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權按

　　商業育種是個圈錢的行業。2011年，全球商業種子的市場價值就已經達到了344億美元。暴利背后是商業公司的壟斷，目前， 75.3%的全球種子市場都被世界十大種子公司控制，其中，前三大種子公司掌握了53%的市場份額。種子越來越被種子公司控制甚至壟斷，而種子科研也由種子公司和科研院校所主導。歐洲成立的“植物新品種保護聯盟”甚至將農民自古以來的留種行為定義為“犯罪”。農民亟需奪回留種、用種的權利，保留不購買商業種子、受制于種子公司的自由。而本文介紹的參與式育種正是與農民育種、為農民育種、保護農民種子權利的一種嘗試。

　　但是，什么是真正的參與式育種?是否只需要有農民參與到過程中就可以了?摒棄了商業價值，在使用價值之外，種子還承載了哪些社會和文化意義?2017年5月下旬，在廣西南寧的廣西農業科學院舉辦了一場“中國·東南亞參與式植物育種與社區發展研討會”，來自緬甸、老撾、柬埔寨、馬來西亞、印度、意大利和國內多地的參與式育種研究者、實踐者共同參與了此次研討會。本文作者黃奕在參會后，通過分享香港社區伙伴(PCD)在貴州保護地方傳統稻種的實踐，不僅回答了以上問題，還展開了對資本主義單一價值霸權的批判。

　　作者指出，參與式育種并非只是農民作為被動一方參與科學家的育種工作，而是真正以農民為主體參與到對本地物種與社區文化的保育與價值重構。種子的價值不是以市場作為商品唯一的導向和衡量標準，而是通過真正的價值多元主義來抵抗資本主義商品市場壟斷價值判斷的標準。

　　作者簡介

　　黃奕，新南社會發展中心研究員，南方科技大學社會科學中心學術助理。英國倫敦大學亞非研究院人類學碩士。目前正在關注華南柑橘規?；N植及農業科技應用的問題。

　　正文

　　參與式育種要求：在農作物的育種和選種過程中農民也需要參與其中，與育種科研工作者(和其他利益相關方)共同合作制定育種的方案和目標，這些育種方案和目標需要體現農民自身的多元利益訴求，尊重農民對農作物種植的多層次需求和多元的評價標準，并且更加尊重在地環境、文化和當地傳統農業種植模式與技術。農民參與育種工作也同時意味著育種技術有機會由農民自己掌握和分享，從而實現對優良品種持續的自我培育、分發和傳播。

　　參與式育種工作與目前的主流育種工作的模式是截然不同的。當前的主流育種工作，主要由科研機構和種子公司的科研人員主導，育種的方案和目標主要體現市場的利益，甚至完全以市場為導向，而農民則幾乎沒有機會參與到育種選種的工作過程之中，對此更沒有發言權。種子的推廣和傳播在當前主要由種子經銷商來完成，而經銷商則主要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對相關種子進行推廣。同時，一種新的作物種子推廣，也往往伴隨著要求農民對新的種植技術的掌握，改變原有的種植模式和種植環境。而為了保障種子公司和種子經銷商的利益，商品種子往往被設計成無法由農民自行留種，同時也由于農民不掌握育種技術，農民需要長期依賴向種子公司/經銷商每年購買種子，這就意味著，農民往往只能被動地選擇市場上推出的種子。

　　香港社區伙伴：育種背后的生態農業、

　　社區精神與文化需求

　　近日，南寧舉辦了為期三天(其中包括一天田野實地參訪)的參與式育種研討會。會上，香港民間組織“社區伙伴(Partnerships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簡稱PCD)”分享了他們在貴州黎平侗族社區地方傳統稻種參與式育種的實踐，也交流了社區文化保育工作的經驗，這引起了參會人員的極大興趣。

　　PCD提供的數據顯示，貴州黎平縣香禾糯——一種本地侗族水稻品種，也是當地種植歷史最長、最具特色的稻類品種——的種植面積占稻田總面積的比例，從上個世紀50年代的約75%大幅下降至2013年的不足5%。PCD將這種情況形象地稱為“種子出走了”，而他們的工作就是要“讓種子回家”。

　　要開啟“讓種子回家”的工作，PCD首先進行了細致的社區研究，了解項目地社區種植和食用傳統糯稻的情況。而他們發現，對于當地侗族社區而言，香禾糯絕不僅是一個自然植物作物，更與當地少數民族文化、民族身份認同和社區生活有著密切的聯系。譬如，即使在引種更加“高產”的外來粘稻之后，他們依然會種植少量傳統糯稻作為自己的主要主食(盡管已不再是唯一主食)，并且在將傳統糯稻與引種粘稻對比的基礎上，在日常生活文化中將傳統糯稻稱為“好稻”、“老稻”、“侗家稻”、“祖先稻”等等，做出來的飯也被稱為“人飯”;而將外來引種、口感差、侗族人自己很少吃(但會拿來喂養家禽家畜)的粘稻稱為“客家稻”、“豬稻”、“鴨稻”、“馬稻”、“差稻”等等。而在侗族人的新生、婚嫁、節慶、建房、葬禮等民俗、祭祀儀式上，傳統糯稻或糯稻制品是不可或缺的，更不會使用引種的粘稻來代替。因此，要“讓種子回家”，保育本地農作物品種，PCD意識到他們也必須從文化和社區層面入手，通過組織和開展社區交流會，開展傳統節日分享與故事會，激發村民重新理解及發現老品種的多元價值，重建與老品種的情感聯系。

　　而且，傳統糯稻的種植不僅與一套整全的民族文化、社區生活方式密切聯系，它的種植方式本身也伴隨著一套整全的和獨特的可持續農業生產模式。譬如在貴州黎平地區開展工作的時候，PCD意外地聽到了當地的農業技術推廣人員稱侗族村民是“牛”，因為他們看起來就像“牛”一樣愚鈍，始終不接受農技人員教導的淺水密植水稻種植法，盡管使用這種方法可以大幅提升稻米的單產量。但隨后PCD發現這個故事并不是這么簡單——他們發現，侗族村民種植的傳統稻種是高桿稻種，因為這種傳統稻種的禾桿較高和成熟期較長，所以可以在稻田里放深水同時養鴨和養魚。而如果村民接受了農技人員推廣的淺水密植法，稻田就只能種稻子。所以其實侗族村民一點也不愚鈍，反而是農技推廣人員只看見了稻田里水稻，而村民還看見稻田里的鴨子和魚——特別是鴨子和魚在侗族文化中還有特別的意涵，鴨子和魚的生殖繁衍同樣也意味著村寨的生息興旺。

　　推廣人員只看重水稻，侗族農民除了水稻，還看重稻田里的其他(包括：魚和鴨)。侗族魚代表生殖繁衍

　　由此可見，既然傳統糯稻與本地的民族文化、社區生活和傳統農業種植模式息息相關，PCD也同時有意要讓傳統稻種保育工作同時成為他們開展更廣闊的社區工作(譬如，傳統文化保育、社區生活營造等)的切入點。例如，要維持和發展以傳統稻種為基礎的“稻鴨魚系統”，就需要村民自己繁衍健康強壯的魚苗，由此村寨社區內部就需要合作重修社區的公共魚塘，這就重新恢復了社區的公共議事和合作生產傳統。同時，魚塘的重修也讓村民們在一起重新討論起了寨子布局和景觀，從而激發了村民們對自身歷史文化的再次發掘和對村寨生活的自豪感與擁有感。

　　而在貴州從江——PCD的其中一個項目工作地，當地侗鄉傳統上流行在重要的婚嫁節慶時節挑著一大把的稻禾送禮。然后進入現代生活之后，隨著攀比心態的滋長，村民們互相送禮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因此在保育傳統稻種的同時，PCD也召集了多個村寨的“寨老”舉辦討論會，通過編制傳統香禾糯種植歷史大事記調動討論，并且討論得出了“傳統挑禾送禮文化的背后是社區互助精神，而不是互相攀比”的結論。最后又經過經半年討論后制定了新的村規民約，而基于香禾糯背后承載的互助精神，“不攀比及不浪費”被載入新的村規民約，并且繼續通過寨老這樣的傳統網絡監督和帶動社區生活改變。

　　跨村寨老協商減低送禮壓力(文化生活圈)

　　經半年討論后制定新的村規民約，基于香禾糯背后承載的互助精神，不攀比及不浪費

　　由此，PCD正是通過將傳統稻種保育協作工作帶到了更廣的生活討論之中，不僅維持和恢復了傳統稻種的種植，更恢復和傳承了“守護品種背后的社區精神及文化需求”;同時，通過種子帶動更多村民的討論，“有助跳出農田，打開與社區探討農業與生活關系的不同面向，從技術延伸至村寨布局與生活變化，鞏固保育的力量及信心”。

　　參與式反對資本主義單一價值的霸權

　　正是在PCD的這些工作中，可以看到真正的“參與式”精神和內涵的閃耀。參與式發展工作興起于上世紀八十年代，頗帶有挑戰現狀、反抗霸權、改造社會的意涵。然而經過了數十年的時間發展至今，人們對“參與式”方法的沿用在很多時候已經喪失了它原有的內涵，常常成為了一套干巴巴的、不過是裝點門面的方法。正如Pablo A. Leal在《Participation: the Ascendancy of a Buzzword in the Neo-liberal Era》一文中寫道的，“今天“對‘參與’的精確操縱實際上將其原有的激進訴求轉換成了對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維護，導致了‘參與’一詞的政治斬首，其背后的哲學和意識形態意涵被削弱，僅僅淪為一套簡單的、可供復制推廣的方法和技術”。

　　研討會上一位自稱也在進行參與式育種工作的種子學家、某農業大學教授講述自己的“參與式育種”工作，不過是找到一些本地農戶，從農戶手中篩選和收集一些未被“污染”的本地傳統品種的玉米種子，從而得以豐富他們的雜交育種研究的基因庫。當他們取得這些本地傳統品種的玉米種子之后，就會帶回實驗室進行雜交實驗，最終會選育出一“優良品種”——這就與目前主流的育種手段別無二致。

　　如果進一步仔細考察，我們就會發現，這位教授的工作恰恰正應了Leal所說的，將“參與” 背后的“激進訴求轉換成了對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維護”。正如這位農業大學教授提到西雙版納本地一種小糯玉米品種時，他所“看”到的“小糯玉米”是“個頭較小，糯性好，皮薄，香甜宜人，這些獨特的品質，富含人體所需的多種維生素，氨基酸，活性膳食纖維，形成了非常好的口碑，成為旅游特色產品”;而當他在進行雜交實驗選育新的品種的時候，也基本上是基于上述的標準來判斷什么是“優良”品種的。所以其實由始至終，他所看到的只不過是作物品種作為“商品”的經濟交換價值(“成為旅游特色產品”)，那么即使（在以市場價值的導向下）選育出了以市場為標準的“優良”品種，也不過是進一步將農民的生產活動推向被市場消費，將農民當作資本主義全球市場的被剝削對象。

　　黎平的農業技術推廣人員同樣只看到了稻谷作為商品的單一價值，因此他才希望通過推廣淺水密植的種植法來讓提高稻谷的單產量——言下之意是，單產量提高了以后，農民可以通過出售更多稻谷而“提高收入”。但是，這位農技人員恰恰沒有看到的是，通過種植傳統稻種和使用傳統種植模式，村民可以同時養鴨養魚，從而可以以非現金購買的方式獲得優質的肉類。如此一來，盡管從種植稻谷中可以獲得的現金收入看似減少，但村民也不再需要到市場上去買魚買鴨，減少了現金的支出——這意味著村寨的自給自足程度得到了提高，亦即減少了對變動的消費市場的依賴。而且，農技人員所推廣的種植水稻的方法也與富士康工人異曲同工之“妙”——只種植單一的商品作物難道不就像是富士康的工人永遠只能學會流水線上的其中一種技能么？它把農民或工人都塑造成了牢牢鑲嵌在全球化商品生產鏈條中的一個“合格的”勞動力，而最大的受益者依然是從“提高了生產效率”中獲利的資本家們。

　　PCD的工作絕不僅僅是保育本地稻種，更是希望通過保育本地稻種來推動民族文化傳承、社區生活營造等工作。有趣的是，上述的那位農業大學教授也曾在研討會后的聚餐上，與人閑聊起了他對稻種背后的這套文化和社會生活方式的理解——他認為，這些文化和社會生活方式最有價值的地方依然在于有助于旅游開發，而如果旅游開發不能成功，這些文化和社會生活方式很難也沒必要傳承下去了。事實上，這位教授甚至在看待文化和社會生活的時候跟他看待種子的理念是一樣的，也在貫徹著這樣一套資本主義市場邏輯——把所有的東西都商品化，所有的生產都是為了被消費。民族的文化傳承、村寨集體生活的重建、社區社會交往風氣的改善，這些如果不能被包裝成“商品”(譬如，旅游產品)被成功售賣和消費，那么也沒什么“價值”了——這正是資本主義文化霸權的體現。因此，之所以說PCD的工作中還閃耀著參與式工作真正的精神和內涵，就在于他們的工作中體現了對“種子”真正多元價值的肯定——種子的價值不再僅僅以市場作為商品唯一的導向和衡量標準，更體現了對自身民族文化和社區生活本身的價值的肯定。正是這種對真正的價值多元主義的肯定，能夠讓人看到抵抗資本主義商品市場壟斷價值標準的希望。

　　正如Leal在他的那篇文章中談道：“當下全球化世界的特點是財富的高度集中，這也暗示著政治領域相同的權力集中，這就導致了對全球多數群體的排斥，否定了他們任何有意義的經濟或政治參與。當這些不斷擴張的群體無力獲得有尊嚴的生活，而這種生活僅僅是指免于苦難，而非現代化范式所信奉的由消費主導的富裕時，民主政治便失去了其意義。全球的貧困者成為了新自由主義資本下的客體，而非他們自身政治權力的主體，他們被他們看不見或無法理解的全球性力量支配著。”

　　那么，當我們在使用“參與式”工作方法的時候，我們也應當思考，這種工作方法的提出到底是為了誰，到底是為了什么?并不是說，有人“參與”進來了，就是一種“參與式”的工作，畢竟，沒有工人以貢獻自己的血汗勞動力的方法“參與”進來，富士康也是運作不了的。參與式工作真正的意義在于重煥每個社區、每個地方的地方多元價值和地方經驗，反對資本主義單一價值的霸權，將每一個人、每一個社區、每個地方重新放回到社會發展的主角位置，肯定人們對自己生活的把握感和自豪感，鼓勵人們重新掌握對自己生活的決定權，重塑人們經濟、政治和社會權力的主體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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