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戰略家、前國務卿基辛格曾說過，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貨幣金融；誰控制了貨幣金融，誰就控制了世界；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全人類。前蘇聯的 “三農問題”已不遜于今天的中國，糧食的缺口、糧食的進口、為糧食進口而換取外匯，成了蘇聯領導人揮之不去的夢魘。而石油出口則成為解決這一問題的主要手段。這樣，蘇聯不僅在進口，而且在出口上都已經高度依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被其所綁架。而兩伊戰爭之后的全球性油價暴跌和糧食需求的巨大缺口，徹底撕開了蘇聯畸形經濟結構的口子，蘇聯財政迅速破產，執政黨失去了繼續維系權力的合法性。
　　中國目前的農業基礎同樣是脆弱的。可以預見，在不遠的將來，糧食問題將再次成為困擾中國的核心問題，甚至可能構成致命的危機。最近一輪的全球性糧價上漲，已足以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與2008年同期比較，今年1月國際市場小麥、玉米、大豆、大米價格分別上升98.2%、24.6%、79.1%、20.2%。而大米的漲幅已遠遠超過其他糧食品種去年的漲幅。這僅僅是全球性通貨膨脹的一個前奏曲。這種情況下，中國人均耕地面積僅僅為1.39畝，是全球人均耕地面積的1/3，全國的耕地面積僅18.27億畝，已日漸逼近18億畝耕地的紅線。更為危急的是，外資企業正在加緊控制在我國農產品問題上的話語權，孟山都等外資公司虎視眈眈，中國糧食主權危在旦夕。　　

農業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根本，然而在國內很多地區，農產品種子已經賣出了黃金的價格。外國種子憑借先進的技術和成熟的銷售手法，早已并購了大量民族種子企業，并對國內種子市場形成了控制。據了解，2002年末，美國先鋒公司公司與我國最大玉米制種企業——山東登海種業成立了合資公司，拉開了外資并購我民族種業的序幕。隨著市場份額不斷擴大，外資對我國種業的沖擊也開始不斷顯現。在控制我國蔬菜種子50％以上的市場份額后，外資大幅提高種子價格，甚至出現了“　1克　種子　1克　金”的天價種子，使農民飽嘗國外高價種子苦果。作為我國水稻種子市場排名第一的湖南隆平高科，也已進入外資的并購視野，并已開始實質性并購舉動。專家認為，外資的真實意圖就是通過新大新旗下的湖南隆平高科，涉足中國水稻種子市場。我國民族企業與國外企業合資后，名義上是中方控股，但核心技術、高層管理人員等都掌握在外資手中，合資企業實際由外資操控。專家表示，外資在完成并購行業龍頭企業后，我種子產業中小企業在外資擠壓下面臨嚴重生存危機，難以與外資抗衡。而作為國民經濟命脈的農業，就這樣被置于了外資的控制之下。在大豆產業上，以嘉吉、邦基、ADM和路易達孚為代表的“ABCD”四大糧商及其他國際資本已經初步完成了對我國大豆產業的控制，并向產業的物流、精煉等核心節點延伸。
　　大豆市場是我國開放最早的農產品市場之一，根據WTO準則，2001年以后，我國大豆市場大門被徹底打開，國際市場的大豆瘋狂的涌入國內市場。由于越來越多的加工企業采用進口大豆，由此造成我國大豆產區出現賣糧難，播種面積持續下降的局面。外資對壓榨環節的壟斷，導致內資企業壓榨能力和實際壓榨量不斷萎縮。2000年內資企業實際大豆壓榨量占全國的91%，到2007年下降至52%，而同期外資企業壓榨量從9.0%快速提高到48.0%，我國民族企業面臨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還有轉基因糧食陰謀，轉基因技術的知識產權被美國控制。還有糧食加工市場被外資壟斷。中國的煤炭大量出口，最終也會被外國控制。再看法國威立雅在中國的水資源市場的“輝煌戰績”：1997年進入中國城市水務市場，首戰天津取得20年特許經營合同；2002年斥資近20億元，以凈資產三倍溢價收購上海浦東自來水公司50%股權，經營期限50年；2007年奪得蘭州供水45%股權；3月獲得海口水務集團50%股權；9月以超出凈資產額3倍的21.8億元奪得天津市北水業49%股權轉讓項目，在天津的服務范圍擴張至200平方公里，包括正在崛起的濱海新區。農業是基礎，一定要把農業控制在共產黨手里，不能受國內外資產階級的要挾。農業不穩，國家不穩。除了自己搞的能夠確保安全的之外，對外來的轉基因之類的東西要堅決拒國門之外。因為有許多人工制造出來的東西，其危害性許多年后才暴露，也許那時可怕的后果已經無可挽回了。　　
　　如果出現了糧食危機，中國應對的辦法只有大幅增加糧食進口，填補國內的巨大缺口。而這都要以外匯儲備為前提。中國現在換匯的辦法是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隨著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爆發、延續和不斷加深，中國在2~3年間的出口將很難有較大起色，外匯儲備增量的增速必將放緩。而作為存量資產，當前近2.6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中多數已基本轉化為美元性資產而落入美國的掌控之中。美國是最擅長謀劃國家戰略，打美元牌的高手。近幾十年的美元零和游戲中，美國從來都是贏家。再加上全球性通貨膨脹的預期，中國外匯儲備的安全性前景十分堪憂。這對中國未來解決糧食問題的能力狀況敲響了警鐘，必須高度重視進口糧食大幅增加與外匯儲備急劇縮減的現實。糧食和外匯儲備，已足以成為將來真正威脅中國的戰略性要素。而金融危機的演變，通貨膨脹的發展，針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博弈，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圖謀，動物流感的發展蔓延，糧食主權的保衛戰，產業結構的調整，三農問題的應對，都將作為子要素，直接影響糧食戰爭爆發的時間、當量和最終結果。　　　　

威廉•韓丁在《大逆轉——中國的私有化 1978-1989》一書中說，“1983年的夏天，我乘飛機從北京飛到上海。在　3萬英尺　的高空，我向下俯瞰，我第一次看到了“責任制”給廣闊的華北平原帶來的令人吃驚的變化。我向下看著，越來越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眼淚也禁不住流了下來。　　　　

從前，在村落和連接它們的道路間，有著整齊的方形的長方形的土地，綠色的、黃色的、褐色的，一直延伸到地平線。而現在，細碎的一小塊一小塊的土地排成零散雜亂的圖形，蔓延上千公里。這不是土改前的所謂“郵票一樣小塊”的土地，是比那更細小的帶子一樣的，面條一樣的土地！那些土地是那樣狹窄，以至于馬車經過時，一個輪子在這個人的土里，另一個輪子就壓倒了另一個人的土里。　　　　

網友“主席的好孩子”在《告訴你一個真實的中國農村》中說：“我自己駕車在山東、河北、河南等內地農村訪問。所到之處無不觸目驚心。一馬平川的華北平原上，本應富饒美麗的農村大地，卻被一家一戶地條塊分割，產量少、效益低，還有很多農田正在拋荒。幾千年前中國就使用的牛拉人扛，聽天由命的小農經濟，現在沒有實質改變。各個村子的“空洞化”現象慘不忍睹，村路坑凹泥濘，沒有下水道，到處都能聞到茅坑的惡臭；農戶家里土屋爛瓦，垃圾污染，破敗荒涼，令人鉆心地刺痛。在參差不齊的農舍之間，到處都是閑置不用的宅基地，竟占居著每個村子的半臂江山。隨著人口減少，這些農民或者已搬到城里，或者只剩老弱病殘。無論農田還是宅基地，因沒有土地產權，農民不能出售、抵押和繼承，而一錢不值，大好河山就這么形同無主之地，拋荒閑置，或被村官非法倒賣給開發商。這正是為什么中國大城市擁擠堵塞，房價物價高不可攀的根本原因。大量的農村精壯人口一齊涌進了大城市，廣大農村一貧如洗，城鄉、地域、貧富差距兩極分化。　　　　

中國在2007年就宣布實行“免費義務教育”，可是在這些農村中小學，孩子們上學讀書還是得交“變相學費”，如作業費，考試費，補習費，甚至還有課外實習費等等，這些費用雖然不多，但卻是靠種田收入農戶的巨大負擔。不交錢的農家，孩子就不能上學。在這些農村地區，小學和初中的入學率只有70－80%，高中入學率不超過50%。孩子們初中還沒畢業（14歲左右）就到城里打工去了。在這些破爛不堪的學校面前，我不禁潸然淚下，七億多農村人口過早地輸在起跑線上，中國的未來在哪里？在廣大農村青壯年進城務工，留下大批“留守兒童”而又沒有引起社會的足夠重視時，由于親情和家庭教育的缺失，一些孩子流落到“黑磚窯”、 “血腥兒童工廠”，許多孩子成為“問題少年”。若干年后，將釀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解決糧食危機的根本出路在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集體經濟網”在《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現狀》報告中列舉了江蘇、浙江、廣東、山東、湖北、河北等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最快的幾個省份的情況。其中蘇州太倉市2007年時全市111個村(涉農社區)村級集體經濟年平均可支配收入已達148.64萬元。現市政府規劃，到2012年，全市村級集體經濟年可支配收入總額達到5億元，村均達500萬元；消滅年可支配收入不足100萬元的集體經濟薄弱村（太倉市：《關于推進農村經濟轉型升級加快發展村級集體經濟的意見》，2010－04－08；這份文件頗令人興奮：其他地區爭取村集體經濟年收入達到3－5萬元，太倉市卻把年收入不足100萬元的村列為“經濟薄弱村”！）。江陰市主管新農村建設的一位官員也說：現時我們這里村級經濟收入平均為1000萬元，低于150萬元的屬于薄弱村。統計顯示，2009年江陰市年收入在150萬元以下的薄弱村只占村總數的五分之一（中新網江陰　2010-09-26　）。廣州市洛浦街道沙溪村截至2010年 　5月25日　，集體經濟僅上半年總收入1880萬元，支出406萬元（大洋新聞番禹日報2010－07－02）。　　

集體經濟全面推進中比較突出的是湖北省。據湖北日報　2009年9月21日　發布全省村級集體經濟發展先進村名單（100個）。　2010年3月8日　，成立了省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工作領導小組。　4月15日　又在荊門市召開了首次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工作現場動員大會，要求到2012年底，全省90%以上的村集體經濟年收入要達到5萬元以上，基本消除集體經濟“空殼村”。 　　

河南省村級集體經濟也較發達，曾涌現眾多的全國聞名的明星村，老的有南街村、劉莊（史來賀同志生前所在的村莊）、濮陽的西辛莊（全國文明村），新鄉市除劉莊外還有新鄉縣京華村（支部書記劉志華曾當選為“全國十大女杰”）、 新鄉縣龍泉村（全國文明村，黨委書記梁修昌是全國勞動模范）、 獲嘉縣樓村（黨委書記許福卿是全國勞動模范）、輝縣市回龍村（總支書記張榮鎖是首屆感動中國十大人物、全國勞動模范、全國人大代表）、鳳泉區耿莊村（全國文明村，支部書記耿瑞先是全國青年五四獎章獲得者）等，一個地級市就有這么多的全國先進村和先進人物，被媒體譽為走進新鄉市就走進一個先進群體。此外還有鄭州市的宋砦村、陳砦村、新安縣土古洞村、禹州大澗村等。　　

所謂富裕村的標準，應包括：1、基本上應達到中央提出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要求；2、村集體經濟基本能夠滿足所在村需要的基本設施和公共福利，保證其成員持續穩定的增收和共同致富；3、集體經濟年收入達到一定的額度。據《寧波日報》　2008年3月2日　刊載文章說，有專家認為，在寧波，要較好地維持村級運作，解決村民基本福利，提供基本公共服務，一個村每年大約需要花費30萬元。2010年蘇南某媒體認為，要維持這一開支，需要40萬元。在沿海地區年支出30-40萬元這就是比較發達的村或稱為富裕村的基本標準，中西部地區應適當低于這個標準。“統分結合”是我國農村的基本經濟制度，全國到底有多少集體經濟富裕的村，這是關系到黨的三農政策的重大依據，希望有關主管部門早日公布這方面的統計。　　

當前我國60萬個行政村集體經濟發展呈現出以下特點：　　

1、積極引導，切實推進村級集體經濟的發展工作，將其作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關鍵環節。2008年十七屆三中全會以后，許多省、地、縣成立了發展集體經濟領導小組，各級黨委組織部都下設了“基層局”這一部門，不但抓基層黨組織，更著力抓集體經濟組織，許多地區都做出了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的規劃和部署，提出了目標任務，定出了獎懲辦法，市、縣委書記親自作報告，籌撥資金，研究項目，派駐和培訓干部。中央提出開展創先爭優活動以后，各地都把促進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同創先爭優活動結合起來。這些地方的黨組織對事關廣大農民前途命運的發展集體經濟的大事，不是聽之任之，放棄領導，而是積極引導，顯示了共產黨人對農民、對社會主義事業高度負責的態度，是非常可喜的一件事，也是十七屆三中全會以來出現的新特點、新氣象。　　

2、部分省區積極進行集體經濟的產權改制。北京、上海、蘇南、浙江和廣東的幾個城市都在普遍推行中。現在的改制不同于前幾年，那時實際上化公為私，一些個人占據了控股地位，集體經濟名存實亡或直接變成了私人合伙企業。現在吸取了教訓，大體上把股權平均量化到個人，集體股仍占支配地位。其中涌現了許多為集體經濟立下汗馬功勞而個人主動不多占股份的先進人物，如北京鄭各莊的黨委書記黃福水、杭州航民村的黨委書記朱重慶等。實行一人一票制，這也是與本來意義上的股份制根本不同之點，可以說是一種新型的股份制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股份制。從現有材料看，改制的效果還是好的，但許多問題一時還看不出來，股份制是否真正優越，是否是集體經濟的唯一出路，是否沒有后遺癥，還需要若干年才能顯現出來。例如在窮富村之間，往往不能通婚，富村的小伙子和姑娘，一般不愿意同窮村的人結婚，很容易形成新的近親家庭。這種情形普遍化了，對整個民族的素質是否會造成影響。即使如此，實行這種改制也要有一定的條件，主要是融入城市或近郊區基本失去了土地但收入富裕的村莊。如果收入有限，改制卻不分紅，有的連清產核資的費用都拿不不出，改制就沒有意義。　　

3、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興起。從東北到西南各地都在試辦和推廣農民專業合作社，據統計截至2009年底，全國農民專業合作社達到24.64萬家，比上年增長一倍多。實有入社農戶2100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8.2%。涉及行業有種植、畜牧、農機、林業、植保、技術信息、手工編織、農家樂等農村各個產業。這是一種非常靈活的組織形式，它適合于三、五戶或十多戶小范圍內進行組織，不需要太高的組織管理能力，便于引導農民逐漸適應集體合作，積累經驗，鍜煉干部；也適合于村際、鄉際、縣際甚至省際間的合作，推動產業化的發展。它可以直接把個體農民組織起來，也可以通過各種所有制聯接，聯合起來，互惠雙贏。總的來說，當前仍處于探索試辦階段。按規定，農民專業合作社并不向村集體上交管理費，村級所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福利開支是指不上它的，它對社會主義新村建設的貢獻也就有限，它不可能代替集體經濟組織；據說，眾多的合作社中，假的也不少，有的實際上是公司加農戶，空頭社，翻牌社現象普遍。這在初期是難免的，需要進一步整頓健全。　　

4、集體經濟的經營管理引起了更多的關注。全國絕大部分農村集體經濟都還處于起步階段，年收入5萬元左右算是好的；還有一些老的集體經濟組織對股份制有自己的看法，認為股權量化到個人對于集體不一定有利，原有的矛盾沒有解決（產權虛置、干部專權、群眾不關心等仍然存在），反而帶來新的問題（不利于集體主義思想教育）。當前對股份制集體經濟、農民專業合作社和傳統集體經濟都應給予同樣的重視。任何經濟組織的內部管理都是至關重要的生存攸關的問題。我國農村集體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加強管理，一直得不到重視，存在一定的問題，有的相當嚴重，財務混亂，嚴重威脅著集體經濟的健康發展。今年以來全國范圍內開展了“三資”（資產、資源、資金）的清查和管理工作，對于集體經濟今后的鞏固和發展，必將起到重要的作用。　　

5、涌現一大批會經營、講奉獻的集體經濟帶頭人。有些人曾斷定沒有這樣的人物而主張不走集體經濟道路。實際上，英雄和時勢是互動的，歸根到底還是環境造就人才。這些年，不但老一代如吳仁寶、王宏斌、郭鳳蓮、雷金河、史來賀等頂著壓力、冒著各種打擊反潮流而上，繼續放射著光輝，新一代如吳協恩、雷宗奎、史世領接過老一代的接力棒，又挑起了發展的重擔，毫不褪色；全國各地涌現了千萬個無私奉獻、精明強干的集體經濟帶頭人。大公無私而且會經營的人才是由環境造就的，是在實踐中成長起來的。農村走集體道路，共同致富是廣大農民普遍的要求，這一趨勢必然造就大批一心為公的人物。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中出現如此眾多的一心為公、帶領村民共同致富的先進人物的事例，對于如何建黨，如何在我國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愛細腰，一國多餓死”，提倡學雷鋒，全國出現不少雷鋒式先進人物；提倡學焦裕祿，就會涌現更多的焦裕祿式干部；相反，你提倡各人自顧自，個人奮斗，那就會出現各種損人利己、貪污腐化以至詐騙、搶劫等犯罪活動。　　

6、集體經濟越來越顯示出是農民增收、共同富裕的長效機制。　　

集體同單干的比較，在全國是以華西村、南街村為代表的集體經濟同小崗村為代表的小農經濟的對比而展開的。參與這場競賽的還有一個村，這就是黑龍江省依東縣新合村，該村在當初分田承包時，一部分人堅持不分，一部分堅持要分，結果是各從所愿，成了全國唯一的“一村兩制”村。二十多年來實行的結果，走集體的這部分發展起來了，走單干的依然富不起來。最近，小崗村繼任書記丁俊也表示，小崗還是要發展集體經濟。這樣，小崗村的先后兩任黨委書記都表示，小崗要走集體的道路。說明集體經濟是我國農村發展的規律性趨勢。　　

在改變經營方式、調整經濟結構中，只有集體經濟組織行動迅速，落實的快。在土地流轉中，許多農民把土地重新交回集體統一經營，這種趨勢充分說明，企圖依靠小農經濟實行農業現代化是行不通的。凡是集體經濟組織興旺的地方，大都形成了一定的工商業和文化基礎，成了當地的小城鎮或中心村，不用強拆強建，集體經濟組織把所在的村建設得甚至比一般的城市還要現代化。反觀那些為了一些城市建設用地，強征地、強拆房，搞得天怒人怨，激發許多群體性事件，影響社會穩定，對比之下，哪個優越，哪個可行，十分清楚了。　　

2009年春季的北方大旱，凡是集體經濟發達的村，都預先做了準備，平時的水利設施完好，不受旱魔影響。單干農民卻往往因為最后　一公里　的渠道無人修而受旱。最突出的是汶川大地震時，處在地震中心的彭州市寶山村，被譽為四川的華西村，但在地震中全村死54人，損失27個億。該村在分別擔任支部書記、村主任的賈正方、賈卿父子的帶領下，在地震第一波后即召開支委會，號召“黨員干部站出來”，當天就組織起救災指揮部，成立三個救災突擊隊，全村2000口人無一逃難，不等不靠不要，3天后恢復通水，4天開始搶收搶種，6天通電，2008年內200多戶人搬進新建別墅，計劃3-5年內使產值比震前翻番，人們在災害面前信心十足。近些年每遇大災，只看到政府行為，看不到當地基層黨組織如何帶領村民抗災的情景。只有寶山村是個例外。當年大寨在遭受毀滅性洪災后也是不等不靠不要，形成了大寨精神。現在寶山村繼承了這種精神，既表明了集體經濟的實力，也表現了集體經濟高尚的社會主義精神境界。　　

中國是一個計劃經濟傳統的國度，但經濟發展計劃卻做得并不到位。在適宜農耕的縣域大上工業項目，導致空氣污染，污水橫流；在適宜牧業的內蒙古縣域遷移只會農耕的漢族農民，導致一片片草場沙化，沙塵暴肆虐。其實，對全國2000多個縣域的經濟發展規劃，不需要逐個下達硬性的計劃指標，只要做到了讓有條件發展工業的縣域大力發展工業，做強做大優勢產業；讓適宜農耕的縣域，適宜發展牧業、漁業的縣域，發展高效農業、生態牧業、漁業，而讓在這兩種不同縣域工作的官員們一樣感到自豪，一樣有成就感就行了。可以有效的減少不顧客觀環境條件，簡單地追求GDP增長，形成大量的低水平重復建設，嚴重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現象發生。這樣做才是我們一貫倡導的“因地制宜，遵循自然規律”，也符合現在貫徹的科學發展觀。我們應盡可能地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工業化歷史老路，長三角地區“化工之鄉”的積怨大爆發事件， 應該反思經濟發展方式的得失了。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對縣域經濟的發展是場及時雨。因為和諧的自然要靠人去維護，自然規律是客觀存在的，需要我們自覺地去遵循。而人又生活在體制、機制和制度的安排之中。著名作家阿來在游歷了河南省的農業大縣淮陽后說：“中國還有這樣的農業大縣，我們應該感到心安。國家有理由讓這樣的地方，這樣地方的人民，這樣地方的政府官員，為仍然維持和發展了土地的生產力而感到驕傲，為此而自豪，而不因另外一些指標的相對滯后而氣短。”（見《人民文學》2009年第1期《大地的語言》）。　　

加強對發展集體經濟的規劃、組織實施、資金扶持、培訓干部、提供項目、信息、加強管理，縣級政權機構舉足輕重。就一個村來說，如何把集體經濟搞起來，要因地制宜、一村一策，宜工則工、宜農則農、宜林則林、宜漁則漁、宜副則副、宜商則商，堅持一、二、三產業共同發展。發展的模式大體上有資產運營型，資源開發型，服務創收型，產業帶動型，土地經營型等多種。　　

當前最大的問題還是宏觀上、戰略上存在兩大問題：　　

一是黨中央決策很明確，統分結合是我國農村的基本經濟制度，但政策出不了中南海。省市縣對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持不反對、不支持、不提倡的不負責任的態度。老百姓稱之為“無利不起早”。現在全國相當一部分“空殼村”除了土地是集體所有（農民家庭使用）以外，集體再沒有任何經濟實力或只有很少收入，這種現象已經存在幾十年。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發展集體經濟”以后，主流媒體曾熱烈宣傳了幾個集體經濟的明星村，一陣風過后就冷了下來。　　

二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盛行，嚴重干擾黨中央農村政策的落實。某些專家學者的錯誤理論，仍在不受批判地流行，造成惡劣的影響。例如，說集體經濟是“產權不明晰”，必須量化到個人才叫產權明晰。這樣說來，國有資產也是產權不明晰的，因為它沒有量化到全國每一個人的名下。可見，所謂“產權不明晰”的指責（要求產權明晰到個人）是站不住腳的，屬于“錯誤理論”之列。在改制的名義下，不少著名的集體經濟組織已經變成了當日領辦人的私有經濟。只要注意一下原來的“全國小康村”，看看其中還有幾個現在是真正的集體經濟就知道了。這些全國小康村曾經是廣大農村學習的榜樣，現在也失去了昔日的光澤。有些人打著進一步實行“現代企業制度”的幌子，核心是徹底否定集體股、由大股東控股。這就勾畫出了一道生動的路線圖：由統分結合——股份合作——私人控股，成為一個完整的和平演變的三部曲。　　

另外，要特別重視一個危險的苗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設想很好，讓農民住樓房也很好，但前提條件是農村集體經濟的高速發展，實現了農村經濟產業化，種田集約化。種田的農民所有的生產資料實現了集體所有，上樓后不再擔心農具、化肥、種子，自留地的菜無人看管，在樓房里住得安心。如果這些條件不具備，讓農民住樓房就是強人所難，是冒進。真正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就要堅決制止不顧人民群眾的意愿，強拆強建肆意侵犯人民群眾的利益。　　

只要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糧食戰爭爆發的警鐘在中國就當長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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