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任盛宇 （山西省忻州市五寨縣新寨鄉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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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是破解“三農”難題的不二法門

　　在精準扶貧工作中，一些地方把村級集體經濟“破零”作為貧困村能否出列的重要考量指標。雖然在廣大中西部貧困地區，絕大多數農村已經將集體土地、林地等資產全部承包到戶，發展集體經濟既無可用資本，又無人才支持，瓶頸重重，但是我堅定認為，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是破解“三農”難題的不二法門。

　　我所定義的“農村集體經濟”，是以市場為導向的集體經濟，是村委會、涉農企業、合作社和農戶間虛擬聯合，具有現代企業管理理念的集體經濟，這和計劃經濟時期的農村大集體經濟有著本質區別。

　　(一)發展和壯大農村新集體經濟，是建立扶貧長效機制和新農村建設的客觀需要。

　　絕大多數建檔立卡貧困戶未離開農村，未離開農業，發展無資金，無項目，無思路。即使通過精準幫扶使其在短期內完成脫貧，但是從長遠來看，許多農戶返貧的壓力依然很大。所以，通過集體經濟把農戶組織起來抱團發展，是建立扶貧長效機制的可行路徑。沒有集體經濟，農村文體衛生、道路水利等公益事業也寸步難行，新農村建設只能停留在口號上。

　　(二)發展和壯大農村新集體經濟，是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提升群眾道德素質和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最佳切入點。

　　經過改革開放以來近四十年的持續發展，目前困擾農村的最突出問題，已經不是經濟增長問題，而是錯綜復雜的社會問題，如：干群矛盾激化，基層黨組織渙散，群眾道德滑坡，集體主義觀念喪失殆盡，傳統孝道文化幾近摧毀等，應該引起黨和政府的最大關注。

　　一些農村一盤散沙，除非分發化肥、地膜，召集不起黨支部會議和村民大會;老年人房子年久失修，有兒有女且都有一定經濟能力，但是還是找政府申請危房改造，不滿足要求就上訪;自家田間道路暴雨沖毀，申請政府維修，政府出機械，要求農戶出人工配合，農戶反向政府索要工錢。近期有一件工作對我觸動很深：村民苗圃失火，我們向附近一個駐軍求援。在解放軍戰士奮力滅火的同時，村民卻在袖手旁觀，沒有一個鄉鄰主動伸出援手!

　　不加強基層黨支部建設，不提升群眾整體道德素質，不弘揚集體主義精神，那么，中國的經濟發展能走多遠?百姓幸福指數能有多高?民族前途又能有多大?

　　沒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基層黨組織建設就沒有依托，對農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就缺乏平臺。

　　二、農業經營的理性規模和實現路徑

　　農業經營的理性規模應該是經濟效率和社會穩定的最佳平衡點。過去我們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結果是效率上去了，公平卻沒有兼顧好。廣大基層干部能夠清楚看到，農村內部矛盾盤根錯節，特別是在土地問題上，更是諸多矛盾的焦點。過去征收提留攤派，外出務工的農民往往把耕地全部退回給村集體，現在拖家帶口回到村里，但是沒有一畝土地;有人進城經商成功，舉家成為城市居民，城里擁有商品房甚至商業用房，但是農村土地仍然保留;人死了耕地不減，而有人新娶老婆務農，新生孩子務農，但是沒有新增耕地;由于種種原因，一些人多分了土地，現在又抽不回來;有人自從包產到戶以來就沒有交過農業稅，有人分文未欠，交的交了，拖欠的也不再要了……。許多基層干部在土地確權登記工作中態度消極，存在打折扣、搞變通現象，在相當程度上，就是為了避免確權登記引爆農地矛盾這個“火藥桶”。

　　農村改革如履薄冰。關于農業規模化經營問題，我有以下思考：

　　(一)必須推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促進農業現代化。

　　我這里只談一件工作實例。2013年，我鄉建成了1萬畝膜下滴灌高產示范田，現在四年時間過去了，效益非常不好。一個灌溉單位(以井片劃分)200余畝耕地，可能涉及幾十戶、上百戶，協調成本很高，再加上種植品種不同，灌溉期也不同，使得1萬畝農田中，除了集中經營的200畝耕地(鄉政府以前的原種廠，現在承包給了種植大戶)使用該灌溉系統外，其余95%的膜下滴灌設備全部閑置、荒廢。國家的數百萬元水利投資就這樣被無情浪費掉了!

　　(二)審慎對待農地流轉。

　　1、農地即使“三權”分置、歸屬清晰、權能完整，也很難流轉順暢。

　　由于征地補償標準由政府統一控制，使得農地流轉很難形成一個成熟的市場價格。以我縣為例，農戶流轉土地的心理價位為征地補償標準，每畝耕地約三萬元左右。農民寧愿把田無償提供給親戚經營甚至荒蕪，也不愿低于該價流轉出去。而現在確權登記又進一步強化了農民對土地的收益預期。事實上，如果集中流轉后不改變農地用途，需要經營五、六十年方能收回流轉成本。除非城市資本為了工商開發儲備土地，若真正從事農業生產，沒有人愿意承擔如此高昂的流轉費用。我所了解的一家農業龍頭企業，就是以農業取得貸款，然后在省城開發房地產。不要責備企業家的良知，資本天生逐利而行。所以，中短期內，家庭農場和農業公司還難以扛起中國農業規模化經營的大旗。

　　2、農地流轉，不利于保護農村弱勢群體的利益。

　　農村弱勢群體家底薄，融資能力差，面臨家人大病、喪葬嫁娶、子女上學等開支，被迫廉價出讓土地的可能性遠遠高于其他農戶。我了解過一個極端案例：有吸毒人員2000元就轉讓了自家10畝平川地的20年承包經營權。農地流轉的一個最大可能消極后果就是：貧困農戶的失地風險增加，農村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不利于扶貧長效機制的建立。

　　(三)堅持家庭經營的基礎性地位，抓實“互換并地”工作，有序引導農戶合作規模化經營。

　　我們目前存在的最大農業效率問題，就是耕地細碎化嚴重。

　　近期，我走訪調研了大量農戶，大家都強烈歡迎并地改革。新寨鄉羊道溝村王保林經營著20余畝耕地，分別位于八個地塊，在開畔和剎墑中，需要花費大量精力處理臨地分界，雖然使用農機耕作，但是仍需耗費八天時間。而如果并為一個地塊，耕作20余畝田僅需一天半時間。大劉家灣村老黨員劉根承包經營著20畝耕地，分別位于6個地塊，耕作很不方便，他說，如果能夠集中到一個地塊，即使少分2畝田，他都愿意。這也是其他村民的普遍心聲。

　　全國許多地方，如安徽省蒙城縣、河南省民權縣、甘肅省金昌市等，土地“互換并塊”工作已經進行了大量有益探索。其中河南省商丘市早在2010年就開始推行“互換并地”工作了。

　　但是，七年來，“互換并地”工作為什么沒能在全國范圍推廣開呢?由于研究條件有限，我沒有找到各地詳細的并地操作流程和存在問題報告。我感到，各試點應該存在一些尚未克服的工作瓶頸，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農戶間協調層級太多，土地互換成本太高;第二、對于耕地質量等級存在的客觀差異，尚未形成一個可操作性強的解決方案。

　　針對以上問題，通過一定范圍的調研，我提出以下解決方案。

　　1、貨幣化衡量土地價值。

　　針對耕地質量等級客觀上存在差異，如平川地與坡耕地的差別，給土地互換工作帶來障礙這一難題，我的解決思路是：經村民大會評定，全體村民認可，確定本村內各種等級耕地的流轉價格(只需確定一個相對價格，而不一定是市場真實流轉價格)，把農戶所承包耕地貨幣化。如某農民擁有30畝耕地，經評估總價值為60萬元，在“互換并地”中，只需獲得同等價值的耕地，而不必嚴格為30畝。

　　2、構建虛擬土地流轉媒介。

　　媒介可以為村委會，也可以為任意村民。基本操作原理：全村耕地流轉給土地流轉媒介，再由流轉媒介流轉給村民等價土地，在第二次流轉中實現農戶“一塊田”目標。如上例農民，將自己價值60萬元的8小塊耕地流轉給流轉媒介，然后再從流轉媒介通過抽簽等方式流轉回價值60萬元的一整塊耕地。土地流轉媒介的設立，可以有效解決在常規的土地“互換并地”工作中，一戶農戶可能需要協調多戶甚至幾十戶農戶的問題。

　　3、以血緣、地緣關系為紐帶，引導親朋好友間地塊相鄰，以便于農戶更大范圍的合作規模化經營。

　　以大劉家灣村為例：現在，分散耕地對外承包費一般為200元/畝，而如果是百畝以上的連片耕地，承包費能達到500元/畝甚至更多。如果自營或者合作經營，規模化耕作的收益溢出也不應該低于300元/畝。全五寨縣人均耕地6.4畝，如果能夠實現耕地合作規模化經營，人均增收可望突破1900元/年。各地建檔立卡貧困戶大都在村務農，“互換并地”后的合作經營能夠很好地自動惠及貧困戶。推動農地合作規模化經營對于精準扶貧的意義，既能立竿見影，更具長期功效。

　　(四)發展村級互助金融。

　　受市場法則支配，不用說各大商業銀行，就是農村信用合作社，也都有去農化的強大動力。所以，即使在“打贏脫貧攻堅戰”后，農村金融服務水平低下的局面仍將長期存在。

　　汪三貴老師的《村級互助金的貧困瞄準機制研究》讓我認識到：發展農村互助金融，既是建立金融扶貧長效機制的最佳路徑，也是壯大村級集體經濟、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的重要契機。

　　在互助金規模小的時候，為了降低運行成本，可以由農村信用合作社托管借貸業務，政府補貼管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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