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向耕地的十種壓力　　

望遠鏡  2011-10-20

摘要：中國的地早已不足18億畝，但受到:追求城市化率、過快的固定資產投資及招商引資、房地產過快發展迅猛、地方財政已成 “土地財政”、土地流轉、村級負擔過重、農民增收困難、耕地土壤大面積污染、環境退耕及后備耕地不足等十種壓力，今后的耕地還將快速減少。本文就這十個方面,闡述了中國耕地過快減少的原因。

目錄　　

一、城市化的壓力一　　

二、固定資產投資和招商引資的壓力二　　

三、房地產業迅猛發展的壓力三　　

四、地方財政的壓力四　　

五、土地流轉的壓力五　　

六、村級的壓力六　　

七、農民增收的壓力七　　

八、退耕的壓力八　　

九、耕地土壤環境的壓力九　　

十、后備耕地不足的壓力十　　

小結　　

筆者在“中國的耕地:真的還有18億畝嗎？”_[i]—文中指出：2008年末按1996年土地普查前口徑，全國耕地僅有13.848億畝。即使按普查后口徑，國土公報數所報的“18.257億畝”中水分也很大。僅667城市和交通兩項就少報建設用地3528萬畝，剔除后也就不足18億畝了。更何況，解剖一個縣統計年鑒，11年累計“實際耕地減少數”比縣國土局上報“耕地減少數”多19.15萬畝，占上報數的14.16%。而縣國土局上報數是逐級匯總至國土資源部，形成國土資源公報的基礎數字。全國其余各縣(市)耕地的平均水分率，哪怕只有該縣的一半，即7.08%,則按新口徑計算的2008年末全國耕地只有16.96億畝了。

2009年的《國土資源公報》只公布了“新增耕地”、“批準建設用地”，未公布“未批準的建設用地”“改變農業結構減少的耕地”“災毀”和退耕數字。從而迴避了“年末實有耕地數”。至于2010年的國土公報，現已2011年10月，在國土資源部網站上還未查到。當然即使公布，數字也難以置信。

2008年后占用耕地的規模比前更大了：筆者獲悉，2008年底N縣縣城建成區面積為22平方公里，已比老城區多10平方公里。但至2010年末，由新城區道路圈定的面職已達50平方公里,比2008年末擴大了1.27倍。該縣只是全國的縮影，筆者所到之處，都已找不到舊地城郊村莊分布的印象了。展示在眼前的卻是一處處居民小區和寬敞的水泥路。2010年末全國農村人口比2008年末凈減少4720萬人，其中僅2010年一年就減少了3873萬人,是1996~2008年的12年年均減少1079萬人的3.59倍_[ii]。農民變居民，必然丟了耕地。可見2009~10年耕地的步伐更大了。考證數字不是目的，要守住現已很少的耕地，必須探明耕地快速減少的動因。筆者覺得指向耕地有十種壓力，即城市化率、固定資產投資及招商引資、房地產迅猛發展、地方財政、土地流轉、村級開支、農民增收、退耕、土壤環境及后備耕地不足的壓力。如不減輕這些壓力，現有耕地減少的速率不會下降。

一、城鎮化率的壓力　　

“城鎮化率”即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這一指標是對地方主要負責人考核的18個“政績指標”之一，也是“十六大”提出的至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的指標之一。當時要求全國的“城鎮化率”達到50%。若2020年全國為14億人，要達到7億城鎮人口。即在2003年52376萬城鎮人口基礎上增加17624萬人。每個城鎮人口所占面積，2009年平均為0.699畝_[iii]。照此推算，需增加12319萬畝城市面積，必然要向周邊農村擴展。按耕地占土地60％估算，僅為完成“全面小康”的“城鎮化率”指標，就要占用城郊耕地0.739億畝。事實上部分城市人均占地還超過0.699畝，如2009年全國15個沿海開放城市（不包括市轄縣）人均占地1.072畝_[iv]。

2010年“城鎮化率”已達49.7%_[v]。農村人口比2003年凈減了9436萬人(2003年農村76851萬人，2010年減少到67415萬人),這些人不是到城里打工，未取得“居民”資格的人，而是已取得“居民”資格的城郊失地農民。按國土公報，2003年全國耕地185088.3萬畝，除以當年農村人口76851萬人，農民人均耕地2.4畝。考慮到城郊、東部耕地偏少，失地農民人均以1畝計算，2010年就比十六大召開那一年凈減0.94億畝耕地! 雖然全國提前10年完成了全面小康中的“城鎮化率”指標，但繼續提高“城鎮化率”的步伐并未停止。因為指標逐級分解是留有余地的，即各省、市、縣之和大于50％。如N縣這一指標是45％,但2009年才完成了40.35％，所以還要繼續把農民變成居民。各地都要繼續完成指標。何況，所擴的新區還空空蕩蕩，有待砌房填補;已砌的房屋除回遷樓外，也空空蕩蕩，有待農村腹地的農民再丟耕地入城居住。

二、固定資產投資和招商引資的壓力　　

最近30年（1981-2010年）主要采用增加“固定資產投資”（簡稱“固投”）來增加國內生產總值(GDP)。全社會“固投”從1980年的745.9億元增加到2010年的278140億元。增加了372倍,扣除物價因素也增加了335倍,詳見表1。

表1 “一五”至“十一五”固投占GDP比重及房地產投資占固投比重變動表　　

資料來源：據2011年《中國統計摘要》整理計算，其中增速已扣除物價因素。　　

由表1可見，30年來靠年均21.4％的投資增速，換取了10.06％的GDP增速。由投資增加引起的"資本形成"對GDP的貢獻率從“六五”（1981~1985年）期間的36.3%，上升“十一五”(2006~2010年)55.9%,可見GDP對“固投”的依賴性越來越大。換句話說，如果沒有投資增長的拉動， 30年平均GDP增速只有5.76%,而不是10.06%了。

GDP是全面小康和政績考核的核心指標，經濟學家們發現:快速增加“固投”來拉動GDP增長的效果最好，于是“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和“規模以上工業投入”也被納入對地方黨政主要負責人的“政績指標”。各地爭相上項目。新辦工廠必須要征地，新建的廠要辦成“花園式”的，還要備足發展的空間，意味著同樣的生產能力需要更多的土地。不知何時又發明了“開發區”，不僅把城里的工廠搬到城郊新辟的開發區，而且先在城郊大片土地邊緣框圍墻、筑路，然后逐步招商引資建廠。

招商引資可以同時增加“GDP”、“人均GDP”、“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規模以上工業投入”及“財政收入”等。使“18個政績指標”中的12個指標增加考核分_[vi]。難怪近幾年招商引資幾乎成了各級政府的頭等任務，將其分解到各科局、鄉鎮。還要求“筑巢引鳳”：征好地、砌好廠房來吸引客商。至于濫占耕地的后果，就顧不上那么多了。只要國土和統計部門隱瞞或以廢地“變通上報”，再令 “維穩辦”穩住失地農民就行了。

至2003年全國原有各類開發區6015個，雖說已撤消3763個_[vii]。但除了常州“鐵本”外，撤消開發區的案例報道極少。筆者所見的開發區有增無減。甚至有些鄉村一級開發區也未撤消。部分開發區的面積達到或超過原有城市的總面積，如蘇州工業園區與原蘇州城同為70平方公里。原昆山縣城5平方公里，開發區擴到30平方公里。

除了不斷擴建的工業開發區占地外，還有既能增加“固投”，又能創“標志形象”的大學城、城市廣場、文體場館、公園，乃至行政機關大樓……也不惜濫占土地來攀比高、大、奇。如無錫大學城占地27000畝，相當于北京大學占地的6.6倍；奧運公園占地16875畝，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中心廣場--天安門廣場的25.57倍_[viii]。

飛速增長的工業、建筑業,不斷增加的流動人口必然要求擴建交通，全國公路里程從1980年的88.83萬公里,增加到2010年的400.8萬公里，增加了3.51倍_[ix]。公路增寬占用了更多的土地，如N縣的某省道,穿過新城區路段寬達60米,相當于24米寬的8車道路面的2.5倍寬。而被譽為“神州第一街”的北京長安街也只有50-100米寬_[x]。有的地區要求高速公路兩側各建100米寬的林帶，僅林帶本身每公里就占地300畝。江蘇的全面小康指標中，要求100%的行政村通灰色或黑色公路--即水泥或瀝青路面。這樣的路占地（按雙車道包括路肩、綠化、排水溝在內）至少12米寬。以前的自行車土路2米寬就夠了，增加10米寬，每公里多占地15畝。

只要今后仍以加大固投和招商引資為主要模式發展經濟，由此對耕地的壓力不會減輕。

三、房地產業迅猛發展的壓力　　

房地產投資是“固投”總額中一個大宗板塊，也是濫占耕地最大的經濟動力。房地產投資從1986年的101億元，增加到2010年的48267億元增加了477倍。同期全國“固投”總額只增加了88倍。房地產占城鎮 “固投”的比重，從“七五”（1986-1990年）的6.95%%，增加到“十一五”的20.1%(見表1)。

建房要占地。隨著城市道路、綠化、商業辦公用房和樓間距的增加及工廠搬遷等原因，如果將城市原有房子拆除，即使增加樓層，也不夠原有人口居住，必然要向城郊擴展。何況要提高城市化率及改變投資環境需要，不僅拆除舊城，還要造新城、建開發區。必然要占用大量耕地。要完成這些，除了政府有權賣地生財、有權強拆強征外，還需要開發商的巨大利益動因。由于政府把建房、賣房權拱手讓給私人，同時放棄了物價管理，因而開發商所建房屋可以隨意漲價，從中獲得超額利潤。總利潤與建房總量成正比，占地越多才可建更多的房，獲更多的利，因而開發商設法囤地,為將來賺更多的利潤創造條件。這樣，就促使政府加大征地規模。1998-2010年開發商購地、用地、商品房售價、成本、利潤，見表2。

表2  1998~2010年開發商購地、用地、商品房售價、成本、利潤表   面積單位：萬平方米　　

資料來源：2010數據按2011年《中國統計摘要》,其余按2010年《中國統計年鑒》表5-30，5-34整理 .　　

由表2可見，盡管全國平均每平方米房屋造價(含土地價款)，從1998年的1218元漲到2010年的2235元，年均漲幅5.19％。但商品房售價卻從1998年的2063元，漲到2010年的5029元，為13年前的2.44倍，年均漲幅7.7％。比成本漲幅高2.51以個百分點。為同期“居民消費價格”年均漲幅的4.53倍_[xi]。事實上，大城市每平方房價已達萬元至數萬元。全國平均每平方房的利潤從845元增加到2010年的2794元，為1998年的3.3倍。利潤率高達56％。2010年全行業利潤總額高達29157億元，為1998平的28.3倍!房地產的巨額利潤都是在所占土地基礎上獲得的，因此每個開發商都不惜一切手段(包括賄賂官員)搶購土地。尤其是城郊耕地，因為那里的地價便宜，利潤空間大。1998-2010年的13年內開發商購置的土地高達39.65億平方米，而同期開發的土地僅有25.57億平方米。囤積了14.08億平方米，相當于2010年開發用地的6.6倍！當然有一部分地買來用于賣的，如2009年開發企業土地轉讓收入為498億元_[xii],但是炒賣土地的買家也是開發商。

四、地方財政的壓力　　

現階段，土地征用時采用的計劃經濟下的定價方式和價格水平，從農民手中購買土地;而賣地時采用市場經濟的定價方式和價格水平賣給開發商。也許這就是 “中國特色”的土地交易規則！經濟學家們又發明了“土地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理論,以及“土地（使用權）出讓”這一多次買賣土地的形式。使地方政府不但可以輕易地大幅度增加地方財政收入；還可以玩點權術撈到很大的個人好處；房地產開發商可以“土地漲價”為借口，把房價推得更高，賺的錢更多。真可謂地方財政、掌權的貪官和開發商“三得利”了。

以N縣為例，2008年縣國土局掛牌出讓的城郊6宗耕地409.64畝,掛牌的平均起始價77.71萬元/每畝, 實際成交價在100萬元以上。而政府征用農民的耕地，按標準（而不是市場）每畝只給土地補償費1.2萬元，安置補助費1.1萬元，共2.3萬元。一征一賣，政府所獲毛利達征地標準的32.8倍。

全國平均地價從1998年的每平方米373元, 升至2010年的1888元,漲幅406%。而且，政府從農村集體拿到永久性的土地所有權后，賣給開發商或用地單位只是40-70年的使用權。40-70年后又可以“隨行就市”再賣“土地使用權”了。從農民手中征得的土地越多，現在和將來可獲得的收入也越多。真是一本萬利！

2004-2010年土地出讓金及地方財政收入見表3。

表3 2004-09年全國土地出讓金與地方財政收入  單位：億元　　

資料來源：2004-2006年“土地出讓金”見各年國土資源公報；2007-2009年“土地出讓金”見2010-2-8《報刊文摘》；2010年數字見南方周末編輯部：“2010年土地出讓金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例高達76.6%”2011-01-13《南方周末》。地方財政收入見各年預決算報告。　　

由表3還可見，土地出讓金收入已出現迅速增加的趨勢：從2004年的5894億元增加到2010年的27111億元，年均遞增28.96%。比同期地方財政收入年均增速22.71%快6.25個百分點。尤其是2010年出讓金比上年猛增70.4%,而財政收入只比上年增加24.6％。“除出讓金以外的地方財政收入”，2010年竟比上年減少了3172億元。財政收入對土地出讓金的依賴度2009年及以前為40-50％,2010年增加到66.76%。這表明，地方政府如不賣地，財政無法運轉,政府也無法行使正常職能。

更為嚴重的是：盡管把征地賣地的差價貼上去，使地方財政收入增速達到同期GDP增速的2倍以上，但錢還不夠用。2011年審計署對全國地方財政審計發現：至2010年末，全國31個省市及所屬市、縣三級，政府性債務高達107174.91億元。若用2010年“除出讓金以外的財政收入”來償還，1分錢不用需還7.9年。加上利息，還清的時間更長。10.7萬億元中：應由政府直接償還為6.71萬億元，由政府擔保的“或有債務”2.34萬億元，其余1.67萬億元,政府負有一定的救助責任。其中12個省、307個市級和1131個縣級政府承諾:債務中的2.55萬億元，用以后收取的土地出讓金償還。有學者估計土地出讓金“凈收益”(即扣除征地、拆遷等成本后的收益)40％，還2.55萬億元債需獲“賣地款”6.3萬億元。出讓金既已成了地方財政收入的最主要來源，即使未承諾用出讓金還債，也還要靠賣地還債。這意味著今后還要征更多的耕地。_[xiii]　　

除了地方財政對耕地的壓力外，政府的部分分管官員私利,也給濫占土地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們可以壓低出讓金標準，從中牟取私利。2004~2007年，全國土地出讓中用招、拍、掛成交的只占29%~51%，其余都是協議定價--特別是招商引資用地。即使招標也可以違規操作。還可以表態減免行政規費--N縣2008年國土局和建設局少收行政規費6277萬元，為他們當年上交財政規費的9.2倍。開發商得到這些好處后，只要拿出一小部分給相關官員，他們的腰包就鼓起來了。2009年1~11月僅浙江國土系統以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立案的官員達67人_[xiv]。難怪他們常常動用權力，壓制被征地、拆遷的利益訴求:層層截訪，甚至不惜動用警力，或暗中指使黑社會惡意傷害“釘子戶”。

五、土地流轉的壓力　　

2008年10月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雖然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2009年7月撰文提醒地方政府：“不要草率推行規模經營和土地流轉，不僅會直接影響農業生產,而且對農業基本經濟制度的穩定也十分不利”_[xv]。但一些地方還是你追我趕，如江蘇省2008年已流轉土地792萬畝，占全省承包面積的15.8%_[xvi]。更有甚者，某產糧大縣2009年11月末累計流轉了39.5萬畝，占全縣承包耕地的43%。而該省另一產糧大市(縣級)，至2011年6月僅用于養螃蟹就流轉了40萬畝！

盡管政策設計者要求土地流轉不改變用途，但作為土地受讓者必定以賺錢為目的。 “種糧與種其他作物相比較，效益最低”已成農民的共識。流轉前，農民是兼顧口糧（包括供給外出打工子女的口糧）、飼料和換錢而種糧的。在人均耕地較少的地區農民主要是為了口糧。取消“兩上交”和農業稅后，種糧農民只需開支貨幣支出的農本，連自身的報酬也不計算。而土地受讓者不僅要開支打工者的工資還要支付流轉費--該縣所雇長工每天35元,流轉費每畝500-600元,大體相當于500多斤稻谷。不論經營規模多大，技術多高，比周圍自耕農民每畝增產500斤糧食是很難實現的。因此，“土地受讓者”即使近期仍種糧,今后不可能不改種收益高的作物-如大棚蔬菜等，甚至改為魚池或果園。筆者在一產糧大市了解到，鄉村招商辦的規模豬場和工廠，都是以租賃流轉的土地,其內砌了房屋、豬舍，怎么能恢復耕地？

六、村級的壓力　　

兩上交取消后，村級開支由財政負擔。以N縣為例，全縣平均每村約可獲10萬元財政撥款,用于村干部報酬、五保戶生活費、老干部老黨員補貼及辦公費等。但由于縣有關部門硬行規定的報刊費、計劃生育檢查評比、遠程教育等，每年支去1~1.5萬元，只好減少干部報酬的財政補貼。縣城所在鎮規定：干部報酬財政發60%，其余40%由村自籌。更大的開支是“協稅”，就是每年要“協助”完成一定的稅收任務。自從分田到戶后，絕大多數村級的集體經濟衰退。集鎮又屬稅務所的征管范圍。村內的私營個體很少,缺少稅源，只好“買稅”。就是向稅務所領稅票，到邊遠省份為當地納稅人開票，按票收稅款，然后給納稅人10%-30%的回扣。一個村每年要完成幾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的協稅任務。村級要開支10萬元以上的回扣及差旅費用。多數村不僅沒有企業，就連大隊部、學校等財產也賣光了。城郊的村反而希望賣地,因為縣里規定每畝征地補償費12000元中，抽30%給村委會支配，用于支付工資和費用的不足。再不夠只能舉債了，據統計，全縣288個村至2008年末共負債1.94億元，平均每村67萬元。這些債務均在上文“省、市縣三級10.7萬億元債務”之外。

另外，鎮政府還向村下達了招商引資的任務，把附近開發區內的企業吸引到本村來落戶。只有比開發區的地價更便宜,才能吸引客商。

城南的某村由3個村合并而成，1995年耕地3458畝，人均0.65畝。2008年末只有558畝,人均只剩0.099畝了。過去的“兩上交”加重了農民當年的經濟負擔；現在取消了“兩上交”，逼著村里賣地，逐步地，卻永遠地斷絕農民的主要生存之路。

七、農民增收的壓力　　

城里人富了（不包括下崗職工），農村人也要富。何況物價上漲--尤其是上學、看病要化很多錢。所以,不論干部報多少“農民人均純收入”,農民自身都要設法增加收入。除青壯年外出打工外，在家的農民主要靠種地來增加收入。糧價由國家按計劃經濟模式用所謂的“保護價”調控,糧販子的收購價也只比“保護價”貴1~2角（當然城市居民買到的成品糧價仍受供求規律的調控）。其他農產品卻完全按市場法則隨行就市。特別是蔬菜，無論是大中小城市的近郊，都種植相當比例的蔬菜以供應城市人需要。但由于城市迅猛擴大，加之城市人口增多，城市蔬菜需求的剛性增長,只有仰求于遠郊或外地的大棚蔬菜。供不應求，必促使菜價猛漲。菜價比糧價漲幅大，這造成了種糧的比較效益最低。農民除了保口糧外，盡可能改種純收入較高的蔬菜等農產品。另外,多數城里人生活水平提高了，直接食糧減少，需要更多的易消化蛋白質，魚蝦蟹的供應量加大。而天然河湖因污染和過渡捕撈，產量驟減，魚蝦蟹價格猛增。使農民覺得耕地改魚池有利可圖；城里人膳食更講究了，對水果的需求量增加了，山丘水果供不應求，也要提價。這是糧田改果園的經濟動力。1997-2008年全國“農業結構調整減”減少的耕地達2740萬畝，平均每年減少228萬畝，其中 2000年達867萬畝。N縣1997-2008年農業結構調整共減少耕地49750畝，占全部實際減少耕地185440畝的26.8%。其中改園地7118畝、改林地15630畝、改草地623畝、改魚池13930畝。上文租給養蟹戶的耕地，每畝年租金1000元左右，遠比種糧收益高，農民當然愿意出租了。

不僅農民自己要調整土地結構，政府也鼓勵農民調整。如江蘇鼓勵農村發展高效農業，以增加收入。所謂高效農業包括：設施農業（搭建鋼架大棚、防蟲網、遮陽網等）、集約化養殖、特色農業（特色水果、花卉、藥材、苗木等）、生態農業、休旅農業（春賞花、夏耕耘、秋摘果）。由于政府的鼓勵,2009年上半年新增設施農業65萬畝，累計509萬畝，占全省耕地7.2%。全省百畝以上設施園藝超3000家_[xvii]。政府鼓勵不僅是一般號召，而且有真金白銀。如N縣6萬畝大棚2009年補貼6000萬元，每畝補貼1000元，而對種糧農民每畝只補貼100元左右。

只要結構調整后的純收入比種糧高，全國的耕地還會因“結構調整”繼續減少。

八、退耕的壓力　　

一是坡度大于25⁰的耕地:1996年10月普查時9100萬畝,并以此確定退耕計劃。1997~2006年末累計退了10803萬畝。雖比原計劃超過1703萬畝，但截止2006年10月末第二次農業普查的耕地中,仍有6061萬畝的坡度大于25^o。不知是1996年漏查了此類陡坡地，還是以“退耕”為名將耕地改作它用呢？不管怎樣，大于25^o的陡坡地還要退耕的。即使扣除其中的梯田1350萬畝，也還有4711萬畝需要退耕。

二是15-25^o的坡地: 2006年10月普查發現,有11949萬畝不是梯田_[xviii]。如不修梯田也要退耕，否則水土將快速流失。據國土資源部２０００年組織的“西部地區耕地后備資源與坡耕地調查”,此類耕地中有２８５０萬畝需要根據“條件和可能”退耕_[xix]。

三是嚴重沙化和影響行洪的耕地：據2000年的調查，全國還有４５００萬畝左右此類耕地需要退耕。

至2006年10月，共需退耕12061萬畝。

九、耕地土壤環境的壓力　　

早在6年前中國的耕地受鎘、砷、鉻、鉛等有毒物質污染就達3億畝。其中廣東89％的土壤受不同程度的污染。經濟越發達土壤污染赿嚴重。怕中毒，不吃這些耕地上長的糧食蔬菜，就意味著耕地減少3億畝！_[xx]

更為嚴重的是，有些省份--如浙江省，對污染廠不是敦促治理,而是趕走了之。但欠發達地區卻列為招商對象，雙手歡迎。如蘇北某縣已建成10多平方公里的化工園區。那里的污水治理廠形同虛設，有人檢查或參觀時才開機治污。發達地區的土壤污染未治好，又要在欠發達地區擴大污染面，全國耕地的污染面就更大了。

十、后備耕地不足的壓力　　

據截止1996年10月末的普查，我國雖有約1.94-2.24億畝后備耕地，其中1億畝可開發的荒地,主要在干旱的西北和較冷的東北；1400萬畝工礦廢棄可復墾地，每年采礦、燒磚等還要新增廢地；0.8-1.1億畝通過土地整理（如填溝塘、治理空心村等）可增加的耕地。即使這些土地均可變為耕地，大多只是劣地。況且1997~2008年已用去0.53億畝,只剩1.42-1.72億畝了。再有30年，我們的下一代就沒有“后備耕地”了。屆時的耕地變動只有“減少數”,沒有“增加數”，“凈減少”的速度將更快。

小結：綜上所述，追求城市化率、過快的固定資產投資及招商引資、房地產迅猛發展、地方“土地財政”、土地流轉、村級負擔過重、農民增收困難、必須退耕的地仍很多、土壤大面積污染及后備耕地不足等十項，是迫使耕地減少的動因。只要仍然以一定的城市化率為發展目標；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不下降到合理水平；各地仍以招商引資為解決資金缺乏、增加GDP和稅源的主要手段；全國仍以房地產為支柱產業;地方財政仍然依賴出讓土地來支撐；仍然推行現行的土地流轉制度；仍不下決心減輕村級負擔；仍把農民增收壓向農民自身、壓向種糧土地;土壤污染得不到有效治理……現有耕地將會持續、更快地減少，最終使全國人民的糧食安全受到威脅。至于環境退耕，該退的還要退；而本來不多的后備耕地，主要應當留給后代，不宜過快地開荒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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