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經濟：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發展方向

作者：龔云

三農中國 http://www.snzg.cn 2011-06-29 09:04:47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全局出發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實現我國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舉措。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堅持社會主義農村基本經濟制度基礎上，通過探索新的集體經濟實踐形式，實現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最終實現農民共同富裕，鞏固工農聯盟。發展集體經濟，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內在要義，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發展方向。發展農村集體經濟，不僅直接關系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能否起好步，也關乎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最終成敗，關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在農村能否成功。

    一、正確評價改革開放前農村集體經濟的作用

    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必須正確評價我國20世紀50年代初進行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和在我國農村推行了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體制。

    20世紀50年代初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是否像今天有些人所說的搞早了或搞錯了呢。評價一個歷史事件，不能以今天的標準去衡量，必須從當時的歷史條件出發。從當時的歷史來看，進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是歷史的必然選擇。國民經濟恢復以后，大規模地推進工業化建設，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的重大任務。在農民分得土地以后，分散、脆弱的農業個體經濟怎樣才能適應工業化對糧食和工業原料作物迅速增長的需要？怎樣才能避免兩極分化？在個體農業經濟基礎上，去解決適應工業化發展的需要和避免兩極分化的問題，顯然是不可能的。

    中國共產黨根據當時的經驗和認識，領導億萬農民，進行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盡管在合作化的步驟上存在過快、過粗、過急等不足，但比較順利地在我國農村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使我國農村走上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為今天進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奠定了制度基礎。

    在農村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建立以后，如何探索集體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個全新的課題。人民公社體制的建立，就是探索農村集體經濟實現形式的一個嘗試。1981年鄧小平在會見外國客人時就說過：人民公社是一次探索。

    誠然，人民公社體制的建立是脫離了當時農村的客觀條件的，是中國共產黨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的一次嚴重失誤。但是人民公社體制運行二十多年，并不是一無是處。人民公社在改革開放初期自行解體，有其歷史的必然（本博？）。但正是借助于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廣大農民興修水利、開展農田基本建設、培育推廣良種、提高科學種田，較大幅度地提高了糧食生產水平和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培養了廣大農民的集體主義精神,讓農民親 身感受到了組織起來的好處。

    改革開放前，在集體經濟制度的保證下，我國農村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為推進中國工業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農村的發展為輕工業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也為我國外貿出口賺取了大量外匯，從1950年到1977年 農副產品及其加工貿易出口額合計1337.9億元，占同期全國對外貿易出口總額1901.2億元的70.4% ；為國家經濟建設提供了大量資本積累，為中國工業化的起步創造了條件，“1953-1978年計劃經濟時期的25年間，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總額估計在6000億-8000億元” ，而1978年時國家工業固定資產總計不過9000多億。這些為后來實現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我國農業獲得了較大發展，解決了億萬中國人的吃飯問題。

    從糧食總產來看，194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為2264億斤，1978年達到6095億斤，增長169.2%，增產3831億斤，平均每年增產132億斤，平均每年增長3.5%。同期世界平均每年增長為3%，美國為2.4%，日本則減少0.2% 。從糧食單產來看，按播種面積計算，畝產337斤，比1949年畝產137斤，增產200斤，平均年遞增6.9斤；按耕地面積計算，畝產548斤，比 1949年畝產171斤，增產377斤，平均年遞增13斤。同期世界糧食單產水平是從1949年的154斤，增加到1976年的245斤。美國則是從 1949年的218斤，增加到1976年的417斤。

    從糧食消費來看，從1949年到1978年，在人口凈增加4億1642萬，在人均耕地從1949年的2.71畝減少到1978年的 1.57畝情況下，人均對糧食的占有量從1949年的418斤增加到1978年的636斤。在全國人民節衣縮食支援國家工業化建設的情況下，初步解決了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這在當時被世界公認是一個奇跡。

    二、農村改革的不足：忽視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

    改革開放后，我國農村集體經濟在新的形勢下，出現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核心的多種實踐形式，在我國改革開放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獲得很大發展，總量有巨大增加，實現形式多樣化，農村集體經濟制度不斷鞏固和完善。在實現形式方面，我國農村集體經濟打破了“集體所有、統一經營”的單一實現形式，出現了普遍存在的家庭承包經營與集體統一經營相結合的實現形式與少數“集體所有，統一經營”并存的形式，同時在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等新的集體經濟實踐形式。農村集體經濟在引導中國農民沿著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農業、農村和農民的現代化和共同富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毋庸諱言，農村改革也存在不足，就是農村集體經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誠如有學者指出的，我國農村改革，“要講最大的失誤，就在于我們未能及時有效地糾正各地普遍存在的‘分’有余而‘統’不足，甚至只有‘分’而沒有‘統’所帶來的各種矛盾問題，使得本該是以‘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為主要內涵的基本經營制度建設，出現了嚴重的缺陷與偏差，從而導致‘三農’突圍的工作似乎處處被動、越陷越深?！?

    改革開放以來，中央一直高度重視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但總體來看，對農村集體經濟一直缺乏持續的、有效的、具體的政策支持。同時對集體經濟存在錯誤定位問題，僅滿足于公共積累的增加，擔當公共服務的角色，為農民提供服務。目前許多地方發展集體經濟，主要是解決村集體公共經費不足問題，特別是組織部門把發展集體經濟作為解決農村基層組織和干部活動經費的途徑，政府農業行政部門基本上沒有采取具體措施去發展集體經濟，更沒有將集體經濟作為農民共同富裕的主要途徑。中央文件中雖然提出要重視集體經濟的發展，往往是原則性提法，缺乏具體的、可操作性的政策支持。

    忽視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與貶損農村集體經濟的傾向有關。這種傾向不加分析地把集體經濟歸結為過去的公社體制，把發展集體經濟說成是“要搞舊體制的復歸”，無視我國農村改革的初衷就是要尋求符合我國農村實際情況的、更有活力的實現形式，是農村集體經濟制度的自我完善。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界將農業集體經濟視為低效率和不受歡迎的經濟形式。伴隨著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又被視為是產權不清晰的代表。近年來，在我國學術界，否定集體經濟的風氣占著上風。一些學者大肆渲染劉莊、南街、華西這些集體經濟代表的特殊性，無視這種特殊性背后的歷史必然性和普遍性；有的學者，否定中國農業合作化過程的合理性，認為中國根本不存在集體化，只有“被集體化”，直接為土地私有化鳴鑼開道；也有學者，在“田野調查”科學外衣下，將農村改革和發展中的問題無限地放大，根本地否定農村集體經濟，在他們看來，農村集體經濟不僅是低效的、落后的，而且是不人道的，是腐敗和村霸的“溫床”；等等。

    這些認識的根源在于，一是，由于各地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不均衡，在我國農村在改革和發展過程中確實存在不少問題，尤其是在一些集體經濟“空殼村”這些問題更嚴重。在反思這些問題的時候，一些人首先有意無意地將集體經濟看作是罪魁禍首，而根本不去思考集體經濟的弱化而引發的更嚴重的問題。二是，在思想上絕對地、片面地看待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的關系、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中家庭分散經營與集體統一經營的關系、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與共同富裕的關系，看不到對立統一的二者的一致性。因此，他們看不到或者無視集體經濟的先進典型，一提集體經濟就立刻與產權不清晰、低效率、管理不善之間劃等號。他們看不到改革開放30年，為逐步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所準備的物質基礎，也無視廣大農民群眾要求發展集體經濟的根本意愿，而一味地不顧實際地強調私有化的改革方向。在他們看來，誰若強調發展集體經濟，誰就是極“左”的表現；哪里若還在堅持集體經濟，哪里就是思想不解放的表現。長期以來這些消極的、悲觀的傾向占據著輿論的上風，不僅擾亂了人們的視聽，而且給農村中堅持和發展集體經濟的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造成了思想壓力。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擾著農村政策的正確貫徹和執行。長期的思想上、輿論上的偏見，導致實踐中對集體經濟的無視甚至壓制。一些地方在發展集體經濟是保守、是落后的輿論影響下，不僅不提供集體經濟發展的寬松政策環境，造成集體經濟貸款難、稅收負擔重等問題，而且強行使集體所有制企業改制，在堅定不移地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同時，不能做到堅定不移地鞏固和發展集體所有制經濟。

    農村集體經濟被忽視，嚴重影響了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的落實。沒有集體經營層的發育，“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農村基本經濟制度就會被虛化；沒有集體經濟發展，我國農村就難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沒有集體經濟的支撐，我國農村就失去了“先富”政策與“共富”政策的有效聯結手段。

    農村改革和發展，必須正確認識、公平對待集體經濟，從而使黨的十七大和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所提出農村改革和發展的原則、目標任務落到實處，確保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目標的實現。

    三、發展集體經濟：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重大而緊迫的任務

    理論和實踐已經充分證明，在落實中央關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部署中，發展集體經濟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重大而緊迫的任務。

    集體經濟是農村發展的方向。集體經濟是農村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農民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證，是家庭經營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的制度保障。鄧小平同志早在 1980年5月31日《關于農村政策問題》的談話中就明確地指出：“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990年3月3日他在《國際形勢和經濟問題》中再次提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求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1992年7月23日、24日，他在審閱中共十四大報告稿時指出，“關于農業問題，現在還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我以前提出過，在一定的條件下，走集體化、集約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強，不要一股風。如果農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礙?！鐣髁x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農業也是一樣，最終要以公有制為主題。公有制不僅有國有企業那樣的全民所有制，農村集體所有制也屬于公有制范疇。現在公有制在農村第一產業方面也占優勢，鄉鎮企業就是集體所有制。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實現集體化和集約化。”

    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指出：“從各地實際出發，逐步壯大集體經濟實力。”1995年3月23日他在江西考察農業問題時強調：“從長遠趨勢來說，農村生產力發展了，社會化分工和科學種田的水平提高了，農民群眾要逐步走上新的集約化、集體化道路上去，這是農村發展的大方向?！彼邳h的十五大報告中指出：“集體所有制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集體經濟可以體現共同致富原則，可以廣泛吸收社會分散資金，緩解就業壓力，增加公共積累和國家稅收。要支持、鼓勵和幫助城鄉多種形式集體經濟的發展。這對發揮公有制經濟的主體作用意義重大。”“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要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薄皠趧诱叩膭趧勇摵虾蛣趧诱叩馁Y本聯合為主的集體經濟，尤其要提倡和鼓勵。”他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集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薄霸鰪娂w經濟實力?！?“深化集體企業改革，繼續支持和幫助多種形式的集體經濟的發展。”

    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探索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農業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家庭經營要向采用先進技術和生產手段的方向轉變，增加技術、資本等生產要素，著力提高集約化水平；統一經營要向發展農戶聯合與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層次、多形式經營服務體系的方向轉變，發展集體經濟、增強集體組織服務功能，培育農民新型合作組織，發展各種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鼓勵龍頭企業與農民建立緊密型利益聯結機制，著力提高組織化程度?！?

    農村集體經濟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目前，億萬農民有組織起來的客觀需要，農民對發展集體經濟有很大的需求。在多年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和發展過程中，廣大農民對集體經濟、對社會主義產生了深厚的感情和較強的依賴感，對發展集體經濟也有著較強的心愿和呼聲。更重要的是，在全國已有 8000-10000個高水平集體經濟的村莊。一批黨的農村基層干部，已經探索出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新的集體經濟實踐形式實現農民共同富裕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路子，為今天全國大規模地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樹立了很好的榜樣。無論是在東部沿海（山東省煙臺市南山村）還是西北邊陲（新疆尉犁縣興平鄉達西村），在彩云之南（云南省昆明市福保村）、黑山白水之間（黑龍江省甘南縣興十四村），在中原腹地（河南省臨潁縣南街村、新鄉縣劉莊村等等），在改革開放的前沿（廣東省中山市南朗鎮崖口村），都有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典型代表。它們遍布大江南北，猶如星星之火，閃耀在中國大地。它們為中國廣大農民樹立起了一面旗幟，指引著共同富裕的道路。廣大農民要求發展村級集體經濟的呼聲和愿望一次次地反映在農村改革和發展的實踐中。

    農村集體經濟已經具備了發展的條件。改革開放30多年中，經過農業集體化而建立起來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度保留了下來。中國當前存在 200多萬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30多年的改革開放以及快速推進的工業化進程，也為逐步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提供了現實可能性與多種發展方式和途徑?，F代農民的形成，為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儲備了人力資源和智力支持。

    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是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根本組織保證。改革開放以來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好的村莊的一個共同經驗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帶領作用和黨員的帶頭作用。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集體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凡是共產黨領導有力的地方，集體經濟發展就有保障，私營經濟就越受規范。黨的領導是通過一個好的帶頭人和一個團結穩定有戰斗力的村班子發揮出來的，是建立在保障農民物質利益和尊重農民的民主權利基礎上。

    中國共產黨是靠領導農民、動員農民、組織農民、教育農民獲得革命成功的，組織農民是中國革命留下的優良傳統，也是當代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一大特色。放棄對農民的領導、組織和教育，是愚蠢的。關鍵在于怎么組織，誰來組織，組織起來干什么。人心齊，泰山移。沒有強有力的共產黨的領導，農民心就不可能齊。組織起來的農民，能夠打敗美帝國主義，同樣也能建設現代化的新農村。排除農民的經濟，是沒有希望的經濟。沒有共產黨的領導、組織，農民就是一盤散沙，就是千萬條內斗的蟲。有了共產黨的領導，農民就是一條打不敗的龍。

    中國共產黨能否充任農民走向市場的橋梁、保護神，取決于當地社會主義傳統的強弱。社會主義集體在組織上和精神上保存得越完整，當地農民就越容易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就越容易適應市場，越容易成為市場的贏家。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在中國農村建立了完整的組織系統。作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分布在全國農村的成千上萬個基層黨組織及其帶頭人成為中國農民奔向共同富裕道路的帶頭人。

    農業合作化運動，特別是存在為期25年的人民公社體制，對我國基層政權組織的形成與變革產生了長遠的影響。集體所有制和黨組織為村莊內的治理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培養了一批有能力的行政者，準備了既可與外部行政體系接軌、又可超越家族自治自理村政事務的組織基礎。在改革開放條件下，形成了具有高效率的“黨政企”三位一體的管理體制。胡錦濤總書記指出：農村強不強，要靠領頭羊。早在上世紀90年代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就認為，“看來只要有好的帶頭人，集體生產也可以搞好。”

    農村基層黨組織是黨和國家在農村全部工作的基礎，是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的政治保障，是農民走向市場憑借的有效組織資源。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組織，對于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貫徹落實到農民群眾中去，密切黨和政府同農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引導農民群眾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保證農村的穩定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那些村黨組織建設搞得好的村，集體經濟實力相對就強，群眾生活水平較高，村莊秩序相對較好；農村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甚至處于癱瘓狀態的村，集體經濟發展相對就弱，大都無錢辦事又無人管事，群眾生活水平低、困難多、意見大，社會秩序較差。

    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離不開致富能力強又樂于奉獻的帶頭人，更離不開堅強有力的農村基層黨組織。沒有一個團結務實的領導班子作支撐，單靠帶頭人的作用，農村集體經濟可能會有一個好的起步，卻很難實現持續健康的發展。在劉莊、在華西、在南街、在興十四、在灣底、都有一個團結務實、一心為民的領導班子。吳仁寶在人民網強國論壇與網友交流時曾強調，他最滿意的不是說華西有多少經濟，而是有多少干部，是華西村的領導班子。有一個好的領導班子，黨的農村工作就能落到實處，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就會少走彎路；領導班子不作為甚至胡作非為，就難以團結和凝聚群眾，黨的群眾路線貫徹落實不好，發展集體經濟也就無從談起。

    河南省新鄉縣七里營鎮劉莊村，是全國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一面旗幟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排頭兵，50多年與時俱進、勇立潮頭，50多年旗 幟不倒、長盛不衰，50多年感召一方、引領一片，以堅強的組織保證、強大的精神動力、堅實的物質基礎，走出了一條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之路，成為不斷加強基層組織建設、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典范，成為踐行科學發展觀的典范、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排頭兵。

    江蘇省江陰市的華西村在以吳仁寶為書記的帶頭人帶領下，成為全球第一村。華西村民每天必須工作9個小時，沒有周末，也沒有節假日。黨員每天要工作12小時，同樣沒有周末和節假日。在黨員模范作用的感召下，華西成了有名的“苦干村”。

    河南省臨潁縣的南街村黨委在“班長”王宏斌帶領下，發揚“二百五”的“傻子”奉獻精神，努力把南街村建成一個“共產主義小社區”。早在 20世紀80年代末，王宏斌就在南街村黨支部內發起了一場思想教育運動，要求每個黨員都學習一條流傳至今的古訓：“公生明，廉生威”。還確立四條黨員行為準則：黨員決不能“先富起來”，任何黨員變得比普通村民富，是全體黨員的恥辱；面對困難時，黨員決不對群眾說“給我干”，而必須說“跟我來”；黨員不可以以權謀私，而應是全體村民的榜樣；黨員必須在日常的支部會上定期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

    黑龍江省甘南縣的興十四村總支書記付華廷從1972年擔任書記以來，近四十年如一日，全心全意為農民謀福利，艱苦創業、拼搏爭先，緊緊圍繞“農”字做文章，以發展現代農業為主要途徑，闖出了一條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農村經濟產業化之路，把一個30多年前生產靠貸款、吃糧靠返銷、生活靠救濟的 “三靠村”，建設成為擁有35家企業、1800多名員工、10多億元總資產的“龍江第一村”。付華廷的人生信條是：“只要我干一天，就讓老百姓說共產黨好！”“我別的啥也不圖，我圖的就是讓父老鄉親都過上好日子！”

    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灣底村在20世紀90年代初浙江鄉鎮企業掀起“改制”高潮的關鍵時刻，村總支書記吳祖楣首先表態“拍賣不是選項”，婉言謝絕了有人勸他買下村辦企業變為私營公司的建議。灣底村黨支部明確向村民許諾“一人富了不算富，大家富才是富”。

    黨組織始終代表全村農民的根本利益，并把決策建立在充分尊重本村農民的意愿基礎上；黨員始終能夠發揮黨員先鋒模范作用，處處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所以集體致富村的黨的領導獲得了農民的充分支持，享有崇高的威望，能夠始終帶領農民走在共同富裕的康莊大道上。

    習近平同志2010年12月17日在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要堅持黨在農村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基本政策，把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作為基層黨組織一項重大而又緊迫的任務來抓，著力破解村級集體經濟發展難題，增強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提高村級組織服務群眾的能力。” 習近平同志的講話充分說明發展集體經濟在當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為我國大力發展集體經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歷史契機。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實踐已經證明，發展集體經濟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內在要義和主要途徑。只有集體經濟發展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目標才能真正達到。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發展壯大集體經濟，是各級黨組織，特別是農村基層黨組織的一項重要而迫切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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