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沒有人比我更了解他所從事的事情，以及他所從事的事情的性質，甚至他本人都不如我清楚，八九年來，我一直 默默地注視著他行的事，旁眼冷觀，也許會對身在其中的人有所彌補。我曾好幾次想同他交流一下，但是他有一種很古怪的脾氣，直接拒絕，而且不經任何哪怕是一二分鐘的交談，就把我推斷為壞人。我們之間沒有可談的余地了。在其他人的紀念文章里，很多人也提到了他的這個性格，脾氣大、直率、獨斷。當然這不影響他的熱情、開拓、理想和具有感召力的一面。因為與他接觸總起來沒有五分鐘，所以這些都是表面印象，而且已經過去近十年，我說不出太多其他的感受。
但是，對于他所從事的事業，我覺得我還是有資格能說幾句話的。而且在這個紀念他離奇死去的時候，對于后來者的那些支農隊員們，不是在聲稱要繼承他的遺志，沿著他的道路前進嗎。溫鐵軍教授不是要思考下一個十年的鄉村建設更換一種什么新思路嗎。所以這的確是個時候。我想，我大概只能以這樣的方式來對劉老石表示我的紀念了。我與他沒有私交，只能對他的事業說上二句。
起源于90年代的大學生支農、支教運動，不是一個學校、一個團體，也不是一二個人在搞。而是城鄉差別拉大，農民異常困苦，各界包括國家也拿不出更好的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于是90年代中后期一些大學的青年志士就開始把眼光投向三農。現在的支農隊員對高校支農史之起源都說不太清楚。1994年，我在北京大學率先成立了北京高校中的第一個大學生農村服務者協會，任會長。開始了支農、支教的活動。北大學生心氣高，干部子弟多，愿去基層服務的人不是很多，這個協會后來隨著老會員的畢業也就夭折了。2000年時候北大又冒出個調研農村的協會“鄉土中國”協會，行動力與北京的其它學校比仍是很差，其特點是學術性較強。 后來趙書凱在北師大任教，當時我們二人經常聊，他就給北師大推薦了學生社團這種模式，1999年組建起了“農民之子”協會，可謂是碰到了適宜的土壤，北師學生大多是中低層階層子女，所以發展動力和后勁很足，十年來一直堅持下來。也做了些事情。
我從紀念劉老石的文章中才知道，原來老石在湖南和天津也在關注農村，組織大學生服務團體。可見，世紀之交具有產生高校學生農村社團的基本環境和土壤，不是什么人異想天開地搞，也不是零星地出現，而是一個時代特征。后來，劉老石2002年從天津跑到北京搞協會、搞支農，卻有些簡單地或者說武斷地按他自己的一套經驗來搞，沒有及時地吸取前驅者的經驗教訓，這是導致他后來走了不少彎路，甚至我認為從一開始他就掉進了一個圈套之中，也可能是直接導致他走向悲慘結局的原始肇因。而對支農怎么走其實我已經摸索了七八年之久，完全可以對他有所交代、有所囑咐。可是，就在我試圖接近他時，不知是什么人，現在想起來，他身邊肯定早就有潛伏者。對他說我是干什么什么的，他竟完全相信，一語不合，再無聯系。
簡單地說，他的事業走了一個大彎路。北京大學生支農的先驅北大和北師大的早期會員們，根據北京的情況和實際中的摸索，早已經從當初的到農村支農活動轉變到就地在城市支助農民工的公益活動，這是個戰略轉變，是多少人從實踐中摸索出來的。他2002年一上手，就派出大隊伍到農村支農，犯了戰略錯誤。這個當然不說明劉老石短視，而是和他的求學和工作環境有關，他沒有更好地意識到大城市農民工和大學生的聯系。結果好多熱情的學生到農村后，老虎吞天，無從下手。從后來看，他也開始了向城市的轉移。這個轉向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另外，我十二萬分地懷疑，劉老石自己不覺，陷入了一個圈套中。這個圈套不是他一個人的毛病，而是所有支農大學生隊員的共同的毛病，包括我本人，也是差點沒有被這個圈套所吞噬。從這個角度講，今天，我們紀念他，就是為了擦亮我們的眼睛，更好地服務于三農，而不再是像《洪湖赤衛隊》里的那個莽撞游擊隊長，被對手所蒙騙，要像英姐，能夠識別出真正的好人和壞人，唐僧和豬八戒看到白骨精變成了一個美女，就誤以為是“同志”了。這就需要鑒別和學習。像孫悟空學習。這才不失我們今天紀念他的意義。我識破這個圈套也費了七八年的時間。
這是個什么樣的圈套呢？99年到2002年這段時間，國家面臨著很嚴峻的政治、經濟形勢，城市工人下崗、農村農民進城大逃亡。這個時候國家最怕的事是一些高校的學生社團與工人結合，與農民結合。當然，從管理的角度講，這也無可厚非，誰在臺上都要防止出亂子。北大、北師大更是是非之地，容不得出半點差錯。如何掌控風氣云涌的大學生走向社會活動的這股浪潮，把它引導到一個正確的、不會出亂子的方向上來是很重要的。但事實上，卻落入了極右勢力的圈套，其實2000年前后，極右勢力就在研究一系列策略。這個策略就是搖身一變的策略。大學生不知道底細，以為是娘家人，哪知是小白兔進了大灰狼的窩。以我的觀察，老石有著淳樸的對農民的感情，但是明辨政治是非的眼睛還是不敏銳，也跌落在這個套子里。
大家做一些公益事業，本沒有什么可責備的，也是政府所允許的。但是老道觀中的一些極右勢力和既得利益集團，把自己裝扮一下，這么簡單的一個搖身一變，就把大家給蒙蔽了。以后的支農公益事業怎么走，怎樣才能前進，確實很多三農大學生所思考的。
其實，早在三年前的同一天，東北支農大學生總負責人王進發就被撞死了，現在又輪到了老石。老石在一年前就有一種心靈深處的預感，很少寫文章的他，竟說道“老師是用來犧牲的”。他為什么用犧牲這個詞。
劉老石犧牲了，2008年中國公民社會興起，中國最大的公民社團的領導人是誰？大家都知道。我猜想，也許那個時候，極右勢力就有了一個從王進發到劉老石的路線圖。2011年初，中東公民騷亂，小小NGO竟然推翻了埃及強固的政權。及時自查，原來我們問題也不少，而且中國最大的公民社團的領導人此時正在組織北京大學生社團聯合會，劉老石就在這個時候非常偶然地被撞死了。
劉老石，你怎么就那么不小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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