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的各行各業涌現了許多勞動模范，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五大模范”：工人模范王進喜，農民模范史來賀，解放軍模范雷鋒、干部模范焦裕祿和知識分子模范錢學森。

　　2012年4月11、12兩日，我自己開車走訪了史來賀同志勞動一生的河南省新鄉市七里營鎮劉莊。劉莊有不到2000畝地，1000多口人，300多戶。300多戶的住房都是一樣的，每家都是地下一層，地上三層，472平米，有車庫，安裝了有線電視和WIFI。集體統一配備了冰箱、空調等家用電器。各家的家具都是從北京訂購的。當時，村委會為村民們提供了十幾種不同風格、不同款式的家具樣子，由村民從中選擇。之后，統一從北京訂購，在村民們搬進新居之前，家具就已經擺進屋中。劉莊新村社區由南京的建筑設計院設計，社區分為6個小區，6個小區的房子戶型不同，村民可以從中選擇。戶型不同，建筑樣式不同，，但面積都是一樣的，都是472平米，都是地上三層，地下一層。我看到，在生活環境方面，劉莊社區不遜于北京的高檔住宅小區。

　　早在1980年代，劉莊就為每戶村民都建起了兩層小樓。2000年開始，把兩層樓的原住房全部拆掉，重新建起了新的地上三層，地下一層的新居。2008年，300多戶村民都搬進了新房。

　　根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史來賀精神與劉莊村之路》(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趙智奎主編)一書介紹，劉莊2007年出口創匯11422萬美元，上繳稅金1.98億元人民幣，從2006-2010年5年間，劉莊共上繳稅金5億多元。到2010年，全村累計固定資產超過20億元，資產負債率不足4%。劉莊為社員免費提供了包括醫療、養老、住房、教育、交通、食品、水電等方面的集體福利50余項，基本使全體居民衣食無憂。201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6萬元，幾乎家家都至少有幾十萬元存款。目前，劉莊是亞洲最大的抗生素原料藥生產基地之一，青霉素原料藥生產能力占全國產能40%，產品銷往世界幾十個國家。

　　劉莊曾經是貧瘠土地上出名的“乞丐村”。今天能夠取得引人矚目的成績，離不開全國勞動模范史來賀這個帶頭人。史來賀1952年開始擔任劉莊黨支部書記，當時年僅21歲。2003年去世，他為劉莊的百姓操勞了半個世紀，帶領劉莊百姓走上了一條依靠集體經濟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

　　我16歲下鄉插隊落戶，當了11年的人民公社社員，掙了11年的工分。這11年的馬背生涯，成為我人生中最值得炫耀的一段經歷。從那時迄今，已經過去了50年。根據我長達半個世紀的觀察，農村干部大致有4類。第一類，既拉車，又看路，既帶頭苦干不松套，又動腦筋思考不盲從;第二類，只拉車，不看路，吃苦受累拼命干，不動腦筋或腦子不夠用，不僅事倍功半，還可能因上級的瞎指揮而犯錯誤;第三類，不拉車，善看路，腦子雖然夠用，但缺乏苦干精神和自律毅力，得不到群眾支持;第四類，既不拉車，也不看路，渾渾噩噩混日子。史來賀同志屬于第一類，既拉車，又看路。我注意到，陳永貴、呂玉蘭、吳仁寶、雷金河、陸漢滿、王宏斌等實現了造福鄉里夙愿的農村基層干部，都是屬于這一類。

　　1956年、1958年、1962年、1982年,4次“抗命”

　　劉莊取得成功，離不開史來賀的獨立思考。離不開史來賀的“看路”本領。

　　1956年，抵制“并大社”。在合作化運動的熱潮中，當時新鄉縣領導在自己的心目中描繪了一幅拖拉機、康拜因行駛在萬畝大田之上的美好圖景，要求劉莊與其他7個行政村的初級合作社合并，成立新的“夏莊高級社”，任命史來賀為新的大社的社長。為了實現“并社”，縣里專門派出了工作組。考慮了8個行政村的實際情況，史來賀不同意并社。他受到工作組的批評。批評他“跟黨不一條心”，批評他“對抗社會主義”。經過全村的大討論，大家決定不與其他7個村共同成立“大社”，自己一村單獨成立了“劉莊高級社”。一年多的時間中，劉莊高級社被上級領導視為“黑社”。一年后，其他7個村共同成立的大社辦不下去，被迫解體，劉莊高級社才最終得到上級的認可。

　　1958年，拒絕“放衛星”。在“大躍進”的高潮中，作為人民公社的發源地，七里營公社要求各個大隊響應上級種植深翻、密植、多施肥的“小麥衛星田”的號召。有的大隊安排種植了上百畝的“衛星田”。劉莊則僅僅安排了3畝“衛星田”。對此，劉莊受到上級的批評。但是，史來賀認為，需要先試種幾畝看效果。結果，盡管是深翻、密植，大量施肥，“衛星田”的產量卻與期望值相去甚遠。

　　1962年，拒絕下放核算單位。核算單位是農業合作化的一個關鍵問題。1961年9月27日毛澤東同志在邯鄲約談河北、山東的部分省、地領導人聽取關于人民公社管理的意見。在9月29日給中央常委的信中說：“我的意見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即基本核算單位是隊而不是大隊……我以為非走此路不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過去過了六年之久的的糊涂日子(從1956年高級社成立時起)，第七年應該清醒過來了吧!”(《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9冊566頁)在毛澤東的親自主持下，最終制定頒布了《農業60條》。其中明確了“(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基本原則，將核算單位確定為生產隊，并明確提出“三十年不變”。在貫徹《六十條》的過程中，史來賀又一次面臨嚴峻挑戰。上級領導要求劉莊按照《六十條》的規定將核算單位從大隊下放到隊，要在分配中體現出生產隊之間的差別。考慮到劉莊的實際情況，史來賀又一次組織了社員的大討論，大多數社員都不同意下放核算單位。

　　當時，分管農業的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正帶隊在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進行整社，推動將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當得知此項調整措施在劉莊遇阻后，親自來到劉莊與當時32歲的大隊書記史來賀談話，并走訪了多個社員家庭，聽取社員的意見。之后，在劉莊留下了一個16人的龐大工作組進行調查。工作組詳細了解了劉莊的實際情況，約談了一百多位社員，寫出了一系列的翔實的調查報告。在工資組的監督下，劉莊組織400多社員就是否下放核算單位進行無記名投票，結果，支持下放的只有4票，不到投票社員的1%。

　　工作組將調查結果向譚震林匯報以后，由于關系到貫徹落實《農業60條》，譚震林不便自己決定，向當時在一線主持工作的國家主席劉少奇詳細地匯報了劉莊的情況。聽完譚震林的匯報，劉少奇深思片刻，說：“七里營公社可以讓一個劉莊不分，搞大隊核算。”于是，劉莊的大隊核算被保留下來。

　　1981年，抵制“包產到戶”。1978年，農民自發的“包產到戶”率先在宋平主政的甘肅大面積發生，也在安徽的肥西縣大面積發生。其后，這種為了提高糧食產量的農民自發做法得到了鄧的支持。到1981年，基本核算單位從“生產隊”下降到“戶”已經成為當時的中央政策，“部分先富”已經全面壓倒了“共同富裕”。為了貫徹11屆3中全會精神，為了“不留死角、全部分光”，新鄉縣召開全縣的三級干部會議，推動分田到戶。劉莊村一些“先富”欲望強烈的農民，也主張分田單干。這次，史來賀真正面臨了泰山壓頂的考驗。為了保住劉莊的合作化成果，為了堅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史來賀把相關的政策文件研讀了無數遍，把其中的一些重要段落一字不落地背誦得爛熟。分還是不分?史來賀又一次組織劉莊的社員群眾展開了大討論，他耐心的向社員們宣講中央的相關政策。經過社員的大討論，絕大多數社員的選擇是“不分”。

　　劉莊拒絕“包產到戶”的情況驚動了中央，又一次向劉莊派出了中央調查組。中央調查組幾乎約談了劉莊的所有社員，得出的結論很明確：“不分”并非史來賀的個人意見，而是劉莊絕大多數社員的意愿。1981年8月8日，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總書記的胡耀邦同志親自來劉莊了解情況，聽史來賀說明“不分”的理由。胡耀邦走訪了一些社員家庭，聽取了部分社員的意見。回到北京后，胡耀邦指示將中央調查組編寫的關于劉莊情況的調查報告刊登在1982年1月13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編的《情況通報》第158期上，對于這個調查報告，胡耀邦批示說：“去年我走馬觀花地去(劉莊)看了一下。這個材料之所以值得一看，是因為從中可以看出：只要我們的政策對頭，只要我們的基層有一個好的領導班子，真正能夠堅持因地制宜實行生產責任制，真正能夠一步一個腳印地抓好生產規劃，我們的農業確確實實是方興未艾，前途非常光明。”

　　劉莊的集體經濟能夠頂住這次聲勢浩大的分田單干風潮，胡耀邦的親自走訪和相關批示肯定是重要因素之一。實際的過程，可能更為復雜，尚有待有心的歷史研究者和鄉村建設研究者去展開進一步的探究。不管如何，劉莊的集體經濟得到保存，使我們今天可以在中原大地上看到這顆實現共同富裕的璀璨明星。

　　1964年、1966年、1980年,3次劫難

　　我從半個世紀人生的坎坷曲折中深深地感受到，做人難，做好人更難。但是，總會有一些人天生具有“做好人”的基因，再難，再曲折，再坎坷，仍然不能改變他們“做好人”的人生態度。史來賀同志就屬于這樣的人。在他的人生中，曾經歷了三次大的劫難。

　　第一次，在1964年。那一年，聲勢浩大的“四清”在農村展開。在1963年5月20日頒發的開展四清運動的指導性文件《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中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

　　1964年10月，由中共中央、中南局、河南省委、新鄉地委四級聯合組成的工作組進駐劉莊，工作組成員多達32人，其中，省部級干部2人，地廳級干部6人。工作組進村當晚就召開社員大會，宣布工作組接管劉莊的領導權，原有干部停職反省自己的問題，準備如實交代。歡迎社員積極揭發檢舉干部的“四不清”問題。經過工作組“背對背”地扎根串聯和摸底排查，逐漸形成了一批對史來賀的工作心懷不滿的運動積極分子。史來賀成為頭號被審查對象。劉莊的一些“問題”被揭發出來：私分棉花，貪污集體糧食，私分布匹，私藏槍支，身背命案……。“身正不怕影子斜”，工作隊在劉莊駐扎了半年，經過認真調查，終于查清了運動積極分子們舉報的那些“問題”，查清了史來賀是一名難得的好干部，是一位清廉的干部。

　　第二次，1966年。那一年，文革席卷全國，劉莊自然難以幸免。當時史來賀在擔任劉莊大隊書記的同時，還兼任新鄉縣委副書記。作為縣委副書記，他是新鄉縣造反派的斗爭對象之一。在針對當時新鄉縣主要領導的批斗、游斗活動中，史來賀都被作為“陪斗”對象。經過來自鄭州、焦作、新鄉的串聯紅衛兵的“點火”和鼓動，劉莊部分群眾成立了三個造反組織：劉莊斗私批修戰斗隊，劉莊農民造反委員會，劉莊愚公移山造反團。三個造反組織的矛頭所向都是支部書記史來賀。但是，絞盡腦汁，造反組織也拿不出可以打倒史來賀的罪證。由于沒有罪證，他們也得不到劉莊社員們的支持。終于，史來賀度過了這一劫。

　　第三次，1980年。從那一年開始，胡耀邦、鄧小平、葉劍英，中紀委，河南省委，相繼一次又一次地接到署名“河南劉莊受害人”的檢舉揭發信。檢舉揭發的內容不僅聳人聽聞，而且有名有姓，貌似真實：同情“四人幫”，親手打死共產黨員、人民教師王連春，逼死劉殿坤，逼死馬心安的女兒，上吊整死劉明尚，上吊整死劉風春，上吊整死王廷宜，暴打榮線，七斗王道梅，吊打趙四海，嚇癱劉銘端……。

　　于是，由河南省委牽頭，省、地、縣三級調查組進駐劉莊，就檢舉信中的內容一一展開調查核實。歷經數月調查，查清了所有事實，于1983年4月17日完成了詳細的調查報告。原來，寫信人是一個劉莊村民，從劉莊參軍后曾在部隊中擔任連指導員。復員后因個人家庭原因對史來賀心懷不滿，于是編織了這些子虛烏有的“罪狀”，進行誣告。1983年5月14日，中共新鄉地委正式下發了新鄉地委(83)37號文件，轉發了三級調查組對史來賀的調查報告，并派專人到劉莊召開全體社員大會，向社員們傳達這份地委文件。文件肯定了史來賀是一個“作風民主、聯系群眾、工作深入”的好干部。文件中說，要“向該隊的黨員、干部講清楚，以達伸張正義、祛除邪氣之目的”。

　　結語

　　半個世紀中，劉莊沒有吸獨、賭博、偷竊現象。不能保證劉莊不存在以權謀私、腐敗、賄選、虐待老人、夫妻失和這些現象，但與周圍的四里八鄉相比，這些現象在劉莊肯定要少得多。劉莊的意義不僅僅是致富，不僅僅是老百姓住上了472平米的房子，更重要的是探索著一種不同于動物的人的生活，是探索著一種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一種對人的進化道路的探索，是一種對退化或蛻化(alienation，又譯為“異化”)的抵抗。

　　1989年，史來賀同志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總在想，人是要有點兒精神的。有精神，有遠大目標，就越干越有勁。全國有4800萬黨員，每個黨員把腳下的這一片地球搞好，我們中國就能興旺發達。”他曾經多次對記者談到，自己的愿望就是修理好腳下的這一片地球，讓劉莊的鄉親們過上富裕的生活。他用一生的時間，實現了自己的愿望。

　　史來賀是有頭腦、肯思考的農村基層干部。1980年以后，許多像史來賀這樣有頭腦的黨支部書記成為農村中“先富起來”的人，積聚了可觀的個人財富，獲得了不俗的個人成功。與這些“先富起來”的黨支部書記們相比，史來賀不僅沒有能夠先富起來，而且成為劉莊社員中的“后富者”。但是，他將劉莊帶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實現了自己“不棄貧寒”的初衷。

　　走訪劉莊的時候，我拍攝了一段劉莊的干部介紹史來賀事跡的錄像。回到北京以后，我將這段錄像看了許多遍。每次看，都深受感動，都會想到京劇《紅燈記》中的兩句唱詞：“做事要做這樣的事，做人要做這樣的人”。

　　我2012年4月拍攝的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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