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姨打電話說母親不慎摔傷，我早早于農歷12月20日回老家看望母親。幸好，母親身體沒有大礙，休息幾天就恢復了。

和往常一樣，我回到老家總要和兒時的伙伴聊一聊家常，談一談農村的新聞。我感到農村的變化很大，有好的方面，也有讓人擔憂的地方。好的變化有：有三分之一的家庭蓋了磚混結構的一層半（200平方米）或兩層半（300平方米）的新房（還有三分之二的家庭住在土木結構100平方米的房子）；村里打了水泥路面；國家給村里六十名貧困人口每年有近千元的補助；少部分農戶發展果業（種植獼胡桃和黒李子）初步獲得效益（多的每年收入在5萬元，少的每年收入在萬元左右），種糧農戶在一半左右，還有一批人在外搞經營或打工，他們是村子最富有的人；個別家庭購置了小汽車、太陽能熱水器，修建了洗澡間、水沖廁所。

令人擔憂的事也不少。平時呆在村子里是上了年紀的老人、小孩和沒有技能的婦女，輕壯年都到城里打工掙錢去了。留在村中的老人和婦女多數人以打麻將度日，少數年紀稍大的老人和婦女從事家庭種植和養殖（養兔）。平時村里誰家有紅白喜事，找人幫忙成了困難。好在一些地方成立了紅白喜事服務隊，對用戶提供專業服務。但這些總要不菲的的開支，困難的家庭就請不起服務隊。紅白喜事還好辦，村里出了緊急的事，沒有人去應付。比如發生火災，村子里是找不到救火的人。北方的農村的房屋屬于土木或磚木結構，并且家家相連，一家著火，可能燒毀的不是一家，而是幾十家房子。

村里公共建設的資金來源主要靠上級財政撥付，村民對集資很反感，擔心村干部貪污。反感歸反感，大部分人還是能交齊公共建設集資款，但個別村民以自己的宅基地或承包地等遺留問題為要挾，拒絕繳納，對此村干部無可奈何，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此風助長了刁蠻之氣，公益事業集資越來越困難。目前公益事業幾乎無人問津，村干部除了分發上級的救濟資金和衣物、收取宅基地費用外，基本休閑。二十年前的干部除了“催糧要款，刮宮流產（計劃生育）”，還調節村民糾紛，現在農業稅取消了，村民自覺生育了，青壯年勞力進城了打工了，糾紛減少了，村干部無事可干，只想著如何鼓滿自己的腰包。

如今有能力的人不愿當村干部，一是怕村里的難纏戶（霸道的人），怕出力不討好。二是沒有時間，怕影響自己的利益。沒有能力的人但有勢力（地痞流氓勢力，黑惡勢力）的爭著當村干部，在村干部選舉之前，到處許愿，甚至掏錢買選票，一旦當上村干部，過去的許愿一概不提，想著法子為自己、為自己的家族、為自己的小圈子謀取利益。比如確定領取國家補助的困難戶的名單，誰和村干部關系好，誰能夠領了救濟向村干部進貢，誰就能拿到財政補助，而那些真正的困難戶卻領不到國家救濟。農村的政權落在地痞流氓勢力的手中，村民成為“干部”撈取國家利益利用的對象。

現在村民的心散得很厲害，只要不直接涉及自身利益，村干部干什么事，村民幾乎不管，甚至對村干部貪污國家錢款也漠不關心。他們說：只要村干部能從上面弄到錢，貪污讓他人家貪污去，反正不是咱自己的錢。聽說村子從上面弄了90萬元，村民集資5萬元，村里修水泥路面花了70萬元，25萬元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村民不僅不不責問這筆錢的去向，還贊揚村干部本事大，給村子辦了好事。我不知道容忍納稅人的錢流進個人的腰包，國家機器要保護誰的利益？

過去農村宅基地的分配按照家庭人口多少進行，現在不一樣了。家里只要有男丁，即使是吃奶的嬰幼兒，也要宅基地。更有甚者，一、二十年前離開了村子吃了商品糧，在城里買了房的本村男丁也要宅基地。村干部只管收錢，只要給了錢，就批給地皮。和十年前相比，村子的面積至少擴大了一倍。如此這般，國家規定的18億畝耕地面積能保住嗎？

過去那個村民存在生活作風問題，村子里總會傳的沸沸揚揚，給當事人帶來巨大的壓力?，F在不一樣了，大家見怪不怪了。即便是未婚的女子做了傷風敗俗的的事，也不會沒有人看不起，而成為嫁不出去剩女。只要能掙到錢，什么也不重要。有一個從城里發展回到村里的未婚女青年，不小掛爛了300元買的一條褲子，鄰居大嫂說：補一下還可以穿。女青年說：不要了，我出去一個晚上就可以掙一條褲子。乖乖，她絲毫沒有把賣身看成是羞恥的事，竟毫無顧忌的向人炫耀。

村子里道路硬化所需要的巨額資金，大部分村民拿不出來，其來源主要有兩個渠道：一是在外面搞經營，發了大財的人向村子捐贈，這部分資金數量很少。二是在外面當了大官，利用手中權力，在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鄉村的政策環境下，把家鄉建設列入“新農村建設項目”，申請到國家財政資金。這部分資金是農村道路硬化的主要來源。既然錢是這些人弄來的，道路就要寫到他們的家門口，至于是否不符合鄉村規劃就是次要的事情了。不僅如此，既然這些能人能弄到國家財政建設資金，村民集資向手握項目審批權的官員和跑項目的人送禮那就免不了，村干部也不能白跑路，多少也會分到一些?，F在村民最崇拜的是那些在外面發了大財，當了大官的人。大年初一，村民敲著鑼鼓，打著彩旗，鳴放鞭炮，到這些人家里去拜年，感謝他們給村子做了貢獻。過去大年初一村干部要到軍烈屬家里去拜年，現在由于當兵至少向有關的人員送2—3萬元的禮，村民感覺不劃算，沒有人服兵役了，村里也就沒有軍烈屬了。

在這里有必要提一下，香港有一個基督教基金會在西部農村建設中也發揮了作用。在人畜飲水、道路、橋梁建設、鄉村小學修繕等方面做出了積極貢獻，同時，他們也把基督教文化在西部農村傳播開來，道路兩旁大大小小的教堂就是基督教文化傳播的陣地。

不足一千人的小村莊，有兩個神漢和兩個神婆，他們家里掛滿了“有求必應”“神靈感應”的錦旗和牌匾。村民生了病不是先去看醫生，而是去找他們瞧病，這自然少不了要付給神的腳馬（神婆神漢）一定的費用。誰家找不到小孩，丟了東西，村民不報警（報警沒有用，警察沒有時間管村子里的事），先要去找神漢神婆幫助。

北方的鄉村春節期間有家家戶戶貼年畫的風俗，讓我驚異的是不少村民把毛主席像請回了家（村民把購買主席像從不說是“購買”，就像他們從不說“購買”門神、灶神，而要說“請”門神、灶神一樣，他們要把毛主席“請”回家）。我問他們：為什么要把主席像貼在最顯眼的位置？他們說：毛主席是農民的貼心人，一切牛鬼蛇神都怕他，把毛主席請回家，可以保一家人一年四季都平安。

以上點點滴滴是我在家鄉的一些見聞，反映了市場化大背景下農村的巨變。一方面，物質財富增加了，農民生產生活條件改善了，農村面貌改變了。另一方面，農村“三股力量”（黑惡力量，資本力量，宗教宗族力量）迅速擴張，它們占領者農村的政治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它們既各自發展，又相互勾結利用，使中國鄉村快速市俗化。在“三股力量”的共同擠壓下，農民特別是青年農民喪失基本的道德評判標準，榮辱不分，好壞不辨，有奶就是娘，有錢就是爺。農民對于來自外部的巨大誘惑和壓力，一方面表現出接納歡迎的態度，畢竟吃穿不用愁，生活越來越方便。另一方面，又表現出無奈何、不安和恐慌，他們不相信黨組織，而求助神的保佑，甚至把他們的大救星——毛主席，抬出來保佑平安吉祥，驅除妖魔鬼怪。政府如果不從根本上保護農民的根本利益，分析農村政治力量的角逐，而一味的采取輸血和所謂的和諧社會建設——和稀泥的政策，喂肥的只能是“三股力量”，餓死的只能是衣食父母。當然政府也就成了“三股力量”的政府。過去國民黨政府在農村不就是“三股力量”的政府嗎?前車之鑒，不可不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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