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非常榮幸又來到長治。之前來的時候，曾經帶領學生爬過紅旗渠和西溝。太行山是非常神奇的地方，也是2000多年前愚公移山的地方。毛主席為此還寫過《愚公移山》。但不知道大家想過一個問題沒有，“移山”這么浩大的工程，愚公為什么不組織農民成立“移山”合作社、“移山”公司來移山，而是只依靠自己家庭的力量?難道愚公沒想到人多力量大嗎?幾千年來，中國的農民就是這樣的單家獨戶的生產、生活，所謂“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這是舊常態。對應的就是農民的無奈、貧困、逃荒要飯。中國要發展，就要打破這種“小農”的常態。

　　一、問題的提出

　　我提出這個問題源于7年前。當時我帶學生到廣東南雄縣做駐村調查。我發現村、鎮的水利設施(水庫和灌渠)很多都是1958年后動工建設的。這對我舊有的觀念形成強烈沖擊，如果沒有這些設施，現在這個地方會怎樣?還會有農業嗎?飲用水會不會出現問題?在南雄縣檔案館，我見到了很多的鮮活的檔案材料。其中有一些公社書記、大隊干部手寫的發言稿，看起來很吃力，但里面的描述非常鮮活，非常的有價值，栩栩如生，反映、再現了那段歷史。

　　中國的合作化運動和集體經濟制度，究竟應該怎樣去思考它們?

　　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開始了全面的改革開放。說的直接點，改革，就是選擇了一條市場化、資本化的農村發展路徑。最初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廣，在1984年以前，確實明顯調動了農戶的主動性、積極性。到1984年，中國糧食產量達到了8000億斤的歷史最高峰。但是，這種主動性、積極性，隨著機會成本的放大、生產成本的上升，逐漸在異化和消失。以致目前農村出現了普遍的無序、撂荒、衰敗、污染。青壯年都跑光了，我老家四川的很多村莊也是這樣。對此，我們并不能泛泛地講“家庭承包經營”制度“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青壯年精英都跑光了，“調動”了啥積極性呢?

　　更嚴重的是，村莊生態環境持續惡化。土壤污染、地下水污染、地表水污染、生物多樣性消失，在全國各地農村程度不同存在。這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的“萬年未有之變”。但是這種農業生產力的危機，被產量、產值和市場的繁榮掩蓋了。由于全球、全國農產品大市場的形成，各地政府和城鄉居民對于身邊的農業資源、農業生態的惡化狀態、危機狀態，并不十分擔憂。他們普遍相信手里的貨幣和市場的能力。鄉村生物多樣性的消失可能是一個致命性的問題。我常年在廣東農村調查，有很多村莊已經不是“寂靜的春天”，而是寂靜的四季。天上無鳥、地里無蟲、河里無魚。被資本完全控制、操縱的農業產業化，在繁榮農產品市場的同時，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寅吃卯糧、殺雞取卵特征。這不幸驗證了100多年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農業的判斷。

　　“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技巧的進步，在一定時期內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進步。一個國家，例如北美合眾國，越是以大工業作為自己發展的起點，這個破壞過程就越迅速。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發展了社會生產過程的技術和結合，只是由于他同時破壞了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所以，在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冷靜、理性的反思、校正非常重要。農民可以城鎮化，可以消失，但村莊是重要的生態、環境載體，農業是最基礎的產業，不能消失。改革的進程中，“三農”不能打包處置。不能把農民問題，與農業、農村問題混為一談。由此，在方法上，改革需要回歸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要十分警惕市場、資本的局限性、危險性。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都提出，要用歷史唯物主義來指導改革開放。

　　二、整體性

　　以生產力的視角看農業、農村和集體經濟，則會更清晰、準確。而目前以科斯定理為基石的制度變遷理論、產權理論，由于脫離“生產力”的直接勾連和內容，越來越表現出局限性、膚淺性。科斯定理反映的是人和人的交易關系，沒有辦法反映農業資源和農業生產力內在的本質和特征。所以，科斯定理不能夸大，更不能誤讀。

　　農業生產力，首先是一個區域性、整體性、結構性的自然概念。農業生產力在區域上會呈現一種“差序格局”的特征。即農業生產力的整體會像波紋一樣一圈一圈放大。每一層生產力都不是一個封閉的自然系統。這種生產力特征可以讓我們追溯、反思“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對于人民公社，現在的標簽是徹底失敗。但冷靜辯之，其并非完全沒有“生產力”的合理性。生產隊是一個農業生產力的整體，大隊、公社則是一個更大的生產力整體。這在水利問題上表現最為明顯。水利一定是各個等級的區域合作的產物，這樣的整體性要求要有“一大二公”的“生產關系”與之相匹配。所以說，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是由農業生產力的整體性誘致的。破壞了這種整體性特征，農村水利建設要么就搞不下去，要么就是疲于奔命。

　　各個村莊的山、水、林、地、氣、種、路、房等，構成了農業資源的比較穩定、特殊的結構性、功能性與“差序格局”。這種自然聯系，只能用科學、技術的邏輯與語境才能表達。這就需要有效的系統內部管理與控制，單靠交易、價格與市場不行。農業，作為一種產業、一種經濟制度，必須順應這種資源的自然結構性特征，才能獲得結構性、系統性效果，農業生產力才可能實現真正的進步。很多年前，我在西溝考察，就很佩服李順達和申紀蘭。李順達好像有一句話，要治水先治溝，要治溝先治坡，要治坡就要植樹造林。這里面其實表達的是一種系統論、控制論的思想。錢學森先生寫了本《控制論》，我現在都沒辦法看明白，因為全是數學符號、太深奧。李順達作為一個農民，能領會系統論、控制論思想，非常讓人佩服。說明他完全理解了農業資源的整體性、系統性。

　　與這種資源結構性、整體性映射的，只能是集體經濟制度，而且是“一大二公”的集體經濟制度。初級社都不行。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技術體系、技術指令、行政命令，才可以順應農業資源千變萬化的自然結構、自然聯系、自然秩序。對此，晉東南的三里灣、西溝村、大寨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做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先行的探索和示范。首次讓山區的農業資源的結構性呈現出來，并造福村民。在此，確實應該向這些智慧、勇敢的農民致敬!他們超越了他們的祖先“愚公”。

　　農業資源的整體性，決定了產權結構中經營權、使用權，或“剩余控制權”的整體性、公共性。這種產權的整體性的內部是沒有交易成本的。這類似一個企業，企業的內部同樣沒有交易成本，因此才可能表現出高效率。

　　改革，恰恰因為過分強調農民的個體利益、個體權利，強調農民的“財產權”、“股權”，而屏蔽、摧毀了村莊更重要的資源的結構性、組織化和公共福利。致使幾乎所有村莊的農民的公共利益遭遇重大損失，開啟了村莊衰敗的源泉。

　　由此，作為村莊精英的青壯年農民才不得不逃離到城市——這不能由城市化簡單注解。他們中的一部分，不是因為城市化而來到城市，而是因為村莊公共治理、公共服務的空白、失敗，和產業組織真空。村莊衰敗，甚至逼使一些老人也逃離農村。

　　三、組織化

　　組織與分工，才是現代產業增長的奧秘，才是斯密經濟學最重要的內核。村莊也不例外。村莊的發展要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就必須實現組織化、實現村莊的整體性發展。但是，改革對于農戶“承包權經營權”的過度重視和對集體“統一經營權”的過度排斥，恰恰摧毀了農村的組織化。“落實集體所有權”，就應該真正賦予集體經濟組織的“統一經營權”，尤其是“發包權”。沒有“發包權”就沒有“承包權”。所謂“承包經營權”的“用益物權”更是十分錯誤。完全違背了《憲法》精神，沒有一絲一毫的“整體性”、“組織化”的內涵。

　　村民在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權利與義務必須對等。如果我們一味采取 “民粹”性政策，單強調村民的權利，而不強調村民的責任、義務。其實，就是在摧毀集體經濟制度、摧毀村莊的整體性，也是在摧毀農民的未來。

　　沒有任何一個機構、組織、實體，可以替代村“兩委”和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作用。對于村莊的公共生態、公共環境，集體經濟組織會自動設定生態底線、環境底線。不會允許濫用農藥、除草劑、生長素的現象發生。村莊集體經濟組織是“鐵打的營盤”，它不同于資本化的龍頭企業，也不同于合作社、家庭農場和農戶。集體經濟組織和村莊是一體的，俱損俱榮。因此只有集體經濟才能夠內生出可持續的發展機制，保護好村莊的“綠水青山”。

　　目前，分散、分割的“農戶”已經深深陷入制度的“囚徒困境”，他們無法控制村莊的大環境，就只能追求自身利益的資本化和最大化。所以，日益嚴重的面源污染，其實就是一種制度性的災難。沒有集體經濟，面源污染根本無法遏制，資本主義農業會最終殺死農業、殺死村莊。

　　有了上述理論體系，就不難回顧、理解中國近代以土地集體所有制和集體經濟為核心的農村社會主義革命。

　　人民公社，其經濟意義就在于高效率地消弭了村莊內部機會成本、交易成本對農民組織化形成的各種障礙和破壞。通過土地集體所有制，即一種所謂的“強制性”革命，消除土地私有制，迅速建構農民合作組織。它首先可以前所未有地激發出村莊農業及農業資源的結構性、整體性“紅利”。今天上午，高原老師講到集體經濟的幾種益處，講到規模遞增。其實還有一種資源的結構性的利益安排。比如在山上種果樹，在平原種糧食，在湖泊養魚。這種資源的規劃、協調只有在集體經濟的基礎上才能順利實現。而且集體還可以順利地開展分工、協作，讓農民告別“自給自足”的“小農”，成為現代意義的“產業勞動者”。

　　所以，毛澤東主席在1940年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對中國未來發展的規劃和判斷沒有錯。相反，十分的英明。

　　四、自由契約的失敗

　　自由契約，對于城市工商業，對于市場經濟，幾乎是一種圣經。自由契約可以催生騰訊、華為、阿里巴巴這些著名公司，但在農村它往往是失敗的。

　　中國目前，無論是理論界，還是政界，對市場，對自由契約都抱有崇高的幻想。但是，歷史與世界各國的實踐均證明，無論是中國的“小農”還是國外的家庭農場，都不能“自發”形成鄉村的農業產業組織。這足以證明，自由契約在農村、農業的失敗。這是政府不得不預農業、干預村莊的生產力原因。這說明神通廣大的自由契約，也有其局限之處、無奈之處。這是由農業特殊的季節性、多樣性、非標準性特征和農業的產業缺陷決定的。但它的產業寓意并非是農民不愿合作、拒絕組織。而是因為農民“自愿”合作的“交易成本”要遠遠高于一般的企業、公司。所以“家庭經營”作為一種普世模式，有其現實、歷史的合理性。但是這種合理性不能被政策誤讀。它本質上是一種效率損失的制度鎖定狀態。不能因為存在的“合理”性，就延伸認為“存在”就是“先進”的，就一定不能改、不能動。

　　“小農”、“家庭農場”是一種無法自動實現組織化的逆組織化、逆整體性的制度困境狀態。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緩解這一制度衍生的各種難題，以政府、社會輔助的方式，在鄉村推動合作社、農會、農協等“組織”，同時政府予以大量的財政補貼，以避免鄉村的公共治理跌破生態、環境、社會的底線。這些國家也確實避免了跌破底線，但并不代表徹底解決了農業、農村問題。相反，現代農業的非可持續性就一直是世界性的難題，是全球化的陰影。如果沒有新的制度革命、技術，很難展望一百年以后的農業。

　　自由契約的失敗意味著農民組織化一定需要尋找另外一條成功的道路。這就是中國的農村社會主義革命，這是中國歷史最有勇氣的翻越和進步。即通過高級社、人民公社將土地的所有權由“農戶所有”轉變為農民集體所有，從而一舉解決土地要素合作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巨大、無法克服的難題，和“退出”帶來的組織不穩定難題。并且，集體所有并非股份制。將集體所有，理解為“集體成員所有”是偏誤的、歪曲的。偏離了《憲法》精神。嚴格說，土地“集體所有”應該是一種“村莊社區所有”，而不是村莊成員所有。將“集體所有”詮釋為“集體成員所有”，與將公司詮釋為股東所有，都是一致的邏輯。其潛臺詞，就是在將“集體所有”等同于股份公司，然后進一步私有化。所有，“集體成員所有”，不過是農地私有化進程的一個步驟。集體經濟組織，應該是村莊所屬的“國有企業”。集體經濟成員只應有勞動權、決策權、收益權、分享權，但是沒有股權、財產權，不存在“退出權”。背離了這一原則，隨著村民的不斷分化、隨著城市化，土地集體所有制和集體經濟都將名存實亡。

　　所以，目前繼續賦予村民土地的“財產權”，其實就等于賦予其“退出權”。也就是賦予城市化、工業化分割村莊、破壞村莊整體性的機會和權利。農戶合作的交易成本會迅速飆升、高不可攀，戶戶都是“小農”，戶戶都是“釘子戶”。這是現代化在城鄉之間的“零和博弈”。

　　在制度上，會基本堵死了農民組織化的各種可能性。

　　五、整體性激勵

　　與土地要素不同，勞動要素永遠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勞動天生就是農民個體所有，它可以隨時進入(積極參與)，也可以隨時退出(消極怠工)。加之農業特殊的季節性、地域性，由此引發了人民公社在發展過程中各種特殊的問題和危機。在集體化時期，有相當多的人民公社(1/3)出現了嚴重的激勵危機，即“磨洋工”、“大呼隆”等效率失敗現象。“小崗村”就是一個典型。

　　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先生的解釋是“監督困難”。他的激勵理論是，如果沒有有效的監督和計量，就沒有有效的激勵。林的理論被泛濫化了，似乎所有的人民公社都應該是失敗的、也必定是失敗的。但這并不符合中國的歷史。在1958~1983期間，連杜潤生、萬里都承認，還有部分人民公社表現出了良好的績效。這說明也有相當多的村民在缺乏監督的情況下，仍然沒有選擇“退出”其勞動，而是一如既往地積極勞動，所以這些公社才能表現出了良好的發展績效。人均糧食消費水平、人均收入水平，都要明顯高于平均水平。并且，這些人民公社的成功，還間接誘發了農村人口的快速增長。當然，農村人口的快速增長，反過來又降低了人均占有水平。在廣東農村，1979年以前的家庭，孩子數量普遍在5個以上，7、8個也的常見。顯然，人均水平的停滯，并不能成為人民公社績效太差的證據。

　　這說明林毅夫先生的激勵理論存在明顯的空白和缺陷。它至少不能解釋1/3的人民公社的“逆搭便車”現象。這就是郭玉恩、李順達、陳永貴、郭鳳蓮等“又紅又專”的優秀村干部的價值。他們以“共產黨員”的特殊的激勵方式構建了村莊信任環境，在完善管理制度的同時，成功消弭和替代了勞動要素的交易成本，實現了對村民的有效激勵。所以在這些村莊，沒有監督、或監督、計量不力，都沒有引發效率危機。

　　這說明，集體經濟需要配之以社會主義性質的“整體激勵”，才可以有效和持續。

　　從其他地區的華西村、南街村、興十四村，及廣東佛山的紫南村、四川宜賓的春風村、貴州安順的塘約村等成功的績效看，集體經濟在實現組織化、整體性以后，的確可以展現了非常驚人的發展成果。他們甚至可以不需要政府的“黃箱”、“綠箱”支持，也可以實現經濟大發展、收入的大提升。有的甚至可以發展成為當地的一個經濟增長極。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競爭環境中，集體經濟完全可以展現出農業、農村的另外一種嶄新的競爭力、一種強大的競爭力。這很可能改變WTO框架對農業、農村的陳舊的認識。今天備受政府困擾的農業補貼問題，是否應該從中受到啟迪呢? 中國怨天尤人所謂的“地板”、“天花板”是否能夠從中受到啟迪呢?

　　毛澤東主席說過“政治路線確定以后，干部是決定性的因素”。一些集體經濟組織的失敗，正是后一個因素出現了問題。“村干部”并非一般意義的企業家、經理人。“村干部”不能選擇企業家的“理性人”激勵模式，不能搞期權激勵、股權激勵，而必須選擇“整體激勵”。即“村干部”及其家庭成員的個體利益，是通過村莊集體經濟的整體發展來達致的。在分配領域，共產黨的“村干部”若總是能夠選擇最低利益、最后利益，就可以在村莊樹立威望，在心理、情緒上消弭村民相互的猜忌和“搭便車”，農民的組織化就可以順利進行。這就是一種機制，可以解釋為什么在三里灣，在西溝村，可以取得這樣的巨大的成就。

　　集體經濟整體發展的蛋糕的做大，會讓幾乎所有村民成員接受這種“整體激勵”模式。這是一種激勵的正反饋。充足的個體收益和豐富的公共利益，會讓“逆搭便車”的信任環境得到證明和鼓勵，從而形成一種良性、持續的整體發展模式。改革四十多年來，碩果僅存的全國數百個集體經濟的村莊，在極度不利的輿論、市場環境中，正是依靠這種整體激勵產生了強大、持續的市場競爭力。

　　六、“政社合一”

　　集體經濟，不僅是一個產業組織、經濟組織，而且還是一個能夠包容村莊“多功能性”的社區自治組織。這是集體經濟區別于企業、公司之處。也是集體經濟在制度、視野上能夠勝出農戶、農場、合作社、龍頭企業之處。農戶、農場、合作社、龍頭企業都只是一個經濟實體、產業實體，或資本實體，就其范圍、內容與功能，只能依據價格信號發展農業產業并獲取利潤，不可能實現村莊的整體性和“多功能性”。所以，不應取代集體經濟組織地位和作用。社會主義，是中國農村發展無法回避的制度選擇。

　　產業、資本、財產、利潤等僅僅是村莊資源配置的一個內容、一個方向，并非全部。“政社合一”、“政經合一”、或“村社合一”的集體經濟組織，可以通過對村莊經濟要素、非經濟要素的全面組合、配置為村民提供一個富裕、和諧、平等、生態的村莊環境，這就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社會主義新農村”顯然不僅僅是簡單的經濟意義、財產意義的“新農村”。村民的信心，可能不是來自財富、資本，而是來自村莊獨特的生態環境、村莊文化和公共福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尊重村民的這種自愿、本能的發展文明的選擇，而不是奉市場、資本為圣旨，強制性地格式化所有村莊。

　　“政經合一”、“政企合一”是一種村組織形態。是基于村莊生產力的整體性而建構的一種村莊組織的涵蓋所有要素的“內部控制權”，它的意義是消弭村莊內部特殊的交易成本，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平衡自然秩序，實現永續發展。目前在市場經濟激烈的競爭中成功的明星村，幾乎無一例外都是“政企合一”、“政經合一”的結果。所以，不能把“政經合一”、“政企合一”曲解為對市場經濟的反動。包容性、多樣性，才應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特征。

　　七、結語

　　1、只有集體經濟才有資格成為村莊主體。集體經濟能夠實現村莊的整體性發展，能夠實現農民組織化。其它任何“新型主體”，如農戶、家庭農場、合作社、龍頭企業等都做不到。

　　2、由于村民成員的不斷分化和代際特征，土地集體所有的含義，應該是土地村莊社區所有，而非村莊成員所有。如此才可以保證集體經濟組織的穩定性、可持續性。

　　3、集體經濟的成敗，首先需要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尤其是要避免集體所有的重要內容“剩余控制權”被分割、瓦解。同時，在組織化的過程中，需要建立新型的激勵制度——整體激勵。在村莊形成“逆搭便車”的信任環境，以解決激勵問題。

　　4、很多村莊集體經濟的效率崩潰，并非是集體所有制制度，而是由于村干部沒有選擇整體激勵。由此導致合作的成本巨大，農民失去信心。所以，整體激勵不應當是偶然現象，而應該成為改革與制度建設的重要內容。

　　(本文為在2017年9月26月首屆“三里灣”論壇上發言的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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