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上網,看到一條消息--小崗村重走集體之路。

不禁想起今年清明時節回老家張村給爺爺奶奶上墳時的一件事。

爺爺奶奶的墳地在一片廣闊的玉米地里，去年的玉米桿都還在。我記得七十年代末，奶奶下葬時，這里明明是望不到邊的麥田，咋成了玉米地？而且，當年修的機井還在嘩嘩噴著水。

開農用車拉我們去的堂妹夫回答，種麥子那是集體的時候，分了田后，就不種麥子種玉米了。

咋地不種麥子了？

回答：種麥子要澆好幾次水，辛苦的很，個人咋能澆得過來，還有先澆誰家后澆誰家、誰白天澆誰晚上澆的問題，麻煩。種玉米省事，頂多就澆一次水，雨多了連水也不用澆，就都種玉米了。

是嘛。于是立馬想起過去的一個口號：集體的力量大無邊。

“集體的時候”，是這里村民的一句常說的話。在我們山里這一帶，有關集體的記憶或者痕跡很多。比如，現在村民們稱村委會，有時還忍不住叫大隊，甚至叫鄉里還叫公社。而在一些大村子，管理上要分幾個片，各片還是用小隊為正式的"官方"的稱呼，因為沒有更合適的單位名稱。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三十年的合作道路，集體的觀念畢竟還是扎了根了。

在大堂溝，曾經有一條石砌的號稱十里的引水渠，沿山溝路漫延出溝。1965年我們從北京搬到這里時，這引水渠里長年清澈流水，而且水渠修得很講究，每隔多遠，就有一個小小的水池。那時傳說，電影《我們村里的年輕人》，說的就是這陀羅山引水渠的事，也有說，電影是在這里拍的。當時我們小孩子還以為是真的，所以每次看那個電影，都注意尋找和本地場景相像的鏡頭。后來終于明白，那是藝術對現實的高度概括，那個時候在山西，幾乎所有山里的生產隊都在興修著水利設施，因為"水利是農業的命脈"，這不僅是毛主席的教導，更是缺水的山區的共識。

到底是好奇，有一次我問起我們村的村委主任，那個水渠是誰修的。他說，那是合作化的時候由七社修的。七社者就是七個合作社，公社化后就是七個生產隊。哪七個呢，他說，有陀羅村，東呼延，西呼延，合索村，水頭溝，水泉溝，還有黃龍王溝。人很多，就吃住在黃龍王溝村。他還提到，修這個渠質量要求很高，還測流速，要求達到多少多少流速。多少米一個蓄水池......但是，這么大的工程，只通了一次水到山外的東呼延。因為水的流量小，不夠用，最后也就是黃龍王溝村受益獨享了。

勢單力薄是現在農村的一個經常的感受。比如村里集體時打的井，年久失修不能用了。前二年，政府有關部門出資，讓打新井。請了專家來找井位，要說應該比過去高科技了，打了兩口井，卻都不出水，村里則無錢也無力再打井，實在是沒有集體時的那種心氣了。

今年杏子黃的時候，我們到山頂的大圪堆村玩，這個村子的村民都搬下山到忻州城郊區住了，現在是個空村子。我們碰上一個到山上種地的人，一問，是原來的大圪堆村的支書。他提到大圪堆在公社時候的輝煌，說是現在的產量不及當時的三分之一。而且，三年自然災荒時，村子里不僅沒有餓死人，而且是最富的時候，因為糧食產得多，高梁面可以賣到三十元一斤。那時自行車很貴，村里很多人都有自行車。他是從部隊復員回到村子，后來接班當上村支書。這山上有果樹，可以養牛羊養兔子，杏核可以賣大錢，當時他有個農林牧副全面發展的宏偉理想，正想大干一番，結果讓分田包干，各自單干，人心一下就散了，結果越來越荒涼。個人的生產力解放了，集體的生產力解散了。大家干活都覺得沒有奔頭，田地也就逐漸撂了。

我向黃龍王溝村七十歲的老支書求證大圪堆的這段歷史，老支書說是沒錯，別看大圪堆在山上，但是土層厚，不怕天不下雨，糧食產量高，那會兒比咱村富，還是種樹的先進。

如今在陀羅山四周的山村行走，常可以看到荒廢了的水利設施，生銹的斷裂的粗水管，時有時無的長滿荊棘的渠道，塌了或者半塌的石砌的涵洞小橋，有的還刻著學大寨或者艱苦奮斗的字，講述著那一段敢叫日月換新天的集體歲月。

寫于2009年9月19日星期六

請欣賞紀錄片《紅旗渠》主題歌《定叫山河換新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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