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土地改革中解放自身，于大躍進中幾近癲狂，于人民公社化中希望失望，而后從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分離中姍姍走來，帶來了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繁榮與衰退，又在城鄉(xiāng)二元體制前目光迷離。他們無私，數(shù)十年的剝削與壓迫卻使他們身軀羸弱，他們偉大，一生奮斗不已卻一貧如洗。這是我們的農民階級。
他們興致沖沖，他們不折不撓，他們安天順命，他們篤行不輟，他們?yōu)檫@個國家奉獻了所有。諷刺的是，他們已然成為這個國家看似無可救藥的頑疾，或是她的子民眼中不屑一顧的累贅。這或許多少不免傷感。無可置否的是，三農問題已然成為了我們這個時代揮之不去的陰霾。
浮于表象的，是我們所看到的三農問題怪圈。歷史上是數(shù)十年的農業(yè)對工業(yè)無償哺育，現(xiàn)在則是農業(yè)、農村、農民的集體虛弱。大量過剩的農村勞動力，大量過剩的農產品，加之內需不足和順暢的市場產銷渠道的缺乏，使得農產品價格長期低于內在價值，農業(yè)產業(yè)萎靡，農村過剩勞動力增加。到了八十年代，隨著工業(yè)和服務業(yè)、城市的蓬勃發(fā)展，農村勞動力紛紛涌入城市，農村青壯勞動力大量向城市轉移，致使農村開始日漸冷清。加之受制于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的產權問題，農業(yè)更加停滯不前，農村青壯勞動力愈加向城市轉移。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業(yè)、農村、農民的三農問題漸漸循環(huán)成我們今天深淺否側的烏云。
倘若求索的目光僅僅到此為止，或許我們永遠都不能洞察到它的本質和這個時代的內在邏輯和隱憂。事實上，三農問題并非如我們想象的那樣不可解決，也絕非我們想象的那樣簡明易解，只是其背后經濟政治文化邏輯一直為我們所忽略。
從八十年代中后期，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早期帶來的短暫經濟效益已不復存在，留下的更多是產權的混亂和小農經濟的復燃。如果說前者僅是給予了農業(yè)、農村、農民以制約，那么后者則從根本上斷絕了它/他們得以進一步發(fā)展的可能性。小農經濟的封閉性和分散性直接導致了農業(yè)機械化的艱巨和產銷困難；其脆弱性則直接體現(xiàn)在農民階級對自然的敬畏和在農產品價格波動面前的無力；即使存在國家大規(guī)模的政策補貼、救助，也無法掩蓋這些因素——它們直接構成了農業(yè)、農村經濟上的徘徊不前，體現(xiàn)在另一方面，則是農民階級的發(fā)展空間的縮小和難以生存。
因此，農民階級紛紛涌入城市，或是為了更高的物質待遇，或是為了更好的發(fā)展前景，攜著對現(xiàn)狀的不滿和對未來的憧憬，開始了一場由農民階級直接轉化為工人階級的跨越之路。倘若這樣一種跨越的愿望能夠得以實現(xiàn)，或許絕大多數(shù)的問題都將迎刃而解，陰霾也終將散盡，遺憾的是，中國獨特的政治體制使之成為了不切實際的奢望。
——橫亙在他們眼前的，是城鄉(xiāng)二元體制一種無比蠻橫、極端冷酷的藐視與排斥。農民階級，如果說在此之前還那么的熱血澎湃，而此刻則多少難免沮喪低落——這意味著他們不得不接受更為惡劣的勞動環(huán)境和更嚴苛的勞動強度作為妥協(xié)，并且他們必須以政治權利和社會福利的缺失為代價，才能得以融入城市生活之中。實際上，他們已被政治社會中被活生生地剝離開來，作為弱勢群體被隔絕于城市生活之外，以一種被貶低了人的存在而存在。
與此相得益彰的是，數(shù)十年來城市經濟、社會的飛躍和城市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膨脹的物質財富和社會福利，和中國經濟神話的崛起。而另一方面蔚為慘烈的，卻是數(shù)十年來農民階級的悲慘境遇和權利缺失，和農民階級自身的日漸消亡。構成這樣一種現(xiàn)狀的，實際上并非社會內在邏輯使然，卻恰恰是農民階級自身強烈的小農經濟色彩！這直接構成了農民階級群體和城市階級群體意識形態(tài)最大的不同。
小農經濟意識中的安天樂命，易于滿足現(xiàn)狀，加之自身文化局限，直接導致了農民階級的缺少反抗和政治訴求；相反地，城市群體意識中更多地體現(xiàn)出自由平等的政治訴求；而小農經濟的原子化分布則直接決定了農民階級自身的難以聯(lián)合，難以有效抗爭，體現(xiàn)于實際則是在和國家、城市群體的博弈中必然處于不利地位而日漸消亡。而城市，社會群體的大量集中、易于聯(lián)合則直接決定了其政治權利的更為集中，加之長期累積下來的金權優(yōu)勢，直接決定了城市群體在競爭與剝削中處于有利地位。因而城市群體作用日益突出，而農民階級則愈顯狼狽。
至此，黨和國家十多年來對三農問題的關切經已成了我們值得玩味的笑談，伴隨著經濟發(fā)展的農民階級自身的悲劇卻成為了秘而不宣的現(xiàn)實。在三農問題的久拖不決面前，在農民階級的悲慘境遇面前，一切真言假語都已顯得那么地可疑，而染滿鮮血的中國經濟體制卻乏人征伐。
體制層面上，一方面人為地壓低了糧食價格，另一方面也直接和間接地壓低了勞動力，兩者一同實現(xiàn)了壓低物價和充分就業(yè)的目的，也造就了中國長久以來極低的資本成本和其他國家難以企及的資本涌入，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農民階級的悲慘境遇至關重要地維系了中國社會長久以來的經濟神話。
這樣一種神話或許足以讓黨和國家、某些階級或個人欣喜不已，卻鮮有人察覺到，在這個狂歡著的財富時代背后，隱藏這怎樣弱肉強食的集體無意識，隱藏著怎樣痛苦的深淵？長久以來利益的受損和權利缺失，已然貶低了他們作為社會人的存在，而他們的難以生存，則貶低了他們作為自然人的存在。于是，集體意識讓位于集體無意識，國家散落成無數(shù)原子化的個體存在，社會邏輯讓位于反社會邏輯，我們文化真空的時代由此展開。不滿、怨恨與暴力伴隨著劇烈的經濟增長和階級消亡，社會的斷層如同一道巨大的裂縫從四面八方蔓延開來。
至此，小農經濟自身的政治經濟文化缺陷和國家過于強烈的經濟動機匯成了這個時代農民階級的悲慘境遇，和今日我們久治不愈的時代頑疾，又慢慢演化成為彌漫時代上空的暴戾烏云。
我們，需要直面問題的勇氣。
201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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