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5月14日，并不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但是，這個日子對于有些人來說，應該是有重大意義的。47年前的今天，西歷1964年5月14日，中共河南省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因病逝世，年僅42歲。近半個世紀以來，有過不少影視作品和文字作品反映焦裕祿的事跡，但是，很多年輕人可能并不了解他。在這里，我不想重新講述一遍焦裕祿的經(jīng)歷，只想引用當年焦裕祿追悼會上，蘭考縣一位農(nóng)民說過的話：“俺的好書記，你是為俺蘭考人民活活累死的呀！”十多年前，我曾去過位于蘭考的焦裕祿紀念館，恰逢5月14日，參加了焦裕祿的紀念活動，至今記憶猶新。
    之所以要說到焦裕祿，是因為前幾天參加了一個活動，由北京市和東城區(qū)舉辦的“道德模范現(xiàn)場交流”。出席這一活動的主角是北京市近年來出現(xiàn)的一批“道德模范”和“身邊好人”。其中有見義勇為的城管，有多年背著殘疾同學上學、放學的中學生，有孝敬老人的兒媳婦，有對病癱妻子不離不棄的檢察官。還有愛崗敬業(yè)的醫(yī)生，熱心捐助社會的退休老人，幾十年如一日的山區(qū)郵遞員，等等。他們都是很平凡的人，但是，出于對自己的道德要求，他們大都做出了平常人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因此，對他們個人進行表彰，對他們的事跡進行宣傳，的確是有意義的。尤其是，當今天的人們?nèi)找娓惺艿缴鐣赖氯笔У臅r候，這種對有德之人、有德之行的表彰，顯示了有關方面對這一現(xiàn)象的重視，以及挽救這一社會不良現(xiàn)狀的努力。
    面對社會的道德缺失，我對政府有關部門提倡道德、弘揚道德的做法表示肯定。但是，我還是要指出，這只是社會道德建設的一條腿。鼓勵民眾講道德、踐行道德規(guī)范，只是應對社會道德缺失的一個方面，還有另一個方面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不久前，我聽一位地方上的中層領導干部說：在民眾那里推行道德會遇到一個問題——當出現(xiàn)了一個貪官，很多培養(yǎng)公眾樹立道德意識的努力，就會前功盡棄，至少也要大打折扣。他的話是有道理的。換句話說，如果官員缺乏道德素質(zhì)，單憑提高民眾道德修養(yǎng)這一條腿，難以改變中國社會道德缺失的狀況，必須兩條腿走路。
    提高民眾的道德素養(yǎng)，的確是中國的傳統(tǒng)，但這一傳統(tǒng)是有特殊含義和明確目的的。從三皇五帝時代堯把天下山讓給注重孝行的舜，就體現(xiàn)了中國古人對掌握權(quán)力者的道德要求。春秋戰(zhàn)國時期之所以說“禮崩樂壞”，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當官的群體過于注重才能，誕生了一大批蘇秦、張儀、李斯、呂不韋這樣才華出眾但有很大道德缺陷的官員，使得社會只能靠高成本的嚴刑峻法來管理，而忽略了道德自律的低成本管理方式。漢朝對于先秦重才能、輕道德的做法有很大的彌補，“舉孝廉”在漢朝出現(xiàn)，就是在民眾中廣泛提倡道德的表現(xiàn)之一。但是，“舉孝廉”的目的依然主要是選拔官員，它把官員的道德要求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然而，漢朝“舉孝廉”的做法也產(chǎn)生了副作用，即，道德做秀的虛偽表演也較多地出現(xiàn)。
    三國時期，曹魏回到注重才能、輕視道德的狀況。曹操所謂“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確表現(xiàn)了他重視人才的迫切心情，但是，曹操“寧負天下人”這一自身的道德缺陷，以及對孔融之類有德之士的狹隘態(tài)度，影響了曹魏事業(yè)的發(fā)展。諸葛亮在那個時代，是德才兼?zhèn)涞牡湫停?A target=_blank>只是因為沒有形成有效的人才培養(yǎng)機制，也未能成就大業(yè)。隋朝全面開始的科舉制度，實際上是德行與才能并重的一個方式。此后，中國歷史上科舉制度多有改革，目的都是有效實現(xiàn)官員群體的道德與才能并重。這樣一個簡單分析能夠使我們了解，中國古代社會注重道德的傳統(tǒng)，首先是針對掌握社會權(quán)利的官員的要求。它與對民眾的道德要求有著一致性，即，民眾間有德有才的人士，也能制度化地走上管理社會的崗位。因此，不久前《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育民德必先修官德》說到了點子上。這也正是中國傳統(tǒng)或者說是“中國模式”的主要特征之一。
    對于當今中國社會道德缺失的狀態(tài)，有關部門表現(xiàn)出擔心，并且試圖采用各種辦法，盡量及時挽救道德缺失的現(xiàn)狀，對此，我表示高度理解。但是，中國人說“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官德不修，只注重民德，效果是有限的。而且，注重民德，也應該讓民眾間有德有才之士，能夠與社會管理層實現(xiàn)對接和流動，避免讓民眾踐行道德規(guī)范成為“自娛自樂”的狀態(tài)。甚至更不應該由政府部門擔任民眾道德品行的裁判。這也是本文開頭提到焦裕祿逝世紀念日的原因。當民眾中間涌現(xiàn)很多“道德模范”、“身邊好人”的時候，我們的官員又做的如何呢？就近幾十年而言，焦裕祿、孔繁森、任長霞之后，我們有多少官員能夠成為道德品行高尚、業(yè)務能力出眾的榜樣？
    對于中國官員群體當前整個道德狀況的面貌，本人因沒有充分的調(diào)查，難以做出明確的判斷。但是，從民眾普遍反映的腐敗現(xiàn)象，以及經(jīng)常暴露出來的貪贓、自私、包養(yǎng)情人、鋪張等現(xiàn)象來看，我們至少可以說，當今中國官員群體的道德面貌，并不能令中國民眾有較高的滿意度。雖然那些極為惡劣的貪腐官員并不占大多數(shù)，很多官員還是在各自的崗位上認真工作，但是，對于官員群體道德修養(yǎng)重視不夠，也是當今中國的現(xiàn)實。近幾年來，習近平在各種場合多次提到要提高干部的道德素養(yǎng)，前不久，習近平說：“要樹立注重品行的導向，注重選拔政治堅定、原則性強、清正廉潔、道德高尚、情趣健康的干部”，的確抓到了問題的關鍵。當人們說需要制度建設的時候，事實上，如何保證德才兼?zhèn)涞母刹磕軌虿粩嘤楷F(xiàn)，的確需要在制度上有所創(chuàng)新。而在民眾中間提倡道德、樹立道德標兵，可以作為相配套的措施。但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它不是解決社會道德缺失的根本。簡單說，中國更需要大批像焦裕祿那樣的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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