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新型集體化與家庭經營的對比
山西代縣 何 平
明年是“十八大”召開之年，“十八大”將如何提出農村的未來走向，則是中國廣大農民極為關心的話題。因為曾經激發他們熱情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三十年來不僅沒有使他們邁進共同富裕的大門，而且給他們帶來種種預想不到的麻煩和災難。悲慘的現狀促使他們不得不進行反思，并且越來越多的農民開始覺悟，意識到未來農村的發展走向將由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轉向新型集體化。農民前后認識產生如此大的反差，也許讓很多高層官員、專家和學者感到吃驚，然而，這絕非聳人聽聞，而是事實，只不過是人們都不想打破神話罷了。
的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被捧為農村改革的神話，一時間，許多人還未來得及思考，就被改革的大潮搞得昏頭轉向，全國農村幾乎沒有例外地在政策的強力推動下實行了分田到戶。改革最初幾年，廣大農民勞動熱情高漲，然而，隨著集體經濟不斷削弱，集體設施嚴重毀壞，生產條件明顯滯后等許多問題的暴露，沒有多久，農民的種地積極性開始減退，同時，群眾的怨氣越來越多，并且認為問題出在基層干部，也就在這時，電視劇《新星》中的惡官僚“潘茍世”作為鄉鎮干部的角色出現在屏幕上。后來，大家發現不只是鄉村干部的問題，而且與上邊的政策有關。于是，中央及各地對相關政策進行了多次調整，然而問題不僅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反而更多了，如調整產業結構的政策不知調整了多少次，結果還是導致許多類似韓進事件的悲劇發生。關于政策調整的更多情況，看了三農專家李昌平發表的《九十年代的三農政策基本錯誤》一文，就會明白許多。
農民在經受了一次又一次慘痛的教訓之后，不得不重新審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人們的感覺開始由希望轉為失望。與此同時，華西、劉莊、南街等新型集體化村不僅實現了共同富裕，而且跨越了小康，實現了農業生產現代化，農村生活城市化，農業管理企業化，農業發展科學化，科學決策民主化，實行了教育免費、住房免費、醫藥免費、部分衣食用品免費的分配制度。這自然使失望中的農民看到了新的希望，真是有意栽花花不成，無心插柳柳成蔭。遺憾的是這一希望遲遲沒有成為現實。
新型集體化村被廣大農民向往的同時，雖然得到中央有關領導的高度評價，但新型集體化村“只有依靠集體化，才能發展和壯大”的根本經驗始終沒有在廣大農村加以宣傳和推廣，中央仍然把小崗村分田單干的做法作為農村發展的根本出路，并提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政策長期不變。顯然，只是肯定了新型集體化村的成就，卻放棄了新型集體化村所選擇的集體化道路。因此，廣大農民不僅沒有走近希望，反而陷入了絕望。于是，紛紛背井離鄉，遠到城市打工，去當下等公民，去干城市人不愿干的工作。具體講，在政治上，農民工干了工人的活，卻沒有得到工人的身份。在經濟上，農民工和正式工人同工不能同酬，同工不能同時，據調查，深圳的多數工廠，農民工每天的平均工時在11小時左右，有時工作12小時以上，付出了如此辛勤的勞動，卻得不到應有的經濟待遇。據深圳市勞動局企業員工收入分配課題組1995年對114家國有企業調查，在相同的崗位上，外來工的月工資是800元左右，而有深圳戶籍的員工工資則高達2500元左右。在非國有企業里，農民工與城市工每月工資至少偏差600元以上。悲哀的是農民工低工資還常常受到企業主的克扣和拖欠。有的農民工干了幾個月甚至一年，到頭來，企業主、包工頭跑了，分文無得。在社會方面，農民工在城市享受不到應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得不到這個城市社會的各種福利待遇。農民工承擔了最重、最苦、最累、最臟、最險的勞動，付出了血和汗的代價，但他們沒有得到應有的報酬，他們仍受到社會歧視，他們是城市的弱勢群體。據深圳的一項調查，僅深圳七家醫院的統計，1998年平均每天有31人因工傷致殘，平均每4天有1人因工傷死亡，這一年1萬傷殘的農民工，多數在出院后不久就被退回農村去了。1994年深圳勞動部門對5920家從事有毒有害作業工廠的調查中發現，無任何防護設施的有3108家，防護不合格的有2577家，而且99.7%的農民工是在無防護用品或防護用品不合格的條件下勞動，長期在這種環境勞動，必然中毒受害。1998年深圳市衛生防疫部門檢查，在9582家企業中發現，有毒有害企業4301家作業工人11.6萬人，當年中毒人數371人，死亡23人。這些農民工多數是慢性中毒，日積月累，以致喪失勞動能力，只好返回農村。可見，農民工在城市打工實際上是很悲慘的，并非有些官員和專家學者美其名曰：這是改革的必然，是農民城市化的一種趨勢。
農民工在十分艱難痛苦的條件下勞動和生活，為什么農民不僅沒有放棄外出打工，而且要前赴后繼涌向城市呢？問題還在于我們的三農專家李昌平向中央反映問題時講的三句話：“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 真危險！”這一情況直到今天仍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
當然，在東南沿海和城市郊區的某些村，分田到戶后照樣很富裕，但不是家庭經營的優越性，而是區域優勢和開放的機遇所致，一種情況是利用沿海地區的便利條件，從國外倒賣內地緊缺商品走向富裕的，另一種情況是依靠賣地發家的，目前，這兩種情況都已走到盡頭。除這兩種情況外，所有的“小崗村”沒有一個走向共同富裕的。另外，個別地方瘋狂開發地礦資源促生了極少數暴發戶，有的個人資產多達幾十億元，然而，這實在不是廣大農民所能向往和實現的。試想，在資源有限，人口眾多的中國，有幾個農民可以壟斷城市化的土地進行房地產開發？又有幾個農民可以壟斷當地的礦產資源實施暴利開發？相反，恰恰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引發的私有化趨勢導致中國貴重資源被少數人壟斷，導致城市房地產價格失控，使廣大人民失去了資源利益共享的權利，這一點，已被廣大農民所認識，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會讓大多數農民發財，正是大多數農民利益嚴重被剝奪的情況下造就了極少數暴發戶。而由此產生的貧富懸殊、兩級分化必然導致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一個是廣大貧民對暴發戶的仇視心理不斷加深，貧民與暴發戶之間的矛盾沖突急劇上升，另一個是一些暴發戶為富不仁，仗勢欺人，甚至違法亂紀，公開干預基層政權的正常運行，以致吏治腐敗的問題，不斷滋生和漫延。這種由經濟制度產生的腐敗絕非僅靠政治上的反腐敗所能根治。對此，就連一些明智的暴發戶也感到十分擔憂，曾有幾位暴發的礦老板對我講，有了錢沒有一個安定的社會，的確是個大問題，國家是該采取措施的時候了。
無疑，最終讓廣大農民看到希望的還是新型集體化。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曾有專家學者懷疑華西、劉莊、南街等新型集體化村的道路能否走下去，二十年過去了，他們不僅走下去了，而且越走越寬。以劉莊村為例，去年已建成400套第三代住房，該房全框架結構，抗震強度大于八級，配有中央空調、信息網、路網、電網、輕音樂、集中供熱供氣、供水排水、生活廢水處理、休閑健身廣場、中心花園、安保全天候監視系統等設施完備的現代化、智能化、花園式農民別墅。現在，全村人已全部入住新村別墅，每戶 472平方米 ，人均 120平方米 。不僅華西、劉莊、南街堅持集體化道路沒有動搖，而且還出現了一些新的典型，只是由于平時缺乏宣傳，因而不被大多數人了解，就以華西、劉莊、南街所在的縣（市）為例，南街村所在的臨潁縣還有兩個村實行集體化經營，一個是北徐莊村，一個是龍堂村，看了這兩個村的建設同樣讓人感受到集體化的優越性遠遠勝過家庭經營；劉莊村所在的新鄉市已有14個村在劉莊的影響下，走向了集體化發展的道路；華西村所在的江陰市，還有11個村的集體化建設搞得相當不錯。此外，江陰市乃至中國和世界最有名的兩個紡織企業都是集體企業，都沒有實行個人承包。
新型集體化村的巨大變化讓廣大農民向往的同時，也讓城市人向往。在新型集體化村沒聽說農民外出打工，卻聽說城市人退休后回村養老的情況，中國人葉落歸根的理想在這里仍然再現，這自然讓人感到十分的欣慰。然而，讓人感到十分擔憂的是，在實行家庭經營的土地上，卻再看不到改革初期的勞動景象，只有不斷減少的耕地，逐漸空心的村莊，嚴重惡化的環境，以及留守婦女、兒童和老人孤獨、憂郁和渴望交織的眼神。尤其是留守兒童在生存發展中面臨的生活、教育、心理、行為、安全等突出問題，讓人感到深深的震撼、不時的糾結。
新型集體化與家庭經營兩種選擇形成的鮮明對比，促使我在20年前就開始不斷反思，終于明白了問題的癥結，清楚認識到農村改革前三十年堅持集體化的方向沒有錯，只是由于集體化尚在初次探索階段，人們對集體化的認識往往帶有片面性，加之當時的政治因素和社會因素，因而對許多事情把握不準、處置不當，導致集體化的優越性未能充分發揮，如：集體化進程過急，階級斗爭擴大化，農業學大寨教條化，農民活動管得過緊，經濟決策過分集中，利益分配苦了農民等人為因素，以及當時生產條件和科學技術的落后，人的綜合素質低下，戰爭和天災時有發生等客觀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集體化的發展，然而，這些因素都是可以改變的，并非集體化必然帶來的。而改革后三十年錯就錯在我們徹底放棄了集體化的發展方向，方向的失誤導致我們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勞的，都無法掩蓋和消除家庭經營必然帶來的弊端。獨有華西、劉莊、南街等部分農村既堅持了集體化的發展方向，又堅持了集體化經營下的不斷改革，加之改革后國家的政治因素和社會因素的改變，因而改革前三十年集體化時代的問題逐漸消除，集體化的優越性充分體現，隨之才造就了當今的新型集體化村。
為了讓更多的人真正 認識新型集體化的優越性，2010年以來，我先后作了《中國農村六十年反思及未來走向——集體化仍將成為中國農村發展的主流》、《消除我國市場經濟危機的五點建議》、《如何讓更多的農村走向新型集體化》等有關新農村建設的文章，文章在網上及有關雜志發表后，得到了各地讀者的積極回應，但回應者大都來自基層干部群眾，高層官員、專家和學者似乎不多，盡管如此，我仍然充滿信心，只要本著對國家和人民負責的態度，實事求事的反映問題，相信我們的黨一定會引起重視。因此，在明年召開“十八大”之前，我還要向高層官員、專家和學者及全國兩會代表、委員，向廣大基層干部群眾和所有關心三農問題的朋友們發表以下感言：
一、山東農民韓進絕望自殺的悲劇不是偶然的，國家市場供求失衡和小農經濟應對市場風險的盲目性和脆弱性決定了這一悲劇的發生。要避免韓進悲劇的發生，最有效的辦法是依靠國家計劃，實行計劃經濟，確保國家市場供求平衡。因為農民只能看到產前個別自由市場的的需求，卻看不到整個國家市場的需求；農民的生產計劃只能著眼產前的自由市場，而不可能著眼于國家市場；農民只能把握自己的計劃和生產，卻無法把握所有生產單位的計劃和生產；農民不僅無法預測產后的國家市場，而且無法預測產后的自由市場。事實上，在國家放棄計劃經濟的情況下，整個國家的生產幾乎處于失控狀態，任何人都很難預測產后的市場會是一個什么情形，所有預測勢必帶有很大盲目性。要把握產后的國家市場，只有實行計劃經濟。這樣才能避免產前的盲目、產中的失控、產后的失衡。國家產前沒有計劃，產中不能保證有計劃生產，產后就很難形成穩定的市場經濟。因此，預測國家市場需求，確保國家市場供求平衡，應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否則，設那么多計劃部門何用？養那么多經濟學家干啥？然而，要保證國家計劃的實施和兌現，則離不開集體化組織，家庭經營下的組織很難統一農民的意志，所形成的狀態勢必一盤散沙，所實行的經濟實際是自由經濟。繼續奉行現有的家庭經營政策，無論采取什么措施，生產將不斷失控，市場不斷失衡，危機不斷頻發，悲劇不可避免。
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國家計劃在顧及國家市場需求的情況下，也很難顧及到每一個地方的需求，這就需要計劃外的自由市場來補充，自然離不開計劃外生產，實行自由經濟。改革前，一度時期我們忽視自由經濟的補充，導致自由市場短缺，但不等于不講市場經濟，不同的是改革前市場經濟的生產和銷售，依據國家市場的總體要求，由國家進行引導和控制，而改革后的市場經濟的生產和銷售，則是依據自由市場的需求，由自由市場的自由價格和機制所引導?？梢?，市場經濟并不排斥計劃經濟和自由經濟的存在，正是計劃經濟和自由經濟的對立統一，才使市場經濟更加完善，單一的計劃經濟或單一的自由 經濟所形成的市場經濟都不是理想的市場經濟?？傊?，我們要避免韓進悲劇的發生，就必須依靠國家計劃和集體化組織，實行計劃經濟，但又不能實行完全的計劃經濟，應在確保國家市場總體供求平衡的前提下，允許自由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從而彌補計劃經濟的不足。
二、“湖北荊州大學生救人事件”中，漁民為了個人利益竟然見死不救的悲劇，不單是法律問題和道德問題，最根本的問題在于家庭經營制度下突出了個體經濟的影響和支配，這種影響和支配勢必強化農民的私欲，長期發展下去，見利忘義，見死不救的行為將不為罕見。要避免類似悲劇的發生，單憑悲劇發生前的呼救和發生后的痛哭是不行的，單憑道德教育和法律制裁是不夠的，必須突出集體經濟的支配和影響。改革前的農村由于受集體經濟的支配和影響，因而造就了上世紀六十年代困難時期人幫人，七十年代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良好風氣。也正是這一基礎，中國人在汶川地震中所體現的集體主義精神，是那些實行私有制經濟的國家不可比的。
三、集體經濟具有的公開性、協作性、先進性決定了在新型集體化的土地上，有利于群眾監督、實現民主決策；有利于激發人們團結協作、互助友愛的精神，形成良好的風氣；有利于造就進步的事業，朝著“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目標不斷前進。相反，個體經濟固有的隱私性、自私性、落后性決定了在家庭經營的土地上不利于群眾監督，實現民主決策；恰好強化了人們的私欲，暴露出貪婪的自私行為；往往伴隨著偷盜、搶劫、貪污、制假、詐騙、行賄受賄、賣淫、嫖娼、迷信、賭博、販毒、吸毒等落后腐敗犯罪現象的滋生和漫延。
四、改革開放的政策增加了對外交流學習的機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人以往長期封閉而形成的保守思想，有利于促進社會的發展，但不能就此認為我們以前的所有認識和選擇都是錯的，更不能認為美國的什么都是好的，都值得我們照搬。應當承認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科技比我們領先許多，值得我們學習和引進，他們管理企業和單位的許多先進做法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而新型集體化與家庭經營的對比，已充分顯示出新型集體化的優越性，我們沒必要沿用美國私有化的經營方式，沿用這種方式只能跟在美國后面爬行。因此，農村改革的當務之急應盡快總結新型集體化村的成功經驗和做法，并在農村廣泛宣傳和推廣，這比盲目照搬美國的經營方式更有意義。既不總結又不宣傳和推廣，一口斷定新型集體化的道路行不通，豈不是明顯的主觀和武斷；而一味浪費那么多時間，花費那么多精力，招來那么多麻煩去進行沒有成效的“土地流轉”，豈不是明顯的往死胡同里鉆。這種做法只能讓基層干部感到無聊和厭倦，讓群眾指責為瞎折騰。
五、金融危機后，中國幾千萬農民工沒有給社會造成更大的問題不是別的原因，主要是農民工回到村里至少還可以依靠土地為生，如果“土地流轉”的政策將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那么，多數農民便失去了僅有的依靠，倘若以后再發生金融危機，農民工就不會在危機中平穩過渡，發生農民暴動應在意料之中。
六、家庭經營下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僅僅體現在承包的土地上，而不會體現在集體的事業上，因此，改革初期農民積極性再高，都未能顧及到集體事業的發展，結果很快導致了水利設施的嚴重毀壞和農村集體經濟的不斷削弱，農村的生產條件和發展環境遭到了極大的破壞，隨后，體現在承包地上的積極性也沒有了，農民紛紛棄農經商，外出打工。相反，新型集體化村的勞動積極性體現在集體經濟的壯大和集體事業的發展，農村的生產條件和發展環境不斷改善，實現了共同富裕，實行了教育免費、醫藥免費、住房免費、部分衣食用品免費的分配制度，因此，這里的農民安居樂業。
七、新型集體化村實行教育免費、醫藥免費、住房免費、部分衣食用品免費的分配制度，明顯體現了共產主義社會“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特征。這既是新型集體化村的光榮和驕傲，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和自豪。這一事實有力地向世界宣告：共產主義社會雖然讓人感到遙遠，但共產主義社區離我們卻很近，同樣令人向往。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只是滿足了小農經濟的私欲，卻毀滅了人們的“共產主義”理想，中斷了農民集體智慧的偉大創舉，喪失了農民的大團結精神，關閉了共同富裕的道路，使農民陷入無休止的困境中。
八、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際是對農民采取了一種放任自流的政策，開始人們并沒有察覺，無論中央還是基層干部都覺得滿意，既省心又省事。不久，問題暴露、麻煩出現，后來發展為嚴重的三農問題，令農民怨聲載道，令基層干部無可奈何，令高層決策者沒有良策。因此，解決三農問題，必須反思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弊端，認識新型集體化的優越性，否則，我們只有走向更加無奈的境地。
希望我的感悟能使各位擺脫家庭經營的束縛，對三農問題的出路產生新的思考。同時，希望那些辛苦麻木的農民早日覺悟，也希望更多的決策者走出自己的天地，確立推廣新型集體化的思路，與廣大人民一道創造一個大家共同享有的盛世。
二O一一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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