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每次回家總是轉車轉車再轉車，然后披星戴月走那條崎嶇的山路。

如今，這條路走得越來越稀了，不僅我，還有我曾經走出去和走不出去的鄉鄰。

家，對我來說嚴格意義上是指老家，作為人生特殊的記憶符號，實際上就是在小山村里靜靜撐著的幾間老屋，它們默默守望著我的精神家園。

山區的農村，經常是幾里路不見一戶人家，不見一個行人，在冬天的山野里，沉寂和蕭瑟彌漫著，除了間或幾聲狗吠，幾乎感受不到什么生機。

走在這樣的鄉村小道上，我知道，我的家鄉游離在人們常說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之外，不在中央的紅頭文件里，也不在各種報刊雜志里，而社會學、傳播學的學術分析，政策舉措，以及描繪的新農村美好藍圖，與這里毫不沾邊，甚至沒有可能作為一種話語方式，成為這個喧囂時代的陪襯。

1 出門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南方經濟特區的建立，最早吸引內地青壯年作為建筑工人蜂涌而至，接著是珠三角和長三角雨后春筍般冒出的勞動密集型加工企業需要大量廉價的勞動力，我的那些兄弟姐妹們就這樣相扶相攜地簇擁著膽怯地“出門”了，是的，家鄉把打工叫“出門”，或者“出遠門”。他們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是城里側目的“農民工”，是家里誠惶誠恐的希望。在這個隊伍里，有的人甚至無力湊齊足夠的路費，他們沒有明確的目標，也沒有什么技能，有的只是美好的愿望和勤勞的雙手。

那些年，誰家有出門打工的，誰家的境況確實有所改善，于是“出門”的年齡開始向兩極發展，大到五六十歲小到十五六歲都被打工潮裹挾著去了貼牌工廠，去了建筑工地，去了地鐵巷道，去了快餐廳，去了洗頭房…..

他們干著城里最臟最累最危險的活，不知道干過了能不能拿到工錢，當然，那些工錢是廉價的，是由著老板賞的。他們建設了別人的家園，卻荒蕪了自己的村莊。甚至，失去健康，失去自由，失去生命，失去尊嚴。

每次回家總會聽說誰誰被機床砸斷了手指,被鐵屑扎瞎了眼睛,誰家的姑娘學壞了,在外面不正經。還有誰被雷管炸死了,被樓板砸死了，被大火燒死了。再就是誰家多本分的孩子，卻因“出門”偷東西坐了牢。而這后一種情況，也是我在電視新聞里常看到的，每次播報到最后總要補充交待一句：“據調查，犯罪嫌疑人是安徽某地來本市務工人員。”

我家二叔的兒子，也就是我的堂弟，先是在工廠里偷點廢銅爛鐵，后來偷機器零件，后來偷器材，東窗事發，判了三年刑。急得二叔在家瞎折騰，又是求神問卦，又是請陰陽先生看自家的門向，勘祖墳的風水。為此二叔也專程來找過我，可惜我人微言輕，對上海的警方說不上什么話，終究沒能幫上忙。好在當時我妹妹也在上海一家醫療機械廠打工，能夠經常買點東西去探視，這才稍稍平復了我的歉疚。那些日子聽妹妹說里面的安徽人還真不少哩。我的那個弟弟三年后出獄，在家蟄伏了兩年，先在鎮上販魚，后又收點香菇天麻之類的去南方變賣，終沒賺到什么錢。他再次去上海時，承包了一家郊區的煤球廠，很快翻了身，據說現在有上百萬的家底了。

應該說絕大多數人，不象我那個弟弟，不象他一開始很急躁，沉不住氣小偷小摸地犯了事兒，也不象他后來幸運地發了財。他們只能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地為雇主賣力氣。他們清楚，你要人家的錢，人家就要你的命，于是豁出命來干。其實他們的胃口不大，只希望一年能掙個萬兒八千的，回家蓋房子，娶媳婦，買嫁妝，供孩子上學。

那些出門的女孩子，在語言上適應得很快，基本都能跟隨江、浙、滬、粵的當地人說一口俚儂的普通話，她們一段時期曬太陽少了，皮膚變得白皙起來，有的還燙了頭發，并染成金黃或玫瑰紅的顏色，耳垂上也配了一個發亮的東西，不是耳環就是耳釘，看上去已經和城市接軌了，但遺憾的是，你不能看她們的手，那是一雙布滿老繭和裂紋的手，清晰證明著長期干的是粗活。她們出門一兩年多數放了鴿子，在外自定終身了，很難收回來。這也導致家鄉的小伙子人人自危，稍有疏忽忙慢一慢就找不到老婆了。不過男孩子中，也有屌能的，不聲不響就帶個媳婦回來，湖南四川廣西云南哪兒的都有，還有把媳婦和孩子一起帶回來的，可謂雙喜臨門。這些孩子和這些家庭總會招來驚羨的目光，村民們會說，某某家運氣好，兒子有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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