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啥宣傳了那么多發(fā)財門路和例子，農民還是窮？　　

打開中央七臺，每天都有教農民如何致富的技術，門道。而中央一臺和二臺報道的農民致富的成功例子就更多了。央視幾乎每個節(jié)目都報道過很具體的農民通過從事新型種植和養(yǎng)殖產業(yè)致富的典型。如果觀眾有耐心看完，會發(fā)現里面講的事實和道理都實在得很，而且都是事實，有時候讓自己都覺得不妨試一試。　　

反過來一想，這么多發(fā)財門路，怎么農民還富裕不起來呢？那么多人都通過新市場，新技術，新工藝和新組織模式都變成幾十萬，幾百萬元戶，而且大多不用雇工，是通過勞動致富的。如果農民都認真學習這些技術和管理方法，多搞那些賺錢的，少搞或不搞那些賺錢少的，不三農問題早就解決了嗎？是農民笨呢，還是信息傳遞不夠呢，還是缺少別的條件呢？　　

說實話，農民一點也不笨。貧道插隊的幾年中，充分體會到農民的理解能力、智慧和實干精神。貧道自覺不算傻，但經常被老鄉(xiāng)們戲弄（善意）。前年回插隊地方見了一群老哥們，感覺他們還是那么清楚。至于信息更是沒問題。貧道去的頭天全球油價暴跌，與老鄉(xiāng)們聊天的時候，連跌了多大幅度他們都知道。同時，他們并不是沒跟著學過：長毛兔養(yǎng)過，糯玉米種過，品種辣椒家家都有，甚至有人養(yǎng)藏獒，但是還沒一個發(fā)財。還都是別人發(fā)財了他們比照著做，結果自己賠光了。　　

其實，從央視的報道中就能看出為什么農民富裕不起來，只看你認真不認真，動不動腦筋而已。記得看到一個講漁民的故事，一個年紀大約小四十歲的漁船老板對著鏡頭講：現在日子好過多了，一年能收入幾十萬。前幾年在別人的漁船上打工，風曬雨淋收入也沒多少。現在有了自己的漁船。鏡頭里可以看到這條比較大的漁船上還有七八個人在干活。給別人打工，整了錢自己當老板。這顯然是媒體鼓吹的基本“致富門路”。可問題在于，總有老板和打工者。打工者窮，老板富也是明擺著的。大家都當老板，就沒有了打工者，因此只要是市場經濟，就必然分出打工者和老板。有些人靠資本賺錢，有些人靠出賣勞動力賺錢，天經地義。那么，必然就會有一批人“風曬雨淋收入也沒多少”。內容類似的報道幾乎每天都可以在媒體上看到，任何一個被表彰的成功者后面都有十幾個、幾十個失敗者。這是制度安排，不是別的因素。　　

有人會說：你說的是雇傭勞動，現在大多數農民是單干，沒人剝削不他們，連稅都免了，而且那么多通過新市場新技術發(fā)財的機會，他們怎么還富裕不起來？　　

其實，如果你在電視上報紙上看到類似某農戶通過養(yǎng)殖什么高附加價值的東西最后發(fā)財時往遠處想想，就會發(fā)現問題。　　

什么叫高附加價值產品？不同角度有不同說法。對供給者來說，就是投入同樣資金和勞動，賣出的東西比別的東西價值量高，也就是價格高的產品。對市場來說，就是供給小于需求，也就是供不應求的產品。高附加價值并不是產品自身具備的屬性，而是供求關系決定的屬性。糯玉米好吃，很多人不會種因此市場上少，于是價格很高。沒兩年很多農民都種了，價格有時候能低到比一般玉米還低（因為除了煮著吃不能做別的）。臺灣水果剛進大陸價格高得嚇人還真有人買，等海南的同樣產品運進來就不神氣了。農產品中，除了糧食、油料、棉花外，大多數產品市場需求總量都非常小，別說多，就算農民拿出10%的土地種這些東西，就把所有高附加價值農產品的原形給打了出來。　　

有的精英，比如秦暉研究說，農民收入上不去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決策是零散的。今年某東西賣得好，明年大家都去種，于是價格就下去了，賣不出去都爛了。于是第三年大家都不種，結果第三年價格又上去了。因此多數農民賺不了錢。據說為此還命名個什么定理。　　

這都是忽悠人。零散決策的這一結果，所有人都看得到。什么定理不定理的。就算農民都商量好，分配今年你種這明年你種那，照樣不會發(fā)財。原因很簡單：因為只要所有商品都是供需平衡，那么所有商品價值就接近，也就是總價值量不會增加，甚至還可能減少。那么就農民整體來講，不會增加總收入。　　

因此，靠科技進步，市場開拓解決不了農民貧困問題。　　

難道科技進步市場開拓真的沒作用嗎？袁隆平的水稻不是讓糧食增產了嗎？如果加大農業(yè)科技投入，在各個環(huán)節(jié)讓各個品種都提高科技含量，農民會不不會富裕起來呢？　　

會有所改善，但解決不了農民收入持續(xù)低于城鎮(zhèn)居民收入的趨勢。　　

為什么呢？道理很簡單，因為農業(yè)科技進步的潛力小于制造業(yè)和服務業(yè)，也就是農業(yè)通過科技進步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可能性空間遠遠小于制造業(yè)和服務業(yè)。袁隆平讓水稻增產100%是世界級重大科技進步，大多數農業(yè)科技進步能提高20%產量就能獲科技進步獎的。但是一個小技工隨便倒騰點什么讓制造業(yè)產品翻一番甚至翻幾番都沒問題。芯片儲存功能幾乎一年提高一個數量級，不是翻一番問題，是翻十幾番問題。一個超市銷售模式加一臺POS機，就能讓一個營業(yè)員一天賣的商品比柜臺銷售同樣東西翻幾倍。因此，農業(yè)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可能性空間遠遠小于制造業(yè)和服務業(yè)。收入提高與勞動生產率提高關系很大，農民創(chuàng)造的“價值”增加速度小于非農產業(yè)職工，這是他們收入始終很低的基本原因。從這個角度說，這是客觀原因，非人力能改變的。農民命該如此。　　

那么，真的沒什么好辦法嗎？　　

辦法是有，但是不多。比如，都說讓農民進城從事非農產業(yè)，減少農民數量，增加農民人均農業(yè)資源形成足夠規(guī)模，用機械、化學來解決問題，這樣不行嗎？　　

說起來行，但需要條件，而且實踐表明，即使做到極致，也解決不了問題。 比如美國，本來人均耕地面積就很大，目前從事農林牧漁勞動力只剩209萬人（2007年），占全部14605萬就業(yè)人口的1.4%，算是低了吧。勞均種田1000多畝，資源不算少吧。每個農業(yè)勞動者技術裝備總額達到25萬美元，是其他行業(yè)人均裝備總額的5倍，技術含量夠了吧。要看農業(yè)科技，農業(yè)現代化，規(guī)模化就到美國。但美國農業(yè)勞動者的收入依然難以達到非農產業(yè)水平。美國政府給每個農戶補貼1.4萬美元，占其收入20%。即使如此農民收入依然趕不上城鎮(zhèn)。沒這一萬美元，就差很大了。　　

人均資源本來就多，科技又最發(fā)達，集約化程度最高的尚且如此，其他就更不要說了。歐洲農場的平均規(guī)模約14公傾，法國為約50公傾，德國為約40公傾。勞均資源只有美國的十幾分之一。歐洲農業(yè)嚴重依賴政府補貼。平均而言，歐洲農民收入的1/3為政府補貼，法德農業(yè)更是嚴重依賴政府補貼，德國農民收入的60%來自各級政府和歐盟，約1.7萬美元，而法國為65%，超過2萬美元。德國和法國農民簡直就是政府在養(yǎng)著！全他媽小崗村村名，真正鐵飯碗。　　

那么，難道農民真的只能靠政府補貼才能活嗎？也不見得。農業(yè)勞動生產率進步空間小，如果定義農民就是農業(yè)勞動者，那么無論如何也只有這個結果。如果將農民定義為“住在農村”的人，是不是會有點出路呢？　　

臺灣農民在80年代人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1.3倍，是倒著的城鄉(xiāng)差別。為什么呢？因為臺灣農民不僅種田，還經營并壟斷了與農業(yè)相關的農用生產資料批發(fā)零售業(yè)，農副產品加工業(yè)。同時，還經營全部農村金融、保險業(yè)，商業(yè)，教育和其他服務業(yè)。由于這些行業(yè)的勞動生產率高，加上臺灣耕地少，反正要進口糧食，干脆主要生產“高附加價值”的水果蔬菜，于是，農民收入就一直不低。日本、韓國和以色列的農業(yè)大致同臺灣一致（臺灣學日本），這里的農民接受補貼很少，但收入不低于城鎮(zhèn)。也就是說，那里的農民實際是住在農村，從事農業(yè)和非農產業(yè)的人。由于他們從事的非農產業(yè)勞動生產率增長可能性空間也非常大，加上壟斷零售能抬高農產品價格，所以這些地方的農民沒什么問題。這些地方農民的收入來自真正農業(yè)的比重不足10%。　　

有人會說，中國現在農民也從事農用生產資料批發(fā)銷售，從事農副產品加工呀，農村商業(yè)也都是農民在搞呀，為什么中國農民富裕不起來呢？

　　

中國與他們不一樣。中國是小農經濟，農民都是單干。人家是集體經濟，在以色列三分之一的農民甚至是國營農場的工人。也就是說，人家是“人民公社”體制，真正實現了人民公社最早設想的“亦農、亦工、亦商、亦學”（沒有民兵）。要說區(qū)別，就是土地所有權是自己的，耕種也自己干。但由于這方面收入已經不足10%，意義就很小了。主要收入是來自農會所辦的非農產業(yè)就業(yè)和分紅。貧道2006年到臺灣參觀，在臺中參觀了一家酒廠，規(guī)模是全島第一大，是農會辦的。　　

集體經濟有什么好處呢？好處大大啦。　　

首先，集體經濟沒有老板，全部利潤分給了農會會員。農會的企業(yè)也是農民入股的，但分配完全是按股分紅，而是類似人民公社什么“人六勞四”的“人六股四”。日韓也是類似，因此不是什么股份制。城市的企業(yè)都有老板，老板拿得多職工就拿得少。農民從事一樣的非農產業(yè)，但沒老板，大家都分，自然要好的多。中國農民把生豬賣給肉類企業(yè)，加工成白條肉給了超市，最后賣給消費者，中國農民只吃養(yǎng)豬利潤，肉類加工廠和超市老板吃其他利潤（要遠比養(yǎng)豬大）。而中國臺灣農民把生豬加工，鮮活品零售的利潤都給吃了，能不收入高？如果再生產肉罐頭等，利潤就更大。這是差別一。中國就算有和劉氏兄弟從事豬飼料生產，可利潤是他們劉家的。　　

其次，中國農民個體力量單薄，就算能從事點賣生產資料，搞點農副產品加工，但規(guī)模都很小。大部分農副產品加工和農副產品銷售是城市資本干的。如果在日韓，甚至在歐洲，什么蒙牛呀、三鹿呀，都是農會的，別人辦都辦不了——沒人給你牛奶，而且沒地兒買！自己養(yǎng)？沒有地也沒飼料！日本政府制定“歧視性政策”：農副產品加工企業(yè)、農業(yè)生產資料批發(fā)零售，農產品銷售企業(yè)中，農會辦的比非農會辦的稅收少得多，誰再去與農會企業(yè)爭？人家不是“城鄉(xiāng)一體化”，而是“城鄉(xiāng)分離化”。不是“公司加農戶”，而是“農戶是公司”。包括金融、農村商業(yè)等各領域，政府都對農村實行單向優(yōu)惠政策，致使農民能以在其相關行業(yè)中占據強勢位置并最終形成壟斷。而中國的“城鄉(xiāng)一體化”、“公司加農戶”的結果就是進一步減少農民在農村從事的非農產業(yè)比重。　　

那么，為什么這些國家和地區(qū)非用農會、農協、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來辦呢？集體經濟不是效率低嗎？　　

效率低？可能。會低多少？低的份額比老板拿走的還多？很難吧。最主要的是，如果認識到必須增加農民非農產業(yè)收入份額，那么必須給農民以金融和產業(yè)優(yōu)惠政策。這些政策給了張三，李四就得不到了。因為一個地區(qū)的資源只能支撐一個奶廠或酒場。如果是個體經濟，大部分人只能到極少數企業(yè)里打工，照樣不會提高收入。而且憑什么給張三？你能解釋清楚？　　

因此，解決農民收入問題，根本不是媒體和主流精英們忽悠的那些套路。那些套路放在貧道說得大背景下，狗屁不是！　　

中國要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不是別的，就是農村合作化問題。不從這個思路出發(fā)，其他任何方面的轉變都將落空！經濟體制改革從農村開始，轉變發(fā)展方式也要從農村開始。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有什么想不開的呢？有什么好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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