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的盛世危言
提要：2000年給朱镕基總理上書的著名鄉黨委書記李昌平，10年后再度語出驚人：近年連續出臺的涉農一號文件，目標與措施不配套，甚至南轅北轍
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李楊
“我叫李昌平，今年37歲，經濟學碩士，在鄉鎮工作已有17年，現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我懷著對黨的無限忠誠，對農民的深切同情，含著淚水給您寫信。我要對您說的是：現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10年前，李昌平的仗義執言猶言在耳。2000年3月8日，時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上書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镕基，痛陳農村存在的嚴重問題。
李昌平此舉震動中央，七常委動情批復，引發了當地一場大刀闊斧的改革，由此引起全社會對“三農”（農民、農業、農村）問題的關注。
2000年，李昌平當選《南方周末》年度人物。而他的那三句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也成為對“三農”問題最經典的概括。
此后，李昌平當過記者編輯，在國際著名的農村發展組織香港樂施會有過6年多扶貧實踐，現在是河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的研究員。
“我向總理說實話”10年后，2010年1月31日，就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連續第7年發布涉農的中央一號文件之際，始終關注“三農”問題的李昌平，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闡發了另一番盛世危言。
“公司+農戶”不能增加農民收入
《財經國家周刊》：你認為，農村目前的情況與你10年前給總理寫信時相比，改變沒有？
李昌平：10年來，三農變化很大。首先一個變化是農民負擔比過去大大減輕了。第二是糧食生產上了一個新臺階。我給總理寫信的時候，糧食產量處于一個低谷階段。第三個變化是，現在農村的醫療、教育、養老、基礎設施建設等，都納入到了中央財政范疇。但在改變的過程中，仍存在很多問題。
《財經國家周刊》：那么你認為，近幾年，中央連續出臺涉農的一號文件是否針對了農村的問題？
李昌平：最近幾年的一號文件細讀下來，我發現缺乏系統性和針對性，特別是提出的目標和采取的措施不配套，甚至南轅北轍。
《財經國家周刊》：請舉例說明。
李昌平：比如，有好幾年的一號文件目標都是增加農民收入，可后來采取的措施基本上都是減少農民收入的。
《財經國家周刊》：此話怎講？
李昌平：1985年以前，農村有很多萬元戶、專業戶，種20畝地，養20頭豬就是專業戶，就能成為萬元戶。那時的萬元戶相當于今天的幾十萬元戶。然而現在，種20畝地，養20頭豬，農民能掙幾千塊錢就不錯了。原因在哪？
目前中國政府增加農民收入采取的核心措施之一是發展現代農業。如何實現農業現代化？政府文件中所指的農業現代化道路就是“公司+農戶”，即由資本主導農業產業化、現代化，而非農民主導。最近兩年，有開始鼓勵和扶持農民將土地流傳給公司，農民作為股東和農工，或者佃戶和“計件工”。
資本主導下的農業產業化或現代化，利潤總是要流向產業高端。那么產業化程度越高，作為產業低端的農民，收益就越小。
《財經國家周刊》：按照你的說法，農業的現代化與農民增收背道而馳？
李昌平：不是這樣。因為農業現代化存在多種道路或模式，典型的有兩種，即菲律賓模式和日本模式。
1898年，美國從西班牙手中接管菲律賓。在美國的影響下，菲律賓的精英階層認為，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必須依靠資本的力量改造小農、農村和農業。于是，西方農業跨國公司和本國資本家下鄉兼并了菲律賓小農的土地，主導農業產業化，甚至控制了農村金融保險等領域。農民逐步退出農業產業和農村經濟的各個領域，成為資本的雇傭農工。然而隨著技術的進步，所需的農業工人越來越少，大量失地和失業農民擁進城市。但50年代中后期菲律賓的經濟危機日益嚴重，大量城市失業農民工不能返回農村了，菲律賓從此由“亞洲典范”國家走向內亂不斷的國家。這就是菲律賓模式。
日本模式不是依靠資本改造和消滅小農，也不是讓資本主導農業現代化，而是在限制大資本下鄉的同時，扶持小農組織起來，建立以金融合作為核心的綜合農協，變傳統小農為組織化的現代小農，包括金融保險在內的農村經濟都由農協主導發展。農民不僅分享種植業、養殖業的收益，還分享金融保險、加工、流通倉儲、市場資料生產供應、技術服務等諸多方面的絕大部分收益。日本、韓國以及我國的臺灣采取的就是這種模式。
菲律賓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曲折之后，已經認識到了本國現代化道路的問題，從六十年代中后期開始學習臺灣土改。亞洲的發展中國家人口基數大，人均資源少，依靠資本改造小農、農業和農村，我認為是難以走通的道路。
應針對農業發展的不同階段制定相應政策
《財經國家周刊》：目標和措施還有哪些不配套的地方？
李昌平：再有一個就是，我們沒有根據農業發展的不同階段制定相應政策。
《財經國家周刊》：你認為農業發展應分為幾個階段？
李昌平：農業發展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農產品短缺階段，以追求增量增長為目標。因為增產就可以增收。“勞動密集＋技術密集＋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是這個階段的農業政策要點。
第二個階段是主要農產品供需平衡階段，以追求價格增長收益為目標，這個階段增產往往會減收，要想增產又增收就必須追求價格（穩定提高）收益。以水果為例，供需平衡以后，產量增長1%，價格下降5%。減產1％，價格也可以上漲5％。今年廣西的香蕉賣兩毛多錢一斤，就是大幅增產導致的。山東的大蒜暴漲，主要是大幅減產所致。 “谷賤傷農”，是第二階段的常見現象。
這個時候怎么保護農民的利益？就需要依靠農民組織了。比如，臺灣有七八個生產柑橘的農協。假如預測到某年柑桔要增產10%，就意味著價格將下降50%。怎么辦？農協聯盟開會，產生一個決議，比如把一級品二級品拿去賣，三級品四級品堅決不準賣。價格比去年高一點，一級品二級品賣完了，錢也回來了。三級品四級品生產果汁，再不行做肥料或往海里倒。這個階段的農業政策要點是：“技術（質量）密集＋組織密集＋資本密集＋品牌密集”。
第三個階段是農業高度發達和高度市場化階段，追求市場份額收益為目標。這個時候農業政策要點是：“技術密集＋組織密集＋資本密集＋品牌密集＋國家產業政策扶持”。美國等國家就是扶持自己龍頭產業搶占別國市場份額，如美國扶持其四大農業資本集團占有了中國大豆極其產業的絕大部分市場份額收益。
《國家財經周刊》：目前，中國農業處于哪個發展階段？應該采取什么樣的相應政策？
李昌平：中國1982年實行包產到戶，1984年出現局部了“賣糧難”，1985年糧食供需平衡，用了3年多的時間解決了主要農產品短缺問題，農業發展從此進入了第二個階段，加入wto后，不少地方已經進入第三階段了。
然而，我們從85年至今，大部分農業政策依然還在第一階段。始終鼓勵農民以追求產量增長為第一目標。雖然也有“組織密集＋資本密集＋品牌密集＋國家扶持”，但，我們走了菲律賓模式，而不是日本模式。我們應該幫助農民組織起來，主導農業產業化，追求的是價格增長收益：應該鼓勵龍頭企業向海外進軍，占有更大的海外市場份額，而不是扶持龍頭企業下鄉搶農民和農民組織的市場份額。
“如果讓我制定一號文件”
《財經國家周刊》：假如讓你制定一號文件，你認為應制定什么樣的政策？
李昌平：一號文件應該確定的是農業發展的方向性問題、戰略性問題，并不斷總結實踐，典型引路。
首先，一號文件必須回答清楚，農村基本經濟制度還要不要，這個大問題要明確。
我國憲法規定，農村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土地村民集體所有”，“實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這兩句話在80年代是很明確的，但是現在基本名存實亡了。到底該不該消滅這個基本經濟制度？消滅了，那么下一步用什么來替代？農村基本經濟制度，是支撐農村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基石。不管學術界對“土地制度和雙層經營體制”如何爭論，在政策上這個問題都是必須要回答清楚的，不能含糊的。
第二，要分階段、分區、分權制定政策。
不同的農業發展階段要匹配不同的農業政策。我國不同地區處于不同的農業發展階段，有的還在第一階段，大部分在第二階段，膠東半島、遼東半島、海南島已經進入第三個階段，怎么能用同樣的政策呢？東北和西南有著不同的農業體系，幾大糧食主產區，要保證的是國家主糧安全，應該分區制定相應政策。
另外就是要分權制定政策，把相當一部分權力放下去，讓省市縣根據實際情況自己制定政策。
第三，一號文件要確定農業發展的主體和道路。中國農業農村發展的主體和主導是農民和農民組織，資本集團不是中國農業和農村發展的主體和主導，“公司+農戶”不是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主要路徑、更不是唯一路徑，甚至可能是錯誤的道路。我們到底應該選擇菲律賓模式，還是日本模式，或是中國模式？這些三農發展的戰略性問題，也是國家轉型過程中的根本性問題，是政策制定者及一號文件需要首先回答的問題。
第四，要改善財政“支持三農”資金的配置方式，提高財政資金“支農”效率。減少專項轉移支付，多一些一般性轉移支付；讓條條的權利小一些，讓塊塊的權利大一些；權力配置資源要盡量少，法律配置資源要盡量多；各級人大決策資源的使用，農民和農民組織主導資源的使用和監管，政府要協助農民和農民組織用好管好“支農”資金。
第五，一號文件要在調查研究和試驗示范的基礎上寫。上年的一號文件貫徹執行的如何，要回顧；新的一年應該推出一兩個不同區域、不同發展階段的典型，典型引導，以點帶面。（完）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