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光棍問題研究
——一種人口社會學的分析
劉 燕 舞※
（華中科技大學 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 湖北 武漢 430074）
 
摘要：以光棍率作為分析單位，本文發現，光棍率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變化較為平緩，自1980年代中后期至今，則逐漸加劇上升。根據其形成的直接原因可以將農村光棍劃分為歷史塑造型、身心缺陷型、經濟貧困型與緣分宿命型四種經驗類型，而經濟貧困型光棍逐漸成為當前農村光棍的主要類型。農村婚姻圈的持續擴大造成婚姻資源的不對稱性流動以及出生人口性別比長時期嚴重失調的雙重擠壓效應，客觀上使得農村女性在婚姻市場中具有較強的要價談判力，從而使得婚姻高消費成為可能并因此而導致了經濟貧困型光棍的形成。
關鍵詞：光棍、光棍類型、光棍率、經濟貧困型光棍
 
The Study of Bachelor Types and Its Change Mechanism in Rural Society under Populational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Liu Yan-wu
(China Rural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 of HUST, Wuhan, Hubei, 430074)
 
Abstract: this thesis classified four kinds of bachelor according to their formed causes: history-shaped bachelor, defective bachelor, economic poor bachelor and destiny bachelor. This thesis took the bachelor rate as a unit of analysis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bachelor rate operated steady from 1970 to 1985 but increased quickly after 1985. The economic poor bachelor became the main type recently. The double squeeze that marriage circle expanded abidingly and sex ratio was imbalanced in a long time, which made the marriage become a kind of high consumption. Therefore, the economic poor bachelor became possible because of their poor condition.
 
Keywords: bachelor; bachelor type; bachelor rate; economic poor bachelor
 
一、引言
開宗明義，先說什么叫做“光棍”。據《現代漢語辭?！返?32頁對“光棍”的解釋，其不帶兒化音時，意指①地痞，流氓，與英文詞“ruffian”意思相近；②作方言時，俗稱沒有妻子的成年人，或單身漢，其意與英文詞“bachelor”差不多，如“打光棍”意指“過單身漢的生活”。[1]本文所謂的“光棍”即是根據農民的俗稱，采用上述第二種含義，意指因為各種原因而未能有妻子的成年男性。
據報載，國家人口發展研究戰略課題組于2007年1月11日發布戰略研究報告顯示，根據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出生人口性別比數據與2003年抽樣調查的出生人口性別比數據，到2020年，20歲至45歲的男性將比女性多3000萬人左右，鑒于性別比長期失調，研究者據此推測2020年時我國將可能出現3000萬光棍大軍，且尤以農村最為嚴重。[2]這正如鄧小平同志曾言，中國的問題，不管有多小，乘以我們的人口總數就是一個大問題。
然而，對于這一問題的研究成果與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卻完全不成比例，較有影響的關于光棍現象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既有研究中關于光棍形成的直接原因的考察最為普遍。岳嶺曾從中國農村人口性別比失調的角度探討了光棍大軍的形成原因。[3]李鳳蘭等持類似觀點，認為農村大齡未婚青年擇偶困難的主要原因是當前農村人口性別比的結構性失衡、經濟條件的制約和農村青年擇偶交往機會的有限性。[4]石人炳通過對我國當前農村青年外流對地區婚姻問題和自身問題的影響的研究指出，一些大齡未婚農村外流青年擇偶難，貧困地區女青年婚姻遷移導致當地男性青年成婚困難，因而，他呼吁社會要關注婚姻遷移導致的貧困農村地區“弱勢累積”的問題。[5]也有學者從權利視角反思了對光棍現象的研究，認為光棍問題的實質更多還是女童的人權問題。[6]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比較零星的描述性研究，如張春漢[7]、彭遠春[8]、孫淑敏[9]、倪曉鋒[10]等等。然而，這些既有研究還存在如下幾個問題。其一，主要都采取個體主義的進路，幾乎都是在描述相關情況的基礎上迅速上升到對光棍形成的直接原因的表述，因此基本都沒有嚴格區分個人性的因素與社會性的因素。其二，對光棍群體本身的異質性缺少關注。其三，沒有關注過光棍形成的歷史變遷機制，而僅僅是談及當下的光棍現象，難以從歷時的角度把握光棍形成的復雜機理。因此，基于光棍現象的嚴重以及當前學術研究的不足，本文認為有必要對這一問題進行較為系統的初步探索。鑒于此，本文試圖要回答的問題是：農村光棍的類型、形成及其變遷機制是什么？
 
二、方法與資料
與人口學領域主要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關于出生性別比數據以及抽樣調查的出生性別比數據推算光棍數量然后對之進行解釋不同的是，本研究試圖從人口社會學的進路出發對農村光棍的類型、變遷、形成機制進行探索。關于社會現象的研究，社會學的研究傳統歷來存在整體主義與個體主義之爭。那么，對農村光棍現象的研究，我們應該采取什么樣的進路？
要解決研究的進路問題，我們有必要先簡要討論一下光棍現象本身。在學術界，關于光棍的研究主要關注的都是青年，大多為26歲至35歲之間的未婚男性，一般習慣用單身青年來指稱他們。本文所關注的光棍不僅是沒有妻子的成年人，而且還指根據他們所在的地方性知識可以判斷出的，他們這一輩子都可能再娶不到妻子的男性群體。由是，本文所關注群體的年齡范圍就不僅限于青年，還包括了中年和老年。根據農村的地方性共識，男性青年一般年齡超過30歲如果還未能婚配者，就基本可以斷定，他們這一輩子都可能要過著沒有妻子的單身生活。即使有少數男性有可能在超出30歲以后還能婚配，但一般而言，因其數量很少，所以不影響我們研究時對光棍的界定。因此，本文所謂的農村光棍就是指年齡超出30歲尚未結婚的農村男性人口。
然而，與一般的正常人口不同的是，光棍在農村屬于一個比較特殊的弱勢群體。而且，在人們看來，光棍之所以成為光棍通常是由其個人原因造成的。因之，在當前關于光棍研究為數不多的文獻中，幾乎全是在單一的個體主義進路下展開的。然而，正如迪爾凱姆對自殺現象的討論一樣，個體主義的進路并不利于人們發現和探討現象背后的社會因素。因此，迪爾凱姆提出要將自殺率作為分析單位，通過對這一整體主義的分析單位的研究，可以窺測出決定自殺者自殺的社會結構因素。[11]迪爾凱姆的這一分析同樣適合于我們對光棍研究的進路選擇。單一的個體主義進路不僅不容易展現決定光棍形成背后的社會機制，而且還無助于觀察光棍現象的歷史變遷。因此，本文認為，與研究自殺采用自殺率作為分析單位一樣，光棍率同樣應該成為研究光棍的分析單位。在本文看來，所謂光棍率，就是指在一段特定時期內，光棍數量在適齡婚姻人群中所占的比率。之所以要考慮選擇“一段時期”，是因為婚配性別比與性別比不同，婚配的年齡段決定了兩者可以有一定的時間差。[12]在本文中，這個“一段時期”的限度為5年。之所以如此選擇是因為，按照農村的常識，男女婚配性別年齡差一般不會超過5年，大多數情況下男女年齡相當或男略大女1到3歲，女性如果比男性大的話一般也在2歲左右。因此，我們選擇5年作為一個基本時間單位就能夠較好地反映真實情況。
本文試圖以三個村落的現存于世的所有光棍為考察載體。三個村落一個位于河南省南部某縣，一個位于湖南省東北部某縣，另一個村落位于貴州省北部某縣，按照學術慣例，將它們分別技術化地處理為“豫村”、“湘村”和“黔村”。豫村共有20個村民小組，共有人口2258人，以22歲至30歲作為男性適婚年齡區間的話，豫村男性適齡婚姻人口約200人。[①]湘村共有12個村民小組，共有人口1080人，22至30歲的適齡男性婚姻人口約125人。黔村共有16個村民小組，全村人口2300多人，22歲至30歲的適齡男性婚姻人口約185人。本文資料收集主要采用無結構式訪談法。訪談對象包括現任村組干部、老干部、黨員、以及這些體制精英之外的村莊內的非體制精英、普通村民、光棍本人，訪談對象的性別選擇上男女兼顧，年齡結構上老中青結合。訪談的內容主要包括光棍的基本信息、家庭成員構成、經濟狀況、被訪談者對打光棍的原因認知、光棍在村落中的地位以及他們對村莊生活的影響等。同時，我們還就村莊政治、文化、生產、生活等各方面展開了豐富的訪談，以便于我們從村莊整體的角度對光棍現象進行把握。
 
三、農村光棍的類型
根據資料收集結果，豫村共有光棍88人，占該村總人口的34.8‰。湘村共有光棍54人，占該村總人口數的50.0‰。黔村共有光棍91人，占該村人口總數的40.0‰。三村光棍合計233人，光棍占三村總人口數的39.4‰。我們結合這233個光棍的個案材料，按照光棍自己與村民對他們之所以成為光棍的直接原因認知，將光棍分成四種類型：歷史塑造型、身心缺陷型、經濟貧困型、緣分宿命型。
 
（一）歷史塑造型
    在我們收集到的所有光棍材料中，其中有一種類型的光棍是較為特殊的，他們數量不多，但比較普遍，不僅在本文所調查的三個村落中存在，而且筆者以前在眾多農村調查時都遭遇過。一般來說，這種類型的光棍主要是新中國成立后，他們的父母被劃成五類分子，也即所謂歷史成分不好或不太清白的，這其中又尤以地主的后代為多。還有一種情況即是當時因災難而逃荒在外后又回村從而錯過了婚齡的。因為是出于特殊的歷史時段的原因，所以，我們將此類光棍叫歷史塑造型光棍。
 
案例1：豫村八門樓組光棍陳某，64歲，他爺爺和父親都是地主，他是老大，因此最先受到成分的影響，沒有人愿意嫁給他。分田到戶以后，觀念逐漸放開，所以他的兩個弟弟倒是都結婚了。
案例2：黔村上丫組黃某，65歲，其父親是地主，土改時被鎮壓。胡某人長得不錯，而且還比較聰明能干，但因成分不好，到了結婚年齡后沒有人愿意嫁給他。
案例3：豫村清水沖組光棍魏某，65歲。三年自然災害時，因沒飯吃，他娘隨著村民逃難至湖北，后在湖北結婚生子，生下他和他妹妹后，他父親去世了。他娘又帶著他和他妹妹回到了清水沖他外公家，不久，他娘亦去世。分田到戶后，他到部隊當了幾年兵，回村時已經26歲了，此后家境并沒有太多改變，出去務工兩年沒有找到女朋友，再回首，一看年齡已經邁入光棍門檻了，就此一直到現在仍然單身。
 
歷史塑造型光棍多見于年齡在60歲以上的，豫村共有9人，湘村有3人，黔村有7人。三村合計共19人。他們沒有什么身體缺陷，心智正常，且相貌都還不錯。僅從個體層面來看，似乎沒有理由讓他們邁入光棍群體。但歷史顯然非個人所能抗拒，在當時的革命高潮與洪流中，成分與歷史對個人來說十分重要。既有學者曾根據人們的擇偶觀念從另一個側面展示了這種光棍可能形成的原因，在他們看來，那個年代的擇偶觀念中政治取向是比較重要的考慮因素。[13]
 
（二）身心缺陷型
在所有光棍中，有一個在人數上占有較大比例的群體，那就是身心缺陷型光棍。這些光棍中，他們有的智障，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身體殘疾，缺胳膊少腿，或聾，或瞎，或啞，或跛，或者身材特別矮小，或者相貌確實過于丑陋等等。
 
案例8：豫村大店組陳某，45歲，兩兄弟，他是老大，弟弟已結婚并育有一兒一女，家庭條件在豫村屬于中等水平。但陳某耳聾，啞巴，因而一直未能娶到妻子。
案例9：湘村4組秦某，46歲，三兄弟，他是老大，年輕時精神低度失常，后來一次說媒的過程中看上一女孩，但人家見他時而有點傻就不愿意嫁他，結果他更加受了刺激，后來精神嚴重失常，生活都無法自理，也就因此一直打著光棍。
案例10：黔村民主組岳某，44歲，腿腳殘疾，生活無法自理，靠老母親照看，一直未婚。
 
因身心缺陷而導致打光棍的現象幾乎在每個行政村都能找到，而且人數不少。豫村有此種類型光棍25人，湘村有10人，黔村有18人。
 
（三）經濟貧困型
除新中國成立后的短短三十年里，婚姻與經濟的關系相對較小外，其他任何時候經濟狀況都是決定婚姻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一些男性在邁入適婚年齡后卻因為經濟貧困而娶不到妻子的情況在農村非常普遍，因此，我們將因經濟困難而娶不到妻子的光棍叫做經濟貧困型光棍。
 
案例12：湘村5組湛某兩兄弟都是光棍，老大48歲，老二46歲，他們一共有5兄弟，最大的早年因為家庭糾紛自殺身亡，另外兩位弟弟則到其舅舅家所在的村子做了上門女婿。他們打光棍的情況主要就是因為家庭貧困。家里幾兄弟曾經一起努力存了點錢準備為老大娶媳婦，后來經外人介紹花了1.7萬元娶了1個廣西婦女，結果不到半個月就跑了，他們才知道是被騙了。本來貧困的家庭因此幾近陷入絕境。兩位弟弟正是在貧困看不到希望的情況下主動去當了上門女婿。
 
因經濟貧困而娶不到妻子的情況在人數上，在三個村莊均排第一位，在湘村共有33人，在豫村共有47人，在黔村共有58人。因此，可以說這種光棍類型是目前農村光棍中最主要的類型。
 
（四）緣分宿命型
上述三種光棍類型一般都能找到直接原因，還有一類是“不好說”或“說不清”的光棍。用農民的話來說就是屬于“命”或“沒有緣分”的人。因此，我們將這種類型的光棍叫做緣分宿命型。他們既沒有身心缺陷，也沒有受所謂歷史成分的影響，甚至經濟狀況也都還比較好，但就是沒能夠娶到妻子。
 
案例10：豫村中胡組匡某，44歲，弟兄3個，1個妹妹，他是老大，兩個弟弟都已結婚生子，唯獨他一直打光棍。從相貌上來說，匡某五官端正，甚至算得上是美男子，而且為人也不錯，聰明，勤快，他現在每年的收入都能達到2—3萬元，各方面條件看上去都不應該是一個光棍，然而就是一直沒有娶到妻子。村民和他自己都說“這是命”“命里注定沒有女人”“算過八字了，注定打光棍呢”。
 
緣分宿命型的光棍在實際過程中其實也不完全是所謂“宿命”，這只是農民給的一個直接的原因解說。而日常生活中，正是這些條件看起來不錯的人，往往容易在蹉跎中耽誤自己的婚姻，用通俗的話來說，通常情況下是比他們差的女人他們看不上，比他們好的女人別人又看不上他們。
 
案例11：豫村胡沖組陳某，43歲，中專畢業，聰明能干。但在娶對象上比較講究，他一直想娶個城里的女孩，但從未成功，親戚朋友跟他說過幾個農村姑娘，他又看不上。就這樣猶豫幾回，在年紀上就邁入光棍行列了，等他想將就著娶一個農村姑娘時，因為年紀大了，也沒人愿意嫁他了，于是他就成了光棍了。
 
根據我們的調查，緣分宿命型光棍在豫村、湘村和黔村都占有一定比例。豫村有這種類型的光棍7人，湘村有5人，黔村有此種類型的光棍8人。
 
四、光棍類型的歷史變遷
上述四種光棍類型是筆者根據調查中所收集的233例個案的直接原因來劃分的。本節我們將以光棍率為分析單位繼續探討光棍類型變遷的基本情況。
 
（一）四種光棍類型的占比
盡管我們在前一節共劃分了四種類型的光棍，但每一種在現實生活中所占的比例有較大差異，我們結合三個村的數據進行簡要描述分析，四種光棍類型的基本占比情況見圖1。

從圖1可以看出，經濟貧困型光棍與身心缺陷型光棍所占比例最大。其中，經濟貧困型光棍占到了整個光棍數的61%，可見經濟因素對光棍形成的重要性，而身心缺陷型光棍亦占到了23%，這兩種光棍類型分列第一、二位。剩下的兩種光棍類型所占比例基本持平，均為8%。這種比例分布表明，要理解光棍的形成機制，關鍵是要更大程度地理解經濟貧困型光棍，接下來關于光棍類型的歷史變遷情況說明可以進一步佐證這一點。
 
（二）從光棍率的變化看光棍類型的演變
從縱向看，以光棍率作為分析單位，近40年來上述四種光棍類型的存在及演變情況就十分有意思。
根據每個時段的光棍人數，我們假定現在的適婚男性青年人數在各個時期近似地相等，也即豫村為200人，湘村為125人，黔村為185人。在比率選擇上，我們采用千分率來計算。根據我們調查的數據測算，可以得出每個時段的光棍率的變化。我們先看三個村莊總體光棍率的變化情況，如圖2所示。

由圖2可知，從總體光棍率的演變趨勢來看，三個村莊的情況基本相似。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三個村莊的光棍率均在一個較低位置運行。然而，從1980年代中后期開始，三個村莊的光棍率均不同程度上升，甚至在1990年代以后急劇上升。從增長趨勢上來看，黔村的表現最為明顯，成一直上升狀態。豫村和湘村兩個村莊的光棍率在2006年以來略微回落，但總體而言，仍在較高位置運行。
然而，如果我們進一步詳細地觀察各種類型的演變趨勢，那么情況就有較大差別了。我們先看歷史塑造型光棍率的演變情況，如圖3所示。

由圖3，我們首先可以明白什么叫“歷史塑造型”光棍，當政治取向淡化后，人們在擇偶上不再根據政治歷史成分來考慮，因此，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具體來說就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時期里），就塑造出了特殊的光棍類型。圖3顯示，3個村莊在1986年以后歷史塑造型光棍便“都成了歷史”。
同樣，由圖4，我們可以察看緣分宿命型光棍率的變化情況。

圖4給人的感覺似乎是雜亂無章的，好像沒有十分嚴密的演變規律可言。三個村莊的緣分宿命型光棍類型在不同的歷史時段均起伏不定。但實際上我們仔細觀察就可以發現，每個村莊這種類型的演變恰恰是有規可循的。一般而言，這種類型的光棍率均圍繞某一中間數值以近似于等距的形式向高低兩個位置擺動。以豫村為例，緣分宿命型光棍率始終在0、5‰和10‰之間擺動，而5‰就是這三個數值的中間數。同樣，湘村緣分宿命型光棍率則始終在0和8‰之間擺動，黔村則在0、5.4‰以及10.8‰三個數值之間擺動，5.4‰則是中間值。這種擺動的規律表明緣分宿命型光棍其實變動較為平穩，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類型的光棍率變動不會過于劇烈。
那么，綜合起來說，我們可以發現歷史塑造型光棍主要受制于特定的歷史時期，而緣分宿命型光棍更多地是受制于特殊的人口發展規律。因為，在正常的人口變動中，總有部分適齡婚姻青年在很偶然的角度邁入到了光棍行列，這似乎與他們個體的因素更為相關，正是基于此，這種光棍類型與社會發展規律或社會變遷之間的關系并不是十分強烈。為了更進一步理解這種與受社會變遷影響較小的光棍類型的邏輯，我們接下來考察一下身心缺陷型光棍率的變化情況，見圖5。

    與緣分宿命型光棍一樣，身心缺陷型光棍率的變化似乎更符合一般的人口學規律。因為，根據一般的人口發展定律，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空間里，在足夠長的時間距離內，諸如精神病、癡呆等智障，以及瘸子、特別矮小者、聾子、瞎子、啞子等殘障的身心缺陷人口的數字應是比較穩定的。這類人口在婚姻社會中天然地是弱者，而且各種身心缺陷主要肇因于各類個體的精神因素或生物因素。因此，外在的制度幾乎無法改變他們的局面。從而，我們會發現他們邁入光棍行列的人口數也基本比較固定，在社會變遷的同時，他們并不必然地呈正相關或負相關方向變化，而是遵循著其人口自身的發展規律，因此身心缺陷型的光棍率基本成波浪線形式時而走高，時而走低。但無論是高還是低，高低數值之間不會偏離太遠。
然而，因經濟貧困而導致的光棍形成卻與上述三種類型的變化完全不一樣。如圖6所示。

根據圖6的經濟貧困型光棍率走勢圖，我們發現，首先，三個村莊中這種類型的光棍率幾乎都成上升趨勢，盡管豫村和湘村的情況在2006年以來略微有所回落，但仍然在高位運行，相比于其開始增長之時的起點而言，則一直沒有下降過。其次，三個村莊的經濟貧困型光棍率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這段時期內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也就是說，這15年間，經濟因素對是否成為光棍的作用微乎其微。然而，從1980年代中后期開始，經濟因素對光棍的形成卻幾乎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從我們前文述及的整個光棍率的演變情況可以看出，經濟因素導致光棍率的上升與整體光棍率的上升幾乎是完全吻合的，其變化軌跡幾乎一致。有趣的是，徐安琪用較大樣本量分析近五十年來擇偶標準的變化后指出，1980年代以后經濟取向越來越重要，這與本文所展示的變化規律是基本一致的。[14]
因此，我們基本可以判斷，近40年來的光棍類型演變中，從1970年代到1980年代中期經濟因素的作用甚小，而此后則幾乎成為唯一影響光棍率的決定性的社會因素。而歷史塑造型則隨具體的歷史時段而漸趨消亡，緣分宿命型與身心缺陷型則可以近似地看做沒有什么變化，其在任何時段的演變均與正常的中間值偏離不遠，近似于統計學意義上的正態分布。
 
五、經濟貧困型光棍的形成與變遷
    根據我們前述對四種光棍類型的占比及其演變情況的分析，我們可以明白，要理解社會因素對光棍形成的影響就必須要理解經濟貧困型光棍的生產邏輯。
 
（一）經濟因素對經濟貧困型光棍形成的影響
單說經濟因素對光棍的形成隨時間段的變遷而有著非常重要甚至決定性的影響顯然是不夠的?，F在的問題是，我們需要考察經濟因素通過哪些渠道影響到了光棍的形成。就我們在各地農村的調查情況來看，有一個非常常見且帶有共識性的影響光棍形成的重要變量是婚姻消費?；橐鱿M又主要包括為結婚所需要花費的彩禮錢以及之外所需要的如酒席置辦、婚禮消費和為結婚而建房或買房的消費等。見表1。
 
表1：豫湘黔三村婚姻消費變遷情況表（單位：元）
年代類別
彩禮房子其它總花費（不含“其它”）勞動力價格（天/元）婚姻消費與勞動力年毛收入比
1970年代幾乎沒有幾乎不考慮很少很少不詳可以忽略不計
1980年代初期260幾乎不考慮很少3001.30.63
1980年代末期1000幾乎不考慮酒席，與禮金收入能持平1，50032.08
1990年代中期2000—3000要有房子，質量不做過多要求酒席，禮金收入基本能持平3，000—4，0005大于2.08，小于2.78
1990年代末期8000磚瓦結構房子，10萬左右酒席，婚紗，樂隊，與禮金收入相比略虧10，000—15，00010大于2.78，小于4.17
2000年初期11000磚瓦結構房子，13萬左右酒席，婚紗，樂隊，與禮金收入相比約虧3000元左右30，000—40，00020—30大于4.17，小于5.55
2000年中后期30000—100000磚瓦結構房子，13萬至20萬不等，或要求到城鎮或縣城買房，所需花費更高酒席，婚紗，錄像，樂隊，旅游，其他，10000元不等40，000—110，00040—602.85—7.64

從表1可知，彩禮與房子等其他消費從1990年代以后急劇增長，無論是從絕對數目來看，還是從婚姻消費與一個勞動力的年毛收入比來看，都能夠體現出這種迅猛的增長趨勢。由此，我們可以看出，1970年代到1980年代中期，結婚對于任何家庭來說算不上是負擔。這種狀況能夠生動地證明因經濟貧困而致的光棍現象在這段時期之所以少的原因。然而，1990年代中后期開始，婚姻消費與一個勞動力的年毛收入比開始發展到介于3至4倍。也就是說，一個勞動力不吃不喝需要勞動3至4年才能結得起婚。從2000年開始到現在，婚姻消費幾乎需要一個勞動力不吃不喝勞作4至7年才能負擔得起。如果考慮建房等作為2000年以后結婚的硬性條件所消費的支出的話，那么將意味著一個勞動力需要不吃不喝勞作11至16年才能負擔得起。不僅如此，問題是，人們還需要利用勞動收入來完成自身再生產等基本開支，因此，如果從純收入的角度計算的話，所需年份還會更長。如果我們通常按常識以5年時間作為一個時間段來考察光棍率的話，那么，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因經濟貧困而致的光棍率在1991年以后尤其是1996年以后直線飆升的原因了。當婚姻儼然成為一種高消費的時候，在農村整體收入水平無法跟上的情況下，對于經濟收入略微較差的家庭而言，那么，兒子就意味著是高額負擔。因此，才會在當下農村出現父母“生兩個兒子哭一場”的吊詭寫照。[15]
與此同時，更為嚴重的還在于，婚姻消費在1970年代初期至1990年代中期是有規則可循的。彩禮金額與婚姻的其他消費都有較為固定的數值和項目。因而，對于適齡婚姻家庭而言，至少有一個比較硬性的看得見的目標可供自己努力。然而，1990年代后期以來至今的這約15年時間里，婚姻消費的規則已經被完全打破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各種各樣的光怪陸離的規則，實質上也就是沒有了規則。整個婚姻消費由大約3萬元至20萬元左右不等浮動，中間極大的差價空間為婚姻競爭的加劇注入了動力，從而使得弱者在此間無力扭轉乾坤，而只會更加成為弱者，婚姻資源的配置嚴重失衡。最弱者無疑就是光棍，他們“赤條條來，赤條條去”。
 
（二）婚姻成為高消費進而對光棍形成的影響
我們從婚姻消費的基本狀況及其演變的角度考察了其對光棍率形成的影響后，有必要進一步探討是什么因素支撐了婚姻成為一種高消費現象。在筆者看來主要有三個因素使得婚姻消費越來越成為高消費。
首先是婚姻圈的變化。在傳統社會內，婚姻圈相對穩定，且范圍有限。如在施堅雅的研究中，婚姻圈與基層市場圈基本重疊，認為基層市場社區中有一種農民階級內部通婚的特別趨勢。[16]還有如與祭祀圈[17]或水利圈[18]等重疊的關系的討論。然而，當傳統社會日益解體后，婚姻圈亦隨之變化。相比于傳統地域的婚姻圈而言，有人認為現在的婚姻圈已經在擴大，[19]而有人則認為在縮小，[20]或者，有人認為沒有什么變化。[21]根據我們近三年在全國眾多省份農村的調查經驗，可以做的一個質性判斷是，當前農村的婚姻圈既非與基層市場圈、祭祀圈或水利圈等重疊，也非縮小或沒有變化，而是擴大了。其邊界往大處說可以擴及全球，跨國婚姻在農村已經不少見，往小處說至少是全國性的邊界。當然，擴大后的婚姻圈并非完全拋卻了傳統的婚姻圈。實際上，現在的婚姻圈是一個“雙圈結構”，其核心或內維仍是傳統的婚姻圈，其補充或外圍則是傳統婚姻圈以外的擴及全國乃至全球的婚姻圈。根據我們在豫村、湘村和黔村的調查，這個雙圈結構在婚配中所占的比例約為8:2，也就是說，80%的青年結婚還得靠本地的傳統婚姻圈來解決。然而，這個結構既對流入發生影響，同時也對流出發生影響。至少有超出30%左右的位于本地傳統婚姻圈中的適齡婚姻女性青年流出，而這種婚姻資源的流動顯然是一種非對稱性流動。因此，從理論上說，即使我們保守估計，僅婚姻圈的擴大導致適齡婚姻女性資源的流失，就可造成傳統婚姻圈內近10%的男性無法娶到妻子。
其次是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嚴重失調。如果根據聯合國認定的出生性別比正常閾值標準為102—107來判斷，根據有些學者的研究，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大約從1984年開始就已經出現異常了，而此前的1970年代，出生人口性別比長時段基本維持穩定，平均約為106.3。[22]馬瀛通根據1984年至2004年的數據，以107作為性別比上限，還進一步推算出因性別比長時段嚴重失調而導致這段時間內我國女嬰短缺數約為1800萬。[23]事實上，有很多研究表明，性別比失調在2005年以來并沒有下降，相反一直在加劇失調。因此，保守估計，這近30年來，女嬰短缺數應早已突破2000萬了。我們所調查的豫村，從1980年代初期開始，人口性別比同樣開始出現失調，據村干部回憶，大約到1990年代中后期，性別比失調的情況長期維持在150左右。根據我們統計的2005年至2009年這5年豫村的出生人口數據來看，性別比失調已經達到了200。如果說，我們無法單獨以短時期內的性別比失調來說明一定會形成光棍現象，那么長時段的比如以五年為單位的情況下，性別比嚴重失調的話，我們完全有理由推測這一因素對光棍現象的形成所產生的嚴重影響。
婚姻圈的擴大導致婚姻資源的非對稱性流動以及性別比長時段的嚴重失調導致進入婚配年齡的男性找不到妻子，構成當前農村婚姻中的“雙重擠壓效應”。雙重擠壓的出現，客觀上使得女性在婚姻市場上具有更高的“價位”和“談判”權力了。桂華和余練曾建構一個“婚姻市場要價”的理論框架從女方要價的可欲性、可能性與基礎性等角度對此有較為精彩的論述。[24]因此，我們看到的是伴隨婚姻而來的婚姻高消費現象才會逐漸走高，因為雙重擠壓效應一直以來均處于不斷加劇的狀態中。因此，這種婚姻高消費的現象也就無法減緩速度。而另一方面，農村的收入水平增長卻長時期內處于十分緩慢的狀態，因此整體上有利于光棍現象的必然出現。而且，由于經濟分層與社會分化的不斷加劇，即使同樣都是農村人，在市場幾乎作為唯一的指揮棒引導著農村的經濟與勞動生產時，作為市場中的部分天然的弱勢群體就更加無法適應這種雙重擠壓，從而不得不在婚姻高消費中提前出局而邁入光棍大軍的行列。
然而，還有第三點需要提及的是，導因于這種雙重擠壓效應的持續作用，婚姻作為一種高消費卻越來越具有合法性了。這不僅僅是在豫村、湘村和黔村如此，在筆者所調查過的河南扶溝農村、山東青州農村、浙江奉化農村、湖北洪湖、沙洋、京山以及大冶農村、江西金溪農村、山西河津農村等，幾乎無一例外。而且，總體上而言，南方農村越來越偏向于要求男方在結婚時到城鎮或縣城甚至市區買商品房，而北方農村則強烈傾向于男方在結婚時必須在村子里建好新房子。至于彩禮的節節攀升，南北均同。結婚時似乎是“我消費，故我在，故我愛”，否則就無法談及婚姻了。
 
六、結論
行文至此，我們基本可以得出如下兩點結論。
第一，結合本文的經驗材料，根據光棍形成的直接原因，我們可以將農村光棍劃分為歷史塑造型、身心缺陷型、經濟貧困型和緣分宿命型四種類型。將光棍率作為分析單位并對之進行分析發現，四種經驗類型的光棍隨時代的變動表現出不同的演變邏輯。因政治取向色彩較強，隨著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時代成為過去而市場邏輯的迅速進入，歷史塑造型光棍基本從1980年代中后期以后便退出了歷史舞臺；身心缺陷型、緣分宿命型與光棍個體的因素關聯較多，在相對穩態的社會里，這兩種光棍類型的演變情勢基本穩定；而經濟貧困型光棍則隨市場法則的進入，越來越成為當前農村最重要的光棍類型。
第二，經濟因素對光棍的形成越來越成為最重要的直接原因，然而，其背后的機制則主要是通過將婚姻變成一種高消費而得以實現的。支撐婚姻成為一種高消費的機制是婚姻圈的擴大與出生人口性別比長時段嚴重失調的雙重擠壓效應，從而客觀上使得女性在婚姻市場上具備將婚姻變成一種高消費的談判權力。而日益興起并侵入人心的市場法則卻從另外一個角度賦予了將婚姻作為一種高消費的合法性。因此，無論從結構上還是從觀念上，1980年代以來的社會變遷都有利于促成農村光棍率的急劇上升。由于經濟分化的加劇以及農村內部人員構成的異質性，使得經濟因素越是成為決定婚姻成敗的關鍵因素，就越是天然地不利于經濟條件差的家庭，由此，婚姻資源的配置也就更加不公平。從當前農村光棍現象的演變情況來看，經濟條件弱者恒弱以致他們快速地邁入光棍大軍的行列，而經濟條件強者恒強從而使得婚姻資源快速向他們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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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劉燕舞（1983-），男，湖南平江人，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員，博士生，研究方向為社會學理論及其應用、農村社會學與鄉村治理研究。
[①] 參加豫村調查的還有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員刑成舉、劉升、雷望紅以及武漢大學政管院碩士生徐嘉鴻，本文在材料收集上為我們集體的成果，部分研究結論我們曾在調查過程中進行過討論，并為本文的寫作提供了啟發，特此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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