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在2007年首次提出“農村集體土地資本化”，鼓勵農民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組建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希望達到土地規模流轉、集中經營的目的。那么，集中經營的收益如何？邛崍市湯營社區的閻主任算了一筆簡單賬：農民自己種糧食大約每年每畝500元的收益，而集中種西瓜則每畝收益可達2000元，菌4500元、苦瓜3000元。另外，股份化后，勞動力得到解放，農民到附近的鄉鎮或者進城打工，又是一筆收入，少則年入一萬，多則年入三四萬。

土地股份化的好處顯而易見。在溫江區，2006年就開始推行土地股份化經營，有的整個村都進行了股份化。而邛崍市湯營社區2005年三分之二的土地都已經入股。土地股份化的大致做法是對集體資產進行估值，對集體土地進行量化，設立土地股和資產股。土地股是按照當年入股時每個村民小組的人均土地面積計算，也就是以組為單位，按人頭平攤土地，然后以平攤的土地面積入股。資產股就是計算集體資產的價值，然后以村為單位按人頭平攤。由土地流轉形成的收益，按土地股來分；而由于資產運作產生的收益，或者股份合作社下成立勞務合作社扣除工資之后的利潤按照人口股分紅。另外，有的股份經濟組織只有土地股，沒有資產股。

農民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承包地的所有權仍在集體。因此，與股票不同，土地股的基礎是使用權，而不是所有權。可以這樣理解：村集體將土地承包給農民，農民再用土地入股，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進行集中經營。繞了一圈，土地似乎又回到了集體手中進行經營。然而，看似迂回的過程，里面卻多了一層農民的激勵機制，效果也與以往的人民公社大為不同。

股權證是農民土地入股后獲得的憑證，也是農民作為股東每年領取分紅的依據。分紅的多少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作為成都近郊的溫江區，農民大概每年每畝可以領取1800元的分紅，而遠郊區的邛崍市則少得多。以湯營社區為例，農民的分紅大致是這樣的：2006-2007年是采取保底分紅，保底是800斤黃谷，大致市價是每畝600-700元左右。2008年開始取消保底，當年和次年分紅分別是每畝560元和500元。

前面的文章已經提到，成都農地確權中非常重要的一項就是給每個農戶頒發土地承包經營權證。在一開始的操作中，對于已經實施股份化、農民握有股權證的地區，是不再頒發承包經營權證，因為這些地區家庭承包經營的模式已經改變，土地集中由集體經濟組織統一經營(包括了對外流轉)，農民的權益是通過集體經濟組織而得到保障的。隨著確權的推進，耕地保護基金的發放與承包經營權證的頒發被捆在一起，因此那些已經實施股權化的地區也頒發了承包經營權證。具體的做法是采取“網格化”的方法，把實測的土地按人頭均分，進行確權頒證。

于是，情況就變得復雜起來，農民手里既有股權證，同時又領取了承包經營權證。兩個證會不會有矛盾？農民如何看待這兩個證？讓我們看看溫江區永寧鎮開元社區四組的案例。該組在確權以前的情況是，土地股份化后全部流轉給一家公司，農民每年領取大約每畝1800元的租金。據組長介紹，四組原來的耕地臺賬面積是174.5畝，人均1.3畝左右，在2008年一開始確權的時候，按照臺賬面積已經發過一次證。2009年，經過實測，四組占地面積實為301.85畝，人均1.7畝。除去宅基地部分，耕地面積為人均1.24畝。于是在確權之后，組長手上有兩個承包經營權證，一個按照臺賬面積頒發，另外一個按照實測面積頒發。在該組長看來，按照臺賬面積發的承包經營權證是與股權相連的，而按照實測面積發的則與耕保基金相連。這個組的土地就有三套面積，對應著三種賬：土地租金依全組實測面積301.85畝，也就是人均1.7畝發放；耕地保護基金則按實測的耕地面積人均1.24畝發放；還有一個就是集體經濟股份的分紅，是按照原來臺賬面積，也就是每人1.3畝的數來發放的。

這個案例稍顯復雜，因為2008年那本按照臺賬頒發的承包經營權證是本該被收回的。但在其他實施了股權化的地方，情況也并不見得就簡單多少，農民手里還是有兩個證：一個是股權證，面積是根據股份化時的臺賬面積確定的；另外一個是承包經營權證，面積是根據確權時實測面積以“網格法”方式確定的。股權證是集體經濟組織頒發的，而承包經營權證是農業主管部門頒發的。股權證上的面積，在有些村組會根據新增人口和遷出人口調整，而承包經營權證則遵循承包經營權“長久不變”的原則。兩個證盡管頒發機構不同，但同樣都是基于承包經營權的。問題在于，將來一旦發生貸款、抵押、擔保、再流轉，以哪個證為準？由此產生的糾紛，又由誰來埋單？

“網格法”這種均分的方式，無疑是民間智慧的體現，但在一定程度上更是無奈之舉。在已經實施股份化、集中經營的地區，原來每戶農民田塊之間的界限早已不存在，溝渠也已經根據新的需要進行了重新安排，而農民外出也非常普遍。在這樣的地方推動農地確權，的確給基層干部出了個難題。于是民間自發就想出了這個網格化的方法，在測繪的基礎上，把土地像畫網格似的按照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人數進行均分，每個人分得一個“格子”，其大小注明在承包經營權證書上。這種情況下，承包經營權證上的面積和周邊的界限與實際耕種的面積、地塊自然是對應不上了。

在已經股份化的地方推進確權，看起來似乎意義不大，因為在大規模流轉的情況下是無法再將土地面積、地塊量化到戶的。在農民看來，主要就是為了獲得每畝300多元的耕地保護基金。官方的解釋是，“雖然股權化也是一種明晰產權的方式，但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是縣級人民政府發放的，受《土地承包經營法》保護，具有較高的法律地位，而股權證從目前的法律地位、監管方式等來看，還存在不到位的情況，有需要完善的地方，真正從保護農民利益的角度出發，不宜簡單的‘股權了事’，而且一般來說能發股權證的地方，就能網格化后發放土地承包經營權證”。然而，股權證和承包經營權證法律地位孰高孰低斷然不能用蓋章單位的行政級別高低來確定的，因為土地的所有權畢竟屬于農民集體。

用網格法確權，成本是很小的，不用指界，不用量每塊土地的面積，不用弄清楚鄰里間的界限；也幾乎沒有什么糾紛。但在股份化地區用網格法確權，一個個小格子和無數條橫豎線條的背后，確權已經面目全非。確權的目的本身是摸清家底，明晰產權，量化到戶，而網格法的絕對平均主義使得家底“被”平均，每戶“被”相等，產權依舊模糊。我們不禁要問，倘若有一天，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經營不下去了，要解散，每戶農民還能根據相應的權證領回自己的那份土地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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