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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彭真懷《我向中央政治局常委講真話》

毛齊文 · 2011-01-24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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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彭真懷《我向中央政治局常委講真話》  

毛齊文  

近日,網上有位自稱彭真懷的人,就當前的“三農問題”寫了篇名為《我向中央政治局常委講真話》(詳見附件,以下簡稱“彭文”)的文章。該文的作者名為講真話,說什么要“回答農民為什么貧窮、農業為什么困難、農村為什么危險”,實際上是在照搬美國的農業制度來取代中國當前的農業制度。該文是一段時期以來,西化派勢力一直竭力推崇農村土地私有化比較有代表性的綱領性文件,各項私有化主張表現的淋漓盡致。這反映出有人在利用中國的“三農”問題,在向黨進攻,逼迫黨改旗易幟走美國資本主義的農業道路,這是一場陰謀,是搞亂中國的大陰謀?! ?/p>

   

這些人的如意算盤打得非常精妙,這場陰謀由“一個核心兩個基點”構成,即農村土地私有化,培植大農場主,驅趕農民進城。至于什么“連一件像樣的貸款抵押物都拿不出來”,“把土地所有權歸還農民”,“農民的腰包鼓不起來,整個國家就會失去內需拉動力”,“ 城鎮化制度創新的核心內容,就是要把新農村與小城鎮建設結合起來,在這件事上來不得半點含糊,千萬不能半途而廢,一任問題日積月累而不警覺。從戶籍制度創新看,要放寬落戶條件,允許有穩定住所和收入的青壯年農民及其子女首先成為縣城和小城鎮人口,為他們提供平等的居住和就業機會,做好由土地保障向就業保障和社會保障的銜接,最終全面完成人口城鎮化”全是騙人的鬼話,他們迫不及待地要搞土地私有化其真正目的不是真正把土地給還給農民,而是因為目前的土地制度有礙于土地大規模的兼并,有礙于大農場主的產生,有礙于徹底斬斷農民的退路。只有突破了這一點他們才可能走下一步,一旦他們的陰謀得逞,便可以在中華大地上克隆出美國的農業制度。  

   

32年前,你們這些人對農民講“勤勞致富”、“一包就靈”,把已經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農民驅趕到分田單干這樣一條舊中國農民吃苦受難、賣兒賣女、家破人亡的老路上來,32年后農民破產了,你們這些人又說農民“窮就窮在沒有合法、穩定的財產收入”,那么請問彭先生你們的“勤勞致富”、“一包就靈”還算不算數啊,還靈不靈驗,難道這樣的靈丹妙藥還沒有給農民帶來“合法、穩定的財產收入”嗎?鄙人奉勸中國彭真懷們還是放老實一點吧,不要再騙人了,難道農民被你們騙得還不夠苦嗎?你所謂的“改革農村產權制度”不就是農村土地私有化嗎?這與孔乙己先生的“回”字四種寫法何異,何必要繞這么大的圈子呢?不就是因為當前的土地制度有礙于先富起來人們進行大規模土地兼并嗎?先生看不過去,憤憤不平,要仗義執言,既然要仗義執言何不明說??磥砼硐壬焕⑹浅赃^洋面包的,西方強盜的邏輯和西方的詭辯論你還真學了不少,橫豎都是你的理。自從中國產生農民這個階級以來,所經歷的土地制度只有兩種,一種是土地私有制,一種是土地公有制,土地的私有制有幾千年的歷史,土地公有制只有幾十年的歷史。在土地私有制度下,農民是一盤散沙,忍受著地主階級盤剝和壓榨,忍無可忍時便揭竿而起奮起反抗地主的壓迫,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在中國就有數百次,因此舊中國農民的歷史性貢獻就是農民起義。而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徹底廢除了土地私有制,引導農民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真正組織起來的中國農民戰天斗地,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創造出了無數象紅旗渠這樣的人間奇跡,這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偉大。  

   

彭先生不愧為北大的教授,看問題入木三分,竟然能看到了今天農民的貧窮、農業的困難、農村的危險,只是彭先生的藥方開錯了,這是很不得了的事情,大家知道,開錯藥方是有害人性命的危險的。為使彭先生開錯了的藥方不至害死人,鄙人不得不公開指出彭先生的錯誤所在,望彭先生見諒!今天借著彭先生的題目,我們在這里鄭重指出,中國農村的根本出路在于公有制,離開這條道路,必然會使當前的三農問題愈演愈烈,我們堅信歷史會就此給出公正的判決?! ?/p>

   

   

   

附件:  

   

彭真懷:我向中央政治局常委講真話

作者:彭真懷  

來源:搜狐博客  

來源日期:2010-12-23  

   

  作者簡介:彭真懷,江蘇省連云港市人,公共管理學博士,北京大學中國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長,臺灣實踐大學特聘專任教授,中國農業科學院學位論文評審專家,河北省委省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副主任。從1996年開始研究宏觀經濟和地方政府創新,提出過許多重要的政策建議,中央和地方領導多次作出批示,推動了有關政策的出臺。  

   

  今天,我向中央政治局常委講真話,回答農民為什么貧窮、農業為什么困難、農村為什么危險三個問題?! ?/p>

   

  一、農民為什么窮?窮就窮在沒有穩定、合法的財產收入,不挖這個窮根,用盡補貼、免稅等辦法也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2004年以來,中央發了7個一號文件,每年都會強調一個重要的政策意圖,就是告訴農民多種糧食,為此幾乎用盡了補貼、免稅等各種各樣的扶持手段。應該說這個出發點是好的,13億人口的大國,吃飯畢竟是頭等大事。但由于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了偏差,糧食增產不增收的狀況很普遍,全國800個產糧大縣無一例外都是財政弱縣和農民窮縣。再看看江陰、昆山和張家港這些百強縣,沒有一個是因為種糧而強的。我還發現,黑龍江省70個產糧大縣中,有43個財政收入不足億元,有21個還沒有摘掉貧困縣的帽子,有60個仍靠財政轉移支付維持政府運轉。我看到這種情況后心情很沉重,中央要糧食安全、地方要可用財力、農民要增加收入三者之間是有矛盾的,不設法解開這個結,產糧大縣就會認為一號文件是讓聽話的老實人吃虧?! ?/p>

   

  我算了一筆賬,全國2.5億個農戶承包了18億畝耕地,平均每個農戶的經營規模大約為7畝。但平均數不代表大多數,現在有14個省份人均占有耕地不到1畝,660多個縣人均耕地不足0.5畝。這些數據,不包括各地侵占耕地后以次充好的情況。我還算了一筆賬,農民種稻谷、小麥和玉米三大糧,扣除農資成本上漲因素,今年的畝均凈利潤是185.2元。也就是說,即使按每個農戶7畝地的平均數計算,每年夏秋兩季的種糧凈利潤不到2,600元(185.2元×7畝×2季)。這就是農民種糧收入的家底。從我去過的地方看,農民有的干脆撂荒,有的租給別人,自己種地大多就為了收獲點自用口糧,并不指望從中能有多少收入。每年夏秋收獲季節,新聞媒體都會拿一、兩個農民種糧食的事例進行宣傳。我想說的是,這種小概率事例是不能證明全局的?! ?/p>

   

  這種情況,實際上是給中央出了一道題。增加農民收入連續7年是一號文件的核心目標,但年年講年年落不到實處。用農民的話說:“聽中央講話滿懷希望,看自己生活還是老樣?!鞭r民為什么窮?我看窮就窮在沒有合法、穩定的財產收入。要改變這種狀況,就應該思想更解放一點,動真格地改革農村產權制度。我認為,農村產權這層窗戶紙不捅破,三農問題就只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找不到發病的癥結所在。市場經濟的前提是產權清晰,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虛化了產權主體,農民不是自己宅基地和承包地(林地、牧場)的所有者。我去過很多農民家庭,父老鄉親們兩手空空,除了簡單的生活和生產資料外,甚至連一件像樣的貸款抵押物都拿不出來。要知道,現在很多行業的前景都取決于農村的購買能力。農民的腰包鼓不起來,整個國家就會失去內需拉動力?! ?/p>

   

  我想,要讓農民增加收入,就必須挖窮根,把土地所有權歸還農民,在這個問題上樹根不動,樹梢白搖。估計中央會擔心,這樣做有違現行的經濟制度。但我的研究表明,黨在根據地、解放區和新中國成立初期,所制定的《井岡山土地法》(1928年)、《興國土地法》(1929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1931年)、《中國土地法大綱》(1947年)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1949年),都是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私有制。這些法律和文件還特別規定,有公共和軍事需要時,政府必須按實際情況為農民換地,或按地價給予補償。直至1956年6月,一屆人大三次會議通過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才規定了入社農民必須將私有土地轉為集體所有,并在1975年、1978年和1982年的憲法中予以明確?! ?/p>

   

  有些學者提出,把土地所有權歸還農民,有可能造成土地買賣失控,導致嚴重的貧富分化和對立。個別人還提倡一種“候鳥”模式,需要農民打工時就進城,不需要時就回鄉下種地。我認為一些人太自以為是,總是要替農民拿主意。其實,農民心里有桿秤,他們知道土地是命根子,怎么會簡單、幼稚到賣地謀生呢?我們必須從法律上明令禁止兼并農民的土地,優先保護農民的產權。尤其關鍵的是,所有出于商業目的的用地,必須與農民對等談判地上物請求權、自由處分權和相鄰關系權等,讓農民與開發商共享永久的商業利益,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一次性補償了事。至于公共建設用地,也應該尊重農民的意愿,或者更換其它地塊,或者按市場價給予補償。這是一步活棋,走好了就會盤活全局,困擾多年的三農矛盾不僅得以化解,還可以順利實現農村土地升值、農業資本盤活和農民收入增加三大目標。  

   

  我記得,胡總書記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大會上指出:“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快改,新問題出來抓緊研究解決?!卑淹恋厮袡鄽w還農民,就屬于“不對的趕快改”一類問題。土地集體所有制實行的54年,爭論一直沒停止過,小崗村農民當年按手印搞包產到戶,本質上就是一種掙扎和反抗。后來中央接受了這個事實,在全國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F在,一些地方借口“非經政府征地,任何農地不得合法轉為非農用途”,肆無忌憚地侵占農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暴力和血腥事件給人越來越悲愴的壓迫感。我想,如果不把土地所有權主動歸還農民,就有可能被逼到墻角,想還都來不及了。平心而論,房地產開發商在農民土地上蓋起的房子,一轉手就有了“合法的”產權證,這種道理是講不過去的。  

   

  二、農業為什么困難?難就難在孤立、分散的耕作方式,長期缺乏科技創新、資本投入和產業提升,工業之水難以澆灌農業之田?! ?/p>

   

  在2007年的一號文件中,中央強調了發展現代農業這個主題,有了一些很系統的提法,這是十分難得的。比如用現代物質條件裝備農業,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農業,用現代產業體系提升農業,用現代經營形式推進農業,用現代發展理念引領農業,用培養新型農民發展農業。記得當年6月份,我在沈陽調研了3個多月,提出把沈北新區建成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遼寧省發改委征求了18個廳委辦局的書面意見,并向國家發改委正式上報了總體方案,回良玉副總理還給中農辦作了批示( 2007年12月5日),但由于沒人落實最終不了了之。直到2010年,一號文件終于在4年后才寫上“創建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這么一句有份量的話?! ?/p>

   

  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胡總書記就提出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重要論述,但5年多過去了,真正用心體會和理解的人不多。我認為,以農戶為經營主體的傳統農業,根本無法承受經濟社會發展之重,十分有必要引進工商資本進行適度規模經營,讓工業反哺農業能夠真正落地,引工業之水灌農業之田。個別有話語權的人至今還在講:“我們鼓勵工商資本下鄉,鼓勵他們對農業產前、產中、產后進行服務,但不鼓勵工商資本長時間、大規模的直接參與農業經營。”這種模糊的態度確實讓人莫名其妙,企業家對自己的投資行為負長期責任有什么錯呢?我覺得,對工商資本下鄉總拿不定主意,只會造成弱勢的農業走不出困境。  

   

  我認為,需要用正面的態度看待這個問題。在山東安丘,同樣是種菜,從引導農民種什么,到培訓農民怎么種,一批企業家在這里制定了33個生產規程、200多個國際生產標準,建起了50萬畝標準化蔬菜基地,產品源源不斷走向世界。依我看,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農民手里沒錢,農民在過去60多年為工業化無償奉獻了30萬個億,其中75.1%來自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13.2%來自農業稅,11.7%來自銀行儲蓄。在過去30多年里,農民還為城市化被強制剝奪了土地級差收入30多萬個億。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解決三農問題,需要中央下決心糾正“先工業、后農業,先城市、后農村,先市民、后農民”的習慣性做法。我了解到,下鄉的工商資本90%以上都是民營企業,他們之所以選擇下鄉,是因為壟斷性行業擠壓了他們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因此,對這些企業家應該高看一眼、厚愛三分,傷害他們本質上就是傷害農民?! ?/p>

   

  為了說清這個道理,我可以舉個例子。我在沂蒙山老區了解到,一畝地的花生仁產量在250公斤上下,出油率為50%左右,魯花集團能夠產出100多公斤的食用油,比大豆、菜籽高出兩倍還多。但由于花生沒有補貼,在價格上也是隨行就市,老區農民好多年不敢種花生,魯花集團自然也就吃不飽,設備閑置率高達40%以上。道理是明擺著的,給花生補貼有利于提高老區和貧困山區的農民收入,有利于開發貧瘠干旱地區的非耕地資源,有利于保障我國食用油50%的自給目標。后來,回良玉副總理在我的材料上作了批示(2009年11月26日),2010年的一號文件也寫進了這個內容。這就給了我一個啟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國內外市場連成一體,農業國際競爭已不再是初級農產品的競爭,而是整個產業體系的競爭,分散的農戶很難應對這種大風大浪。類似于魯花集團引領的“公司+基地+農戶+合作社”的模式,我認為是發展現代農業的根本出路所在?! ?/p>

   

  三、農村為什么危險?險就險在無地、無業和無保障的流民越來越多,蔓延著一種不安的社會情緒,一旦被引爆就會出大事?! ?/p>

   

  在2005年、2006年的一號文件中,中央兩次都以新農村建設為切入點,應該說這個脈號得很準,但不足之處在于,盡管文件提出了指導性的20字方針,卻沒有告訴村兩委干部和農民做什么、怎么做,也沒有說清新農村與小城鎮建設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就我了解的情況看,這幾年各地搞的新農村建設典型,通常原有經濟實力很強,有的搞鋼鋁大型企業,有的吃礦山資源老本。我看很少是真正從土地上站起來的。比如,個別典型主要靠大工業起步,又憑借資本優勢在房地產等領域擴張,兼并了周圍的10多個村莊。我有一種擔憂,一旦處理不好利益關系,就有可能造成中心村受益,被兼并村受窮。這種情況應加以疏導和防范,否則很容易產生矛盾和沖突。今年9月份,我在山東萊陽發現一個叫濯村的地方,這里經過13年的努力,走出了一條農業生產企業化、農民生活現代化和農村生態優美化的新農村之路,很值得研究?! ?/p>

   

  這些年來,我一直關注小城鎮建設,實地考察了100多個點,國務院研究室第617號《決策參考》、光明日報第58期《知識界動態清樣》、新華社第189期《國內動態清樣》和中央黨校第433期《思想理論內參》,分別向中央領導報告了我這方面的建議。對國家開發銀行支持小城鎮基礎設施建設,我也進行了3年多的跟蹤研究,陳元同志要求評審三局、研究局和培訓局支持我的工作。大概是因為這個情結,當中央電視臺請我解讀2010年一號文件時,我連聲說這是件大好事。因為小城鎮是連接城鄉和工農的紐帶,可以讓農民過上和諧、富足而有尊嚴的生活,直接體現著新農村建設的總體水平。正如胡總書記所說,構建和諧社會要堅持從實際出發,分清輕重緩急,從當前辦得到的事情做起,量力而行,盡力而為?! ?/p>

   

  坦率地講,我當時這樣說還是有些顧慮的。因為2010年一號文件對于城鎮化制度創新的表述,仍然把“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并列,這就給了中等城市(主要是地級城市)一個機會,他們會從中找到加快自身發展的政策依據。針對這種情況,我在今年1月份連續發表了10篇評論文章,目的是對一號文件的說法有所彌補。按照我的理解,小城市可以指縣城,也就是小城鎮當中的城關鎮。為了不引起歧義,中央應該把城鎮化制度創新的目標明確指向小城鎮,但這個意見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后來不出我所料,中央的政策和資金繼續偏向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地方政府加速偏向省會城市和地級市。這一年就快過去了,我沒看到哪個城市為農民放寬進城落戶條件的,倒是看到了很多城市把權力所能控制的資源,大量投入到要地不要人的加速擴張中。  

   

  在我看來,由于對城鎮化制度創新的寬泛表述,客觀上造成了這一年來農村更加危險。從我掌握的情況看,國土部批準的24個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點省份,用地指標大多被中等城市拿走,并沒有按一號文件要求在縣域范圍內使用,也沒有用于改善小城鎮的生產生活條件,提高小城鎮的綜合承載能力。我現在很憂慮的是,目前瘋了似的土地兼并,盡管不是小城鎮建設惹的禍,卻有可能把洗澡盆里的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小城鎮建設剛露頭就被咔嚓一刀,一號文件所說的城鎮化制度創新很有可能夭折,我所向往的“農村—小城鎮—城市”之路很有可能中斷。任何有良知的人都應該看到,2.5億外出農民工以及他們身后的8,700萬留守老人、兒童和婦女,只有小城鎮才能真正托付他們的未來。換句話說,透支未來總是有限度的。沒有什么政績、增長或者發展,值得用這些人的命運去換取?! ?/p>

   

  小城鎮是所有城市的母體,這是我經過反復對比、認真調研所得出的結論。把新農村與小城鎮建設結合起來,我認為是解決農民、農業與農村問題的必然選擇。從各國現代化的一般規律看,農民通常占總人口的10%以下,農業就業大約只占就業總量的5%以下。但我國國情不同,農民占總人口的70%以上,農業就業占就業總量的 50%以上。如果農民下降到30%,就要從農村轉移5億多人口;如果農業就業下降到10%,就要從農業轉移2億多勞動力。在這樣一種基本國情的框架內,大中城市所面臨的人口、資源與環境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嚴重,解決自身的問題已十分困難,低收入人群和邊緣人群需要更為充足的就業崗位。相比之下,只有小城鎮才能容納未來2/3的農村轉移人口。比如,北京市在確定33個小城鎮提升服務功能后,就一舉解決了40多萬農民就地就業難題?! ?/p>

   

  在起草信陽市農村改革發展試驗區報告時,我發現農民愿意進城的很多,但其中80%的人更愿意進縣城和小城鎮。我在浙江省安吉縣還發現,這個縣的15個鄉鎮,有12個是全國優美鄉鎮,當地農民過著“人人都有好工作、個個都有好身體、家家都有好收入、處處都有好環境、天天都有好心情”的生活,在統籌城鄉發展方面堪稱典范。我的判斷是,當落后的農村與發達的城市并存時,農民在政策硬約束下又不能進入城市,那就會選擇縣城和小城鎮建設自己的家園。因此,以縣城和小城鎮統籌城鄉發展,是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之后的又一次制度變革,應上升為可持續發展的國家戰略,成為一號文件的永恒主題?! ?/p>

   

  我堅持認為,城鎮化制度創新的核心內容,就是要把新農村與小城鎮建設結合起來,在這件事上來不得半點含糊,千萬不能半途而廢,一任問題日積月累而不警覺。從戶籍制度創新看,要放寬落戶條件,允許有穩定住所和收入的青壯年農民及其子女首先成為縣城和小城鎮人口,為他們提供平等的居住和就業機會,做好由土地保障向就業保障和社會保障的銜接,最終全面完成人口城鎮化。從行政管理制度創新看,對人口超過10萬人的縣城和小城鎮,應該進行縣轄市性質的強鎮擴權試點,賦予這些鎮相應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提高基本財力保障水平,合理設置機構和配備人員編制。我相信,這會有利于縮小城鄉差距,國家的經濟結構、發展方式和生產力布局必然因此發生積極而深刻的變化。這也是我國所擁有的一個長遠優勢,寄托著9億農民追求幸福生活的世代夢想?! ?/p>

   

  三農問題從基礎地位到重要地位,如今又成為重中之重,中央應進行頂層的制度設計,系統應對農民、農業和農村的根本問題。今年發生了旱災,全國累計受災3.98億畝,其中絕收4,008萬畝,損失糧食168億公斤,損失經濟作物388億元。水利建設每年都在一號文件中寫上一段,但一場旱災把其中的問題暴露個“底朝天”。我想,2011年該不會因此搞個一號文件吧。如果中央聽得進我的意見,就認準城鎮化制度創新這一個主題,針對上年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及時整改,保證小城鎮建設的政策穩定性和連續性,上上下下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在文風上也要注意內容短小精練,語言通俗易懂,避免“不斷加大”、“進一步擴大”、“進一步降低”、“適當補助”、“有條件的地方”、“有關部門”等不著邊際的套話?! ?/p>

   

  2004年至今,中央連續發了7個一號文件,分別是《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工作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見》、《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關于積極發展現代農業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關于切實加強農業基礎建設進一步促進農業發展農民增收的若干意見》、《關于促進農業穩定發展農民持續增收的若干意見》、《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看看這些文件的名稱,每年都在變,把人心都變冷變散了。在田間地頭,我聽到農民反映最多的是:“一號文件年年發,到了手里都白搭,中央領導知不知道這個情況?” 我擔心這樣下去,一號文件寫得越多,所積累的深層次矛盾也就越尖銳。  

   

  我有一種感覺,離基層越近,離真實就越近。這些年,我走了一些地方,中央文獻出版社相繼出版了我的《西部調查研究報告》和《東北調查研究報告》,中央和地方領導有過30多份批示。我是一個農民的兒子,對生養我的這塊土地有一份堅守和責任,對撫育我的父老鄉親有一種感恩和依戀。今天,我向中央政治局常委講了真話,心安了,也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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