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現狀

    集體經濟網  趙子祥  2010-11-24

一、    農村集體經濟持續發展

由于沒有全國性的綜合統計資料，只能依據各地零星報道來推算。

2009年至今是國家多災多難的年代，2009年春季有華北地區大面積的干旱，秋冬并持續到2010年春天有西南地區廣大區域的大旱，今年又是全國性大洪災，國際金融危機持續發展，這些對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有一定的影響，但總趨勢并沒有改變，仍是繼續發展的態勢。

沿海地區：特別是江蘇、浙江、廣東、山東、河北是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最快的幾個省份。

蘇州太倉市2007年時全市111個村(涉農社區)村級集體經濟年平均可支配收入已達148.64萬元。現市政府規劃，到2012年，全市村級集體經濟年可支配收入總額達到5億元，村均達500萬元；消滅年可支配收入不足100萬元的集體經濟薄弱村（太倉市：《關于推進農村經濟轉型升級加快發展村級集體經濟的意見》，2010－04－08；這份文件頗令人興奮：其他地區爭取村集體經濟年收入達到3－5萬元，太倉市卻把年收入不足100萬元的村列為“經濟薄弱村”！）。江陰市主管新農村建設的一位官員也說：現時我們這里村級經濟收入平均為1000萬元，低于150萬元的屬于薄弱村。統計顯示，2009年江陰市年收入在150萬元以下的薄弱村只占村總數的五分之一（中新網江陰2010-09-26）。南京市浦口區石橋鎮，今年1-9月份，全鎮7個村的集體經濟收入已全部超百萬元，村級集體經濟收入較上年同期增長27%（南京市農業委員會網站2010-10-26）。

杭州市拱墅區2007年時村集體經濟收入平均825萬元。2008年，全區40個村（社區）級集體經濟組織平均收入1055萬元。全區村（社區）級集體可分配收入最少為50-100萬元的只有1個，占村（社區）總數的2.5%；100-500萬元的10個，占25%；500-1000萬元的16個，占40%；1000萬元以上的13個，占32.5%（安徽馬鞍山市駐拱墅區掛職干部供稿2010－05－13）。寧波市2006年全市村級單位2692個，平均每個村級集體經濟收入85.6萬元。如今僅江北區109個村，2009年平均年收入近200萬元，最高的村超千萬元。（浙江在線2010年3月23日）。 下屬慈溪市全市村級集體經濟可用收入40萬元以下的村數從2006年的41個減少到2009年的10個（慈溪黨建網2010-06-23）。舟山市普陀區145個農業村2009年村均收入51.15萬元，同比增長7.2%（普陀農林網2010－04－13）。桐鄉市2009年平均每個村集體可支配收入89.8萬元，比2007年增長27.4%（桐鄉網2010－04－15）

廣州市洛浦街道沙溪村截至2010年 5月25日，集體經濟僅上半年總收入1880萬元，支出406萬元（大洋新聞番禹日報2010－07－02）。東莞市村組集體經濟聚集著全市七成以上經濟總量、七成以上工業企業，農村集體資產總量占全省近四成、農民人均純收入全省第一。（東莞市農資辦主任蘇韓暖文章，東莞日報數字報2009-09-22 ）。深圳市龍崗區各街道共251家村（組）級股份合作公司，資產總額2009年底為244.44億元，比年初增加11.61億元，增長4.99%；股民人數82283人，人均集體分配9145元，同比增長6.05%。（龍崗區干部羅志淵，光明網2010－04－13）。惠州市全市6縣1057個村（居）中，2008年集體經濟收入超百萬元的138個，占13%，5萬以上百萬以下的626個，占59.2%，低于5萬元的293個，僅占27.7%（惠州政府網2010-03-17）。中山市東風鎮全鎮14個村，2008年集體經濟收入村均953萬元（南方日報記者鄭平通訊員黃春光）。湛江市村（社區）共建立經濟聯合社1668個，占應建數的100%；建立經濟合作社（股份合作經濟社） 12290個，占應建數的100 %（湛江新聞網2010-09-28）。

河北省邢臺市下屬沙河市290個行政村中2008年集體有收益的村242個，占村總數的83.4％。其中年收入在50萬元以上的村108個，占37.2％（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該市市委組織部部長沙連根文）。隆化縣共362個村，集體經濟人均收入20―50元的村達到149個，人均收入50―100元的村有89個，人均收入100元以上的村達到了38個，徹底消滅了“空殼村”的存在。（承德農業網2010-04-26）

沿海各省區也有比較薄弱的村，但比例正在迅速縮小。蘇北淮安市淮陰區2007年時，全區251個村中有106個村全無集體經濟收入，2008年區委區政府號召開展“脫貧、破零、超千萬”（ 低收入戶脫貧、村級集體經濟破零、鄉鎮財政收入超千萬）工程，到2009年底，106個村中已有一半的集體經濟年收入達5萬元以上（淮安新聞網2010-07-15）。

中部地區 ：近幾年集體經濟也在全面推進。比較突出的是湖北省。湖北當前是全國各省中集體經濟發展最活躍的省。互聯網上報道出現的頻率也最多。湖北日報2009年9月21日發布了全省村級集體經濟發展先進村名單（100個）。2010年3月8日，成立了省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工作領導小組。4月15日又在荊門市召開了首次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工作現場動員大會，要求到2012年底，全省90%以上的村集體經濟年收入要達到5萬元以上，基本消除集體經濟“空殼村”。會議以后，全省都行動起來。

湖北省2009年部分地、縣（市）村級集體經濟收入過5萬元的情況：

荊州市紀南鎮的拍馬村，依靠造紙產業，被譽為湖北科學發展第一村，2009年集體收入3000萬元，村民人均純收入1.1萬元（荊州新聞網2010－07－01）。

河南省村級集體經濟也較發達，曾涌現眾多的全國聞名的明星村，老的有南街村、劉莊（史來賀同志生前所在的村莊）、濮陽的西辛莊（全國文明村），新鄉市除劉莊外還有新鄉縣京華村（支部書記劉志華曾當選為“全國十大女杰”）、 新鄉縣龍泉村（全國文明村，黨委書記梁修昌是全國勞動模范）、 獲嘉縣樓村（黨委書記許福卿是全國勞動模范）、輝縣市回龍村（總支書記張榮鎖是首屆感動中國十大人物、全國勞動模范、全國人大代表）、鳳泉區耿莊村（全國文明村，支部書記耿瑞先是全國青年五四獎章獲得者）等，一個地級市就有這么多的全國先進村和先進人物，被媒體譽為走進新鄉市就走進一個先進群體。此外還有鄭州市的宋砦村、陳砦村、新安縣土古洞村、禹州大澗村等。

湖南省零陵區，全區503個行政村，早在2007年就實現了“脫空”，所有村集體經濟都有收入（零陵新聞網2007-11-12）。毛主席故里韶山村2009年集體經濟收入279萬元（三湘都市報2010-07-03）。

山西省太原市：2009年，全市10個縣（市、區）的1015個行政村當年經營收益在5－10萬元的村有101個，10－50萬元的村有88個，50－100萬元的村有22個，100萬元以上的村有53個。合計5萬元以上的共264個，占村總數26% （太原市農經辦司勇2010-04-13）。

安徽省歙縣徽城鎮全鎮24個村（居），村村都有收入。村級集體收入50萬元以上的村5個；10-50萬元的10個；10萬元以下的9個（歙縣縣委組織部2010-09-26）

東北地區：

黑龍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區溫春鎮全鎮17個村中，僅有4個村集體經濟空白。有集體經濟收益的村13個，其中集體經營收入在５萬元以下的村4個，５－10萬元的村2個，10-20萬元的村2個，50萬元以上的村3個，100萬元以上的村2個，總計5萬元以上的村9個，占村總數的52.94%。（溫春鎮鎮長于伯海2009-11-30）。黑龍江省還有一批聞名全國的明星村，如甘南縣的興十四村、尚志市的元寶村等。

遼寧省著名的村級集體經濟組織有：大連市金州區后石村（2007年收入19.1億元，人均收入18693元）、大連市獐子島（鎮級集體經濟、上市公司）、沈陽市小韓村等。

    西部地區：

內蒙自治區，據署名作者王海亮、李忠、寶瑞峰2009-06-08日發表的《錫盟農村牧區集體經濟現狀調研報告》：錫林郭勒盟13個旗縣市（區）共有839個嘎查村。2008年調查，“從純牧業旗情況看，如阿旗共有71個嘎查，有集體經濟收入的嘎查40個，沒有集體經濟收入的嘎查31個。從農區情況看，如多倫縣共有64個村，有集體經濟收入的村48個，沒有集體經濟收入的嘎查村16個。從農牧交錯區情況看，如正藍旗現有嘎查村103個，有集體經濟收入的嘎查村64個，其中收入5萬元以上的7個、5-3萬元的7個、3萬元以下的50個；沒有集體收入的嘎查村39個，占37％。”這份報告中所說的三個旗中，有經濟收入的都過了半數。至今又經過兩年的發展，情況當更有好轉。據另一份材料說，錫盟西烏珠穆沁旗2009年全旗93個嘎查中，集體經濟年收入在50萬元以上的嘎查有3個，50-10萬元的有12個，10-5萬元的有21個，5萬元以下的有57個（內蒙古日報2010-07-16）。也就是說，這個旗5 萬元以上的嘎查共36個，占嘎查總數的38.7%。如果只計算10萬元以上的嘎查，那是15個，占嘎查總數的16.12%。這個比例或許可以代表整個西部地區的情況。

云南省勐臘縣全縣51個村中集體經濟收入在100萬元以上的有6個，占村總數的11.76%（西雙版納報2010-4-8）。姚安縣棟川鎮21個村（居）集體經濟收入在10萬元以上的村有2個，占村總數接近10%（棟川鎮黨委書記 李 勇2009年12月16日）。

四川省成都市目前在城鄉統籌進程中，大力發展新型集體經濟組織。成華區39個涉農社區，已創新和建立農村新型集體經濟組織35個，其資產總量全都在50萬元以上，資產總量在100萬元以上的集體經濟組織比例達89%（新成華網2009-09-24）。

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金鳳區2009年 24個行政村集體經濟全部實現“消零”目標，集體經濟平均收入29.4萬元。利通區將24個經濟強村與39個弱村結成對子，以強帶弱，共同發展，村均集體經濟收入達到37.4萬元，集體經濟收入過100萬元的村達到5個（人民網2010-01-14作者：馬小軍）。

青海省都蘭縣全縣107個農牧區村級集體經濟年收入上百萬元的有3個，年收入5萬元以上的村共有81個，占總村數的75.7%。年收入10萬元以上的村共有41個，占 38.31%。（青海日報2010-09-18）。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據新疆發改委主任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繁榮經濟是核心》一文中透露：“2005年,全區9183個行政村中當年有收益的村6551個,占村總數的71.3%.在有收益的村中,有集體經營收益的村6155個，占93.9%，其中集體經營收益5萬元以下的村4172個，占67.8%，5―10萬元的村1189個，占19.3%，10萬元以上的村794個,占12.9%”。此條消息中新疆村級集體經濟在2005年經營性收入在10萬元以上的村共是794個，占行政村總數8.64%。最新的材料是：烏蘇市2009年村集體收入10萬元以上的村20個，占村總數8.2%，（烏蘇政府網2010-09-27）。

小結：

盡管我們從互聯網上所獲得的材料是零碎的、極其不完全的，但從特殊可以看出一般，由部分可以推論全體。關于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的情況，通過以上的材料，我們估算，較富裕的村（鄉、組）級集體經濟，在沿海地區大約為50%以上，中部地區為30%，西部為10%，全國均拉起來，大約占行政村總數的30%，就是18萬個左右。

乍看起來，以上推算有點不靠譜，從個別地區的材料推算全國的情況，很難保證準確。但是對于以上推算還有兩個佐證，看了這兩個佐證，至少可以大大增加以上推算的可信度。

一是《社會科學報》2006年12月10日報道，2006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研究》課題組就新農村建設現狀在17個省(市、區)的166個鄉鎮、2749個村莊進行調查，結果為：“收入高于50萬元的村占22.6%。”這個數字我認為偏高，如果說2006年時收入高于50萬元的村占22%是過高了，那么四年之后，現在估算集體經濟富裕的村占30%，可能就更接近于實際了。

另一個佐證是，據“深圳新聞網”2008年6月16日消息，“中國村社發展促進會提供的最新調查數據顯示，中國目前國內生產總值超過億元的行政村已超過8000個，其中超過百億元的村莊為１１個。”這里所說的億元村或百億元村同本網所說的集體經濟發達的村或富裕村是不同的概念，前者以國內生產總值計算，是包括各種所有制在內的毛收入；后者則以集體經濟組織年收入計算。但如果說，億元村超過8000個，那千萬元村就應不止是8萬個，所以，這份調查對本網所做的估算還是有一定參照意義的。

我國農村有多少個村（鄉、組）的集體經濟，按照有關部門的說法，只要土地屬于集體所有，那都是集體經濟。全國60萬個行政村，不管是否“空殼村”，就有60萬個村級集體經濟組織。這樣的說法對于我們研究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的狀況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所以我們把眼光放在集體經濟富裕村或發達的村，看看有多少這樣的村，并研究它們發展的特點、規律和經驗，才能對有關部門制定政策有所幫助，對各級黨政部門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發展本地的三農事業有所參考。這才是我們所需要的。

這里所謂富裕村的標準，是這樣考慮的：1、基本上應達到中央提出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要求；2、村集體經濟基本能夠滿足所在村需要的基本設施和公共福利，保證其成員持續穩定的增收和共同致富；3、集體經濟年收入達到一定的額度。據《寧波日報》2008年3月2日刊載文章說，有專家認為，在寧波，要較好地維持村級運作，解決村民基本福利，提供基本公共服務，一個村每年大約需要花費30萬元。2010年蘇南某媒體認為，要維持這一開支，需要40萬元，這大約是近期物價上漲的結果。本網依此為據暫設定，在沿海地區年收入30-40萬元這就是比較發達的村或稱為富裕村的基本標準，中西部地區應適當低于這個標準（暫以10萬元為下界）。

關于全國范圍內村（鄉、組）級集體經濟富裕村的估算，本網在2007年也曾做過。當時流行的說法是全國農村集體經濟發達的村是7000個，這大約是2003年以前的數字，我們依據當時收集到的資料測算，在2007年己達70000個（參見本網編著的《中國新農村建設高潮》一書中“集體經濟重新興起”一節。該節又以《喜看集體經濟漸成燎原之勢》為題在網上被廣泛轉貼）。現在的數字基本上是2009年底的統計，從07年到09年，兩年后增加到18萬個，每年增速是10%左右。

“統分結合”是我國農村的基本經濟制度，全國到底有多少集體經濟富裕的村，這是關系到黨的三農政策的重大依據，可是有關主管部門一直沒有公布這方面的統計。我們希望早日看到權威部門的統計，以代替現在的不太靠譜的估算。

二、當前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若干特點

1、全面推進、成片發展。從上面材料中可以看出，現在媒體上的報道已經不限于個別富裕村的介紹了，而是以地、縣、鄉鎮為單位的成片的報道了。僅僅在幾年以前，在我國發展集體經濟還被視同“極左”，集體經濟還只是星星點點地在個別地方頂著圧力興辦，在2008年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明確“發展集體經濟”以后，大氣候完全變了，全國大部分省、地、縣、鄉黨組織都在積極推進本地區的集體經濟發展了，出現了全面推進，成片發展的態勢。突出的比如江蘇省的太倉市、江陰市、浙江省的杭州市，與其說年收入不足100萬的村在這些地方視為經濟薄弱村，毋寧說那里已經全都是富裕村了。

2、更多的黨組織都在積極引導，切實推進村級集體經濟的發展工作，將其作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關鍵環節。2008年十七屆三中全會以后，許多省、地、縣成立了發展集體經濟領導小組，各級黨委組織部都下設了“基層局”這一部門，不但抓基層黨組織，更著力抓集體經濟組織，許多地區都做出了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的規劃和部署，提出了目標任務，定出了獎懲辦法，市、縣委書記親自作報告，籌撥資金，研究項目，派駐和培訓干部。福建省晉江市委、市政府今年舉辦兩期“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專題培訓班，每期有100名左右的村干部參加，市政府撥出170萬專項資金作為培訓經費。（晉江新聞_晉江電視臺2010-04-13）據了解，其他許多省、縣也都舉辦了這樣的培訓。特別是中央提出開展創先爭優活動以后，各地都把促進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同創先爭優活動結合起來。這些地方的黨組織對事關廣大農民前途命運的發展集體經濟的大事，不是聽之任之，放棄領導，而是積極引導，顯示了共產黨人對農民、對社會主義事業高度負責的態度，是非常可喜的一件事，也是十七屆三中全會以來出現的新特點、新氣象。

3、部分省區積極進行集體經濟的產權改制。這在北京、上海、蘇南、浙江和廣東的幾個城市都在普遍推行中。現在的改制不同于前幾年，那時實際上化公為私，一些個人占據了控股地位，集體經濟名存實亡或直接變成了私人合伙企業。現在吸取了教訓，大體上把股權平均量化到個人，集體股仍占支配地位。其中涌現了許多為集體經濟立下汗馬功勞而個人主動不多占股份的先進人物，如北京鄭各莊的黨委書記黃福水、杭州航民村的黨委書記朱重慶等。實行一人一票制，這也是與本來意義上的股份制根本不同之點，可以說是一種新型的股份制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股份制。從現有材料看，改制的效果還是好的，但許多問題一時還看不出來，股份制是否真正優越，是否是集體經濟的唯一出路，是否沒有后遺癥，還需要若干年才能顯現出來。例如在窮富村之間，往往不能通婚，富村的小伙子和姑娘，一般不愿意同窮村的人結婚，很容易形成新的近親家庭。這種情形普遍化了，對整個民族的素質是否會造成影響，值得警惕。即使如此，實行這種改制也要有一定的條件，主要是融入城市或近郊區基本失去了土地但收入富裕的村莊。如果收入有限，改制卻不分紅，有的連清產核資的費用都拿不不出，改制就沒有意義。

4、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興起。從東北到西南各地都在試辦和推廣農民專業合作社，據統計截至2009年底，全國農民專業合作社達到24.64萬家，比上年增長一倍多。實有入社農戶2100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8.2%。涉及行業有種植、畜牧、農機、林業、植保、技術信息、手工編織、農家樂等農村各個產業。這是一種非常靈活的組織形式，它適合于三、五戶或十多戶小范圍內進行組織，不需要太高的組織管理能力，便于引導農民逐漸適應集體合作，積累經驗，鍜煉干部；也適合于村際、鄉際、縣際甚至省際間的合作，推動產業化的發展。它可以直接把個體農民組織起來，也可以通過各種所有制聯接，聯合起來，互惠雙贏。總的來說，當前仍處于探索試辦階段。按規定，農民專業合作社并不向村集體上交管理費，村級所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福利開支是指不上它的，它對社會主義新村建設的貢獻也就有限，它不可能代替集體經濟組織；據說，眾多的合作社中，假的也不少，有的實際上是公司加農戶，空頭社，翻牌社現象普遍。這在初期是難免的，需要進一步整頓健全。

5、更多的集體經濟還處于傳統集體經濟階段。全國絕大部分農村集體經濟都還處于起步階段，只是近幾年在上級幫助提倡之下才形成試水，年收入5萬元左右算是好的；還有一些老的集體經濟組織對股份制有自己的看法，認為股權量化到個人對于集體不一定有利，原有的矛盾沒有解決（產權虛置、干部專權、群眾不關心等仍然存在），反而帶來新的問題（不利于集體主義思想教育）。總之，傳統集體經濟仍是我國農村的主流。當前對股份制集體經濟、農民專業合作社和傳統集體經濟都應給予同樣的重視。

6、集體經濟的經營管理引起了更多的關注。任何經濟組織的內部管理都是至關重要的生存攸關的問題。我國農村集體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加強管理，一直得不到重視，存在一定的問題，有的相當嚴重，財務混亂，嚴重威脅著集體經濟的健康發展。今年以來全國范圍內開展了“三資”（資產、資源、資金）的清查和管理工作，這是一件大好事，也是十分必要而且緊迫的工作，對于集體經濟今后的鞏固和發展，必將起到重要的作用。

7、涌現一大批會經營、講奉獻的集體經濟帶頭人。曾幾何時，有些人斷定沒有這樣的人物而主張不走集體經濟道路。實際上，英雄和時勢是互動的，歸根到底還是環境造就人才。這些年，不但老一代如吳仁寶、王宏斌、郭鳳蓮、雷金河（已逝）、史來賀（已逝）等頂著壓力、冒著各種打擊反潮流而上，繼續放射著光輝，新一代如吳協恩、雷宗奎、史世領接過老一代的接力棒，又挑起了發展的重擔，毫不褪色；全國各地更涌現了千萬個無私奉獻、精明強干的集體經濟帶頭人。湖北漢川市福星村是福星集團（集體經濟）的發祥地，這個集團是上市公司，總資產超過75億元，2009年實現銷售收入74.2億元，其總裁譚功炎及妻子馮友英（已逝）始終堅持不改變企業的集體經濟性質，實行“以企帶村”，帶動所在的沉湖鎮的兩個村福星村和李花村發展集體經濟，農民人均純收入超15000元（烏有之鄉2010-2-28）。山東省沂南縣界湖南村黨委書記李鳳德同志原是農村中走出來擁有1億多元資產的老板，由于鄉黨委決定和本村父老鄉親的敦請，回村當村官，為了發展本村的集體經濟，他拿出四、五百萬元，為了給村里貸款，他以自己的企業做擔保，現在該村集體經濟年收入已由他接替前2004年的67萬元發展到2008年的6000萬元，人均純收入由不足3000元提高到12600元，村集體2008年固定資產達1.6億元，實現產值6.8億元。類似事例多得不勝枚舉，全國18萬個富裕起來的集體經濟可以說個個都是由這樣的一班人帶起來的，不然肯定富裕不起來，而那些暫時還沒有富起來正在努力奮斗的集體經濟，大部分也都有一個無私為公的領導群體在帶領群眾前進，他們的富裕是指日可待的。這些事實雄辯地證明，大公無私而且會經營的人才是由環境造就的，是在實踐中成長起來的。農村走集體道路，共同致富是廣大農民普遍的要求，這一趨勢必然造就大批一心為公的人物出臺。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中出現如此眾多的一心為公、帶領村民共同致富的先進人物的事例，對于如何建黨，如何在我國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愛細腰，一國多餓死”，你提倡學雷鋒，全國出現不少雷鋒式先進人物；提倡學焦裕祿，就會涌現更多的焦裕祿式干部；相反，你提倡各人自顧自，個人奮斗，那就會出現各種損人利己、貪污腐化以至詐騙、搶劫等犯罪活動。這一問題是值得所有人特別是領導機關深思的。

8、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得到進一步的顯示。

集體經濟越來越顯示出是農民增收、共同富裕的長效機制。凡是集體經濟發展的地方，那里的農村都富起來了。沒有地上資源、也沒有地下資源、也沒有區位優勢的地方，例如黑龍江省尚志市的元寶村（小說《暴風驟雨》的原型村）就是這樣的村，走集體道路后，大家想辦法，現在成了最大的鉛筆生產基地，2008年產值2.6億，人均收入10800元。新疆塔里木大沙漠邊上的達西村，不說其他資源，就連水都很緊張，他們就是憑借著普通的棉花、瓜果、磚窰，也發展起來了，胡錦濤同志曾兩次去信給以表彰。2009年，達西村實現村集體經濟總收入3789萬元，集體經濟純收入108萬元，農牧民人均純收入1.2萬元。在西藏北部無人區，海拔5200多米，自然條件極其嚴酷，那里有一個至今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嘎措鄉，其人均收入居西藏農牧區首位。可見，客觀條件是一方面的，更主要的還是要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想方設法去克服困難。即使是沿海條件好的地區，也是要付出艱苦努力的。浙江省蕭山區航民村的人均收入已經達到了3萬多元。山東省榮城市西霞口村，人均收入2006年已高達18萬元。那里客觀條件好只是一個方面，過去同樣的條件，卻一直是貧窮村，事實說明，只有組織起來，發揮干部群眾的積極性，才會有今天的好光景。

集體同單干的比較，在全國是以華西村、南街村為代表的集體經濟同小崗村為代表的小農經濟的對比而展開的。參與這場競賽的還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村，這就是黑龍江省依東縣新合村，該村在當初分田承包時，一部分人堅持不分，一部分堅持要分，結果是各從所愿，成了全國唯一的“一村兩制”村。二十多年來實行的結果，走集體的這部分發展起來了，走單干的依然富不起來。最后，2009年在中央及上級組織關懷下，以該村改股份制，讓單干戶也加入進來全村走合作化道路結束了這場比賽。最近，小崗村繼任書記丁俊也表示，小崗還是要發展集體經濟。這樣，小崗村的先后兩任黨委書記都表示，小崗要走集體的道路。說明集體經濟是我國農村發展的規律性趨勢。

在我國的條件下，只有集體經濟才能適應機械化、規模化、集約化、科學化的現代農業經營。在改變經營方式、調整經濟結構中，只有集體經濟組織行動迅速，落實的快。在土地流轉中，許多農民把土地重新交回集體統一經營，這種趨勢充分說明，企圖依靠小農經濟實行農業現代化是行不通的。曾經一度流行的“家庭經營是最適合農業特點的生產經營形式”的說法（《十七大報告輔導讀本》第147頁，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現在被證明是沒有任何根據的胡說。連以色列、西班牙這樣的國家都出現并成功地運行“基布茲”、“蒙德拉貢”等集體經濟的組織，何況我國這樣富于合作化傳統的國家呢！

集體經濟組織為城鄉統籌提供了最現成的條件和途徑。凡是集體經濟組織興旺的地方，大都形成了一定的工商業和文化基礎，成了當地的小城鎮或中心村，不用強拆強建，集體經濟組織把所在的村建設得甚至比一般的城市還要現代化。反觀那些為了一些城市建設用地，強征地、強拆房，搞得天怒人怨，激發許多群體性事件，影響社會穩定，對比之下，哪個優越，哪個可行，十分清楚了。

幾年來，集體經濟在嚴重的自然災害面前，更顯其無窮威力。2009年春季的北方大旱，凡是集體經濟發達的村，都預先做了準備，平時的水利設施完好，不受旱魔影響。單干農民卻往往因為最后一公里的渠道無人修而受旱。最突出的是汶川大地震時，處在地震中心的彭州市寶山村，被譽為四川的華西村，但在地震中全村死54人，被毀損失27個億。該村在分別擔任支部書記、村主任的賈正方、賈卿父子的帶領下，在地震第一波后即召開黨委會，號召“黨員干部站出來”，當天就組織起救災指揮部，成立三個救災突擊隊，全村2000口人無一逃難，不等不靠不要，3天后恢復通水，4天開始搶收搶種，6天通電，2008年內200多戶人搬進新建別墅，計劃3-5年內使產值比震前翻番，人們在災害面前信心十足。近些年每遇大災，只看到政府行為，看不到當地基層黨組織如何帶領村民抗災的情景。只有寶山村是個例外。當年大寨在遭受毀滅性洪災后也是不等不靠不要，形成了大寨精神。現在寶山村繼承了這種精神，既表明了集體經濟的實力，也表現了集體經濟高尚的社會主義精神境界，這是十分寶貴的。

集體經濟正在探尋多種有效的實現形式。除了股份制、農民專業合作社以外，現在的集體經濟，不但多種經營，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而且有的涉足房地產、金融，有的把生意做到了縣外、省外和國外，在這方面，它比以往的人民公社更厐大、復雜，更“人民公社”。在政企方面，有的是村辦企業，有的是以企帶村，有的是村企合一，有的是村企互動，企業的董事長又是村的黨委書記和村主任，說它是政社不分吧，它搞得還非常好。總的來說，它是四不象，說政不完全是，說企也不完全是，說小它越來越發展合并周邊村大得象鄉，說村它已經城鎮化了。叫它合作社或聯社吧，它不完全是經濟組織，叫它鄉或村吧，它不完全是行政單位，有的還是上市企業甚至外向型企業了。毛澤東主席曾說：“還是叫人民公社好！”其實叫什么名稱并不重要，真實情況是，中國農村的發展已經來了一個“否定之否定”，重新回到起點，又高于起點。

集體經濟正在以迅猛廣泛的發展勢頭和無可爭辯的優越性，贏得人們普遍的承認和尊重。中國農村如果再這樣發展上幾年，集體經濟富裕的村再多一些，達到60%以上（在沿海地區可能達90%以上），公有制優越還是私有制優越的問題恐怕就不用爭論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不但從物質上說更加雄厚，還會在人們的心理上扎下深厚的根基。

9、各地發展不平衡。不但在沿海、內地之間存在差距，在省、縣的范圍內也存在。不平衡，有差距，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越是貧窮的地方，那里的領導反倒很少提倡集體經濟，反倒不如沿海富裕地區對集體經濟的重視。事實上，農民脫貧的愿望是十分迫切的，團結互助、走集體經濟道路的愿望是強烈的，帶頭人也是有的或潛在的。我們的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應當看清問題的本質，真正懂得農民，真正懂得中國農村，不平衡的狀況是會改變的。

廣東省近年來開展了扶貧開發工作，要求“規劃到戶、責任到人”，并確定三大任務：幫扶村貧困人口80%達到年人均純收入2500元以上、村級集體經濟年收入3萬元以上、為群眾辦好事實事。這一工作正在各單位各地、縣扎實開展。許多單位都由領導干部親自帶隊深入考察調研，千方百計籌措資金，派駐干部，有力地帶動了對口幫扶地區集體經濟發展，取得了較好的成績。四川省都江堰全市20個鄉(鎮)、243個村(涉農社區)、2347個村民小組將全部獲得相應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證書（2009年2月28日四川新聞網）。這都是為集體經濟的發展做了切切實實的工作，有利于消除不平衡狀況。

三、當前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從地域角度看，大部分地方市、縣、鄉對發展集體經濟都有了規劃，對組織實施、資金扶持、培訓干部、提供項目、信息、加強管理等都在著手解決；就一個村來說，如何把集體經濟搞起來，也積累了許多經驗，例如要因地制宜、一村一策，宜工則工、宜農則農、宜林則林、宜漁則漁、宜副則副、宜商則商，堅持一、二、三產業共同發展。發展的模式大體上有資產運營型，資源開發型，服務創收型，產業帶動型，土地經營型等多種。當前存在最大的問題還是宏觀上、戰略上，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1、主要領導機關對發展農村集體經濟采取不反對、不支持、不提倡的極不負責任的態度。黨中央多次決策：統分結合是我國農村的基本經濟制度。現在全國相當一部分“空殼村”除了土地是集體所有（農民家庭使用）以外，集體再沒有任何經濟實力或只有很少收入，這也叫“統分結合”？這種現象已經存在幾十年，這些身在其位的主管機關卻堅持其“三不”，這究竟是擁護統分結合還是唱反調？

2、在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發展集體經濟”以后，主流媒體曾熱烈宣傳了幾個集體經濟的明星村，后來又冷下來了。這種“打擺子”式的宣傳，說明你們思想上沒有真正同黨中央保持一致。

3、某些專家學者的“半調子”理論（即錯誤理論），仍在不受批判地流行，造成惡劣的影響。例如，說集體經濟是“產權不明晰”，必須量化到個人才叫產權明晰。這樣說來，國有資產也是產權不明晰的，因為它沒有量化到全國每一個人的名下。可見，所謂“產權不明晰”的指責（要求產權明晰到個人）是站不住腳的，應屬“錯誤理論”之列。

4、在改制的名義下，不少著名的集體經濟組織已經變成了當日領辦人的私有經濟。只要注意一下原來的“全國小康村”，看看其中還有幾個現在是真正的集體經濟就知道了。這些全國小康村曾經是廣大農村學習的榜樣，現在也失去了昔日的光澤，媒體上已經很少提到它們了。

5、對于已經完成改制的村，有些人們仍然不滿意（參見人民網和深圳新聞網2010-11-03：《用法律抹去“村”味兒》一文，是這種意見的最近代表），認為它只不過是原來“集體經濟”的翻版，其中的集體股仍然是“股權虛置”，這些人打著進一步實行“現代企業制度”的幌子，核心是徹底否定集體股、由大股東控股。這就給我們畫出了一道生動的路線圖：由統分結合——股份合作——私人控股，這是一個和平演變的三部曲。有的農村已經這樣做了，照此下去，其他經濟實力強的股份合作制農村，多半也逃不脫這個結局。

集體經濟在我國正在不依人們意識為轉移地發展壯大著，看到這一局面讓人高興，但是它的前途卻讓人無語。“樹欲靜而風不止”，集體經濟的發展道路遠未順暢，激烈的斗爭難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