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謝小慶，北京語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語言大學教育測量研究所原所長，中國教育學會統計測量分會副理事長。

　　農民要像“城里人”那樣生活，是很自然、很合理的要求。勞動力從第一產業(農業)向第二產業(工業)、第三產業(服務業)的轉移是必然趨勢，農村人口向城鎮人口的轉移是必然趨勢，城鎮化是中國農村發展的必然趨勢。在城鎮化的過程中，將產生出巨大的消費需求，將為中國的經濟帶來巨大的發展動力。實現農村的城鎮化，逐步消除城鄉差別，是中國現代化的主要任務之一。

　　今天，在世界范圍內，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里，城鎮化已經使一些農民成為大城市中缺乏尊嚴的一個群體。在世界的許多大城市，我們都可以看到這樣一群缺乏尊嚴的新市民。

　　給我造成強烈心理沖擊的是1998年在菲律賓馬尼拉的一次經歷。當時，我到馬尼拉主持中國漢語水平考試(HSK)。10月28日，主人安排我訪問了馬尼拉的“華人義山”，即華人公墓。“華人義山”像一個公園，也像一個市鎮。華人義山被一堵高高的墻圍了起來，墻外就是擁擠破敗的貧民窟。墻內，居住著往生人，富麗堂皇。一些豪華的墓園還安裝了空調，僅僅是為了掃墓人偶爾休息的時候用一下。墻外，居住著在世者，許多人家依托公墓的高墻，用塑料板搭起一些簡易棚戶，低矮，破敗，泥濘，雜亂。

　　在那一刻，我清晰地意識到：我不喜歡資本主義，我不會接受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歷史的終結》一書中所述的“歷史終結”，我永遠不會接受一個使部分人喪失尊嚴的“終極世界”。

弗朗西斯·福山

《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

　　2013年10月26日，我專程走訪了河北省晉州市周家莊鄉。我看到周家莊的農民不僅在城鎮化的過程中保持了尊嚴，而且實現了共同富裕。親眼目睹了周家莊所取得的成績，我深受鼓舞，深感振奮。仔細研讀有關周家莊發展歷程的資料，[1][2][3][4][5][6][7]引起我關于城鎮化的許多思考。

最后的人民公社

　　許多媒體在報道周家莊時，都稱周家莊為“最后的人民公社”。與中國的多數農村不同，周家莊一直堅持了依靠集體經濟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從1951年建立合作社開始至今，66年中周家莊人一直堅持了“不讓一戶貧困、不讓一家受罪、不讓一人掉隊”的信念。

　　周家莊鄉有6個自然村，分為10個生產隊，全鄉土地18046畝，4567戶，13564人。2015年工農業總收入101123萬元，純收入24541萬元，上繳國家稅收2788萬元，留公共積累3819萬元，社員分配17934萬元，人均年終現金分配13189元，人均純收入18048元。集體公共積累52291萬元。周家莊的人均收入明顯高于晉州市、河北省和全國的平均水平。

　　周家莊向社員提供多種福利，包括免費供水，電費補貼，合作醫療，生活補貼，困難補貼，老人補貼，殘疾人補貼，住房補貼，免費安保服務，等等。

　　周家莊的工業總產值已占工農業總產值的87.6%，農業僅占9.3%，第三產業占3.1%。周家莊辦有閥門廠、印刷廠、紙箱廠等多個鄉辦企業。閥門廠的產品屬于“中國馳名商標”，市場覆蓋全國，遠銷海外。周家莊大量種植了葡萄、梨等經濟作物。鄉奶牛場飼養著1100 多頭奶牛,是石家莊地區最大的奶牛場。2007開始經營特色農業觀光采摘園，至今已經接待游客超過百萬人次，獲得了可觀的旅游收入。

　　周家莊的社辦工廠與一般的企業不同，工廠的目標并不是利潤最大化，工廠的目標還包含解決社員的就業和生計。這是周家莊社辦工廠獨有的特色。

　　由于實現合作化的腳步比較快，周家莊早在1954年2月就建立了拖拉機站，是河北省的第二個拖拉機站(繼饒陽五公村之后)。從那時起就開始用拖拉機代替牛來耕地。今天，周家莊擁有拖拉機、播種機、收割機、旋耕機、秸稈還田機等各種農業機械幾百臺，達到了較高的農業機械化水平。

周家莊村社區服務中心

　　周家莊集體分配口糧，根據各家人口狀況確定應分口糧數量，各戶所分口糧可以自行處理，口糧吃不完，可以到市場上自由出售。

　　各個生產隊根據社員的身體狀況和條件，具體安排生產事宜。村民擇業非常自由，可以干集體，也可以干個體，個體干不下去了，還可以回集體。周家莊鄉第九生產隊支部書記翟振軍對《南風窗》記者說：“只要是我的社員，我就得讓他吃飽飯。比如有去外面打工的，受了傷了，生了病了，年齡大了，返回到生產隊，我照樣吸收，而且還要讓他生活好。現在我們隊有七八個這樣的人。五保戶，困難戶，我們都管……所以，周家莊社會極其穩定，這么多年來沒有出過任何的刑事案件，沒有上訪事件。為什么，就是因為老百姓能吃飽穿暖，沒有什么煩心事兒，沒有后顧之憂。”

　　據晉州市原政協副主席、周家莊顧問劉國運同志介紹，即使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周家莊的糧食也做到了交足國家的,留足自己的,并未出現嚴重的饑餓現象。

“三包一獎”和“定額管理”

　　周家莊鄉曾經是周家莊人民公社，其前身是1952年成立的周家莊曹同義農業生產合作社。在1954年3月12日《河北日報》上刊登了一篇題為《晉縣周家莊曹同義農業生產合作社是怎樣實行“包工包產”的?》的6000字長文，詳細介紹了周家莊的“包工包產”的做法。在“編者按”中說：“‘包工包產’的辦法有效地克服了窩工浪費的現象，大大提高了社員的勞動積極性”。

　　在同一天的報紙上，還刊登了另一篇題為《曹同義農業生產合作社按件計工的辦法》的3000字文章，詳細介紹了周家莊的“按件計工”做法。

　　周家莊歷史上從來沒有搞過“大鍋飯”,從來都是“干多干少不一樣，干好干壞不一樣”。周家莊從1954年就開始探索科學合理的農業生產管理辦法，到上世紀60 年代初，就已經形成了“三包一獎(包工，包產，包財務，超產或節約成本有獎，造成損失懲罰)”和“定額管理”的比較成熟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度。周家莊編寫制定了大量相關的規章制度，將這些管理辦法明確為有規矩可循的書面制度。

　　周家莊的勞動定額項目劃分為13個等級，共計372項，僅僅是整地類就有36 項，播種類有46 項，施肥澆水類有40 項。不同等級意味著不同的勞動強度，對應不同的勞動日計酬標準。

　　定額項目的劃分綜合考慮了勞動內容、生產工具、土地條件等多重因素，比如同樣是機耕地，使用55、60型拖拉機完成27.5畝的耕作面積，計1.1個工作日，而使用18、20型拖拉機完成22畝的耕作面積就可以計為1.1個工作日，以此方式體現耕作工具不同對勞動效率造成的影響。

　　周家莊的定額管理并非一成不變，而是與時俱進。根據作物品種、土地條件和生產工具等因素的變化，公社對勞動定額不斷進行調整，以使其能夠真實合理地反映不同勞動內容所包含的勞動投入數量和質量。更重要的是，在勞動定額的制定和調整過程中，充分依靠社員群眾，發揚民主，全員參與。社員對于定額如果有意見隨時都可以提出來進行討論，努力使公布施行的定額標準能得到社員最大程度的認可。

　　時至今日，周家莊仍保持著“三包一獎”和“定額管理”基礎之上的“工分制”，工分多少仍是社員收入的基本依據，而工分分值的高低仍是社員們關注的焦點。

彭真

　　媒體將周家莊稱為“最后的人民公社”是有道理的，事實上，在1962年和1982年，周家莊曾經兩次成為“最后的人民公社”，兩度成為反潮流的“異類”，兩度對中央的一般號召“抗命”，兩度做出了抗拒當時中央政策的艱難選擇。

　　核算單位是農業合作化的一個關鍵問題。1961年9月27日毛澤東同志在邯鄲約談河北、山東的部分省、地領導人聽取關于人民公社管理的意見。在9月29日給中央常委的信中說：“我的意見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即基本核算單位是隊而不是大隊……我以為非走此路不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過去過了六年之久的的糊涂日子(從1956年高級社成立時起)，第七年應該清醒過來了吧!”[8]在毛澤東的親自主持下，最終制定頒布了《農業60條》。其中明確了“(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基本原則，將核算單位確定為生產隊，并明確提出“三十年不變”。

　　1961年冬，華北局統一布置學習張家口地區郭二莊的經驗，貫徹《農業60條》，落實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要求將核算單位控制在20戶到30戶，克服平均主義和“一平二調”，在各個生產隊之間體現出差異性。這與周家莊當時所實行的管理方式不同。周家莊的黨支部書記、全國勞動模范雷金河希望能夠繼續保持周家莊已經在實踐中顯示行之有效的管理辦法。這種做法顯然違反《農業60條》，不符合當時的中央精神。對此，華北局的相關領導非常生氣，拍了桌子。省、地、縣的各級領導中都督促周家莊盡快按照中央精神下放核算單位。于是，雷金河給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陳情信，說明了繼續堅持周家莊管理辦法的理由。信通過總理的秘書旭明同志轉交，周總理看到了雷金河的信。看信后，周總理指示時任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彭真同志到周家莊了解情況。于是，彭真同志在石家莊召見了周家莊公社的干部雷金河、曹同義、雷造銀和曹孟祥等4人，當面聽取了雷金河的陳情。雷金河對彭真說：請不要給周家莊人民公社判死刑，請對我們的死刑緩期執行。如果兩年后我們的效果不好，不如其他的公社，再對我們執行死刑。

彭真

　　彭真同志沒有當面答復雷金河，說此事自己不能做主，要由地委、縣委的領導酌情處理。在接見了雷金河等人后，在縣委書記座談會上，彭真同志說，不要搞一陣風，一刀切。周家莊的辦法有一定歷史條件，不一定適合其他的地方，但不妨讓周家莊試一試，試一段時間。

　　于是，周家莊與眾不同的管理辦法被保留了下來。

雷金河

　　1962年周家莊抗命中央保存了全公社的統一核算制度。20年后的1982年，他面臨了更嚴峻的挑戰。80年代初農業改革的核心內容是將核算單位從生產隊下降到戶，實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分田?還是不分?周家莊組織社員群眾展開了大討論，進行了民主投票表決，多數人表示不同意實行“大包干”，不同意分田。至今。在鄉紀念館中還收藏陳列著那份按滿手印的“不分家”協議。

　　社員張鎖印回憶當時的情景說:“當時投票的時候社員們不愿意分,人們同聲說要搞集體,就一直堅持到現在。”

　　晉州市原政協副主席劉國運介紹，當時周家莊人干一天活能分5塊5毛錢，而晉縣其他地方的農民干一天活只能分1塊零7分錢，周家莊人是晉縣農民平均收入的5倍。

雷金河

　　在雷金河同志的帶領下，周家莊的社員們齊心協力，又一次頂住了來自中央的壓力，保存了集體經濟，堅持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杜潤生

　　杜潤生同志是80年代初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包產到戶”的主要推手之一。但是，對于周家莊，他表現出實事求是的態度。

　　1987年，為了紀念周家莊建社35年(1952-1987)，由河北省作家協會主席李滿天領銜，20多位作家、編輯、記者合編了關于周家莊發展歷程的報告文學集《鄉歌》。杜潤生同志欣然接受編者的邀請為《鄉歌》撰寫了《序言》。他在《序言》中說：“周家莊鄉自農業合作化以來，建立起較為雄厚的集體經濟基礎，農民生活大大改善，各項福利事業也發展很快……注重從自己的實際情況出發去進行改革。這一點，值得重視，……一部分發達地區和集體經濟較為鞏固的鄉村，選擇了專業承包、包產到組或者‘三包一獎’的責任制形式，同樣獲得了極大成功。周家莊就屬于這一類。……35年來，周家莊的干部與群眾，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奮發圖強，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創造出前人不曾有過的業績……出現在周家莊的一代新人新事，其他地方也將相繼出現。”

杜潤生

　　1997年，河北省電視臺經濟部制作了電視專題片《關于周家莊體制的調查》，在該臺《經濟觀察》欄目播出。杜潤生同志接受了節目組的采訪，在節目中說：“我是80年代初到的周家莊。中國有8000個像周家莊這樣體制的村莊，周家莊算是辦得好的一個”。

　　2002年，為了紀念周家莊建社50年，河北省社科院農村研究所原副所長劉增玉等人編寫了《周家莊之路——中國農村唯一創辦50周年的合作社》一書，杜潤生同志為該書題詞：“小農經濟由分散經營走向聯合是一個大趨勢，但聯合應該多種多樣。周家莊選擇了集體經營和個人分包相結合的體制，只要經濟發展，群眾滿意，就應堅持下去，并不斷進步。”

　　杜潤生同志的實事求是精神，確實讓人敬佩。

結語

　　周家莊的經驗可以從多方面去總結，包括堅持了共同富裕，包括不棄貧寒和不棄孤寡殘疾，包括科學的激勵機制，包括農業生產的機械化，包括社區文化的建設，包括發展生態產業和保護環境，等等。我想強調的是，周家莊人在自己的家鄉實現了有尊嚴的城鎮化，完成了從農民向城鎮居民的轉變，周家莊人在生活中有主人翁的感覺，有主人翁的尊嚴。

　　周家莊的勞動力實現了本地就業。于是，沒有勞動力外流，沒有留守老人、留守婦女、留守兒童，沒有賭博。由于社員們都住進集體統一修建的住房，也沒有住房競賽。周家莊的集體經濟為其成員提供了生活保障，使社員享受了一種有安全感的生活。這里沒有特別暴富的人，也沒有特別貧困的人，也沒有其他地方的攀比心理。

　　鄧小平同志一九九○年三月三日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說：“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9]  我們看到，周家莊已經實現了鄧小平所說的“第二個飛躍”，已經“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已經“發展集體經濟”，已經實現了“又一個很大的進步”。

　　參考文獻：

　　[1] 劉增玉等編著：中國農村唯一創辦50周年的合作社：周家莊之路(續集)，2003年

　　[2] 周建明：從周家莊看“四個自信”。觀察與交流，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第168期，2017年2月10日

　　[3] 楊琪：周家莊調查，中國老區建設，2013年第1期

　　[4] 李長江：周家莊，開放時代，2013年第2期

　　[5] 梁賽玉等：“定格”在人民公社時期的周家莊，新華每日電訊，2014年6月23日第5版

　　[6] 王琳等：周家莊新型人民公社的合作之道，農村經濟與科技，2015年第12期

　　[7] 盧暉臨：周家莊集體經濟的實踐與啟示，南風窗，2016年第7期

　　[8] 毛澤東：關于解決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給中央常委等的信，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9冊566頁

　　[9] 鄧小平：國際形勢和經濟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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