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人跟轉基因打交道，掐指一算，竟有幾十年了。現在基本都知道：“轉基因生物”的英文名叫GMO(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在基因層面上被修飾了的生物。也常舉例——把蘇云金桿菌(細菌)產生Bt毒素的基因轉到作物(植物)里，經歷了跨“界”的、不同物種間的基因移植，其產物“Bt抗蟲作物”就是典型的轉基因生物。

　　然而，沒有跨物種的諸多更加微妙的“基因修飾技術”，是屬于、還是不屬于——“轉基因技術”呢?正如近年，陸續聽到“分子育種”、“基因重組”、“基因編輯”、“基因敲除”等新說法，并且由于不涉及外源基因，它們被判斷為“非轉基因的傳統育種技術”，其作物亦非GMO。當然，也有一些聲音堅持說，基因編輯等技術毫不例外就屬于轉基因技術，這是生物學常識。那么到底該如何判斷、劃歸和監管呢?有沒有一個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機會?

　　有的，西方的獨立科學家們一起來科普了。今年9月底，在歐洲的一個名叫“ENSSER”(歐洲社會與環境負責任科學家網絡)的網站上，61位具有相關博士學位的專家、學者就“新型基因修飾技術”發布了一份詳實的聲明，標題為《ENSSER關于新型基因修飾技術的聲明：新型基因修飾技術的產品應作為轉基因生物而嚴格監管》。當地時間11月14日，他們又在《聲明》下添加了中文版。詳情往下翻。

　　機構簡介

　　ENSSER，全稱為European Network Of Scientists For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歐洲社會與環境負責任科學家網絡)，匯集獨立的科學專家，對現存的和新興的技術進行批判性評估，推動有利于公眾的科普。官方網站見ensser.org

　　《聲明》來源：ENSSER官網;

　　《聲明》原文地址：https://ensser.org/news/ngmt-statement/，英文版和中文版PDF的下載地址在鏈接底端;

　　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封面圖來自ENSSER官網，其余圖片來自國內網站。

　　正文

　　譯者的話

　　自轉基因作物問世以來，一直爭議不斷，其安全性在科學界從未獲得共識[1]，相反，大量已經發表的科學研究發現它們會給人類和環境帶來危害[2]，而世界各國的反轉運動也從未消停，由此，第一代插入外源基因的轉基因作物和“轉基因”一詞已讓消費者避之不及。

　　而近年來，以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為代表的新型基因修飾技術正在登上舞臺，其特點是利用各種新型基因修飾技術對作物基因組進行人工修飾，從而向作物中引入所需要的性狀，但最終產物大多數并不含有外源基因。也因此，這類新型基因技術作物的開發者極力否認它們是轉基因作物，試圖撇清它們與“轉基因”三個字的關系，并創造出各種新名詞，一方面繼續忽悠民眾，另一方面試圖逃避政府對轉基因作物的監管。

　　事實上，轉基因生物(GMOs)對應的英文是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即基因修飾生物，上述對作物基因組進行人工修飾的新型基因修飾技術仍然屬于這一范疇，所得產物當然還是轉基因生物。這也符合世界衛生組織對轉基因生物（GMOs）的定義：轉基因生物可定義為遺傳物質(DNA)被以自然交配和/或自然重組之外的方式而改變的生物(包括植物、動物或微生物)[3]。

　　使用新型基因修飾技術獲得的作物也與第一代轉入外源基因的轉基因作物一樣存在危害風險。以前，轉基因推崇者口口聲聲告訴我們轉基因育種過程是精確可控的，現在為了推銷新型基因編輯作物，他們羞羞答答地說了實話：“轉基因導入的基因片段在受體基因組中插入的位置是隨機的，并不固定”---也就是說不是精確可控的;一轉身他們又信誓旦旦地告訴我們：“基因編輯技術對基因的編輯是可控的、精準的”[4]。以前他們撒了謊，現在的話就可信了么?

　　他們沒有告訴我們的是，基因編輯技術普遍存在脫靶效應。今年5月份在《自然》雜志旗下《自然方法》上發表的研究文章發現，經過基因編輯的小鼠，出現了超過1500個單核苷酸突變和超過100個較大的基因刪除和插入，而用研究人員常用的篩查生物基因組可能發生脫靶效應的位點的計算機算法，未能預測出任何一個這樣的突變。這給基因編輯作物的安全性評估帶來了新的啟示，可參看筆者翻譯的文章：《CRISPR誘發的突變---它們對食品安全意味著什么?》[5]。

　　目前世界各國對基因編輯等新型基因修飾技術作物如何監管尚沒有明確規定，處于無法可依的狀態，迄今為止世界上也還沒有任何基因編輯作物進入商業化種植。去年美國農業部放行了一個不會褐變的基因編輯蘑菇，因為農業部認為它不在其監管范圍內[6]。消息公布后，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簡稱FDA)主動介入，要求該蘑菇的華裔開發者提交資料供安全評估，雖然FDA評估是自愿性質的，但是該開發者已經同意提供[7]。對這類產品該如何監管，在美國尚處于討論之中，中國也沒有制定具體法規，政協委員崔永元在今年的政協大會提交的提案，就呼吁盡快立法監管基因編輯作物[8]，國內轉基因科學家正在大力開發基因編輯作物，立法管理迫在眉睫。

　　在歐盟，如何監管基因編輯作物也處于討論之中。9月28日，歐盟委員會組織了一個針對新型基因工程技術(包括基因編輯、生物合成等技術)的利益相關者會議，討論如何監管新的基因工程產品。與會的國際有機農業聯盟歐盟代表說：“有機業界的態度很清楚，所有新基因工程技術毫無疑問都應該被看作為能產生轉基因生物的轉基因技術，應該納入現有的轉基因相關法規的監管范圍。沒有任何法律或技術理由將這些新技術排除在當前適用于轉基因的風險評估、預先批準、強制溯源和標識之外。對這些新基因工程技術不進行監管，將會危害有機農業確保無轉基因的能力，威脅農民和消費者不使用這些新的轉基因的自由。歐盟委員會應該保證在擁有檢測手段之前，不允許這些新基因工程技術產品上市，歐盟應該撥款資助開發相關檢測方法的研究。”[9]

　　由于爭議的存在，歐盟監管機構已經多次推遲作出決策，目前只有德國環境部長宣布必須按照歐盟轉基因法規嚴格監管基因編輯作物[10]。而轉基因利益集團也利用這一監管空白，大力開發新型基因修飾作物，試圖規避政府監管，同時開動宣傳機器，否定新型基因修飾技術產品與轉基因的關系，并積極游說監管機構，希望后者制定寬松的監管法規、甚至放棄監管。

　　在這一背景下，歐洲社會和環境責任科學家網絡（ENSSER）于2017年9月底發表了科學家的聯署聲明(目前已有61位擁有相關博士學位的專家學者教授簽名)，澄清了新型基因修飾技術與第一代轉基因技術的概念和關系，敦促監管機構將新型基因修飾技術的產品作為轉基因生物而嚴格監管，同時制定出針對開發過程和最終產品的監管法規。而了解到在中國這一世界最大轉基因產品進口國，民眾對轉基因和包括基因編輯在內的新型基因修飾技術的認識還存在概念模糊的情況，特別邀請譯者將其共同聲明翻譯成中文，放在其網站上供下載，以幫助中國人民提高對新型基因修飾技術產品的認識。

　　事實上，該類產品具有更大隱蔽性、迷惑性，不易檢測，利用這類技術更容易迅速開發出數量眾多的“基因編輯”作物再通過“雜交”育種隱瞞其“轉基因身份”;它帶來大量非預期突變，沒有任何科學證據證明它們比第一代轉基因作物更安全;同時由于其便宜且易于操作，極易被有心之人利用來制造生態災難。因此“基因編輯”等作物具有比第一代轉基因作物更大的潛在風險，不僅必須對最終產品進行監管，而且必須對開發過程的每個環節進行監管，以免造成全局失控的危機。

　　譯者感謝ENSSER的信任，同時感謝陳一文顧問對譯文所作的校對。

　　@jrry86，2017年11月23日

　　聲明原文（中文版）[11]

　　ENSSER關于新型基因修飾技術的聲明：新型基因修飾技術的產品應作為轉基因生物而嚴格監管[12]

　　2017年9月27日

　　(置于ENSSER官網首頁的《聲明》摘要)

　　新型基因修飾技術(NGMT)得到越來越多的開發和應用，以產生新品種糧食作物和家畜。它們也應用于其他目的，例如開發基因驅動[13]。它們包括但不限于：CRISPR-Cas / Cpf，TALENs，鋅指核酸酶，寡核苷酸定向誘變，同源轉基因，轉基因嫁接，和RNA介導的DNA甲基化。這些技術有時被稱為“新(植物)育種技術”(NBTs或NPBTs)[14]，其中一些也被稱為“基因組編輯”或“基因編輯”技術(CRISPR-Cas / Cpf，TALENs，鋅指核酸酶，寡核苷酸定向突變)。這些基因組改造工具也被用于加速合成生物學的發展，因為這些發展的目標之一是將新的生物化學途徑，也就是說新的特性，轉入從病毒、細菌、植物到動物的生物體中[15]。在醫學上，這些方法被看作是可以帶來前所未有的基因修飾的重要工具，而在其他學科上，倡導者們似乎認為它們在應用于其他領域時應該采用不同的標準。我們這里所說的環境應用就是這種情況，包括農業、以及對多種其他生態現狀的治理，例如以昆蟲為媒介的流行病、雜草控制等等。下面的簽名者們認為，NGMT產品應作為轉基因生物來嚴格管理。

　　支持者說

　　NGMT不應被當作轉基因生物來監管

　　NGMT在環境應用中的倡導者聲稱，通過這些技術產生的病毒、微生物、植物或動物實質上不是轉基因生物(GMO)，因而不應按此監管。例如他們宣稱，通過對一個或多個DNA序列的表觀遺傳操作而改變較小的[16]堿基單位并由此獲得功能改變，不管后果如何，在農業中都不應該被監管，因為突變也會自然發生。NGMT的支持者現在正在大力游說，以阻止對這些技術產品進行監管，或要求至少授予它們“基于產品，輕觸式”監管狀態。這些努力旨在減少或避免上市之前的安全評估以及上市后的標識或監控，以促進快速營銷。 “基于產品”(有時稱為“基于性狀”)的評估是美國“去監管”政策的支柱，明確讓產品免于監管。它只關注理論上對基因組進行干預的預期結果，忽略或否認基因修飾過程中固有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及其釋放后的實際狀況以及間接的負面影響。

　　支持者希望從預先防范轉向“有害證明”

　　接受這種去監管的努力意味著廢除基于“預先防范原則”的歐盟監管手段。也意味著采用美國的做法或與之相協調，后者就是放松監管，這里我們稱之為“有害證明”原則。這將把證明有害的責任放在被傷害者的肩上。在這種觀點下，損害以及它與問題產品或過程之間的因果聯系，必須由受害者進行有效和科學高標準地證明。然而，我們建議，為與歐洲環境署完全基于證據的方法[17]保持一致，應該要求這個過程的開發者、推動者或受益人來證明，所有相關的健康和環境可持續性方面進行的嚴格的獨立的科學研究，都顯示無害的證據。

　　NGMT支持者

　　提出的證明其立場是合理的論據

　　以下這些關鍵點被用來爭辯為什么對利用NGMT為環境應用所開發的生物體和產品，需要“去監管”、免于監管或“基于產品，輕觸式”監管：

　　監管機構應該僅考量NGMT“事件”最終產品中存在的預期性狀[18]，而不應關注整個生物體內產生這些“事件”的過程，無論是病毒、微生物、植物還是動物。

　　在大多數NGMT事件中，外源DNA在操作結束時都不存在。

　　通過基因組編輯方法造成較小的DNA堿基單位變化，從而或敲除(消融、失活)某個基因或修改某個基因的蛋白質或RNA產品的功能，這些都仿效了通過隨機突變而自然發生(即沒有人類干預)的情況。

　　所預期的DNA或RNA的變化是精確和單一的，即在目標生物體中基因組很少或不發生其他改變。

　　NGMT“事件”的結果是可預測的，所預期的變化將不會與其他基因或代謝途徑或生物整體相互作用。因此，通過這些過程獲得的產品是安全的，無論是食品還是屬于農業或環境體系的生物。

　　最后簽名者不接受這些說法

　　我們這些簽名者，質疑這些說法，認為它們在科學上不成立。我們認為，NGMT確實是遺傳修飾技術(因為它們通過表觀遺傳或其他改變來修飾遺傳物質或基因功能調節)，因此這些方法產生的生物體在邏輯上是轉基因生物(GMOs)。

　　我們斷言，這些技術的應用會帶來人類經驗中可能前所未有的一系列結果：

　　即使接受這些技術的某些產品可能與無人為干預的生物體無法區分，它們也不必然如此，而且這也與保護公眾無關。

　　這些技術可以應用于一系列增量變化，其中某些變化有可能與自然中單獨產生的那些變化無法區分，但集合在一起就是地球自然界完全未知的。基因組編輯NGMT正在發展成可同時和/或連續使用，因此可以同時修飾多個遺傳序列，或者對單個或不同基因序列進行連續修飾[19]。因此，即使每個改變單獨來說都很小，但變化的總和卻可能導致產生出與非轉基因原體實質不同的生物體。這樣的生物體與親本之間的差異，可能等同于用“常規”轉基因遺傳修飾技術得到的生物體與親本的差異，甚至差別更大。

　　泛泛地說使用NGMT來改變基因組與未經過人為干預而自然發生的情況在分子水平上是等同的，這種說法既沒有科學證明，也無科學文獻支持。僅僅檢視一系列干預過程的一個結果(即預期的核苷酸序列)，作為上述說法的最終證據，這是無效的。

　　即使最終產品中沒有外源DNA殘留，生物體本身的DNA或RNA的預期遺傳或表觀遺傳改變也是可以檢測到的。

　　當這些技術應用于某些生物時，脫靶、非預期改變頻繁發生，據我們所知，在任何生物體中都不能排除會發生。已發表的研究中記錄了這些，特別是針對基因組編輯NGMT的情況[20]，[21]。近期的研究發現基因組編輯NGMT在靶位點和非靶位點都會誘發突變[22]，[23]，[24]。這些研究結果表明，我們還不了解這些方法引起DNA序列變化的所有機制，也不知道動植物之間或亞群體之間的差異程度。這削弱了我們完整預測這些過程所帶來的結果的能力。雖然不同的論文可能使用不同的術語[25]，但目前認知到的脫靶效應包括：

　　- 預期的改變產生了非預期的效應。例如，如果這種改變使得一個酶的活性或特異性產生變化，則可能導致其催化或引發不同于預期的生化反應。

　　- 除目標序列之外，其他DNA或RNA序列出現非預期改變或發生突變。這些脫靶效應已多次被記錄在案[9]，[10]，[12]，[13]，而未發現脫靶效應的情況，則往往是沒有對基因組DNA進行完整測序以檢測其是否存在[26]。

　　在DNA，RNA或蛋白質水平上發生的脫靶效應可能導致生物體出現非預期的生物化學變化。即使在NGMT操作結束時沒有外源DNA存在，也是如此。對用這些技術生產的植物食品來說，脫靶效應會導致非預期的毒素或過敏原，或者改變和損害營養價值。為保護自己不受害蟲傷害，非轉基因植物也會有效地生產毒素。 NGMT會引入非預期改變的這個天性，可能會導致這種毒素達到出乎意料的高水平或者產生新的毒素。生態問題已經產生，向環境釋放NGMT產品，給標靶和非標靶野生生物、作物和牲畜帶來了非預期效應，而自然生態環境的復雜性使得預測這些效應相當困難，導致風險評估和風險管理出現不確定性[27]，[28]，[29]，還有相關的倫理問題[30]。

　　基因驅動的概念是NGMT(這里指CRISPR)應用的一個特例，因為它有意識地逆轉了防止遺傳修飾擴散到更廣泛的群體或非標靶生物體的觀念。與這觀念相反，基因驅動旨在促進遺傳修飾傳播到整個野生種群中，甚至傳播到全球范圍內整個物種。這包括蓄意滅絕某個種群或整個物種，目前建議的有小鼠、昆蟲(蚊子、蒼蠅)、農業害蟲和侵掠性物種。不去解決根本原因，例如衛生條件差或不適當的農業或保護措施，卻使用這種做法，這反而可能會加劇問題，或引發新的和不同的問題。最好的情況下，癥狀可能會得到治療，而起因卻保持了原樣。此外，造成生態失衡和破壞的風險很大。例如，根除了昆蟲，將對整個生態系統產生復雜的間接影響，改變或擾亂食物鏈和相關的生物多樣性以及潛在的生態系統功能(例如授粉昆蟲可能受到傷害)。更進一步的，越來越多證據表明這些方法不可持續：例如昆蟲對試圖消除或減少它們的基因驅動迅速進化出抗性(例如攜帶病原體的蚊子)[31]，[32]，[33]。最后，眾所周知限制遺傳物質在種群和物種內流動的邊界是有局限性的，這使得在目標種群中種群規模上的基因驅動很可能逃離到非目標種群。在物種層面，旨在摧毀某種不良物種的基因驅動一旦被釋放到環境中，也可能會移動到目標物種合適的近親中。例如，摧毀某種雜草的基因驅動將很可能跨越到相關的作物物種，對人類造成潛在的破壞性后果。

　　NGMT的現實要求預先防范

　　上述事實清楚地表明有潛在的嚴重且不可逆轉的危害。考慮到存在科學的不確定性，必須緊急采取行動來防止這種損害。這正構成了“預先防范原則”的精義。“預防原則”不僅是歐盟立法的基本要素，也是“生物多樣性公約”(CBD)及其“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的基本要素。 “議定書”通過實質性規定來實施“預先防范原則”。

　　重要的是要注意，“預先防范原則”不是產生自風險規避，而是產生自“從早期警示中得到的遲到的教訓”的歷史[34]。在轉基因生物的背景下審視預先防范，我們必須記住，生物體是生物系統，具有自我復制和在深遠廣闊的范圍內傳播被修飾的基因的能力[35]。正如最近才被了解到的那樣，即便相對精確的基因組干預也可能導致不受控制和不可預測的結果，因此會帶來不可預見的行為效應，這是因為被操縱的生物系統具有系統復雜性，它會依據精確的條件產生不同的影響，而對此我們在科學上根本沒能完全了解。因此，這些新技術產生了額外程度的不確定性和風險，與所宣稱的更高精度和掌控能力正好相反。

　　因此所有NGMT的產品必須按照最嚴格

　　的轉基因生物法規進行監管，并且可能

　　需要對特定新技術進行特定的監管

　　以上概述的科學事實使我們認識到，對所有NGMT產品的監管至少應與目前最嚴格的轉基因生物法規(例如歐盟條例)一樣嚴格，并與“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和“食品法典”允許的規定一致。

　　一些NGMT可用來徹底改變生物體，完全改變或消除特定的代謝途徑。這些產品需要高度嚴格的監管。例如，同時或連續進行多重小堿基單位基因組編輯，可以產生顯著的改變。對不同基因序列設計一系列這種小的堿基單位改變可以修改整個代謝途徑。

　　NGMT產品在某些情況下也可能與“常規”轉基因產品非常相似。在此情況下，如果NGMT產生的生物被免受適用于轉基因生物的監管，那么前者將逃脫管制，而后者則仍將受到管制。這種監管異常可能威脅到公眾對食品安全、環境安全和管理的信任。

　　所有轉基因生物及其產品，從種子到走上餐桌，無論是來自“常規”轉基因或NGMT，都應加以標識，以確保消費者和農民的選擇權，并在商業化后出現任何不良影響的情況下可保證能被追溯、監測和管理。可追溯性和標識也是在出現長期有害影響的情況下，能夠查明因果關系和責任歸屬的最低要求。

　　NGMT提供了快速產生大量轉基因生物產品的能力，可能需要新的標準和閾值來規范其放大了的潛在后果(添加到現有歐盟法規之上)。 NGMT的一些方法(例如CRISPR-Cas9)使得大規模的小型化和自動化地產生多種轉基因生物成為可能，特別是在微生物中。這種數量的增加，對應著轉基因生物的釋放可能極大增加，這代表著一個新的臨界值，需要有質的改善的更嚴格的監管標準。

　　DNA測序不應局限于所預測的脫靶位點

　　通過諸如計算機程序按照堿基單位序列與預期標靶位點的相似性，來預測可能的脫靶位點，然后僅僅測定這些預測出來的脫靶位點的DNA序列，依靠這種方法來監管基因編輯類NGMT所產生的生物體是不夠的。脫靶位點并不局限于與這些序列相似的位點。已經發現基因組編輯工具會在與預期標靶位點完全不相似的出人意料的位置產生DNA切割，導致堿基單位被替代、插入和刪除[36]。

　　此外，直接轉化過程[37]和植物組織培養[38]都會在所得到的基因修飾植物中引發大量隨機突變[39]。對于利用CRISPR/Cas的植物的轉化也是如此，會導致細菌載體骨架DNA非預期地隨機地整合到植物基因組中[40],[41]。

　　增加原生質體的使用量，也會增加這種由過程而誘導的突變。所有這些也需要加以考量。宣稱新技術更加精確因此更為可控，所以只監管最終產品而不監管過程是合理的，這種說法忽視了上面總結的所有科學證據。

　　生物黑客、生物恐怖和雙重用途

　　基因組編輯NGMT比“常規”轉基因修飾技術更便宜和易于使用。 現在“車庫科學家”或生物駭客可以在互聯網上獲得基因組編輯工具，并產生自己的基因組編輯產品。這已經在發生[42]，[43]，并構成了這些技術的嚴重后果。只需要一個基因修飾就可以將無害細菌轉化為病原體或具抗生素抗性細菌。基因組編輯技術的這樣那樣的應用變得如此容易實現，它們打開了濫用或無心誤用的大門，使其發生的可能性達到驚人程度。

　　學界和政府的科學家已經指出[44]，[45]，如果不嚴格管理基因組編輯技術，出現意外傷害以及生物恐怖行為的可能性將會呈指數增長。

　　必須進行基于過程和基于產品的管理

　　鑒于NGMT：

　　使用來自實驗室的人造DNA和RNA修飾程序[46]

　　本身不涉及自然雜交

　　導致一個或多個DNA或RNA序列的功能或活性出現預期的改變并可以遺傳[47]，

　　引起非預期和/或不可預測的脫靶效應，并且

　　在某些情況下便宜易用，

　　對其產品的監管應基于過程和產品，與目前的歐盟轉基因生物法規一致。宣稱由于新的轉基因技術有更高的精度，它們只會在新的植物產品中產生預期的和可預測的效應，沒有不可預測的影響，這是站不住腳的。

　　與基于產品的監管不同，基于過程的監管能夠凸顯非預期和脫靶基因功能破壞效應的發生機制。因此，基于過程的監管對于這類科學技術最新發展的狀況是正確的。試圖爭辯說這種管理是多余的或過度的，這是虛偽的，將會給公共健康、環境和貿易帶來不可接受的風險。不要求進行與食品法典相一致的檢測，這可能使歐盟產品在國際市場面臨風險，因為要求對此類技術進行全面安全評估的國家可能會拒絕來自不要求此類安全評估的國家的出口。

　　結論

　　總之，從嚴格的科學和技術角度來看，NGMT顯然是能產生轉基因生物的基因修飾過程。這種技術應用在農業、環保或生態管理方面時，既會引發可預見的又會引發意外的風險。因此，在(病毒、微生物、植物和動物)這些方面的NGMT產品，至少應與目前使用轉基因方法獲得的商業化轉基因生物受到同樣嚴格的監管。這將使對NGMT在農業和其它方面的應用的監管，與醫學研究領域的共識保持相一致，后者毫無疑問地將NGMT歸屬于基因修飾。這也將與歐盟的“預先防范原則”保持一致。利益集團不斷宣稱其商業利益受到“預先防范原則”的威脅，與此相反，“預先防范原則”并不要求在監管機構批準之前提供不可能做到的安全證據，而是要求對這些產品的危害性問題進行科學上獨立的、嚴密的和持續的檢驗，即使存在危害的科學證據還不完整，只要有合理的科學依據可推測相關過程有潛在危害，就可以進行強制干預。首先，這要求所涉及的過程本身得到監管部門的審評，而不僅僅對其產品。其次，如上所述，當證據顯示，這些過程不能像其支持者聲稱的那樣掌控非預期的、不可預測的---潛在危害的---后果，那么應當對它們進行徹底的科學獨立的風險評估，就是無可爭辯的。

　　聲明的簽署人：

　　Michael Antoniou, Angelika Hilbeck, András Székács, Nicolas Defarge, Ignacio Chapela, Michelle Perro MD, Don M. Huber, Zsuzsa Bardócz, Arpad Pusztai, Allison Wilson, Jonathan Latham, Christian Vélot, Daniel Brèthes, Eva Novotny, Arnaud Apoteker, Eva Sirinathsinghji, Frieder Hofmann, Judy Carman, Martha Mertens, Philip Bereano, Luigi D’Andrea, Peter Saunders, Anthony Samsel, Thomas Bøhn, John Fagan, Ann Clark, Gilles-Eric Séralini, Ulrich Loening, Michael Dittmar, Rosa Binimelis, Rafael C. Lajmanovich, Hartmut Meyer, Dieter K. Hammer, Stephanie Seneff, Patrick Lemaire, Paul Scherer, Arie Bos, Marie Charlotte Anstett, Sophie Gerber, Mena C.M.H. Kiene, Henk Verhoog, Jordi Salmona, Amaury Lambert, François Bonhomme, Michael Hansen, Maria Bosman, Ole Faergeman, Lounès Chikhi, Polyxeni Nicolopoulou Stamati, Alicia Massarini, Dr John Paull, Jan Diek van Mansvelt, Brian Wynne, Eric Goewie, Medardo Avila-Vazquez, Antonio Turrent Fernández, Elena Alvarez Buylla, Alejandro Espinosa Calderón, Alma Piñeyro-Nelson, Full professor, David Gee

　　來來往往

　　最后，找來一些“FanZhuan老司機”的觀點，或述往事、或思來者，我們相信國家和人民會拿出正確的舉措：

　　“健康中國”捍衛者顧問、80年代全國青聯委員陳一文先生，近日在微博發表了一篇監管倡議，見延伸閱讀。

　　陳一文：對新型轉基因技術應加強全過程監管

　　權威期刊：基因編輯技術CRISPR誘發非預期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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