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鄉愁吟嘆、衰敗敘事，近年來關于中國鄉村單向化敘述話語甚囂塵上。如何打破城鄉二元對立的框架，關注農民自我生存和農村社區共同體的維系，促進城鄉協調發展，需要重新打量鮮活而具體的鄉村。正如趙月枝教授所說，城鄉關系視野下的鄉村傳播，是中國傳播學研究的重要出發點之一。

　　本期鄉村傳播專題，三篇文章圍繞農民口述史、資本下鄉的歷史審視，“從全球到鄉村”的教育改革等問題展開。從內生、外觀、再到全球化觀照，多重視角，以饗讀者。

　　以下是第一篇文章。本文以縉云河陽村為案例，在這個曾經的“地主村”和如今的“美麗小鎮”千年古村落，農民口述史研究不但激發了農民新的主體性，也挖掘了被正統的精英論述和知識分子論述所壓抑和遮蔽的歷史多維面向，從而真正展示以人為本位的“農民中國。”

　　【摘要】

　　中華民族的文明基因根植于農耕文明，中國革命以土地革命為中心，中國的改革開放始于農村，農民問題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左右大局的首要和根本問題。若要通過口述史自下而上書寫現代中國的歷史，農民是關鍵的主體。更重要的是，從代際特征看，生于20世紀二十到四十年代的中國農民，是中國農耕文明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承載者，也是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土改、人民公社和改革開放等各個歷史時期的親歷者。隨著這一代農民的日益減少，認真、廣泛、深入地開展農民口述史工作已刻不容緩。

　　基于此，從2015年7月開始，一個由中國傳媒大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和浙江縉云縣河陽鄉村研究院組成的團隊正在千年古村落河陽村開始農民口述史的研究和書寫工作。然而，這一工作從主題的確定、采訪對象的選擇到具體操作都面臨挑戰：什么是“河陽故事”?是以農民個體歷史還是以村史、事件和歷史時段來組織訪談?如何選擇訪談對象?如何面對農民年齡大、文化程度低、采訪到的素材流于表面化和重復性大等問題?在一個熟人社會里，如何妥善處理村中微妙的權力關系，如何讓村民暢所欲言?在操作層面，如何解決人手短缺、方言障礙、技術支持短缺等問題?如何調動當地力量，探索出一條民眾參與式的口述史書寫模式?

　　縉云河陽口述史項目組從書寫農民口述史的意義和迫切性切入，結合在河陽村的研究計劃，圍繞以上問題，對農民口述史實踐中的一系列問題進行探討。

　　【關鍵詞】：

　　鄉土中國;農民口述史;農民;農村;河陽古村落

　　一 問題的提出及其急迫性

　　中華民族的文明基因根植于農耕文明，中國革命以土地革命為中心，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始于農村，農民問題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左右大局的首要和根本問題。

　　不理解中國農村，就無以理解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任何有志于記錄和理解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的史學研究和口述史研究，不能沒有農村和農民視野。

　　自成立伊始，由西門菲莎大學加拿大國家特聘教授、中國傳媒大學教育部長江學者講座教授趙月枝發起成立的縉云縣河陽鄉村研究院就將“鄉村口述史研究和書寫”作為重點工作之一。2015年7月，“縉云河陽農民口述史項目”正式啟動，拉開了這項必然是繁重與耗日時久的民間文化工程的序幕。

　　項目組認為，鄉村口述史研究在“尊重農民作為歷史主體的地位”和“構建自下而上的共和國歷史敘述”方面有不可替代的價值。而若要通過口述史書寫現代中國“自下而上的歷史”，農民是不可或缺的關鍵主體。

　　更重要的是，從代際特征上看，生于20世紀二十到四十年代的中國農民，是中國農耕文明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承載者，也是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土改、人民公社和改革開放等各個歷史時期的親歷者。隨著這一代農民的日益減少，認真、廣泛、深入地開展農民口述史工作已刻不容緩。

　　而在縉云河陽這個現如今已被政府列入“美麗小鎮”建設目標的千年古村落和曾經的“地主村”做農民口述史研究，在深厚歷史底蘊和豐富現實面向之間，探索基于“人為本位”的口述史學方式的個人史、家族史、社群史與鄉村變遷史的構建，更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和現實社會意義。

　　(圖片：浙江河陽村民俗活動  攝影：目匠兔兔)

　　二 農民口述史：意義和價值

　　口述歷史作為一個完善的現代意義的學科產生于20世紀40年代的美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才在歐洲和其他許多國家得到蓬勃發展和廣泛利用。口述史學研究的價值——借用美國社會學家麥克•布洛維對學術公共性的宣示——就在于“使不可見的變得可見，使私人的變為公共的”。恰如湯普遜所指出的：“口述史正是用人民自己的語言把歷史交還給了人民。它在展現過去的同時，也幫助人民自己動手去建構自己的未來。”正是由于口述史學的公共性與人民性，它對一種“占有式的個人主義”(possessive individualism)狹隘敘史模式的反思和超越，對宏大歷史中的晦暗個人和那些遵循社群價值與集體主義行為方式群體的多元敞開，使得口述歷史不僅成為一個學科建制，更成為一種以面向歷史的姿態構建未來的文化建設。

　　相對于文獻史學，口述史學方興未艾，是目前歷史學領域引人注目的重要前沿;而相對于往往著眼于上層和知識群體的既有口述史研究，農民口述史的位置更顯邊緣。數以億計的普通農民在當代中國口述史敘述中付之闕如。

　　但就“邊緣”與“前沿”的辯證關系而言，農民口述史或可謂一個“前沿中的前沿”問題。讓人欣喜的是，隨著人文社科學界諸多有識之士的矚目、駐足，這個領域的研究實踐正在升溫。在已有的先行者奠立的基礎上，進行持久和深入的農民口述史研究，“傾聽無聲者的聲音”，其意義正日益受到學界與公眾的正視與重視：

　　(1)中國農民在極為廣大和深刻的層面經歷了波瀾壯闊的二十世紀歷史，但他們缺少使用象征符號表述的能力和資源，在歷史敘述中往往成為任人涂抹卻一言不發的沉默者。農民口述史的整理挖掘是對既有文獻史學的極大補充，為其提供新的支撐、發隱或證偽;

　　(2)不僅在上述技術層面上可對文獻史學查漏補缺和充實校正，農民口述史的價值更在于這一“底層口述史”的構建同時是一個以“獲得歷史”為過程的重建農民主體性的過程。而無論在政治上、歷史上、文化上和統計學上，農民都是毋庸置疑的人民共和國、“革命中國”“鄉土中國”和“農民中國”的主體;

　　(3)尤為重要的一點，農民口述史的重要意義還在于發掘被正統的精英論述和知識分子論述所壓抑和遮蔽的歷史多維面向，這一價值典型地體現在面向工農群體的文革口述史研究中，正如口述歷史研究者王宇英在《口述史方法對“文革”史研究的意義》一文所鮮明指出的：

　　到目前為止，知識分子(包括“文革”過程中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及老干部在“文革”中的遭遇、感受、以及對“文革”的反思與評判可以說是目前我們聽到的關于“文革”的主要聲音。這些聲音通過文字使我們認識到的只是他們眼中的“文革”以及他們認為有必要講述與分析的部分。但實際上，“文革”參與者還包括更為廣泛的群體——那些不能或不愿采用書寫手段表達自己的群體。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感受，他們的評判，總之，他們的“文革”，同樣應該是進行“文革”史研究不可忽略的部分。

　　事實上，只要研究者愿意敞開心扉去傾聽底層，是不難聽到有異于通常歷史版本的另類表述和評價的。農民口述史正可以提供這樣無法獲之于文獻史學的基于不同身份和立場的另類觀點，促使人們重新審視歷史，“促使史學家來塑造多種多樣的創造性觀點”。

　　(圖片：河陽村的老人展示剪紙藝術)

　　三 農民故事與中國故事：誰在講？講什么？誰在乎？

　　與“新史學”所強調的研究視角從精英到大眾的下沉不無關系，當前口述歷史對“草根”和大眾的關注也日益廣泛和深入。但這其中仍鮮見為數眾多但寂寥無聲的中國農民的身影，圍繞農村和農民的口述史研究仍是一個亟待建立學術共識與自覺的相對冷門的領域。

　　與之相關的，如果我們梳理有關農民口述史文獻，會發現一個有趣的“墻里開花墻外香”的學術錯位現象，亦即當國內外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和文化研究學者各自懷抱雄心勃勃的學術議題，以極有素的專業水準、研究規劃、思考深度和思辨水平，采用口述史方法深入中國農村這座學術“富礦”進行為數可觀、成績斐然的研究的同時，出自專業口述歷史研究者之手的以農民和農村為主題的研究不僅在數量上少之又少(多是在因循既有的有關女性、知青等議題的研究時與農民和農村打擦邊球)，在方法上也大多囿限于“獨白”“實錄”形式而具有非虛構文學的色彩，就對于社會歷史深層內涵與規律進行系統研究的“學術”意義而言，少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佳作。我們擷取國內外中國農民口述史研究的重要成果進行典型性的紹介和梳理，期望以之勾勒此領域概況。

　　3.1 國內文獻

　　考慮人類學家王銘銘所說：“人類學本來的方法就是口述史”，則從社會學和人類學視角出發而非單純以歷史為脈絡，國內關注農村和農民的田野志著作(以費孝通先生的“鄉村社會學”研究為經典)不一而足。而近年來，基于團隊或個人農村調查并以大量口述史料作為支撐的、體現口述史研究高度自覺的學術項目和學術作品也層出不窮，前者以孫立平、郭于華等主持的“20世紀下半期中國農村社會生活口述資料收集與研究計劃”等大型鄉村口述史研究項目為代表，后者則如曹錦清的《黃河邊的中國：一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于建嶸的《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李培林的《村落的終結——羊城村的故事》、吳毅的《小鎮喧囂：一個鄉鎮政治運作的演繹與闡釋》、應星的《村莊審判史中的道德與政治——1951-1976年中國西南一個山村的故事》、黃樹民的《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國農村變革》、張樂天的《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潘維的《農民與市場——中國基層政權與鄉鎮企業》、韓敏的《回應革命與改革——皖北李村的社會變遷與延續》等。

　　此外，我們查到，自2004年以來，運用口述史方法關注農民或深入農村完成的國內碩士、博士論文計有31篇。值得注意的是，在12篇博士論文中，除了一篇為復旦大學強舸所做的有關西藏植物種植的歷史研究外，其余均為師范、農業、民族大學的博士生所做，而且有5篇聚焦教育和教師問題，3篇聚焦鄉土文化，前者包括華東師范大學張濟洲的《文化視野中的村落、學校與國家——一個縣教育變遷的歷史人類學考察(1904—2006)》(2007年)和趙金坡的《聲音與回響：我國農村中師畢業生的歷史考察(1979-2009)》(2011年)，東北師范大學袁媛的《熱鬧而寂寞的鄉村教化——基于建國后石村社會教育歷史人類學考察的研究》(2010年)和王瑩瑩的《我國農村教師生活史研究(1949-2013)——基于稻村的個案分析》(2014年)，以及山東師范大學高盼望的《民國時期鄉村教師的生活研究》(2015年);后者包括中央民族大學劉統霞的《被表述的民俗藝術——對商河鼓子秧歌的歷史人類學考察》(2008年)以及上海體育學院郭守靖和田海軍分別對齊魯武術文化(2008年)和漠南武術文化(2015年)的研究。

　　基于學位論文的最新成果是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11屆碩士曾維康在其學位論文基礎上出版的《農民中國：江漢平原一個村落26位鄉民的口述史》。作者通過對江漢平原一個普通村落26位鄉民的訪談(包括出身于農村的村黨支部書記、種田農民、老干部、鄉村教師、赤腳醫生、鄉村道士、私營企業主、外出務工人員、大學生等)，以小見大地折射出農村發生的新變化、新問題，具體而生動地展現出時代變遷過程中中國基層村民的真實生活和奮斗歷程，蘊藉了豐富的歷史內涵和社會內涵，是一部以農民直接口述形式出現的兼具學術和新聞價值的作品。

　　3.2 海外文獻

　　海外華裔學者無疑是研究中國農民問題的重要力量。他們單獨完成的研究包括旅美華人學者楊慶堃在1959年出版的《早期共產主義過渡中的一個中國鄉村》、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類學者閻云翔的《禮物的流動：一個中國村莊里的互惠原則與社會網絡》和《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和親密關系(1949-1999)》(該書獲得2005年度“列文森中國研究書籍獎”，是該獎項首次頒給華裔學者)、澳大利亞的華人學者高默波的《高家村》等。

　　這其中，原籍江西農村、現為澳大利亞阿得萊德大學教授的高默波于1999年出版的英文著作《高家村》因觸及上文中王宇英提出的文革的底層表述問題而特別值得注意。在本書中，作者從農民的視角出發，圍繞土地、水域與地方政治、人口與政治、生活水平、農村的衛生、農村的教育、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改革、移民打工、風俗習慣的變化和延續、“高家村與外部世界”等問題，討論了高家村從1949年到1996年的變遷，并“談到了高家村農民對毛澤東時期、對‘文化大革命’不同于知識分子及政治精英的態度和思想感情。”當然，這樣的立場和觀點在改革開放時期的國內精英知識界是非常有爭議的。因此，2001年，在當時由汪暉主編的《讀書》雜志刊登了高默波介紹本書觀點的一篇文章后，《南方周末》立即以整版刊發了國內公知的批評文章予以回應，而刊登高默波的文章也最終成了當年在國內知識界鬧得沸沸揚揚的汪暉被《讀書》辭去主編職位事件的學術政治原因之一。在遭到臺灣和大陸的出版社拒絕后，此書的中文版于2014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高默波在序言中的以下文字可以作為上文所引王宇英觀點的印證：

　　我們這些寫官方歷史的政治和知識精英認為……只有他們的經歷才是歷史的實質和原形;只有他們的意見才是歷史最正確的解釋。而且他們還毫不遲疑地宣傳，只有他們的故事代表中國，是全中國人民的故事……相對于大多數中國工人和農村人來說，我們的確有寫歷史的特權和資源;但歷史不僅僅是我們寫的那樣或這樣……我想站在高家村人的立場上，以高家村人的觀點來講高家村的故事。我不想也沒有資格做他們的代言人，但我想而且希望從高家莊的農村人立場來看待和理解身邊發生的事。

　　與此同時，在地理上和歷史上都廣袤精彩的“農民中國”還吸引了一大批西方學者的目光，他們憑借特殊的身份、不同的視野以及扎實的研究，為理解中國農民和農村做出了貢獻。這其中，大部分作品聚焦作為中國革命核心問題的土改和毛澤東時代的農民生活，包括杰克·貝爾登在1949年出版的《中國震撼世界》、柯魯克夫婦在1959年出版的社會史著作《十里店(一)：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威廉·韓丁在1966年出版的《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新西蘭人類學家W.R.葛迪斯在1963年出版的《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農民生活——對開弦弓村的在調查》、漢學家陳佩華和趙文詞等于1984年出版的《陳村：毛澤東時代一個中國農村社區的近代史》等。

　　其中，《十里店(一)》一書由親歷者講述，追述了20世紀30年代十里店的村民們如何抵抗日本侵略者，保衛自己的村莊，協助八路軍展開斗爭以及后來他們又如何著手推翻舊的地主-雇農制度的普通村民故事，被西方許多高校指定為社會學科必讀書目;而被稱為“中國人的老朋友”的美國人韓丁的著作《翻身》, 以其對中國一個村莊的土改的研究，深刻影響了1960年代西方新左派陣營對于中國革命的認識。在這一點上，這部有關中國農民的著作堪與斯諾基于對毛澤東等中國革命家的實地采訪寫就的《西行漫記》相媲美。

　　作為一個堅定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革命的同情者，威廉·韓丁在1983年出版的《翻身》姊妹篇《深翻——中國一個村莊的繼續革命》中，對中國農村的改革和集體經濟的瓦解提出了發人深省的批評;在改革開放后出版的不多的西方學者著作中，值得我們參考的是丹麥學者曹詩弟的《文化縣：從山東鄒平的鄉村學校看二十世紀的中國》。

　　以上國內和海外的研究重點紹介雖然未必全面，但從中足以窺見國內外采用口述史方法對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的領域之廣泛、問題之獨到、視角之獨特、分析之深入、所產生的影響之大以及所引發的學術政治問題之復雜。當然，以上著作并非都是以農民為第一人稱的口述史，而是在大量農民口述的基礎上的多學科社會科學和人文歷史研究著作。它們所引發的學術政治的論爭之劇烈和所觸及的歷史問題之尖銳足以說明：就像韓丁筆下的一個村莊的土改足以托起一個有關中國革命的正面故事一樣，一個高家村的故事也足以撼動有關“文革”的精英“共識”。

　　3.3 當下關注中的未來指向

　　如果說以上文獻和討論還把鄉村本身的可持續存在當做理所當然，而只從社會科學的角度關注“鄉村社會某一領域的發展變遷”的話，當下，隨著城鎮化、資本下鄉速度的加快，“那些承載著歷史與情感的村落，消亡之勢迅猛不可阻擋”，作為中華民族文化根脈的整個鄉村社會都面臨解體的境遇。城市危機和現代性危機使“記得住鄉愁”進入2013年中國城鎮化工作會議文件，而中國要富強與美麗，“三農中國”必須富、強和美也成了2015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的基調性表述。在這樣的危機形勢和政策語境下，保護古村落成了馮驥才等部分當代中國文化精英的呼號。“在記憶中重現村落歷史”不僅成了新一波鄉村口述史工作的動機，而且被寄予了某種未來指向：

　　在保存和傳遞社會記憶的歷史中，村落始終是一個特殊的生命載體。在當下拯救村落危機的進程中，社會記憶則具有穿透歷史與現實的能力。在這個前現代的知識與經驗總被有意或無意遺忘的時代里，重溫村落社會的文化傳統與價值觀念，對于我們這個慎終求遠的民族，不僅是凝聚社會的共同情感，更是一種指向未來的社會再生產力量。

　　由是，農民集體記憶和鄉村口述史在“拯救村落”、“記住鄉愁”和“尋找未來”的過程中不但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而且其跨學科的社會科學研究和人文歷史價值也從未像現在這樣被同時認識到。

(圖片：趙月枝老師在河陽村帶隊調研)

　　四 農民口述史研究：框架和方法

　　4.1 框架討論

　　社會學家孫立平在談及由其主持的農民口述史項目時，有一段自述，從中可以發現以社會科學問題為導向的口述史研究區別于以史為軸的專業口述歷史研究的特點：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筆者和郭于華博士，還有北大的一些研究生就開始以口述史研究的方式，來理解20世紀下半期在中國農村進行的大規模國家與社會重建過程。其中的入手點之一，就是“訴苦”和“憶苦思甜”的實踐。中國革命中一個富有挑戰性的問題就是重構幾億農民與現代民族國家的關系。對“訴苦”和“憶苦思甜”實踐所進行的口述史研究告訴我們，訴苦(包括后來的憶苦思甜)是中國革命中重塑普通民眾國家觀念的一種重要機制。這種機制的作用在于，運用訴苦運動中形成和創造出來的種種“技術”將農民日常生活中的苦難——這種苦難在其自然形態上是難于系統講述的——提取出來，并通過階級這個中介性的分類范疇與更宏大的“國家”、“社會”的話語建立起聯系。因此，恰恰是在訴苦實踐中，重構了農民與周圍世界包括與國家的關系。

　　可見，其對“訴苦”這一革命年代政治儀式和斗爭方式的口述史關注，背后的關懷是農民與現代民族國家關系重構機制。這絕非簡單的訪談錄整理，而是以深刻問題意識為先導和以口述歷史資料為基礎的深度的思辨和整合(重在深層闡述而不是整理記錄)，從而“對中國鄉村社會某一領域的發展變遷給予實事求是的闡述，進而揭示其規律性和本質”。

　　同時，為數不少的對于“訴苦”這一革命年代動員技術和政治文化的頗具見地的研究，實際上形成了一個頗具影響的理解農民訴說的理論框架。這一“訴苦”框架將農民“憶苦思甜”的言說理解(處理)成一種能夠喚起階級主體性的“控訴”，這種“控訴”始終涉及農民與國家關系的建構，而成為一種新政治的實踐方式。在實際地和能動地反映當時的政治文化上，這一框架無疑是有效的、富于洞見的。

　　我們在此無意以“政治規訓”論的空泛腔調質疑這一框架，而是想指出，“訴苦”一旦從與國家的相對關系和特定革命歷史中抽離，剝離其農民主體性形成的階級政治內涵，就會變成一種本質化的農民對于“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生苦難的講述，并繼而變成從“苦”的個人性到社會性的直接映射，從而形成一種從革命政治實踐中脫嵌的帶有絕對化傾向的“‘受苦人’的歷史”框架：

　　鄉村中普通農民的歷史是苦難的歷史,是在苦難中求生存的歷史,也是為掙脫苦難而斗爭的歷史。20 世紀后半葉中國鄉村社會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革,普通村民與共和國一起感受了半個多世紀的風雨坎坷。然而他們的經歷和感受、他們對親歷歷史的評判和理解,卻在歷史的表述中付諸闕如。在關于農民的文字歷史和農民自身的生活口述史之間,有時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但缺乏表達權、話語權、解釋權的農民,在建構歷史真實性中的角色,多數情況下被學術界完全忽視了。而突破書寫和話語霸權的方式之一就是去發現和書寫普通人的歷史,即“受苦人”的歷史。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這種“‘受苦人’的講述”的框架隱含了一種去階級政治、去現代歷史的虛無主義傾向及農民與國家的二元對立傾向，它在抹平了“20世紀后半葉”社會主義新中國歷史的獨特性和復雜性的同時，也隱匿了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性賦予農民的自豪感和主人翁體驗，取消了農民與“人民共和國”之間以“訴苦”為紐帶和過程的觀念重構關系。這就有可能將中國農民在革命歷史淬煉中獲得的主體性虛化和退化為一種永恒的個體化的受苦者的地位，導致以之作為認知模式和行動指導的農民口述史實踐容易在“突破書寫和話語霸權”的想象中，形成另一種樣式的對農民的思想限制、話語裁剪和表達鉗制。

　　結合在河陽進行的農民口述史的計劃與實踐，我們對“訴苦”與“‘受苦人’的講述”框架有以下幾點思考：

　　其一，在“訴苦”的革命文化實踐中，農民對所“受”之“苦”的階級歸因和公開控訴，是一種與現代社會主義國家互動的政治主體性的生成過程;離開了階級和國家范疇的對于“苦”的純自然主義的感受和講述，農民口述史就失去了建構性的潛在積極意義，要么變成所有意義都在于質疑革命和確證“共產主義文明的陰影”的“翻案史學”，要么只能退回到無望的底層言說，從而成為輕如鴻毛的安慰劑和麻醉劑。

　　其二，如我們在下文將論及，由于河陽曾是江南著名的“地主村”，因抽離了階級關系而無法把握農村現實的“受苦人”框架，對于河陽農民的解放前歷史講述很大程度上是失效的。河陽的故事不是“鄉村中普通農民”無窮盡的苦難的歷史，而很大程度上是“有女嫁河陽，勝過做娘娘”的大富大貴故事。總之，農民口述史不應只是“訴苦”和“受苦”的故事，而要反應特定歷史語境下的農村階級關系。

　　其三，“訴苦”框架的處理方式對于革命年代通過“憶苦思甜”建立革命主體性的農民文化政治實踐是可行和可信的，但是對于新中國農民，也就是作為共和國主體和曾經的集體經濟主體的農民，這個“訴苦”的故事怎么來說?這個故事在改革前后有什么變化？能否以一個蘊含政治關系的動態建構的“訴苦”概念貫穿前后三十年，包打天下？

　　其四，以在河陽業已開展的實踐看，在具體訪談中很容易將農民的講述導向“訴苦”(“共產風”、“餓死人”等)， 更何況，我們還可以尋找那些在土改中被鎮壓或“打倒”的地主、富農后裔，通過對中國革命歷史上農民“訴苦”實踐在當下的“反轉”，聽他們“訴苦”。總之，正如應星所指出的：“底層的苦難容易受到精英話語的誘拐。”“受苦人”的事實認知與裁剪框架，加上作為知識分子的訪談人本身固有的(內化的)知識立場與觀點、傾向，很容易將農民口述歷史變成拿農民來證明訪談人自身刻板偏見的過程。但難道農民口述史僅僅只是這樣一個知識分子自我確證的過程?

　　因此，我們既要看到“受苦人”框架所具有的讓無聲者發聲的積極意義，又要看到這種“呈現底層”和“重現苦難”式的思想方式和行動方式在當下應用時的復雜性。無論是河陽故事的特殊性、20世紀歷史的特殊性、作為訪談對象的中國農民的特殊性以及作為訪談人的(通常的)知識分子身份的特殊性，都反復提醒我們這一點。

(圖片：調研團隊在河陽鄉村研究院與村民一起座談)

　　4.2 方法論討論

　　如果考慮到19世紀德國歷史學大師蘭克的名言“歷史學區別于其他所有科學的地方在于它同時又是一門藝術”，實際上揭示了歷史學的科學與藝術的兩重性，那么對于口述史學的學科性質和方法論特質的認識也同樣要從這一兩重性出發。

　　口述歷史的“藝術性”，要求我們接納、規劃和提高口述史文本的文學與人文價值;口述歷史的“科學性”(社會科學性)又要求我們具有鮮明的社會問題意識。在2015年12月12日“古村落口述史實踐”的圓桌討論會上，郭于華教授在發言中專門就此談及了學科差異問題：

　　首先就是問題意識，……問題意識并不是框定我們的思路，說我們就是按照這個去做，提前已經有了答案。問題是那個“問題”不是答案，“問題”是我們好奇的東西，我們要搞清楚的東西，所以不會出現先入為主，你就圍繞這個東西去做訪談……因為社會科學，我覺得這點好像也有學科之間的差異。就是社會科學一定需要有一個問題意識，一定要去回答一個問題而不是僅僅描述一段歷史，或者記錄一段個人生活經歷，這一點上我覺得和歷史學或者文學有學科之間的差異。

　　正是在以問題意識引導系統的調查研究和學術思考上，歷史學科與口述歷史體現出其“科學性”的印記。而如何認識和處理社會學科和人文學科在標準和方法上的差異，是課題組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事實上，社會科學視域中的問題意識，歷史學視域中的真相探求，人文學科視野中的人性關懷，都是需要課題組吸收和平衡的。應當借鑒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經驗，結合社會科學的問題意識和理論方法、歷史學科的文獻資料和敘述手法、文學與人文對于人的情感和意義的尊重與推崇，使農民口述史的研究在單體及項目總體上體現求智、求真、求美的多維學科知識與風格的兼備性。

　　同時，口述歷史也具有學科建制和“文化建設”的兩重性，既是一門專業知識，又是一項公共事業;在知識屬性方面，口述歷史還具有專業性與批判性的兩重性，既能融入主流歷史學專業教育，為之添磚加瓦，又能以“從下而上”的“另類”歷史構建方式，祛除歷史偏見，打破歷史陋識。

　　基于上述多個層次的“兩重性”，農民口述史研究與書寫的顯著特質就體現為一種“四不像”的雜糅性或多重的包容性。它糅合專業史學、公共史學和批判社會科學的思路，同時在專業性、公共性和批判性層面有所追求，并融合文學藝術的詩性與社會科學的理性。

　　這種多重包容性既可以/可能體現在單人、單部的農民口述史成果中，又可以/可能整體體現在整個河陽農民口述史項目的不同層次、不同風格、不同側重的研究成果中。

　　五 定位河陽故事：背景、語境和機遇

　　如上述學術梳理已經有所觸及，我們首先面臨的是如何定義我們的項目和如何定位“河陽故事”的問題。作為一個“農民口述史研究和書寫”項目，我們在河陽的工作包含相互聯系的人文歷史和社會科學研究兩個部分：收集和整理以農民作為第一人稱的口述歷史，并基于這些農民口述材料進行鄉村問題研究。一方面，鑒于此前某些大型口述歷史項目已經聚焦浙江，我們在浙江縉云的研究就有了比較充分的文獻基礎;另一方面，我們的工作無論從具體的地點選擇、切入角度和組織方式，還是從所期待的結果方面看，都有獨到之處。

　　我們的工作對象是位于浙江省縉云縣西北角新建鎮的新建溪邊的河陽村。該村始建于唐代末年。其始祖朱清源祖籍河南信陽，官至五代時吳越王錢繆的“掌書記”——根據項一中的解釋，這相當于今天的“秘書長”。公元923年，錢繆剛剛駕崩，處于吳越王朝權力中樞的朱清源為了躲避因王朝內部權力交替所可能引起紛爭的禍害，帶著自己的同胞兄弟朱清淵到了縉云新建溪邊這個“土沃可耕、泉甘可釀”的“風水寶地”隱居。為了讓后代銘記自己的河南信陽淵源，他們把自己安身立命的南方村莊取名“河陽”。直到今天，全村94%以上的人依然為朱姓，“是中國單一姓氏留存至今、規模最大(接近4000人)、歷史最長(將近1200年)的古村落”。

　　不過，作為中國鄉村社會變革和現代化進程的活化石，今天的河陽不僅僅是一個自然村，還是一個行政村——而且是一個有三個部分的行政村：首先，2006年，河陽接受了63位因外縣建電站而失去家園的移民。一個一直沒有在社區意義上被整合進來的“移民村”，以幾排建在河陽人曾經的良田上的房子的存在，挑戰著這個“純”朱姓村莊的故事;其次，2011年1月，在中國大規模的“并村”運動中，河陽村與周邊的巖山下行政村合二為一，村名沿用河陽村。巖山下村雖然只有80多戶、400余人，但也有悠久的歷史，且亦以單一姓氏(趙姓)為主。兩個村莊一大一小，僅只一條小溪之隔，在現代歷史上分分合合，這是巖石下第三次被合并了。我們項目所指的河陽，是作為行政村的河陽。

　　古代河陽以“貴氣和富氣”著稱：也許是因其先祖曾“高居廟堂”的淵源，河陽人先因其“耕讀家風”文化和走“學而優則仕”的道路而“貴”，并因宋代出現“百年八進士”的奇跡而建作為村莊標志的“八士門”和得朱元璋所賜的“石稀罕”。不過，到了明正統14年(1449)，河陽“八士門”和其它許多建筑就被麗水銀礦礦工起義所摧毀。雖然明末重建了現存的“八士門”，但朱氏后代也沒能繼續在科舉道路上取勝。1861-1862年，太平軍再次占領了河陽。燒毀宗祠三座、民居大院10余幢、寺廟2座，村民外逃，凍餓病死346人”。

　　到了明末清初，河陽朱翰臣、朱竹虛等精英通過經商走上了“先富再貴”的道路——如項一中用現代語言所總結的，他們將全族的“工作重點”從“教育”轉移到“經濟”上來：從經營山區的竹制土紙逐漸發展到糧食、靛青等生意，并將業務逐步擴展到蘇杭一帶。就這樣，富裕起來的河陽朱氏，不但在周邊擁有大量的田地，而且在村里大興土木。在第一輪“房地產”高潮中，他們建起了許多有如北方四合院的徽派民居——十八間“道壇”;在第二輪高潮中，他們建起了大大小小的孝敬祖宗的“祠堂”，從而出現了別人一村一姓一祠，河陽這個“偏僻的縉云山村，雨后春筍般冒出16座雕刻精美、氣派堂皇的祠堂!”的奇觀。

　　河陽的富裕使它在解放初成了土改的重點和附近知名的“地主村”;人民公社時期，那些富麗堂皇的祠堂成了無房或缺房戶的民居、生產隊的“分配站”和公社、中學、小學、醫療站等公共機構的所在地，甚至還成了碾米廠和農機廠所在地。改革開放的前20多年，像中國其他村莊一樣，河陽人在致富路上奔忙，河陽村在被現代化的過程中，也面臨空心化的境遇。

　　(圖片：浙江縉云縣河陽村村民日常生活 )

　　新世紀以來，隨著“傳統文化”和“鄉土文化”的重要性被認識，尤其是近幾年來，隨著“鄉愁”話語的崛起和鄉村旅游業的興起，河陽那些在村莊空心化的過程中一半被拋棄一半還住著留守老人的十八間“道壇”民居和因缺少了公益性使用需要而正在面臨倒塌命運的祠堂(16座祠堂中有一座已在幾年前倒坍)，終于被戴上了傳統文化遺產的光環;河陽也因這些建筑一下子成了非同一般的村莊：2000年被批準為浙江省級歷史文化保護區、河陽古民居正式對外開放旅游;2012年被國家建設部命名為全國首批傳統古村落;2013年“河陽村鄉土建筑”成了國務院批準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對象。

　　除了普通的鄉鎮體系外，國家因這些文物還以另一種方式重新介入河陽：隨著作為國家事業單位的縉云縣科級行政單位——河陽古民居保護和開發管理委員會——在2011年1月的建立和河陽逐步成為縉云縣發展鄉村旅游和建設“特色小鎮”的對象，河陽這個村莊與國家的關系進一步強化和復雜化。

　　今天，作為央視大型紀錄片系列“記住鄉愁”的拍攝對象和央視2015年春晚《鄉愁》一曲的影像背景，河陽正以她那著名的馬頭墻、十八間“道壇”和祠堂進入國人的視野，與安徽宏村等地一起成為“鄉土中國”的符號。

　　河陽的建筑當然有其文化價值。從某種意義上，它們真的會說話。可是，這些建筑并不是河陽故事的全部，他們無論如何也比不上活生生的河陽人的敘事。然而，有關河陽人的故事，除了有關始祖的單薄傳說和明清時代的朱翰臣、朱竹虛等人如何致富的同樣單薄的傳說，以及央視為了當下廉政宣傳的需要在有關河陽的紀錄片中所編的幾個虛虛實實的故事之外，最有名的大概是導游在帶領游客參觀那座“寡婦墻”和那口“陪嫁井”時必講的那兩個有關女性的故事了。

　　前者是一個女性在一個崇尚婦道的村莊中被壓迫的故事：為了避免“寡婦門前是非多”的閑話，這位生活在這個曾經為不少女性立了貞節坊(在“文革”中被毀)的村莊中的女性住所面對大路的外墻外，被加了一道墻，以擋住窗戶，防止“紅杏出墻”;后者是一個“拼爹”和“比富”的故事：娘家為了表示自家富有，以免女兒讓富有的婆家欺負，不但什么樣的抬得動的嫁妝都有，連喝水的井也替女兒挖好。

(圖片：河陽村馬頭墻  攝影：目匠兔兔)

　　現存有關河陽的文獻中，退休教師朱益清編撰的《河陽民間故事》通俗可讀，但缺乏社會歷史深度;周斌等人的《縉云河陽古村落研究》雖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但作為一部有關河陽的概貌性研究，以描述河陽的村莊布局、建筑和傳統價值的挖掘為主，有見物見事少見人的傾向。相同的是，兩者均不涉及現代河陽人。

　　如果河陽鄉土建筑主要講述著河陽人在古代和近現代如何大富大貴以及如何追求“天人合一”的故事的話，那么，現代和當代河陽人則承載著這個古村落在現當代社會變遷中的全部歷史記憶，這些記憶無論是從通過對河陽的口述史研究，來切入有關中國現當代農村歷史的論爭的角度，還是從通過挖掘現代河陽的歷史文化敘事，來豐富河陽的文化內涵和助推“特色小鎮”建設的角度，都有重要的意義。

　　從韓丁的《翻身》和高玉寶的《半夜雞叫》到當下“翻案史學”中歷史學家秦暉旨在否定土改必要性的“關中無地主”之說和孟令騫為高玉寶筆下的地主“周扒皮”正名的《半夜雞不叫》，對中國農村歷史的書寫和再書寫事關中國革命的合法性和中國土地制度的未來以及中國農村何去何從的重大問題。

　　從與當下中國革命歷史中極富爭論的話題對話的角度，我們希望知道，河陽的地主成分是如何定的?他們是什么樣的?在河陽人的記憶中，河陽有窮人嗎?河陽的地主是如何對待長工的?在河陽，是“半夜雞叫”，還是“半夜雞不叫”、亦或兩者兼有?河陽這個著名“地主村”在解放前夕是何種生活狀態?這里的土改是如何完成的?這里的集體經濟是如何建立的?河陽的不同階層是如何看待土改和體驗“新社會”的?

　　又如，河陽人是如何經歷“四清”、“食堂化”、“大躍進”、“人民公社”和“文革”的?這里餓死人了嗎?改革開放和集體經濟的解體給河陽人帶來怎樣的機遇與挑戰?從毛澤東時代到改革開放，河陽人不同的家庭背景和家族文化稟賦對河陽人個體的發展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這里的經歷與高默波筆下的高家村可以形成什么樣的比較?最重要的是，在一個社會分層在過去和現在顯然都非常明顯的村莊里，我們能否以以上討論的“受苦人”“訴苦”的框架，抑或像高默波曾在高家莊所做的那樣，站在整齊劃一的“河陽人”立場上講“河陽故事”?當河陽人不得不承受鄉村現代化的代價，接納一個外來的移民村時候，他們是如何面對的?這又能體現何種村莊與國家的關系?當基于西方現代社會的政治選舉被引入河陽這樣一個比較“純”的單一宗族村莊后，它對社區的團結會產生何種影響?同樣重要的是，從歷史上的“學而優則仕”的道路到近現代河陽鄉村教育的變遷，我們可以管窺什么樣的國家與社會關系，這里的故事如何能分別在內容和方法上對現有中外文獻中關于鄉村教育的口述史研究進行比較?

　　從豐富河陽作為一個文化古村落的人文敘事的角度，我們希望知道，河陽村口那個“貢獻榜”上所列的近現代僅有的兩位河陽人做出過怎樣的貢獻?著名的河陽剪紙技藝的承傳人有何種經歷?河陽的戲班和民俗表演有怎樣的興衰歷史，這與村莊經濟組織形式的變遷又有什么樣的關系?河陽各界是如何看待文化遺產與現代化的關系的?他們是如何理解河陽當下經歷的一切的?

　　總之，作為一個千年古村落和曾經的“富貴村”、“地主村”，河陽故事必然是豐富和多面的。如果作為“富貴村”的定位屬于河陽古代和近代歷史的話，那么，從主流革命話語中的“地主村”到當下主流“鄉愁”話語中的“古村落”的演變，無疑是現代河陽故事的主線。不過，“地主村”中有佃戶，“古村落”中有現代——這是我們講述河陽故事所要把握的一個基本出發點，否則，我們就會陷入臉譜化和歷史本質主義與虛無主義的泥潭。同樣重要的是，無論是從河陽歷史起源的角度，還是從從未停息的村莊內外交流互動的腳步的角度——不管是古代河陽人走讀書做官的道路，還是明清時代和近代河陽人走外出經商致富的道路，更不必說今天河陽大批青壯年勞動力在兩廣和海南等地從事養殖業這個事實，河陽從來就不是一個封閉的村莊和與世隔絕的隱居地，而是一直在與外部世界的互動中得以延續的。

　　通過講述“河陽故事”，我們希望參與討論鄉村與國家、現代與“傳統”、鄉村與革命、鄉村與城市、農耕文化遺產和農民生活經驗之于當代中國道路、“生態文明”建設以及文化建設的意義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通過講述“河陽故事”，我們更希望河陽各界村民能更好地在“古村落”的保護和開發中表達他們的主體意識，從而更好地以“古村落”主人和共和國主人的身份走向未來。

(圖片：河陽村調研團隊部分成員合影)

　　六 如何講述河陽故事？誰來組織？有哪些模式？

　　作為通過記憶“拯救村莊”的新一波鄉村口述史努力的一部分，“口述河陽”被當做河陽文化建設的一部分已被提出過：幾年前，浙江省內一位大學教授就帶著學生來河陽做過口述史，一個包括河陽但是更為宏大的“口述縉云、口述河陽”的設想，曾經作為其所在大學和縉云縣的“戰略合作”內容被提出過。可是，當這一意向成為大學管理層希望從縉云這樣一個不發達的財政小縣拿到價值上百萬的“橫向項目”的機會的時候，這個項目就不了了之了。

　　因此，鄉村口述史注定是草根的，主要由學者興趣和情懷所驅動以及農民講述自己故事的意愿所支撐。它離不開“官、產、學”體制，但是，它不可能是這一體制的直接產物和優先資助對象，即使河陽這樣已戴上了歷史文化古村落光環的村莊也不例外。我們所從事的工作就是一個學院學術研究和草根鄉土文化建設相結合的產物。工作主要組織者趙月枝是加拿大國家特聘教授、中國傳媒大學的長江學者和縉云縣引進的浙江省“千人計劃”專家，得益于兩個國家科研資助體制和人才政策，同時，部分因為她生長于今天已成河陽行政村一部分的巖山下村，并在河陽接受初、高中教育，趙月枝不但把城鄉關系視角、鄉村問題、現代與傳統的碰撞等問題當作自己所從事的文化傳播研究的重要內容，而且把自己的研究項目定點在河陽。

　　雖然本項目沒有任何專項研究經費，但是，它的機構載體——縉云縣河陽鄉村研究院，是趙月枝在縉云縣委、縣政府支持下成立的一個從事鄉村問題研究和鄉村建設的民營非企業單位。

　　在這項工作中擔任主要訪談和書寫工作的項一中、麻松亙是對縉云當地人文歷史和農民問題有深厚研究的退休干部和歷史文化學者，他們都是口述史工作的自愿參加者。其中，項一中不僅是中國先秦史學會會員、浙江省史學會理事，而且在他的《仙境尋奇》一書中有專門一章寫河陽。其他團隊成員中，周春光是曾經在河陽工作過的縉云退居二線干部，對河陽當代的歷史很熟悉且有深厚的感情，他以河陽鄉村研究院副院長的身份義務參加這項工作;龔偉亮與白洪譚分別是趙月枝在中國傳媒大學的助理和博士生，他們對農民問題和口述史也有很大的興趣。

　　我們希望通過三種方式來組織河陽的口述史工作。本節討論前兩種模式，下一節集中討論最主要的第三種模式。

　　6.1 家人參與模式

　　第一種是家人參與研究與書寫模式。作為河陽鄉村研究院所倡導的參與式行動研究方法在口述史領域的嘗試，我們有意發動和指導年長的農民和他們的家人自己做口述史記錄。這一方法源起于一個偶然的機會：2015年7月初，我們在醞釀自己開始訪談農民之前，趙月枝得知河陽村民朱文益有主動向兒孫敘述自己故事的愿望。當時，朱文益的老伴因病將不久于人世。在此情景下，年邁的朱文益產生了強烈的向兒孫講述自己的故事、留下家庭歷史的愿望。朱文益生長在河陽一個擁有“十八間道壇”的大家族，在河陽村當過干部，是河陽村歷史的重要參與者和見證人。有鑒于此，我們把一部錄像機借給了朱文益的家人，教給他們錄像機的用法并囑咐他們盡量讓他系統講述自己的故事。朱文益老人熱情非常高，而且進入講故事的狀態相當好，在很短的兩天之內就把自己一生中最主要的故事講出來了。

　　從我們看到的錄像資料看，內容還是很精彩的。就這樣，朱文益老人向兒子的自敘成了我們這個項目組所收集到的第一份河陽口述史原始資料。鑒于朱文益家有兩個兒子是有大學學歷的中學老師，一位兒媳婦是本縣高中語文老師，我們動員他們把錄像資料整理成文字，然后納入我們項目，進行統一安排和處理，由我們或者他家人進行必要的補充采訪, 并以我們項目組和口述者相關家人合作的形式出版相關成果。基于一些老人有類似的自述訴求，也基于一些老人也有受過高等教育和從事文字工作的兒女，我們認為，這種參與式的口述史收集工作是可以在更大的層面復制的。

　　所以，接下來的工作，就是在河陽村進行一次摸底調查，找出類似朱文益家庭這樣的情況，對有興趣者進行一定的敘述基本要求、以及設備使用和筆錄注意事項等方面的培訓，然后由項目組負責統籌聯絡設備輪用、內容保存、記錄整理等事項，所得到的文字資料由項目組專人與相關家人協調處理，并且主管家人有最后的定稿和署名權利。這種方法不但能緩解項目組人力有限的壓力，而且讓口述史工作真正成為村民自己的工作，在最自然的家庭代際交流的語境下進行。

　　這里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是，面對兒女多的家庭，我們要保證所出面的家人有“代表”全家族處理家長口述史的資格，從而避免不必要的紛爭;其次，與其它任何形式的口述史敘述一樣，要讓敘述者盡量跳出把敘述變成留下家族“光榮歷史”的樸素動機，啟發敘述者盡量在具體的語境下與后人講述自己認為“不光彩”事件和經歷，從而讓敘述者在敘述的過程中，跳出固有的是非黑白判斷，獲得新的主體性。

　　6.2 村民集體追憶模式

　　我們嘗試的第二種口述史工作模式針對河陽已經去世的、在該村“貢獻榜”上有名的朱忠、朱祝巖兩位現代先賢。朱忠(1906-1995)可以說是全面見證了20世紀河陽歷史的“世紀老人”。更重要的是，朱忠的一生折射了以上兩部分中中國農民口述史文獻綜述和河陽故事內涵討論中的幾個重要層面。他生在一個河陽大家族，先為家庭經商，然后棄商從學，通過讀書從鄉村進入國家——先是作為一名公路工程師服務于民國政府，后作為被改造的舊社會知識分子成了人民共和國為數不多的高級工程師中的一員，在經歷各次政治運動的同時，參與編制了國家的公路路基標準和山東等地的油田和公路建設。

　　與大部分離開鄉土、安居城市的同代知識分子不同的是，1972年退休之后，朱忠回到了河陽，把十幾年的退休后時間貢獻給了河陽和周邊地區的現代化事業——從公路到橋梁，從大會堂到電影院，從化肥廠到絲廠，這位退休知識分子成了一位真正的“人民的工程師”。他所設計的現代化建筑——包括那座建于毛澤東時代的氣派的“河陽大會堂”和建于改革時代的河陽溪上的公路大橋——不僅成了今天這個“古村落”的不可或缺的現代部分，而且有關他本人的集體記憶也是河陽村落記憶的重要部分。無論是從知識分子和城鄉關系的角度，還是從一名從事工程技術的高級知識分子在新舊中國和新中國歷次政治運動中的經歷的角度，亦或是河陽人對知識分子與農民關系的角度，朱忠的故事都是有相當高的社會科學研究和河陽人文歷史價值的。在深入研究了通過朱忠家人所得到的他三萬多字的自傳和其他相關工作筆記和照片的基礎上，2015年7月，作為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中國傳媒大學以及河陽鄉村研究院“全球到村莊：傳播研究如何落地”項目中的子課題，我們通過焦點訪談組的方式，收集了河陽村民對朱忠的集體記憶。

　　在此基礎上，我們計劃整理和出版朱忠的專題研究論文和一部由他的自傳和河陽人對他的記憶兩部分組成的傳記性文獻。我們對河陽的另一位現代先賢朱祝巖所知甚少：河陽村的貢獻榜上只有一句記載他領導河陽人民修建水庫的功績的文字，但是，我們從河陽村大事記中知道，朱祝巖是河陽第一個“互助組”和此后的“低級社”、“高級社”等集體經濟組織的兩位創立者之一。

　　我們計劃先找朱祝巖的家人做有關他的口述，然后通過焦點座談的方式收集更多的河陽人有關朱祝巖的集體記憶。朱忠和朱祝巖的經歷應該是非常不同的——朱祝巖顯然沒有離開過河陽，但是，他們都是以河陽現代化建設者的身份被河陽人載入河陽“貢獻榜”的。盡管我們沒有為河陽人樹碑立傳的動機，但是，挖掘這兩個人的歷史，對理解20世紀的河陽、鄉村與現代化，尤其是1970年代中國農村在生產和生活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情況，有重要的意義。最重要的是，這有助于我們糾正當下“鄉愁”話語中關于河陽“古村落”的現代歷史虛無主義和文化本質主義偏頗。

(圖片：浙江縉云縣河陽村 趙月枝老師帶隊調研)

　　七 邊做邊學：河陽口述史“預試”經驗的初步討論

　　我們專門在這一節討論項目組主要成員自己正在探索的工作模式，因為這是我們工作的最核心、也是需要更多討論的部分。

　　從2015年7月啟動到9月中旬，我們本著“邊學邊做”的原則，完成了項目“預試”階段的工作。這一階段的工作內容包括請村干部和長老推薦第一批采訪對象，召開采訪對象動員會，由項一中、麻松亙兩位分頭采訪20多人次(每次兩個小時左右)并整理出部分內容，課題組結合現有口述史理論和方法文獻總結經驗，討論下一步工作等環節。基于這一階段的“預試”，我們就以下問題得出了相關體會，并形成了一些下一步工作的思路。

　　7.1 確立與采訪對象的權利關系

　　河陽村上上下下非常認同我們的工作目標，對我們的工作也非常熱情和支持。作為2015年暑期“全球到村莊”項目安排的延伸，我們在“預試”階段的采訪中，按村里“誤工費”的標準，給每人每次發勞務費。但是，在實踐中，我們意識到，與一般調研中的采訪不同，我們需要處理所采訪到內容的“所有權”問題——盡管這個問題沒有任何采訪對象向我們提出過，而且他們也不一定有這樣的考慮。在參考了一些文獻和其他口述史研究者經驗的基礎上，也考慮到河陽鄉村研究院的非營利性質和對口述史文獻出版無利可圖的預期，我們經過討論，決定通過與采訪對象簽署字據的方式，處理我們與被采訪者的權利和義務問題，從而避免今后有可能的糾紛。

　　7.2 選擇采訪對象

　　為了尊重村莊上上下下，也考慮到我們自己是外來者這一事實，我們先請負責村中事務的村委會副主任牽頭推薦第一批參與訪談的村民。基于我們的工作有“搶救”河陽歷史的性質，年齡是重要的入選條件。因此，第一批十多位采訪對象都是高齡村民，最高齡者94歲。不過，由村里提供的這批采訪對象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顯的：第一，正如趙月枝在第一次動員會上就注意到的，傳統的父權社會意識彰顯無疑：沒有一個采訪對象是女性，也就是說，河陽村的“另一半”是缺席的;第二，在村中有影響和有地位的長老，也即既高齡又因其威望依然影響當下村中政治的人物，是缺席的;第三，也許是基于河陽村干部下意識中還只有自己所習慣的“河陽村”的概念，所推薦的第一批人選中不僅沒有“移民村”的長者，也沒有任何巖山下自然村的長者。不過，第一和第三個問題已經部分隨著采訪工作的展開“自然而然”地解決：恰好研究院陪同項一中、麻松亙采訪的工作人員的外婆就是從河陽嫁到巖山下的八十多歲的朱金英老人。

　　在閑聊中，項一中發現這位老人“非常有故事”。朱金英不僅是一位“河陽女兒”和從青海“下放”回來的回鄉知識分子，而且還有其他兩個非同一般的身份：她已故丈夫曾經是巖山下村的“四類分子”，后來又是村干部，而她自己則是毛澤東時代村里的接生員。隨后，通過走訪村中的老人活動中心等方法，項目組又采訪了巖山下村91歲高齡的退伍軍人和民兵連長施朝寶、女村民施冬梅、前大隊會計趙松其等人。

　　這幾位老人，加上小時候為同村更富裕的家庭當過放牛娃、后來當了村革委會主任和大隊長，但因哥哥被抓壯丁到臺灣一直沒能入黨的盧風乾，和作為“四清”婦女積極分子入黨并因為丈夫“倒插門”一直沒有離開巖山下的趙仙英，就基本上涵蓋了巖山下各界“最有故事”的村民了。兩位“外來者”通過自己的努力，在巖山下“自然而然”找到“有故事”的采訪對象的經歷，也為項目組在河陽尋找更多的“有故事”的采訪對象積累了經驗。

　　針對第二個問題，我們的考慮是，采取先易后難的方針，在做完一定數量的對年長普通村民和早已遠離村中權力關系網的老村干部的訪談后，再爭取個別訪談至今依然在河陽政治中有影響的村中長老。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希望向被采訪者說明，我們最主要的是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研究河陽。我們不是河陽村的官方“史官”，更不是任何個人恩怨與是非功過的評判者。由于我們現在的工作計劃已經非常龐大，我們沒有計劃把“移民村”包括到項目中來;但是，我們可以考慮在涉及河陽村因如何接納這批移民與政府產生沖突的事件中，有限度地采訪“移民村”中的代表性人物，以此獲得移民們的視角。

　　當然，項目組對村中推薦人選也要逐一斟酌，一方面，優先考慮曾經積極參與村莊自治的口述者，優先考慮記憶與敘述能力突出的口述者，優先考慮處于關系網節點的口述者。同時，我們還要重視那些被人稱作“一輩子沒有什么可講的”的普通人的歷史，避免農民口述史“鄉賢化”的精英主義傾向。

　　7.3 增強采訪的深度和系統性

　　作為摸底和初步探索，項一中、麻松亙兩位選擇以個體村民的生活經歷為切入點對采訪對象進行采訪，而且采訪基本是以開放性的和拉家常的方式展開的。在采訪第一批河陽村民的過程中，他們發現，雖然有非常生動和豐富的故事，但有幾位村民因文化水平和年齡的因素，所講的故事流于表面化并且重復性大，進一步深入有一定的難度。如何克服這個問題?除了尋找新的采訪對象外，在放棄這些采訪對象前，我們是否有必要反思采訪者用以引導訪談的問題本身可能隱含的封閉性、所關注問題的知識分子視角和在“文革”、“大躍進”等問題上因受現有主流城市知識精英敘事的影響而無意中關閉了被訪者有關自己的經歷的記憶閘門？

　　另外，采訪者作為外來“知識分子”的地位給這些年長村民所形成的要講所謂的“重要事情”的壓力，也可能導致被訪談者不能像朱文益老人面對兒子時那樣從容和自信地娓娓道來。因此，考慮到被訪談對象也許需要更多的具體提問或者換一種開啟記憶閘門的方式和語言，甚至定義歷史時間的方式，也考慮到力求提問的系統性和盡量克服訪談者自己難以避免的傾向性，我們在總結“預試”階段經驗和研究河陽村大事記的基礎上，按不同的年代和主要事件、并結合河陽與巖山下不同的村況(如巖山下在八十年代曾有過非常活躍的村辦和私人企業)，提出相對系統的采訪參考提綱，希望以此來引導下個階段的采訪。

　　在總結中，我們也認識到，在做了一定程度的個體采訪后，我們可以就土改、大躍進、文革、學大寨、分田到戶、接納移民、外出養鴨和養蝦等主要事件，組織焦點組集體訪談，以便村民們在相互交流中開啟記憶的閘門。當然，我們也需要注重把口述資料和文獻檔案相互驗證，把不同口述者的口述資料互相驗證，以及在整理資料發現問題時啟用二次采訪、重新驗證等問題。

　　7.4 保障技術支撐和采訪的相對私密性

　　在每次錄音前，一定要調試錄音設備，保證它們處于工作狀態。新買的錄音筆尤其如此，名牌也不一定可靠：這點我們已經有深刻的教訓。同時，為了今后文獻出版的需要，要保證每次采訪，或起碼每個采訪對象和場景都有照片記錄;最后，為了今后做記錄片等備用，要盡量全程錄像。但是，無論是錄音和錄像，現場文字筆記都是最重要和最不可缺少的。這當然對工作所需的人力和設備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所幸的是，鄉鎮機關、河陽管委會和村干部都非常支持，也表達了支持的意向。畢竟，我們的口述史工作與當地政府部門的工作相輔相成，也是村檔案室收集珍貴村史資料的機會。當然，我們也非常清楚地意識到村中復雜的權力關系，尤其是當下因河陽古民居開發中的利益糾紛所引起的村中精英分裂、干群關系緊張和不同村民派別之間出現矛盾等問題。

　　因此，我們不但不可能也不應該把口述史的工作等同于村中的文化建設工作，而且需要力求把我們的工作與鄉鎮、管委會的工作和村中的政治相對分開。正是出于這樣的考慮，我們避免采訪過程被圍觀，甚至有人插話的現象，把采訪的地點選擇在私密性比較好的“移民村”的一個辦公室，以便被訪者暢所欲言。當然，如上所述，我們也會以焦點組的方式組織群體訪談，讓村民在充分的交流中提供有關事件和人物的集體記憶。

　　7.5 語言

　　不管被訪對象能否說普通話，縉云本地方言無疑是收集原汁原味和最生動和最全面的口述史的首選語言。這就帶來一個很明顯的局限：除非特殊情況，我們只能依靠會講縉云話的學者和學生做這項工作。同時，也由于縉云是個小縣城，不可能有從縉云話錄音轉為文字的商業性服務，我們只能靠項目組成員自己做繁重的采訪錄音的文字整理工作。這無疑加重了我們的工作量，也提醒我們不能在項目規模上好高騖遠。

　　不過，從項一中和麻松亙整理的文字材料看，部分夾帶縉云話方言，加以相應的普通話解釋的處理方式，雖然工作量非常大，但是能明顯增加口述史的生動性和原汁原味的現場感。當然，考慮到我們希望自己的成果被縉云方言讀者群以外的更多讀者所接受，我們也不能在書寫時過多使用縉云話——這里關鍵是找到易讀性和可讀性的平衡點。

(圖片：調研團隊在縉云縣村莊走訪)

　　八 簡短的結語

　　阿倫特(Arendt)曾言：“任何哲學、分析、格言，無論多么深刻，在意蘊的豐富和強度上，都不能跟一個恰當講述的故事相比。”人類學意義上“講故事”的最大魅力，正在于“這種方法具有強大的‘去蔽’能力，能夠產生顛覆正式文本的思想沖擊力”，口述歷史是這樣，農民口述歷史更是如此。

　　正如河陽鄉村研究院聯合北京、上海的學術機構為2015年3月在縉云召開的首屆以“重構平衡互哺的城鄉關系”主題的“河陽論壇”暨“鄉村、文化與傳播學術周”所發出的征文啟事開篇所言：鄉村是“傳統中國安身立命的所在”，是“近現代中國革命與變遷的焦點”，是“當代中國劇烈變革的前沿”，“更是探索中國未來發展的關鍵”。多次到過河陽的中國國家行政學院鄉村文明研究者張孝德，更是從人類需要糾正城鄉關系嚴重失衡的高度，呼喚“鄉村文明的復興。”在他看來：“鄉村有大乾坤，鄉村文明復興是事關人類文明的天下大事。從鄉村文明復興中重構城鄉兩極文明的新關系，是當下人類走向生態文明新時代的歷史必然。” 基于文明史和近現代政治經濟史的學術視野，反思城市/西方中心主義、“以農村為方法”的知識自覺，是我們開展農民口述史工作的出發點。

　　農民是鄉村的主體和人民共和國的主人，河陽既是一個國家級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又是縉云縣“美麗小鎮”建設的重點培育對象。由此，做好河陽農民口述史工作，尤其是挖掘河陽在20世紀以來的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中的歷史，在自下而上書寫現代中國歷史和對這個千年古村落進行“活態保護”的機遇和挑戰中，就有了前所未有的急迫性以及社會科學和人文歷史研究價值。

　　正因為這樣，我們胸懷抱負，腳踏實地;我們克服困難，敢于探索;我們注重總結，邊學邊干。面對這項艱巨的民間文化工程，我們既盡力而為，又深知“功成不必在我”，甘愿成為(有朝一日)匯成的關注鄉村、關注農民主體性洪流和火焰中的一滴水和一捧薪。

　　我們希望同時用心、用腳和用手去書寫河陽人的歷史，講述他（她）們的故事，并在講述他（她）們的故事的過程中，重新“發現”歷史，重新理解村社共同體和討論這一共同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構的可能，也重新認識我們自己——一群從農民中走出來的學院體制內外的文字工作者。

　　本文執筆人為“縉云河陽農民口述史項目組”成員：趙月枝，西門菲莎大學加拿大國家特聘教授、中國傳媒大學教育部長江學者講座教授，縉云縣河陽鄉村研究院執行院長；龔偉亮，中國傳媒大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白洪譚，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博士生。

　　因篇幅限制，引注從略。本文收錄于《口述歷史在中國.第一輯，多元化視角與應用》，林卉，劉英力主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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