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幾年來的思考和行動小結
何慧麗
引子
2001年9月，我在而立之年進入北京大學攻讀城鄉社會學方向的博士學位。學習期間的前兩年，受惠于北京大學“學術民主和兼容并包”的優良傳統，在多元的知識汲取中，我逐漸接受了如下宏觀判斷——
長期以來，中國一直走的是以政府主導的方式，將人才、資源、資金等集中到城市，優先發展城市和工業的發展道路。無疑，走這條道路所取得的成績是舉世矚目的。
然而，這樣的政府主導的城市化道路，天生受到兩個國內基本矛盾的制約，一是基本國情矛盾，一是基本體制矛盾。主要表現為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基本國情矛盾，造成勞動力無限供給、小農村社經濟不斷細碎化，成為我國城市化過程中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極其嚴重的根源。主要表現為城鄉二元體制矛盾與相關制度安排的基本體制矛盾，既表現為城鄉經濟社會性質的差別，又表現為城鄉發展水平的差別，并在新的形勢下出現了城鄉的進一步“斷裂 ”。
這樣的城市化道路在當前及今后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之內，還遭受到外部制約因素——全球化國際環境的嚴峻考驗。經濟全球化以信息化為技術特征，以資本主義制度和標準控制為規則特征，以資本自由流動而非土地、勞動力為要素特征。經濟全球化在中國導致如下的相互關聯問題：外資在東南沿海賺取的是超額利潤；外資與過剩勞動力結合，導致勞動力難有談判地位；勞動力沒有向外轉移的更大空間的可能性；中國將長期出現三過剩——勞動力、資金和產品，以及這三過剩所導致的錯綜復雜的問題。
內外制約下的城市化、工業化道路，其后果之一是：加劇資源和能源的嚴重消耗和短缺程度。大量消耗和進口石油將造成世界石油市場的極度短缺和石油價格的必然上漲，以及其他相關嚴重問題；此外，城市人口生活用水的人均消耗量是農村人口生活用水人均消耗量的25倍以上，而中國又是一個水資源嚴重短缺的國家，到目前為止已有100多個嚴重缺水城市，300多個缺水城市。
后果之二是：即使最快的城市化速率也沒法很好解決農村過剩勞動力問題。即使每年順利轉移500萬以上，到本世紀中葉仍將有一半左右的人在農村。21世紀中國農民的問題體現為就業問題。而且在城市會造成貧民窟現象，到時社會治安、犯罪等問題就會非常嚴重。
后果之三是：小農經濟難以工業化，農業難以現代化。由于土地資源的極度緊缺，以及政府難以對小農提供齊全必要的社會保障，由此導致土地的保障性大于其生產資料性；技術、資金難以進入農業生產勞動；21世紀的中國農民“不得不”小農經濟。農業加入WTO，廣大小農將面臨殘酷挑戰和無可估量的損失。
知識分子能有機會介入到實踐之中，與基層的廣大干部和群眾相結合，從而實現自己“知行合一”的理想，這一直是古往今來知識分子渴望達到的人生最高境界。既然城市化、工業化必然導致“三農”問題的出現；那么，在改革開放的年代里，知識分子學著上個世紀晏陽初、梁漱溟等人的做法，走到鄉間去，一方面先“農民化”，向基層農民和干部們學習；另一方面，再“化農民”，以建設性的平和心態做些改善農民生產和生活條件的事情，也就必然會成為一種向往。2003年8月起，因著北京大學博士生的身份，心懷先輩和師長的訓導，我借著中國農業大學與河南省開封市“市校共建”的時機，來到河南省L縣掛職副縣長，開始了我一段重要的人生歷程和學術歷程：我要在實踐中豐富人生閱歷，在理論的指導下從事實踐，同時在實踐中提煉對本土發展有用的知識，我想做一個行動中的研究者。
一、農民合作自助
在政府追求現代化的國家結構和市場造成城鄉“馬太效應”的市場結構的雙重結構壓力下，在我國的“小農村社”村莊特性和制度約束下，農民形成了一盤散沙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形成了對改善他們的生活生產現狀不利的各種經濟、社會、文化心理現象，這將對農村和諧建設的實現、對全國小康社會的形成、甚至對社會穩定等問題造成嚴重的負面作用。除非通過種種方式把一家一戶的分散性小農組織起來，不但使在村莊里生活的小農能以規模化的方式對接科研單位，對接大市場，使農民在可以互助合作的領域進行資源盤活或共享、從事增收或節支的經濟活動；而且可以使被市場經濟所消蝕的村莊重新增強凝聚力，使廣大村民在經濟、文化、社會、政治等領域活出一種精神，活出人的自信和尊嚴。
基于此，我們希望在蘭考進行這樣的社會實踐：通過外部資源的激發和帶動，促成一些村莊的經濟組織、社會組織、文化組織的建立，漸進地改善村莊治理，探索出全面進行鄉村建設的內源性機制；為在工業化進程中留在鄉村的人找出一條全面小康的可行性之路。
總之，欠發達地區的農民，要想在發展中國家強勁的現代化發展勢頭中，使其生活和生產條件有所改善，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一盤散沙的小農狀態和不利的外部環境之間的矛盾；而解決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通過一些方式和手段使小農在某些領域合作起來，形成改善他們生存和發展處境的有效載體。促使農民在經濟、社會、文化領域嘗試合作，這是一個具有宏觀高度和歷史意義的現實起點。
如今，5個年頭過去了，豈今為止，蘭考農民經濟合作組織達到91家，參加農戶達 9792 戶，人口數量41903人；帶動農戶 27649 戶，人口數量116125 人。合作社參加和帶動的農戶數量在全縣農戶中的比重占 22.8％ ；其所涉及的人口數量約占全縣農民數量的 22.6％ 。至于農民社會合作組織——老年人協會，以及農民文化合作組織——文藝隊已在全縣的村莊得到普及，其中，優秀的文藝隊多達40支，優秀的老年人協會多達30余個，獲得國家民政部級獎勵的有兩個。
經濟蘭考農民合作的試驗結論是——
1、兼具綜合與專業特點的農民經濟合作制度
中國農村的經濟制度基礎是“小農村社經濟”，是一種以農村血地緣為邊界的、內部化的“兩級構造”（村集體和農戶）、“兩權分離”（村集體共有，使用權歸農戶）的土地產權關系。這是一種對內不排他而對外排他的產權關系。這個概念與近代日本、韓國、臺灣等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的農村基層經濟主體不同，他們只有完全私有化的“小農經濟”，并無村社內部共有制經濟。我們只有立足“三農”的“小農村社”制度的現實基礎，對歐美模式和東亞模式進行糅合，才能新生出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民經濟合作制度。
就蘭考縣幾個經濟合作社的試驗證明的道理，應該說是適合廣大中西部農業大縣的農民合作社生存和發展規律的，在專業合作社法剛剛生效的今天，這些經驗尤其顯得寶貴。這些經驗總結起來就是：
其一，經濟合作社多元的、綜合化經營，對服務于農民和實現合作社的可持續發展都是一個關鍵因素。中國的農戶規模普遍偏小，農民本身的專業化程度就很低，大多數農民既種小麥或水稻，也種些蔬菜、五谷雜糧，還可能種些經濟作物，養些豬、牛、羊、雞、鴨等家禽家畜，這些農副產品，有些是供自己食用的，有些是拿到市場上去賣的。農戶的兼業化經營使得農業商品化程度較低，這使得任何專業性的合作組織因每個服務對象的業務數量少而很難在經濟上對外盈利。所以，多元的、綜合化經營，對服務于農民和實現合作社的可持續發展都是一個關鍵因素。
其二，在中國現實條件下，發展合作經濟，要充分利用社區這一組織資源，發展社區化的綜合性的農民經濟合作。在中國現實條件下，發展合作經濟，要充分利用社區這一組織資源，發展社區化的綜合性的農民經濟合作。社區組織作為村社自治體，有權對社區內部各種資源進行綜合經營，將外部市場關系內部化，使社區內不同產業之間資源和收益（生產要素和社員收入）的整合、配置趨于形成平均利潤率，從而達到以工補農建農的目的。其實，我們在村莊這一農民基本生產、生活單元搞農民經濟合作，也是希望為村兩委等村莊正式組織的功能轉化提供一個時機，也為他們的改善提供一個合作的經濟基礎。社區經濟發展離不開經濟合作。
在村莊層面上，成立以村黨支部為監督力量和指導力量，以經過培訓和教育后的自覺自愿的農民形成具有包容性的經濟發展合作社，由適合村莊資源基礎條件的專業合作社或者專業協會組成；即使是某一產業優勢為主的專業性合作社，在中國當前特有的“小農村社”的“兩級產權構造”（又叫“統分結合，雙層經營”）制約下，以村兩委為主的社區合作管理干部們，對專業性合作社的發展提供土地、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的支持和幫助。
其實，合作的政治、合作的社會、合作的經濟、合作的文化是四位一體的。這也是蘭考合作組織發育過程中積極借用村兩委等體制內資源，促進村兩委職能轉變為地方自治功能、促進村里人群（如階層、代際）關系改善的原因所在。我們希望一個村莊里的黨支部、村委會、合作社等組織的干部能夠交叉任職，相輔相成，在國家力量逐漸退出村莊、將來會以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各種民間組織也會越來越多地介入鄉村建設的條件下，整體地、循序漸進地形成村莊各種公共品的積累機制，滿足村民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衛生、科技、教育等全面發展的需求。
其三，農民的經濟合作以專業合作走向市場。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會超越社區的界限，要求在更廣的范圍內發展多種形式的聯合與合作。專業合作與社區合作是相互服務、相互促進和共同發展的。沒有各種專業合作的內容，社區合作固然是空中樓閣；沒有社區合作的依托，各種專業合作也只能是無本之木。專業合作則可以通過在生產、流通、加工等環節的合作，解決了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促進了農戶生產的專業化、規模化和市場化發展，切實加強社區合作的“生產服務、管理協調、資源開發、資產積累、社會保障和社區安定團結等”功能。我們在試點村中已經摸索出了市場前景看好的專業合作領域：如胡寨合作社的原木畫加工業、南馬莊合作社的無公害大米加工廠，賀村合作社的生態建筑等。
其四，農民的經濟合作項目大致包括四項：一是先搞盤活資源性的項目，如資金互助等，它不涉及不可控的外部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問題，只要通過內部制度化就可以避免，相對而言容易操作些，蘭考三個試點村（陳寨、南馬莊、賀村、）都有資金互助項目；二是搞與種養殖業相關的統購項目，以合作社的組織優勢對消費權進行壟斷，為社員節約開支，在統購種子、化肥等農資方面南馬莊合作社無公害大米協會、胡寨合作社做得最好；三是搞統銷型的項目，指在通過在這些領域方面的規模優勢而在市場中有一定的談判地位，南馬莊無公害大米、胡寨紅薯、胡蘿卜等的統銷行為均有一定的成功經驗。四是與生態經濟有關的生產、加工等項目，如綠色蔬菜產業、無公害大米加工廠、生態建筑等都在嘗試著做。
2、農民社群文化合作
蘭考農民合作的社群文化組織，作為滿足農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社會性、文化性、群體性需要的非贏利型組織，主要有兩種：一是老年人協會，二是文藝隊。
老年人協會希作為老年人進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提高的自助組織，在一系列制度安排中努力實現著“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救、老有所學、老有所為、老有所樂”的目標。老年人協會的文化娛樂、為老年人提供物質資助和精神慰藉、維護老年人合法權益、調解村莊矛盾、制作十二生肖、改善村里衛生條件……所有的這些活動，所有的這些行為背后的信念和知識支撐點，都是一個社群的生活方式中所需要的，都是對社區生活有著整合意義的。
村莊文藝隊也是一個小結構：秧歌隊；腰鼓隊；盤鼓隊；地方戲曲。農民文藝隊在使農村走出文化困境、創造有利于村莊發展的公共輿論氛圍、建設良好的村風村貌方面作用很大。農民文藝隊也對經濟合作社有良性的促進作用。農民文藝隊在走向市場方面的探索，對它本身在市場環境下如何具有發展的可持續性意義重大。
在那些資源短缺到維持生計都困難的農村地區，市場化已經過度；農民在“溫飽有余、小康不足”的基礎上能夠發揮合作效益的領域不多。因此，非經濟領域的能夠充實農民閑暇的合作可以多搞。L縣農民合作的實踐經驗之一就是農民文藝隊和老年人協會的成功，這種農民自助組織是真正的低成本、低風險、高實效的。文藝隊和老年人協會可大面積進行推廣，問題在于原本不多的成本誰來付。申端峰提出采取“多元主義模式破解資金籌集難題”——“政府補一點，村里拿一點，外出人士捐一點，自己掙一點”的思路，也許可以借鑒。
農民社群文化合作，主要包括兩大重要部分——老年人協會和文藝隊；而文藝隊又主要包括三部分——秧歌隊、腰鼓隊和盤鼓隊，當然也有地方戲曲等進行補充。我們希望通過農民合作的社群文化達到“文化自覺”的境界。也就是說：在農民經濟條件不可能大幅改善的現狀下，在由發達國家主導的消費主義生活方式遭遇生態破壞、環境污染和資源枯竭等嚴重問題的全球背景下，我國的農民在社群文化合作之中倡導一種新型的“重生態、重合作、低消耗、高福利”的新文化、新生活方式，為農民的生存處境和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自主”地提供一種人生觀、世界觀和活著的價值文化系統，那么，必會達到費孝通所言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覺”的最高境界，這必將是在已陷入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內心極度沖突的困境之中的西方文明不能持續時，對人類的一種全新貢獻。
總之，新農村建設的主體，是由鄉村黨政組織主導下的、類似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農民合作的文藝和社會性組織在內的鄉村農民自助組織。應該在黨、政組織的主導作用下，調動一切社會力量和資源，幫助、鼓勵、扶持以農民為主體的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
我們堅信，只有把農民以村社為基礎單元組織起來，形成一個個健康的、自助的、合作的社會性組織、文化性組織，經濟性組織，用以解決村莊中絕大多數農民的村莊層面之上的整體性問題，并且以此為基礎，向村際之間的橫向合作、鄉、村之間縱向合作延伸，中國的新農村建設才會大有前途。
二、城鄉互動互助
1、農民合作和城鄉互動的發展過程之事件
農民合作社為農民的規模生產和標準管理提供了社會基礎和組織基礎，為實現農產品的可追溯，從源頭上杜絕有毒食品提供了制度性保障。2005年以來，河南蘭考南馬莊合作社，以農民自助組織內部相互支持和監督的方式生產出無公害大米等健康農產品，用實際行動，為城市居民消費安全的、可追溯食品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基礎。
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５日晚上，以蘭考縣陳寨合作社、賀村合作社、南馬莊合作社組成的蘭考縣農民合作聯社文藝隊，登上了中國農業大學報告廳的舞臺，與中國農業大學工會、中國農業大學農村發展研究會、城里打工者、城市社區居委會一起，共同演出了一場以“迎百年校慶農民歡歌，建和諧社會你我同歡”為主題的文藝晚會。此次演出是城鄉文化互動的一個典型表現。
2005年11月，南馬莊經濟發展合作社經過六統一（統一供種、統一農資、統一技術服務、統一加工、統一包裝、統一品牌）生產的無公害大米，在“劣幣驅逐良幣”的過度市場化機制中遭遇銷售困境。
2005年12月6日，南馬莊無公害大米鄭州二七區苗圃花園社區店，在二七區區政府、苗圃花園社區黨支部和居委會的支持下開業。
2005年12月底，南馬莊第一批10噸大米拉到北京。在他們進批發市場和其他市場幾乎無望的情況下，2006年1月2日，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教授何慧麗、南馬莊村支書、合作社獨立監事長張硯斌、合作社副理事長付玉平、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志愿者常竹青等人，在北京烏有之鄉書店對廣大知識分子和普通北京市民做了一場“城鄉居民互助合作，共同創建和諧社會”的講座。其間向聽眾訴說了南馬莊無公害大米銷售過程中所遭遇的種種挫折，并求教于各位熱心聽眾。
２００６年1月4日，《競報》以《副教授北京賣大米遭冷遇》為題一整版報道此事，從而“教授賣米”一事引起全國媒體競相報道，媒體的幫忙造成巨大的社會效應，北京、鄭州等地市民和組織競相購買南馬莊無公害大米，短短的一個月內，南馬莊無公害大米銷售量達100多噸，使銷售問題得到緩解。
基于南馬莊生產合作社的制度基礎，以及經媒體報道無公害大米在北京乃至全國的良好聲譽，我們決定采取種種方式、多條腿走路的辦法賣米。包括：1月2日起在烏有之鄉書店持續賣米，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持續賣米，2月9日到10日中國農業大學東西校區社區煮粥現場賣大米，１月22日在宣武區半步橋街亨達萬隆市場租免費的鋪位賣米，3月15日在北京華聯的6個超市以及朝陽百貨商廈等超市賣米（此后近兩個月，每周末兩天時間內，有中國農業大學、北京航空大學、中華女子學院、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三農學生社團成員在超市為大米做促銷活動）。幾乎與此同時，我們開始醞釀一種新型的市場機制——購米包地。因為我們清楚，當前的過度化市場機制是不利于生產者和消費者的，也不利于城鄉良性互動的形成。購米包地的主意起初源于某天何慧麗與一個北京張姓市民的電話交談。張姓市民說你們可以在將來搞認地包米之類的事情，肯定有市民愿意參與。何和其他志愿者后來就一直用“購米包地”一詞來概括這一可能有利于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城鄉互動新機制。
2006年4月27日晚上，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著名學者汪暉（清華大學）、祝東力（中國文學理論研究院）、黃平（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韓德強（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何慧麗（中國農業大學）以及戲劇家黃紀蘇（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等人在北京烏有之鄉書店發起成立“北京文明消費合作社”，每人預交100元定金，與南馬莊合作社簽訂購米包地協議，預購合作社社員當年的大米。當晚有企業家、學者、學生、媒體工作者參與了購米包地儀式，有17位北京市民簽訂了購包半畝地的合同，并預交了購米包地訂金。當晚，韓德強在講話中提出，“購米包地”這種機制可以稱之為虛擬的“北京消費合作社”。在簽訂合同儀式上，廣州貝龍環保熱力設備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處總經理畢誼民（代表市民一方）與南馬莊無公害大米合作社監事長、南馬莊村村支書張硯斌（代表社員一方）舉行簽合同儀式。
當年包括廣東貝龍環保熱力設備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總經理畢誼民、民革中央副組委蔡永飛、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部長林家彬等人在內，有79戶市民和單位成為購米包地成員。
同天上午，包括蘭考縣南馬莊合作社、胡寨合作社在內的全國７家合作社組成的國仁綠色聯盟也成立了。從此，國仁綠色聯盟作為購米包地活動乃至衍生出來的國仁城鄉合作中心的協作單位，一起為食品安全和城鄉互動的事業而奮斗著。
2006年10月1日——3日，北京參與“購米包地”行動的市民代表20余人，組成“北京—蘭考城鄉互動第一團”到蘭考南馬莊村去旅游考察，在自己包的稻田里收割水稻，與給自己生產大米的米農互動交流，進行“新農村建設旅游”。相關報道見《汴梁晚報》文章“市民——農民稻田里面結友誼”，《競報》文章“北京包地市民蘭考看稻”、《北京晚報》文章“‘包地’市民蘭考割水稻”等。
2006年11月6日下午，在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會議室內，5名北京市民消費者代表和5名南馬莊生產合作社代表面對面坐在一起，在中國農業大學舉行2006’新米價格聽證會，市民和農民面對面商談價格，在相互替對方考慮的基礎上，最終由中國農業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學者仲裁出了2．5/斤的大米價格。這是城鄉“公平貿易”的典型嘗試。關于購米包地價格聽證會的實況，有《文匯報》、《北京青年報》、《中國經濟時報》、《農民日報》、《北京晚報》、《北京晨報》等十余家媒體給予報道。
2006年12月9日，在中央電視臺與國家環保總局共同舉辦的中國環境大使頒獎晚會上，白巖松（著名節目主持人）、陳佩斯（著名藝術家）、關牧村（著名歌唱家）、許嘉璐（全國人大常委）、楊瀾（著名節目主持人）、溫鐵軍（著名三農問題研究專家）等6名新當選的中國環境大使發出了“文明消費、維護環境、公平貿易、城鄉和諧”的倡議：
１、尊重在田間地頭辛苦勞作，為我們生產健康食品的勞動者；善待農民，善待身邊從農村來的打工者；主動倡導公平貿易，促進市民與農民之間的和諧，以實現城鄉之間的良性互動。
２、身體力行地推進有利于恢復生態和保護環境的有機農業生產，推進有利于“文明消費”的市民自己的組織，自覺避免過度包裝、鋪張浪費等不文明行為。
３、從自己和家人、朋友做起，從身邊的小事做起，進而發動國人廣泛參與全社會的文明消費，以自身點點滴滴的節約實踐來推進可持續的生活方式。
多年打下的農民合作社基礎，一年“購米包地”機制的嘗試，城鄉互動第一團成功的城鄉社會、文化互動經驗，一個志愿者團隊的形成，水到渠成地，在12月26日，國仁城鄉合作中心于中國人民大學揭牌。
應運而生的國仁城鄉合作中心，為知識分子倡導的食品安全和城鄉合作可持續發展良性互動，搭建了一個平臺。國仁城鄉合作中心，是依托于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的非贏利企業組織，其宗旨是：積極響應黨中央提出的以人為本、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城鄉統籌發展的精神，以一系列促進城鄉互動交流的具體可行方式，諸如購產包地，有機生產和消費，新農村建設旅游、城鄉社會文化互動等系列活動，大力踐行“文明消費、安全生產、公平貿易”理念，引領“健康、文明、環保”的市民生活方式新潮流。中心致力于探索有利于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新型市場運作機制，最大限度保護城市消費者和農村生產者的利益，為新世紀的城鄉良性互動發展、城鄉和諧建設做出應有的貢獻。
2007年3月15日，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舉辦了《3.15文明消費與食品安全》座談會，與會者熱烈響應“１２·９”共識，在“文明消費、維護環境、公平貿易、城鄉和諧”的簽名薄上簽名。
2007年4月30日，由中國農業大學校工會、離退休處、社區居委會、小區物業管理部、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北京老科學技術工作者總會中國農大協會、農村發展研究會等單位，與國仁城鄉合作中心、國仁綠色聯盟一起，聯袂發起“北京社區文明消費行動計劃”，第一站在農大工會院內舉行，主題是“食品安全與城鄉互動”。會上提出“綠色奧運、和諧社區、健康家人、城鄉互動”的倡議，希望在踐行共識方面做出一定的探索和努力。當時有幾十種生態、健康產品展出，當天的銷售額約為５００元左右。北京電視臺、《北京晨報》、《中華合作時報》、《中國質量報》等均對這次活動進行報道。
2007年6月底，國仁城鄉合作中心第一家健康農產品配送店在宣武區右安門內半步橋街天隆華美市場（原來的亨達萬隆市場）開業。配送店由劉丹具體負責，李景順負責配送。后來，此配送店演變成國仁城鄉互助合作社，作為國仁城鄉合作中心的一個實體部門，進行“城鄉公平貿易”的探索。
2007年7月6日，國仁城鄉互助合作社首批社員入股儀式暨北京社區文明消費行動計劃第二站，在北京東四二條奧林匹克社區居委會舉行。有河南省蘭考縣南馬莊經濟發展合作社、河南省蘭考縣胡寨經濟發展合作社、北京市密云縣西灣子村合作社、河北棗強有機小農安金磊、北京市順義區花梨坎有機小農崔建和入了生產者股份，共130股；由北京商業管理學院楊謙先生、中國人民大學溫鐵軍先生、中央黨校靳薇女士、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科馬凱先生、市民雜志社黎光壽先生、北京市民劉丹女士、中國農業大學何慧麗女士等入了消費者股份，共170股（后來還有一些市民陸續加入）。其間舉行了有機小農和合作社生產者代表與消費者代表“手拉手”活動，每人頒發了“文明生產”和“文明消費”的證書。當天的產品展示活動吸引了很多市民消費者，銷售額為５００元左右。
２００７年８月—９月，國仁城鄉互助合作社吸納了山西壽陽小雜糧合作社的綠色產品，以及內蒙古自治區鄂倫春旗的森林產品，既有產品已達５０余種，已經小有規模。但店面因為在北京相對較窮的社區，自開店以來三個月的銷售額僅是針對部分社員的，才有４０００余元。看來，重新尋找較好的社區和地段，發現和培養新的社員，推動合作社的工作，已經迫在眉睫。
２００７年９月９日，劉丹和李景順將店里主要產品拉到了天通北苑張超處。張超是中國和諧社區網的負責人，熱心于城鄉互助的事業，愿意參與到國仁城鄉互助合作社的具體行動中來。
2007年10月15日，濟南好運順茗茶平價銷售公司愿意在北京分店里面讓出一塊空間，供城鄉互助合作社產品陳列和服務社員用。當天上午，著名“三農”問題研究專家溫鐵軍和好運順茗茶平價銷售公司總經理徐躍華先生一起，為國仁城鄉互助合作社店面揭牌。此新聞被《中國青年報》、《京華時報》、《農民日報》、《中國合作經濟》、《中國經濟時報》、《北京電視臺》等媒體大力報道。
自此以后的一個月內，一直到２００７年１1月１４日，張超和劉丹主要負責國仁城鄉互助合作社的生存和發展工作，此外還有吳瓊、彭志剛等志愿者。合作社服務社員的銷售額達到9000余元，依托合作社所舉辦的“國仁論壇”也正式開講，合作社的發展前景看好。
2007年11月15日起，成立國仁城鄉互助合作社“三人領導小組”：組長：何慧麗；常務副組長：袁清華；組員：袁小仙。從此，合作社在整合資源的基礎上更為穩妥地發展。
在國仁城鄉合作中心成立前后，除了上述志愿者之外，還有一些志愿者如白明、王鑒斗、王佩東、宋寶齡等志愿者，他們的付出都有力地推動了國仁城鄉合作中心的成立和發展。
2、關于國仁城鄉互助合作社的幾個方面
宗旨是：響應執政黨十七大建設“生態文明” 的號召，倡導“健康農業、文明消費、公平貿易、和諧城鄉”，推動食品安全，促進城鄉統籌和可持續發展。
定位是：借鑒國內外經驗，立足社區與農民生計，著眼生態文明與人民健康，探索都市農業，形成有利于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運作機制，推動城鄉民眾的和諧社會。
性質是：作為國內首創的集消費者與生產者合作為一體的“民有、民治、民享”的非贏利機構，大凡有共同生活追求的市民和符合一定條件的合作社及有機小農，只要遵守章程制度，都可以自愿加入。
關于工作方面——
（1）生態農業的試驗與基地建設
以生態農業工作室為依托，開展有關的技術與管理培訓，配合各地有意愿的小農或合作社向有機農耕轉型，協助探索適合本土的可持續農耕技術與生產模式，降低生產成本，監督保證農產品質量。
（2）健康農產品的共同購買
在城市社區發育共同購買小組，組織共同購買活動，并促使共同購買小組自身與基層有機生產小農或合作社的直接互動。
（3）舉辦國仁論壇，形成新的消費文化
通過培訓、講座、參觀、體驗、品嘗會、看電影、組織農村生產者和消費者見面會等不同形式，讓社員、其它消費者和志愿者了解各地新鄉村建設的情況和有機生產者的故事、探討當前的食品安全問題、學習國際消費者運動的經驗和家庭健康飲食與保健方法等，創造新型消費文化與生活理念，建立公眾參與平臺與大學生志愿者網絡。
（4）推行都市農耕
在城市社區推動垃圾分類，講授廚余堆肥、利用陽臺或花園種菜養花的方法；在條件成熟的地方，協助開展社區公共農園的建設。
結語
現在中國人地關系緊張，生態承載量已漸趨極限，在全球資本化的市場力量支配下，城鄉差距、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差距太大，中國的地方（尤其是傳統農耕區）日子不大好過。如果我們能夠通過“農民合作自助和城鄉互助發展”的方式，探索出一條低成本、高實效的鄉村建設路徑，那可是功德無量的事業。因為，這樣的鄉村建設與城鄉關系建設是不以污染環境、高能耗、使人身心俱損、村莊失序、社會不穩定等等后果為代價的。那么，當真的有一天，生態災難、能源枯竭、食品毒化、金融打頭的經濟危機來臨的時候，依靠這些曾經有過的經驗，這個民族的大多數人還可以活下去，這個社會及其政權就不會出現大的動蕩。
十七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后，國家今后的走向，政治主旋律是“社會和諧”、“城鄉統籌”；經濟的主旋律是從當前外向依附型經濟結構過度到擴大內需型經濟結構；從現在的資本經濟改變到將來的生態經濟、可持續經濟；而城市化、工業化的發展思路要變為“城鄉一體化”、“以工帶農”的方式發展。所以，我們一少部分人的小可行動，自然與社會宏觀大勢還是合拍的，因此，行動還要繼續，思考永難停息。
謹以此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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