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我國農業產業的出路，尋求解決三農問題的鑰匙。就不能不正視農業產業的風險特點。農業與工業和其它產業不同，它有兩個風險。一是它要應對市場風險。二是它還要應對自然災害這樣一個不容回避的風險。尤其是我們這樣一個自然災害瀕繁發生的國家，農業的自然災害風險是很大的。

    現實的情況是一方面農業產業的市場風險加大，這是經濟全球化引起的；另一方面是農業生產的自然災害風險加大，這是由于全球氣候惡化導致的。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發現農業產業的風險增加了，但我國農業抗風險的能力確并沒有同步增加，尤其是我國農村的生產方式和組織化程度遠遠的落后了時代的要求。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分散生產經營的家庭單干既不能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也缺泛抗擊農業產業兩個風險的要求。為適應這一形勢的發展要求，逐步實行農業集體化經營的生產組織方式就不能不提到議事日程上了吧？很多年前提出了著名的“貓論”--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個形象的論述在當時的中國農村是有積極的意義的。農村實行“包產到戶”時，一戶農民只要有強壯的勞力，只要吃苦耐勞，只要有些頭腦就能過上豐衣足食的生活（抓住老鼠）。但那個時候我國的農民還處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之中，當時農業產業還沒有和世界接軌，生產和生活要求也僅僅是吃好穿暖，農民生產的農業產品也沒有太大的竟爭壓力。而今天不同了，我國農業面對的是發達的西方農業，經濟的全球化把我國農業和我國農民帶上了高速運行的列車上，如果還是傳統的“單干”以及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我國農業會有出路嗎？農民和政府的日子會好過嗎？雖然我們是農業大國，但面對美國、法國和加拿大這樣的農業強國，面對這些國家的老虎和豹子們，我們充其量只能算“狼”而已。狼如果不怕虎，那只有結成群狼。所以筆者學習和效仿偉人提出了“狼論”---不論白狼還是黑狼，如果不結成群狼，那注定是被別人獵殺的孤狼。

    對于我國農業和農民來說，走集體化道路，無論是農業生產的組織形式還是農業生產的生產經營方式，這都是必有之路。也許有人會拿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期的某些數據來反駁我。他們會說人民公社化的道路不就是集體經濟的道路嗎？那條路我們走過了啊，那樣做農業還不是很落后嗎？那時候不是還有餓死人的事嗎？姑且我先承認你所說得這些，但我還是要提醒一下你，我國古典哲學認為“此一時、彼一時”，要具體分析一下那時候的社會形勢和生產條件。那個年代我國的農業科技水平很低，很多地方的農業生產方式還停留在刀耕火種的原始生產方式上；那個時候我國處于相當危險的國際環境之中，客觀上要求政府重點發展工業特別是和軍事工業密切相關的重工業，這不能不讓我們以犧牲農業為代價來換取。而現實的情況呢？我國的農業生產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農業科技水平及農民個人的文化程度都有了較大的提高。我國的的工業化水平和國防實力也有了非常巨大的發展，我們完全可以用工業化來反哺農業。如果說當年人民公社時代生產關系超前了一步而無法和落后的生產力相適應，而現代的情況恰恰相反，一個高水平的生產力找不到適合自己發展的生產關系了。歷史我們是不應該忘記，但也不能因噎廢食.看問題要一切從實際出發，要有強烈的時空觀念，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及其變化為轉移，要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反對思想僵化、因循守舊，堅持用運動、發展、變化的觀點看待事物、處理問題。

    我們不能否認“包產到戶”在當時的積極意義，但那是為了適應落后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許多的地方比如山區現在也應該繼續堅持這一做法，但有些地方，特別的那些耕地連片，農業機械化水平較高的地方，如平原地區這一做法已經不能和社會化大生產及日益成熟的大市場相適應了。還有些地方如，新疆建設兵團當時搞包產到戶就是錯誤的。它不僅破壞了集體經濟的發展、也妨礙了農業機械化水平的提高。

    今天黨和政府重新調整了農村土地政策，土地在不改變其用途和性質的前提下可以流轉。歷史重新給中國農民一個走向集體經濟的機會。當然，土地的流轉有兩個方向，一是土地向種糧能手集中，以便發展集約經營；一種是走合作化道路，壯大農業集體經濟實力。我特別呼吁那些村長、鄉長和縣長們，大膽搞一些集體經濟和集體經營的試驗，當年小崗村的村民們能做出“包產到戶”的壯舉，在中國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今天在開放的社會里，你們為什么不能做出同樣的壯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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