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柱智：最后的毛式干部
| 大伯父在1975年-1985年任大隊支部書記，這是一個中國政治、社會發生巨大變革的時代，他的命運也是隨著大時代的起伏而起伏，他個人的經歷和體會也顯示了最后一批毛式干部在新時代的宿命。 66年讀大學時遇到文革動亂，他最后一年未讀完而回家，在小學做老師；七四年大隊書記要他出來當支部副書記，后來當了大隊支部書記；正當書記當得如魚得水時候，他因堅決不給鄉書記送禮被鄉撤了職；后來經區的支持，他又到了鄉鎮財政所和后來的鎮政府搞財經。在1998年的下崗政策中，他作為超過40歲的非公務員干部而“退休”回家，沒有享受什么退休金，一直務農。現在他60多歲，專心在家務農，因為當支部書記10年，他因此得到一筆每年800元的補貼，他每天的生活要么是做農活，要么是閑暇時到村上去約幾個老人打字牌。他講他現在不埋怨，這就是命運，他這一生也玩味不少，去北京參加天安門游行，見過毛主席，任支部書記的10年，干工作也非常受群眾支持，把紅村辦成是一個紅村，在區里他也是威望很高，是很紅的支部書記。他聽說我是學社會管理類的科目，就認為我以后要像他一樣當官，因此他很樂意給我講一些經歷和做工作的方法，和堅守的原則。 他是60年代武漢某一流大學的大學生，又紅又專，他的夢想是工程師，數理化非常過硬，毛澤東著作也學得很積極，是大學時代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在農村工作，不管是做哪一行，筆者都可以發現他的優秀，做老師做得好，馬上就當校長，當干部做得好，深的群眾和上級黨委支持，而且他的工作經歷里有許多很實在的智慧，他講的不僅是治理策略和技術，而且還是非常講原則的干部，這個原則就是毛主席所說的“社會主義”，這是一個共產黨的政權，要堅持社會主義的原則，要分清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雖然在工作過程中，還保留了傳統的許多思路，例如他既是一個溝通國家與群眾的紅干部，又是一個維護村落整體利益，頻繁采用村落規范來治理的“土干部”。按照他的話來說，“既不左又不右” 干部的威信 伯父當干部時很有威信 ，這體現在老百姓遇有糾紛，就紛紛告到這兒來，讓他來處理。他本人也一心為公，真正是共產黨式的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威信只有來自于群眾，不為一己之私，為群眾辦事，干部就會有威信，這個威信在與群眾接觸中獲得，同時也是干部賴以治理村莊的權威資源。 伯父講現在干部，私心太重，這是與那個時代最大的不同。現任的姜支書，在群眾心理面是一點威信都沒有，伯父說，在黨員那里也是沒有威信（之所以他還是保他不下臺，是因為沒有人能替代他，新上任的還是一樣，而且考慮到紅村與鄰村合并后周堡村這邊要出一個干部。有一個干部當支部書記總比，軍山村把兩個主職干部都拿去強。） 集體時代的干部是一份非常令人操心的活，當干部沒有額外的報酬，與群眾一樣勞動，得的工分與平均一樣，生產隊隊長除了要和群眾一起勞動以外，每天要排工，派人上工，還要參加村里的會議。大隊書記也是如此，他沒有報酬，在平時的工作之余（給予一定的誤工的工分）要參加所蹲點（監督）大隊的勞動。 干部與群眾的權利是平等的，不過干部要承擔更多的義務，這是革命的要求，這也是大隊管理體制的要求。干部從群眾中選，且與群眾要一起勞動，在群眾不滿時，還可以把干部趕下臺，為一群眾監督機制。 以上是品格要求，干部要在群眾中有威信，還有為群眾辦實事。這就要求干部具有不同于一般群眾的組織能力和說理能力。伯父在這一邊有很大的名聲相當程度上，是由于他果斷而智慧的處事能力，且富有原則。 社會主義原則：為弱勢群體說話 先來看一個體現了社會主義原則的例子。在伯父任職期間，主張的是實用主義的路線，他說他當書記的時間不能讓一個人餓死（餓死人不是社會主義不是共產黨）。在70年代末發生了一起事件，一個在服刑的村民回來了，說是得病—在家里他癱在地上，家里有五個孩子都眼看著快要餓死，當時許多干部都認為都是五類分子，不能給予他照顧。伯父就認為不可，讓他和小孩們都生存下來是一個底線，不能因為他是“壞分子”而不幫助他，伯父號召全村每一個人口捐獻一斤糧食給這個家庭，幫助他度過了最難的關頭。另外一個例子，是上面有學校招考的指標，伯父主張讓陳姓一家兄弟多的去，而不同意大隊里一位任鄉教育干部的侄子去，他認為“共產黨要為弱勢群體說話，否則就完了”。這是集體時代，共產黨干部表現公平和平等主義的例子。 其實在集體時代，勞動分配原則是充分照顧了人與人的一律平等的，人六勞七或者人七勞三的分配原則都體現了集體對人口生存底線的照顧，不管怎么鼓勵勞動的積極性，生存是最基礎的權利。在集體擁有可分配的其它資源時，也是優先照顧弱者。在潘村有一個孤兒，他就是在集體的照顧下順利完成了初中學業，并且被集體推薦到糧食部門工作。集體時代的社會主義原則是充分體現了為窮人說話，乃至于再分田到戶的改革時期，貧下中農非常不理解為什么要“一夜回到解放前”。當時大隊支書不敢分田，貧下中農也不理解為什么，也不支持。 在伯父眼里，社會主義這個詞是非常有意義的，共產黨沒有社會主義作為原則，那么這個共產黨也就不是共產黨。社會主義在他那里的一個具體的含義就是為弱勢群體說話—他的理論前提是大部分人民是弱勢群體（在富裕社會中，大伯父可能不能想到弱勢群體與頂端全體都很小，中間力量是主體，這是一個穩定的社會結構）。 當前的富人入黨，伯父也觀察到了，但是他也認為這個黨員結構的變化實屬必然，“窮人誰去入黨？”但是他又期望，富人不要為富不仁，只為自己私利說話，而要照顧到大多數弱勢群體。但是富人有可能為大多數人說話嗎？共產黨政權在基層，提倡先富帶動后富的邏輯轉化為政策就是優先把富人拉入黨內，富人在經濟上成功之后也希望能在村這個舞臺施展自己的才能，為自己掙得面子和政治資本。不乏自己成功的富人，通過村干部這一個舞臺為全村人做了貢獻，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富人為群眾服務已經不是社會主義原則在起作用，而是體現自己的人生價值這一私人原則在起作用，還有可能借入黨這一機會來為自己謀取私利。此一富人入黨，在另一方面造成窮人（以前叫貧下中農）客觀上被排斥，后果可能是，窮人再也無法在共產黨政權掌握權力，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緊密地聯合在一起，互相轉化，而不是互相顛倒—這是改革開放之后批判階級路線的一條“罪名”，認為越有錢，越反動，現在雖然沒有說越有錢，越不反動，但是富人入黨幫帶窮人、排斥窮人的結果就是“越有錢，越先進”。 熟人社會中的群眾路線 群眾路線在伯父的村治里是原則之一（為了群眾），也是治理的策略（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在一個大隊里，大家通過一起勞動，頻頻開社員大會，結成一個“熟人社會”。在一個行政村范圍內，干部要走群眾路線是操作之一就是對每戶每一個人都要熟悉，這種熟悉不是送人情，而是深入農戶，參加勞動和主動接觸民情。 伯父在給我講治理的方法時，多次講到了“知彼”，道理就是在處理糾紛時要學會利用熟人社會的資源。伯父治理村莊的時候，對村莊300多戶的基本情況都摸得很熟，什么人什么性格都很清楚，基本的社會關系也很熟悉。這在處理糾紛時非常有用—通過熟人社會的治理，在集體的時代就是要求干部摸清糾紛雙方的社會關系，這樣就知道了雙方的力量對比—在說理說不清楚也無法讓對方信服的的時候，決定勝敗的就是力量對比，干部要以力打力。 有一個例子。70紅村要抽水抗旱，從大湖入紅村有一條港渠，經過向村時，向村人三番五次塞了排水港，造成嚴重的后果。伯父出面來調解，伯父通過溝通兩個同一族姓的相隔不遠的鄰村來為調節糾紛積蓄力量，伯父稱為“離間”與瓦解：一方面通過激起村與村之間矛盾來瓦解對向村的支持，一方面通過老朋友之間的交情來使另外一個村不介入糾紛。再一點非常重要的就是摸清向村隊長和副隊長的人際關系，這一次是副隊長夫婦領三四十人來塞港，伯父知道副隊長是紅村柯家的女婿，而未出面的隊長是紅村馬家的女婿，伯父呵斥這位副隊長夫婦道：“以后還想去柯家不？”伯父知道外部已經無人支持，隊長由于受制于馬家，也無法出面支持，因此力量對比中顯然是伯父贏了。這次糾紛，以簽訂合同，讓對方正式表示不塞港為結束。當然在平時要注重給對方些好處，防止對方重復塞港，因此在后來向村長來借紅村的大型抽水機器時，也賣他面子，免收折舊費。這樣以后再塞港，伯父就認為他是沒有道理：合同也簽了，好處也給了他。（80年代中期之后，夏伯父調出紅村，后繼的支部書記無力維持先前定下的合同造成舊有糾紛，這就導致了紅村與向村之間的打群架，并且造成了數位傷者。但是根據先前定下的合同，鄉村塞港造成一切后果自行承擔。這一次打架之后，向村再也沒有塞港阻礙抗旱。） 治理“光棍”，以理服人： 在集體時代，也有游手好閑之人，大家去出工，而他們卻“打著花傘在田野上游蕩”，那時還很少有公然如同80年代擾亂村莊的灰色混混，但是也被村民按照村莊習慣稱為“光棍”或者“刺棍”。 在70年代末就發生這樣一件由此引起的糾紛。日新是放回來的勞改釋放犯，他侄子光譜當了生產隊長，一次日新在游蕩不干活時，光譜罵了他，爭執起來。日新便要打他，并且還另外一位光譜的叔伯一起要來打他。光譜害怕退讓，回到家，關上門。日新追著不放，打光譜家的大門。當光譜打開門縫，看外面形勢時，日新探進去頭去，光譜一拳頭打過來，打掉日新三顆門牙。事后，日新找伯父來評理，他滿以為一個侄兒大了叔伯，當支書的會為他說話，因為他被光譜打掉三顆門牙，不過這次他落了空。夏支書在此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干部的說理方式。 伯父饒有興趣給我講，他是如何評理的。他問日新，這是不是共產黨的政權？共產黨政權大還是族權大（伯父在此認為現在是沒有政權，只有族權和一些神權），日新這一點明白是共產黨政權大過族權，然后伯父說，那么隊長作為共產黨的干部，代伯父表是共產黨的政權，在你不出工干活的情況有沒有權力罵你？ “你是光譜的伯父，在族權的意義上光譜不能罵你、打你，但是光譜是作為隊長罵你，他怎么沒有權力。”這一個政權大還是族權大的道理，日新是承認的，這是道理之一，也是最核心的道理。然后伯父針對事實原委認為，光譜在這里是被動的，日新追著打光譜，光譜打開門打掉日新三顆門牙也是被迫自衛。伯父利用熟知的政權與族權誰管誰的道理，說服了日新。這一點非常重要，理直氣壯地維護基層政權的威嚴和生產隊長的權力，是處理這次糾紛的啟示。 以“理”服人，當然不是硬邦邦地，教條化地說理，當然也是帶有感情的說理，但是當感情完全代替了道理，只能讓人感動，不能讓人信服，則不能說是以理服人，核心是說理，輔之以情，最后是動用政權的力量或者地方性的暴力力量。 伯父給我講八一八二年社會治安的混亂時，也講到如何治理當時的“十三棍”。十三棍是當時村落社會給這眾多調皮搗蛋的青年的一個整體污名，人人躲之不及。這十三棍，什么壞事都做，偷雞摸狗，騷擾婦女，曾經傳紅村這些刺棍們見到年輕漂亮的女子就去抱，弄得紅村名聲大臭。紅村是調皮搗蛋的多，伯父在當時也治了一批，雖然并沒有詢問具體的做法，但是伯父告訴我，這時候還是可以“以理服人”，他給我將這樣一個道理，“真正不懂理的是少數”，大多數人在年齡更大些和干部與其講道理的過程中幡然悔悟，走上了正道。 最突出的例子就如70年代拐子頭柯某，在武漢等地混了多年，回到村里，干部都斗他，但是沒有效果，經過伯父的幾番講道理，在八幾年走上正道。盡管在八三年治安形勢嚴峻，全國嚴打，紅村因為伯父的保護也沒有抓一個人。 關鍵一點是需要當時的社會環境下，道理如何講得通？ 一是干部的威信，大家都承認干部作為政權的代表，亦作為村落的代表，有權管理此事，革命和村落造成的共產黨權威是干部賴以生存的資源；二是這個“理”也是群眾都明白，群眾支持，在屢次的政治運動中，群眾接受了這一套社會主義教育，不能不說為政治確立了基本原則：比如政權比族權大，政權可以可以管理族權這是明白的；三是能按照地方性規范行事：犯了罪過，是應該懲罰，但是懲罰要達到消除糾紛的目的，也要考慮地方性的規范和事件的整體。潘某人生產隊長，因為一對婆媳，是老書記家里的，到潘某家門口去罵潘某。潘某于是要拿著刀去殺，這一對婆媳，這件事到了到伯父哪兒。伯父了解清楚之后，只是私下里罵潘某，要其作檢討，并未做其它處理。原因是這一對婆媳頗不得人心，在村里多嘴，不被人喜歡，潘某給他一個教訓也是村民村民渴望給他的教訓—這次之后，果真再也沒有類似的到家門口罵人的事情發生。 反觀當代對鄉村混混的治理，要么是放任不管，理是說不通了，因為干部沒有這個威信，群眾也分散了也不支持干部說理，地方性規范也已經隨著村落共同體的瓦解而式微。要么是通過私人關系討好混混，給他們好處，叫他們不要惹事。相對于以公理來治理刺棍、混混群體，送人情、陪喝酒、以給好處的方法治理他們，實在是一種無奈之舉。好在在村莊，混混并沒有如兩湖平原那樣不顧情面，在村莊橫行霸道。混混要么到城鎮中有利益地方去混，要么在村里裝點門面，充大方之人，作為宗族的潛在的保護者—這樣外村的混混混不進來。 混混成為無法約束的一個群體，這是目前許多研究得出的結論，法律無法治理混混，因為他們處于灰色的地帶，村莊也無法治理混混，因為“村將不村”。于是他們就成為了鄉村社會秩序的破壞者，人們對于善惡之基本信仰，對于村莊社會秩序的基本信任，將不再繼續。陳師兄研究證明，他們的日益壯大和追逐利益的邏輯破壞了鄉村的鄉土邏輯，把鄉村變成了一個叢林社會。 鄉村治理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的轉型 A.70年代末，鄉村仍然服從人民公社制度的管理，人民公社有批斗大會、干部教育和罰款工分的方法可以壓制光棍們； B.80年代上半葉，也正是伯父當支部書記的后五年，鄉村治理相當程度上還延續這毛時代的風格。在治理光棍方面，群眾的輿論也很重要，基本道理光棍們還是聽的進去，干部威信十分高，仍然具有家長般的統治力量 在經濟方面，分田到戶之后，群眾依然每年在冬閑時，參加集體舉辦的事業。大隊干部發動群眾干事業，為的仍然是集體的壯大。八二年農忙后的五月重修泵站，用水泥固化了干渠，當年冬天在湖挑了4口共80畝的魚池，八四年春在山上栽了五百畝松樹，這些都是發動群眾辦的實事，目的是為了集體的利益。伯父說，這些事業，“群眾都自覺擁護”，集體當時還是很重要。 附：伯父給我講了“地方勢力”，并不是地方灰黑勢力，而是地方干部的集權可以形成地方勢力以與上級相抗衡，在80年代上半期表現依然明顯。突出地表現在上級公檢法部門來到村莊調查和抓捕村民，必須講過大隊支書的合作。大隊支書權力的大，表現在他可以保護一個人免于公檢法的調查，同時可以為他們說好話，把按照法律要抓走的人躲過一劫。當時的十三棍就是這樣避免了被整體打擊。國家政權盡管覆蓋了所有的鄉村，但政權的深入還是間接的，大隊支書管理一個大隊的上千人口，他對每一個人了如指掌，他不配合上級，上級是沒有辦法的。 80年代初有一個村民，聲稱其用迷信的方法可以治病，只要婦女陪他睡就可以，有三個女人上當。上級來查這個人，本來按照法律，他可以被判強奸罪，入獄甚至在嚴打時會判死刑。但是伯父在上級來調查時，說沒有這回事，因為三個女子都是熟人，都不簽字，這件事不了了之，經過伯父的調解，這個村民最終只拘留了六個月。 還有一個例子，就是八四年姓馬的村莊要管理山林，但不知道怎么辦。伯父給他們出了一個點子，就是每一個房頭出一個人共同管理，本村人稱這為“族委會”。這件事被一個陳村的一個村民聽到，并向上級匯報，當做“反革命組織”。上級來馬村調查，伯父連忙解釋說，是他們說錯了，這每一個房頭出的人組成的是“護林小組”。這就保護了他們，免去了反革命組織的嫌疑，盡管其實就是族委會。伯父用換一個可以為意識形態允許的“名實分離”技巧，保護了本村的利益。 可以認為，地方勢力在那時是比形式上的司法部門更有實權來管理村民的，村民首先是作為集體的一員，然后再外溢到一個公民的層次，受法律管轄。80年代這個轉型期，政權撤出鄉村，造成了權力的真空，宗族矛盾，人群的糾紛非常多，但法律并未真正下鄉。地方政權的代表在這里更多循著村莊內部的調解的邏輯行事，除非到了強奸殺人的層次，否則是不必要對簿公堂的。 C.85年之后，伯父也不再擔任大隊書記，之后的事情也不經過他。但是有一個轉折很有趣，就是伯父和當時（84年）村長汪某的爭執，也是由于這次爭執，伯父作為毛式干部在第二年下臺了。當時的鄉長蓋了新房，汪某堅持要送禮，伯父不同意，因為要送400多元錢，平均每一個社員頭上就是4角多錢，伯父堅持原則不同意。第二年開社員大會時，在公開場合伯父把汪某打了一頓，揭露了汪某的送禮行為。后來汪某找上級評理，輸了，因為區里書記是支持伯父的。這也是他后來到鄉鎮任職的原因，因為伯父不送禮而撤他職的鄉書記因此事仕途再也無望。 伯父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認為，送禮開始風行，上級與上級關系慢慢不是政權的上級下級關系，指揮與被指揮關系，而是冠上了許多私人關系。也可能就是現在的鄉村治理的人情治理很風行的關系。送禮可以讓領導高興，職位得到提拔，罪行可以赦免。但這敗壞了毛式干部的信仰—這也是伯父在總結自己不能提拔的原因，關鍵是不會“吹、拍、塞” 也就是這幾年之后，鄉村治理遇到了危局，鄉村的公共事業再也無人管理，水利的破敗是一個典型。山林的私人化和湖泊被承包給私人，確難以為集體經濟做貢獻是另一個例子。群眾再也難以發動起來做事業，90年代末曾經有一次大隊整體協助修路和清淤港的事件，而其后很少聽說。稅費改革之后，取消義務工，鄉村事業中許多需要集體動員的事情再也無法可能，但是鄉村又無足夠的資源來負擔公共品的供給，只有以項目的名義自下而上申報支持，但是往往難以滿足鄉村的需要。此外，鄉村組織的衰弱，黨團組織的癱瘓，干群關系的緊張和淡漠（無關系）都造成了鄉村的公共事業的衰落。 2-1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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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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