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關鍵在于兩個突破

　　智廣俊

　　鄉村振興是黨中央提出的新戰略，深得民心，為農村工作指明了前進方向。我認為要實現鄉村振興，必須在農業生產經營方式上要所突破;必須在農村管理體制上有所突破才行。這兩個突破，是鄉村振興能否實現的關鍵所在。

　　一、農業生產經營方式上要有所突破

　　馬列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是辯證關系。首先，生產力的狀況決定生產關系的性質。生產力是生產關系形成的前提和基礎。生產關系是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建立起來的，是生產力的發展形式，它的性質必須適應生產力的狀況。其次，生產力的發展決定生產關系的發展和變革。生產力是生產方式中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經常處于變化和發展之中。與生產力相比較，生產關系則更具有相對穩定性。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生產關系對生產力有重大的反作用，它會起著束縛或解放生產力的作用，起著阻礙或發展生產力的作用。

　　用這種觀點審視農村包產到戶生產責任制，就得承認這種生產方式只適合牛耕時代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與機械化、電氣化、化學化為特征的現代化農業格格不入。現代化農業是一種規模經營，在家庭小農生產條件下無法實施。包產到戶以來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人民公社時期修建的大型農田水利工程遭到了廢棄，大型拖拉機等機械成了一堆銹鐵，農業生產力能提高嗎?一戶農民分了三十畝土地，分成五六塊之多，農田分割的這樣支離破碎，這是古今中外從來沒有過的現象，想在這種土地狀況下搞農業現代化，比在麻袋上繡花都難。包產到戶的典型小崗村，經各級政府大量輸血扶持，依然是稀泥摸不上墻，而華西村、南街村等幾個轉制漏網之魚，采用集體經營卻取得輝煌的成就。正反兩方面的典型事例就證明了這一點。我國農業生產效率不高，農產品缺乏市場競爭力，生產不出質量放心的農產品，已經表明了包產到戶生產模式的失敗。

　　農業包產到戶生產模式的局限，沒有發展前途，已經是社會各界人士的共識，但開出的藥方有的卻大相庭徑。有人主張，農村土地實行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轉讓者的使用權三權分離，通過虛化集體所有權，強化農戶土地承包權，促進土地流轉，變相買賣土地，實現土地集中規模經營。這種方案可以行得通。但是，弊端不少，后患嚴重。表現在：1.把土地流轉到類似美式農場主手中，或地主莊園主手中，農業生產力是可以提高的，畢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要比小農生產方式先進。但土地流轉到資本手中，破壞了廣大農民共同致富的社會主義基礎，拉大了貧富之間的差距。2.失地農民很容易落入貧困中，加大了扶貧工作的工作量。3.政府和集體喪失了對耕地的監管權，容易造成新的土地撂荒，各地已經出現經營者一旦從土地上不能獲利，就把流轉土地撂荒的現象，這種現象在全國各地比比皆是。4.強化了農民土地承包權，在土地流轉過程中，容易產生拒絕流轉承包地的釘子戶，村里一旦出現這種釘子戶，就攪黃了村里整塊土地的好事，影響了多數人流轉土地的收益。造成流轉土地的不暢。5.加大了流轉土地者的經營成本，抬高了農產品的價格，從而喪失了我國農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

　　另一種主張是：強化集體組織對土地的管理權，在不違反包產到戶的制度下，將分到農戶手中的土地股份化，村組織對土地實行股份制集體管理，具體經營形式有多種多樣。有華西村、南街村模式，有農民專業合作社模式，有塘約村模式;也有集體雇工耕作經營，村民按自家承包地的數量，分擔生產費用，分享種地利益的收入。也有將集中收回的土地，集體再發包轉讓經營，農戶分享比自個轉讓承包地多得多的轉包費。對于那些想自家經營的農戶，也不排斥，村里可以通過調整土地的方法，將農戶零散的承包地調整成一塊地，便于村民一家耕作，也便于村里土地整塊流轉，提高流轉費。

　　顯然，后一種主張比前一種方式更加合理，更加簡便易行，更加有利于農業生產力的發展。總而言之，包產到戶形成的家庭小農生產模式必須進行改革，否則，適應不了農業現代化的要求，窒息生產力的發展，我國農業生產就沒有出路。

　　二、必須在農村管理體制上有所突破

　　人民公社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列主義普遍原理，結合中國具體國情創造出來的一種農業生產經營制度。黨和政府通過人民公社組織，把一盤散沙的農民組織起來，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了史無前例的偉大成就，將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建設成初步實現了四個現代化的強大國家，為改革開放奠定了物質基礎。但是，人民公社制度雖然設計的很美好，取得的成就巨大，但教訓也很深刻，我們未能從根本上解決了農民吃飽飯的問題，農民群眾對此有所不滿，人心思變。為什么會這樣呢?我個人覺得，關鍵在于人民公社沒有很好地執行《人民公社六十條》綱領的規定，政府在工作中很大程度上剝奪侵犯了農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地位，官僚主義嚴重，將人民公社演化成官辦組織所致。比如，大躍進時代的放衛星，購過頭糧，學大寨時期不計成本的上馬農田水利建設工程，其中很大一部分屬于勞民傷財的花架子政績工程，這就是長官意志作怪，不顧農民意愿的典型事例。政府對生產隊管理的太死板，扼殺了廣大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和創造力。

　　從這個意義上講，實現包產到戶有其歷史的合理性，有解放生產力的積極作用。但矯枉過正，不顧各地農村具體情況，不顧及各地農民的不同意愿，一刀切強制性地實行包產到戶，顯然是不合適的。包產到戶在剛開始幾年，是增加了糧食產量，但以后每況日下，糧食增產只是統計上的數據，我國糧食進口逐年增加卻是無法隱瞞的真實，農民負擔特別的沉重，大批農民逃避稅費外出打工，村里出現了大量撂荒地，撂荒地在中西部地區占總耕地面積30%之多，這種情況至今存在，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現象。農村百業凋零，日漸蕭條，出現了大量的貧困戶，政府不得不開展任務艱巨的扶貧工作。農村宗教勢力膨脹蔓延，破壞了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理想的信仰，影響到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農村出現了黑惡勢力，黨中央不得不部署打黑除惡。為什么會發生這樣嚴重的社會問題呢?因為，我們治理農村的方式出了大問題，已經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地步了。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里，一個文明成熟的村莊，雖然多數土地被地主、富農占有，有少量自耕農，多數農民屬于地主的佃戶和長工。但村里也有公田的存在，比如廟田、校田、祠堂田、鬧紅火玩意兒田、埋窮苦死人的義田，這些公田約占村里土地面積的8%。蒙古人不種地，族里還建有一群公有的羊群，其收入用于族里祭腦包。村長和族長就利用公田的收入來辦理村里的公益事業。而我們的一些自稱搞社會主義的人卻見不得村里有公有的東西存在，一定要分光吃盡。一說搞點有關集體的事就抽筋，其胸懷見識還不如一個封建地主高。村里喪失了造血功能，還能產生內生動力嗎?干部還能有效地治理村莊嗎?農村還會有發展前途嗎?

　　我在鄉村工作了四十多年，在包產到戶頭二十幾年，村干部每年只有幾百元的補貼，他家卻承擔著招待下鄉干部吃飯住宿的義務，村干部要配合下鄉干部向農民催交公糧、催稅收、催計生罰款的責任，真是苦不堪言。后來村干部不用催繳稅費了，政府每年給的補貼也多了起來。但村干部的工資補貼來自政府，與村里沒有一點關系。村干部首先要為政府服務，村干部和村民關系難免會生分起來。多數村干部是想為村里辦點好事實事，但他手里沒有資源可用，沒有資金可花，無能為力，也就只能無所作為了。

　　有人將土地延續承包三十年，說成是讓農民吃了定心丸。對進城農民來說，他們是吃上了定心丸，他們雖然離村了，但還可以坐吃轉包土地的紅利。但對農業發展來說，此舉沒有什么積極意義，70%的進城不種地的農民擁有了土地的承包權，會對農業生產產生積極意義嗎?村里種地農民也只有那么一點土地資源，他們想在農業生產上有所作為，有條件實現嗎?

　　黨中央剛宣布土地承包制延續三十年，我就在第一時間在網上發表了《農村土地承包地繼續延續三十年的積極意義》一文，因為我認為，土地再延續承包總比土地實行私有化好，而土地重新由集體來經營的條件還不夠成熟，只能如此。但是，我認為土地承包延續三十年，不應該只有確權到戶一種形式，以股份制的形式把農民承包到戶的土地收歸集體，因地制宜，按照多數村民的意愿采取靈活經營方式，也是一種方法，我在前面已經提到了好幾種具體經營模式。村里有些戶死絕了，有的戶已經在大城市落戶了，村集體可以收回這部分土地，對收回的這部分土地，我建議就留作村里的公田來使用，其收入用于辦理村里的公益事業。或者用來搞扶貧。

　　以集體股份制的形式來管理使用村里的土地資源，將土地集體所有權落實到位，村干部就有了用武之地，村子才可以煥發生機。撂荒地現象就可以一舉解決。如果，將農民承包地的權益神圣化、固化了，有個別村民執意把承包地撂荒，不僅縣鄉政府無能為力，就連農業部的部長也束手無策，豈不荒唐。農業部說，要出臺解決撂荒地的政策。不管你想出什么辦法，不落實村集體對土地的管理實權，任何措施都是美麗的空話。農民把承包地撂荒了，改作非農用途了，村集體把他的承包地收回，就完事了，就這樣簡單。

　　按照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規的規定，進城定居的農民，即使戶口已經遷居城市(不包括設區的大城市)，其在村里權益不受絲毫影響。中央這樣安排也許有著更深一層的考慮，我在此文不想論及。但建議中央應該考慮到，進城農民與定居在村里的農民的權利和義務要有所差別才對，他們之間已經有了不同的利益訴求。比如，村里的路壞了要修，外出的農民就不想攤錢，如果啥事都要取得村里大多數村民的意愿才能成行，修路的事很可能就辦不成了。而且，啥事都要征求外出農民的意見，辦事成本太大，程序漫長，啥事都別想辦成。村里的福利享受也應該有所差別才對。如果對實現股份制管理的土地產生的利益分配，按照定居農民、外出打工農民、戶口已經遷出的農民，在利益分配上有所區別，農村扶貧任務一下子就大大減輕了，留在村里的農民充分利用村里的資源，他們的日子一定不難過，多數村子自己就可解決村里貧困戶的幫扶任務。村干部有了對集體土地管理的實權，就便于行事。比如，在貧困地方，村民集體決定將村里的大部分土地轉包出去，村集體就可以在發包土地時附設一個條件，承包土地企業優先雇用本村人勞動，這就為留村農民找到打工的出路。

　　按照毛主席在《矛盾論》一文的論述，事物的發展是內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結果。內因是事物變化發展的根據，外因是事物變化發展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搞好農村工作，關鍵在于調動發揮農村內在的積極因素，培養農村內在的造血功能才行。國家對農村的投資，包括扶貧投資巨大，把這部分投資以政府投資的形式打入村集體經濟中，效果一定會更好。把扶貧資金發到村集體手中，一定比扶貧單位自己使用效果更好。改變農村的管理工作，首先應該從建立村里的公有、公益事業著手，沒有村集體經濟的存在，村干部就難有作為。沒有村集體經濟的存在，村民就沒有共同致富的平臺。不要對基層村干部歧視，對他們求全責備，他們待遇太低，任務過重，對那些經濟空殼村的村干部來說，他們往往是在自己家里接待下鄉干部吃宿的，他們是以理想情懷做人的本分來工作的。村干部可是一個費力難討好的崗位，而村干部正是農村發展的帶頭人。

　　設計良好的農村社會制度，農村才會產生有作為的人才，村鎮組織才會產生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才能有效地治理鄉村，鄉村才能有規劃發展的藍圖。搞好農村振興工作，要從改變農業生產方式和農村管理方式入手，這才是根本治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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