲學與社會學影響的芝加哥學派，作為現代都市社會學的發祥地，也毫不意外地將“城市和鄉村視為人類可選擇的定居方式的兩極” 。大眾文化里這樣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雷蒙·威廉斯在《鄉村與城市》一書中對此作了形象而全面的總結：城市代表著進步與未來，但又摻雜著墮落、不公與人情冷漠;相對的，鄉村被貼上了落后與傳統的標簽，卻又象征著美德，和諧與親密無間 。以上羅列的這三種城鄉二元對立的敘述，往往相互勾連、難分彼此 。而這種城鄉割裂的視角，實際上也是將城市與歷史割裂開來，城市化也就成了一種目的論的意識形態建構。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樣一種罔顧歷史、城市中心的二元對立框架，卻并沒有得到批判學者——尤其是馬克思主義批判學者——充分的剖析和有力的反思。且不論馬克思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論斷讓多少批判學者在鄉村問題上躊躇不前、敬而遠之，馬克思與恩格斯筆下“鄉村生活的愚蠢性”更是現代主義方案長久以來的一個有力陪襯，烘托出了后者的“先進性”。此外，正如趙月枝所指出的，以工業資本主義為歷史“原點”，將城市工人階級當作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革命中堅力量的西方批判學者們，也在有意無意地回避城鄉關系的討論，邊緣化農村問題在其理論框架中的位置 。

　　在這種對城鄉二元對立框架的接納與妥協中，城市成為批判資本主義的關鍵地帶，而鄉村卻往往被放置在這一總體性的概念之外，被披上浪漫化、理想化的外衣。以本雅明為例，他關注的焦點始終落在巴黎、莫斯科、柏林這樣的國際大都會上，鄉村幾乎從未出現在他的批判著作中，只是在與友人的通信中以生活體驗的形式被記錄下來。相對于他筆下編織著“夢想”、“欲望”與“享樂”等等幻象的現代都市文明，鄉村生活則為他提供了“超脫世俗”的靜謐與簡單：1932年到1933年，本雅明在信件中描述自己在西班牙小島伊比薩的鄉村里度過了人生中最為快樂的時光。

　　與這種對鄉村的忽視與化約不同，新馬克思主義者們盡管對城鄉對立的形成進行了歷史性的分析，卻認為這種二元思維已經被“克服”了，不再是一個值得關注與研究的問題，卡斯特、哈維、列斐伏爾等等均在此列。他們認為城鄉二元對立的框架無論是在全球北方還是全球南方都已經遭受了巨大的挑戰，影響日益減小：一方面，如同佩雷爾曼在其對20世紀美國城鄉關系的考察中所指出的，許多農民在離開鄉村、移居到城市之后，卻依然與農業生產保持著緊密的聯系，其中一大部分在與農業相關的制造行業工作，生產拖拉機或者化肥等農業必需品;另一方面，近些年制造業向鄉鎮地區的轉移則在另一個方向上突破了城鄉二元對立的框架。

　　然而，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新馬克思主義者對于城鄉二元框架的理解停留在工業與農業的空間分工上，卻并未涉及“社會-自然”與生活方式的對立。實際上，即使工農業的空間劃分已經不再構成城鄉關系理論的一個分析維度，但在日常生活實踐中它卻依然是一種深入人心的觀念;并且和其他兩種城鄉二元對立的敘述一起，在城鄉發展不平衡的現實中被反復體驗、不斷強化，同時又反過來為這種失衡的進一步加劇推波助瀾。

　　針對上述理論“盲點“，本文旨在圍繞“美好生活”這一命題，在城鄉關系的視角下，發出一些探索性的追問：城鄉二元對立的思維框架催生了怎樣的關于“美好生活”的想象?這些想象的產生、傳播與再生產又是如何與資本重置農村社會關系的諸多過程相互勾連、互相作用?基于這些問題，本文將梳理當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鄉村中，關于“美好生活”的想象經歷了怎樣的變化，并指出其中最為顯著的兩條軌跡：現代都市主義的入侵與傳統田園牧歌的擬像。依循這兩條主線，本文將著力探討現代都市主義的入侵是如何與晚期資本主義語境下農村和農業所經歷的巨大變革緊密勾連，來自都市的關于鄉土的浪漫主義想象又是如何在資本的推動下成為田園牧歌式的擬像并進而為鄉村自身所內化，并指出無論哪條路徑，都是通過不斷強化與放大城市與鄉村的二元對立性來為資本積累這一最終目的服務。

　　這些基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討論必然有其歷史和地域的局限性，然而其所呈現出的資本、鄉村與“美好生活”愿景之間的互動過程，為我們進一步認識和思考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所經歷的種種變革提供了有益的“前車之鑒”，也能夠給我們當下的鄉村建設研究帶來一定的啟示和警醒。

　　二 現代都市主義的入侵

　　二十世紀以前的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鄉村的面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都是被土地所有權(land tenure)所型塑的。對土地的占有和使用情況，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鄉村社會中個體/家庭的社會地位。具體來說，在鄉村經濟仍然為農業所主導的時代，個體所擁有田地的大小或者所雇傭佃戶的多少成為衡量其社會地位與聲望的主要指標。宅、地往往被用來區分家庭之間的社會經濟狀況，而家中的日常生活用品卻并沒有被當作衡量生活質量優劣的因素。那時，鄉村的消費模式與農業生產活動緊密相連：農村家庭選擇在田地、家畜或者家宅的修繕上投入資金，而不是把錢花在日常生活用品的消費上。

　　然而，由于機械化程度的提升、農作物產量的提高以及工業投入品的使用，資本集約型的農業體系開始逐漸形成;在北美，這一過程在二戰后的五、六十年代達到頂峰。伴隨著農業的資本深化，鄉村社會中關于“美好生活”的理解和想象也發生著悄然的變化。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資本主義對于鄉村的入侵，一方面改變了原本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方式，另一方面將原本通過血緣維系的親族關系重新劃分為農場主、農場經理和農場工人等等階層。從前家庭成員、鄰里之間無償的相互分擔農活的情況變得越來越少，有償勞動在農業生產中變得愈發常見;更有甚者，一些農民將自己的兒子也歸入全職員工之列，并向他們支付固定的薪酬。在這樣一種雇傭關系下，務農就從一種生存方式變成了一種職業，僅僅是作為個人和家庭持續發展的一種經濟來源。與此同時，資本下鄉的另一后果也逐漸顯現：農業生產之外的、同樣能夠為農村家庭提供經濟保障的工作機會變得越來越多。非農工作機會的不斷增加再加上農業技術集約化的發展，在這樣的環境下，對于戰后絕大多數的小農場主和無地農民(耕地資源有限、勞動力則相對富余)來講，一條可靠的“生財之道”就是兼業化——從事農業生產的同時兼職一份非農工作。

　　而隨著非農工作的薪資在農村家庭經濟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一種關于“美好生活”的全新敘述就顯得愈發言之鑿鑿、擲地有聲：它格外推崇擺脫農業生產周期的、“自由地”的生活方式，并鼓勵年輕人離開農村去尋找“更好”的生活。如此一來，非農工作所(可能)帶來的可觀的收益，再加上愈發個體化的生活目標，使得務農失去了其在農村家庭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也不再是鄉村生活意義的源泉。

　　隨著農業生產在(尤其是年輕人群中)農村生活中的地位下降，生產性資源(比如土地，家畜等等)也就不在被當作衡量一個人社會地位的重要指標。當鄉村社會中傳統的關于社會地位與生活質量的評判標準逐漸分崩離析，一種基于城市中產階級生活體驗的、通過消費來區分不同生活方式(lifestyle)的理念也就隨著資本下鄉的浪潮不可避免地“乘虛而入”，而這些消費的對象在城市中心主義的媒介景觀和精英話語的主導下也被“理所應當”地引向現代都市文明的種種產物。

　　在鄉村社會向消費社會轉變的過程中，生活方式(lifestyle)逐漸成為體現社會地位、評判生活質量的新基準。而在“美好生活”所對應的生活方式的型塑中，大眾媒介無疑扮演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一方面，影視作品的創作很多時候是基于城市意識對農民的刻板印象，將鄉村生活描繪成粗鄙、愚蠢、低劣與俗不可耐的;另一方面，城市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則被定義成更好的或者更具世界性的。浸淫在這樣的媒介文化之下，農村人(尤其是年輕一代)開始愈發向往那些消費指南里所呈現的城市/城郊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包括更為“時髦”、更有“現代感”的家具陳設、迷人的小花園、年假、付費的休閑娛樂活動等等。

　　在美國，將娛樂、購物與消費融為一體的潮流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徹底席卷了鄉村地區，原本為農村人口提供商品和服務的本地商販逐漸讓位給集娛樂與購物于一身的購物商城與“沃爾瑪們”。更有甚者，美國農業部合作推廣服務中心也試圖通過其面向農民的教育項目來貶低農村的傳統生活方式，從而鼓動農民參照都市流行文化來設計家居、搭配著裝。相似的趨勢同樣發生在其他發達資本主義社會里：葡萄牙農民逐漸開始推崇城市中產階級的家裝風格，認為其更為“高端”、更加“體面”;而西班牙的農村婦女也從原本圣母瑪利亞式的樸素穿著轉向電視廣告中所呈現的“時尚”穿搭。

　　此外，在農村父母規劃孩子未來的時候，教育的重要性愈發明顯，而土地則逐漸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更有甚者，如果農村父母不愿更換家中的舊家具或者拒絕添置現代化的家庭用品，就會被認為是剝奪了孩子們享受其原本可以擁有的舒適、優越生活的權利。綜上所述，在世界范圍內，伴隨著資本下鄉，現代都市主義強勢入侵鄉村社會，從根本上改變了其關于“美好生活”的定義和想象。然而，故事到這里只講了一半。

　　三 傳統田園牧歌的擬像

　　現代都市主義的高歌猛進從一開始就蒙上了種種反烏托邦的陰影。相應的，懷念舊時田園生活的“鄉愁”情結就成為了西方流行文化中的一個常見主題：在北美(尤其是美國)表現為逆都市主義(anti-urbanism)以及鄉村社會浪漫化的泛濫 ，而在英國則體現為將鄉村描繪成一片綠色宜人土地的田園牧歌及其對健康、清潔、靜謐、愉快的鄉間生活的歌頌。這些浪漫情懷構成了想象中的鄉村景觀的基礎，也同時遮蔽和掩蓋了——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的——鄉村中所存在的諸多現實問題。

　　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都市生活的反烏托邦想象與鄉村的浪漫圖景交織在一起，催生了特權階層中一種歷史悠久的“逃離”都市的習慣。正如大衛·哈維指出的，在標榜自由放縱的汽車文化的助力下，一種賺些錢然后趕緊逃離都市、逃向自然的沖動已經不知不覺地深入人心。

　　這種傾向在二戰之后變得愈發明顯：富有的城市居民開始將鄉村地區當作娛樂休閑的場所，而這又反過來強化甚至豐富了關于鄉村的浪漫化、理想化的描述。也正是看到了向城市居民出售這種“走進自然”的鄉村體驗所能帶來的可觀利潤，一整個“鄉村文化產業”才應運而生，并將一系列鄉村的日常生產生活行為景觀化、商品化，再附加上更為浪漫詩意的意象，這其中就包括泛舟，漂流，垂釣，遠足，馬術等等。

　　近些年，為了能更好地滿足不斷增長的、體驗浪漫田園生活的需求，資本與地方政府一起開始嘗試重現前工業時代的鄉村景觀以及重制前工業時代的鄉村貨品，鄉間的小農場則往往采用“夢幻生活”一類的廣告修辭來兜售給那些急需“釋放”或“減壓”的城市消費者。農業用具、家庭用品或者針織物品，盡管實際上往往是由工廠批量生產，卻被當作一種更好的、更為返璞歸真的生活方式的象征來銷售。

　　然而，我們需要關注的——正如馬克思在他的批判中所指出的——不是商品本身， 而是商品在資本主義的生產和交換過程中如何帶上拜物教的性質、成為人們盲目迷戀的對象，以及在這樣一種商品拜物教的影響下，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如何被人們之間的物的關系和物之間的社會關系所掩蓋與取代。當商品化的影像被普遍當作社會現實的“真實”反映，現實就被化約成了一種物化的表象，成了居伊·德波口中的“景觀”。 景觀化體現為一種去政治化的、綏靖的過程，旨在掩蓋晚期資本主義持續不斷的種種“異化”過程，居伊·德波稱之為一場沒有硝煙的、永恒的“鴉片戰爭”。

　　由此可見，不斷加劇的鄉村的商品化過程或者不斷涌現的新的鄉村商品化形式，某種意義上來說并不會剝奪鄉村景觀與文化的意義;相反的，這種商品化的過程是在不斷為全球與地方力量所建構出來的“鄉村”提供或者相互沖突又或者互為補充的全新素材、理念，使得這些建構顯得愈來愈豐富，也愈來愈“真實”。

　　舉例來說，鄉間農場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當代的許多地方，往往都是雜亂、破舊、氣味濃重且偏重實用性的;在農業生產依然是農村家庭生活重心的時代，破舊的農具會被農民當作“廢品”，扔在閣樓或者谷倉的角落里。

　　然而，商品化的過程卻從農民手中攫取了這些鄉村生活的符號，以“拯救”這些被“淘汰”的物質文化的姿態，將它們轉化成了一種清凈、整潔、古雅、浪漫的鄉村生活的必要組成部分，也就是，景觀化的鄉村“美好生活”的具體表現。如此一來，關于鄉村“美好生活”的認知和想象就愈來愈依憑于這些——借用鮑德里亞的概念——鄉村性的“擬像”，由脫胎于都市美學、服務于資本積累的諸多“仿造”的鄉村元素編織而成。

　　更令人瞠目的是，在媒介話語的推波助瀾下，越來越多祖祖輩輩生活在鄉村的“原住民”也開始消費這種“仿造”的鄉村生活，將其當作“美好生活”的樣板。在過去幾十年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語境下的鄉村生活已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與僅僅幾代人之前的生活圖景大相徑庭，卻和那些都市“模仿者”們所展露出來的明顯的消費主義美學越走越近。具體來說，當農民普遍開始推崇并消費那些模仿鄉村生活的商業化符號，關于“美好生活”的想象就被卷入了都市意識所主導的流行文化，從鄉村特定的社會關系中剝離出來，與鄉村生活的實際需求割裂開來。

　　四 在全球與鄉村的聯結中探討“美好生活”的議題

　　通過以上基于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語境的一系列討論，我們不難發現“總體性”這一概念在剖析資本重構鄉村的種種過程時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一方面，對資本下鄉的審視應當避免將關注的領域局限在經濟活動、技術更迭和物質文化的范疇，而要清楚地認識到生活愿景、價值觀念乃至社會習俗的變遷同樣是其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另一方面，要避免孤立地、去歷史化地看待資本下鄉的各個階段、諸多表現，始終將其視為一個不斷變化的動態過程來考量。而關于“什么是好生活”的討論恰恰是打通這許多維度的一個切入點。

　　首先，對于“美好生活”的設想，小到個體的人生追求、家庭的發展規劃、社群的利益福祉，大到社會的約定俗成、民族的文化內核、國家的道路選擇，乃至全人類的共同命運，始終表現為“結構(structure)”與“能動性(agency)”相互作用之下的一個動態過程。其次，在時間的維度上，關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也總是回顧過去、立足現在、放眼未來三者雜糅在一起的綜合體。由此看來，探討“美好生活”內涵的變遷，將在空間-時間、個體-集體、地方-全球、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等多對關系上進一步豐富我們對“資本下鄉”這一歷史過程的認知。

　　由此可見，在全球權力轉移的框架下，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下鄉”所呈現出的歷史軌跡與當代中國改革開放背景下鄉村正在經歷的一系列變遷，這兩者之間的共通之處與內在關聯能夠通過“美好生活”這一議題得到進一步地呈現。而關于全球資本主義擴張與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諸多思考也將得益于“鄉村”與“全球”視野之間的辯證聯結。一方面，在民族-國家與階級的框架之外，城鄉關系無疑將成為去殖民化的、多維歷史性分析的重要一環，為我們觀察和理解全球權力轉移帶來全新的視角;另一方面，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半個多世紀前提出的“同短期的論戰(quarrel with the short term)” 在今天仍然具有著深刻的意義: 我們需要將農村研究中短期的“事件”(比如政策變更、機構更迭、媒介景觀等等)與中期的變化“趨勢”(人口消長，物價升降，生產增減，觀念變遷等等)放置到決定歷史長期性質的國家、國際“結構”當中去考量。

　　因此，在聆聽當代中國鄉村所傳遞出的多種多樣、相互交織而又往往相互沖突的生活觀念、理想與訴求時，我們不僅僅要將其與“過去”中國鄉村傳統觀念里所描繪的“美好生活”作時間層面的縱向聯結，更要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全球北方與全球南方的——“美好生活”愿景的變遷作空間上的橫向比對。這也就要求我們將中國鄉村社會的變遷放置到全球資本主義的體系中去考量，既要理解資本主義全球擴張所帶來的結構性因素，又要看到中國鄉村所作出的或妥協或反抗、或排他或內化的反應——無論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的。

　　正如林春所指出的，中國在全球體系中的位置，不僅僅由特定時代的歷史環境所決定，更在其改變這些環境的能力中得到體現。因而，本文針對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下鄉所引發的生活觀念變遷的梳理，旨在一方面呈現出全球范圍內鄉村變遷中所具有的、資本邏輯所帶來的共性問題，另一方面也為勾勒中國鄉村的“特殊性”與可能性提供可以對照的歷史坐標。古人言，“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在當代中國鄉村研究的實踐中，全球史無疑將是一面無法繞開的明鏡。　　

　　作者：張曉星，加拿大西蒙·弗雷澤大學傳播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包括全球傳播，傳播政治經濟學，文化政治，鄉村傳播，族裔離散傳播。

　　因篇幅限制，引注從略。原文刊載于《中國傳媒報告》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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