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農村土地配置的問題在100年前是關系到農村革命與改良的大問題,在100年后的今天,仍然是關乎農村制度變革的基礎。同樣一個問題綿延近百年,本身就已經構成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現象。
無論是階級化的土地革命,還是寬護富人、惠佑窮人的改良,理路與對策不同,卻又都有著要解決傳統農業所遺留下來的土地占有問題的共同考慮。也就是說,不同的政治、思想和學術派別均將土地占有是否平等視為影響傳統鄉村社會的首要問題。
國民黨不可能真心推行和平土改
信奉土地革命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為維護統一戰線的需要,其基本取向為以階級斗爭的方式進行土地革命,剝奪地主(包括富農)土地,實現土地的平均占有。而信奉和平土改的國民黨終其在大陸22年的統治都是要實現孫中山的平均地權理想,在承認和保護私人合法土地權利的前提下盡可能體現業佃雙方利益分配的公平和公正,并在條件成熟時通過土地清理來為未來的土地漲價歸公和“耕者有其田”創造條件。總之,前者追求以革命手段實現土地的平均配置,后者力圖以改良形式達成全體國民對地利的共享。
這里要問的問題仍然是:為何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土地政策無法實現?
關于這個問題,最現成的答案當然是國民黨的階級屬性限制其選擇,使它不可能真心推行和平土改,而敗走臺灣以后,與當地地主沒有經濟聯系和迫于生存壓力,才使其最終選擇了土改。雖然這種階級分析模式可能有些簡單,但我們也的確無法忽視國民黨與有產者的關系。因此,我們看到,部分國民黨人士在總結大陸失敗的原因時也持類似觀點。
缺乏實施環境才是根本原因
其實,國民黨的土地政策在20世紀上半葉缺乏實施環境才是更為根本的原因。我們知道,以改良為特點的政策實施最為重要的是要具備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如果一個政府終其統治的全部時期都在與各種對手進行你死我活的爭斗,其自身又始終無法牢固控制執政局面,又如何能夠希望它有充裕的時間和空間去實施一項涉及面廣、牽動各階層利益的重大改革?1927年以后的國民黨政府其實就處在這樣一種窘困之中。與地方實力派的較量、同共產黨的競爭、全民族的抗日戰爭,以后又是國共全面內戰,這些無疑都構成了對1927年以后國民黨執政地位的根本挑戰,使其始終無法有效解決統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問題。當執政者無法將統治能力有效貫徹于大陸時,又如何顧得上全面的土改?更何況在紛亂的內戰狀態下(1927—1937;1945—1949),其兼顧各方的改良主義土地政策似乎也沒有共產黨的土地革命對貧苦農民更具有吸引力,反而有可能得罪地主階級,弄得左右不是人。與共產黨的競爭、對不同階層利益的安撫和協調、作為政府所不得不做出的各種綜合與平衡,都極大地限制了其土地政策的實施空間。結果,國民黨大陸時期的土地改革就是“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徒被后人指為是造成其在大陸失敗最為重要的原因之一。
缺乏條件和決斷力都是影響國民黨在大陸實施和平土改的原因。但同樣的問題又可以反過來問,為何國民黨沒有成功實施改革,就被抱持更激進土地政策的共產黨搶占了先機?也就是說,改良為何被革命所取代?這其實是一個在20世紀中國史上反復出現、多次影響中國政治走向的經典問題。以國共兩黨的土改之爭而論,傳統的答案已成定見,且仍然是有一定解釋力的,即當時的土地配置不均。
占鄉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農占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而占鄉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雇農、貧農、中農及其他人民卻總共只占有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這一事實成為當時階級矛盾深重、農民生活貧困和農村經濟與社會凋敝破敗的根本原因。這樣一種不均,在大動亂的年代里顯然會成為構制社會矛盾、放大和強化社會分野的重要原因,因而也就自然構成了改良主義政策無法獲得實施的重要背景。
革命戰勝了改良
至此,中國共產黨的土地革命深得擁護似已不需要再在理論和經驗上被證明。不過,土地革命的成功還至少有賴于其他三個條件:其一,必須將土地革命的意義通俗化,以適應中國農民的需要;其二,要讓農民克服建立在傳統熟人社會,甚至親緣社會基礎上的傳統倫理情感以及相應的事非觀念,代之以新型的階級意識;其三,這一政策的推行需要得到政權的支持,而這一政權本身又必須穩固,即有軍隊來維護它的存在和發展。也就是說,對于絕大多數農民,通過革命來獲得土地還是需要有一個相對的底線安全考慮的,盡管這種安全在戰亂年代不得不以犧牲個體安全甚至生命去換取。無疑,這三點在1940年代以后都成功地實現了,以打土豪、分田地的主張代替理想社會的復雜理論更能讓普通農民接受,并讓他們在外來的共產主義思想與本土的傳統大同理想之間建立起聯系;以“訴苦”為核心的一整套階級意識灌輸和培養技術讓農民克服了親緣和宗族情感,養成階級意識;而讓積極分子和大眾在積極參與和跟進中得利,則是比單純的政治動員更為有效的途徑。最終,在土地革命中獲得利益的農民投入到了捍衛利益的階級戰爭。這樣,從被發動到參與,從參與到受益,從受益到主動投身于捍衛利益的戰爭,土地革命完成了其完整的策略和技術建構,而這是土地革命路線最終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證。
(作者為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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