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的“百年鄉戀”
來源：中國合作經濟2008年第9期
曹錦清:記錄中國農村的真實回音
曹錦清，1949年生于浙江蘭溪市，1982年畢業于復旦大學哲學系，1986年在華東師范大學獲碩士學位，曾任教于上海市城建學院，現為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院教授，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社會轉型比較研究、鄉村社會變遷研究。著有《現代西方人生哲學》、《平等論》、《當代浙北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合著）、《中國單位現象研究》、《黃河邊的中國》、《中國七問》等。
曹錦清和《黃河邊的中國》
2008年9月3日下午，見到曹錦清的時候，上海市委召集的理論界專家座談會剛剛結束。會上，每位專家有十分鐘的發言，他被安排在最后一個，輪到他發言的時候，市委書記俞振聲說：“曹錦清，我看過你的書，別人講話在十分鐘以內，你可以講十五分鐘?！辈苠\清在會上講了他所關注的新時期城鄉關系格局中出現的的新“三農”問題：農地、農產品和農民工。他說，“三農”問題在上海不明顯，但在全國，很重要。
很多人看過他的一本非常有名的書，名為《黃河邊的中國》。這本書在一年之內加印四次，是他用三個多月時間，在中原腹地河南省的十多個縣鄉村中深入農戶實地調查，和農民促膝相談獲得第一手資料結集而成的。這本書在描述和對話中展現出作者的感悟和思考，描繪了當時中原農村的實際情況，在不少地方也鮮活地觸及到了鄉鎮干部的內心痛苦，表現了他們對于“三農”問題的焦慮。2000年9月出版后，隨即便在第二年的全國“兩會”上成為代表們關注“三農”問題的觸發點之一。2001年的上海黨代會上，《黃河邊的中國》“洛陽紙貴”，一度脫銷，它被評論者稱作“一個學者面對中國農村而發出的真實回音”，“既沒有高深莫測的學究氣，也沒有居高臨下的官僚氣，更沒有裝模作樣、弄虛作假的市儈氣”。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手一本，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看完這本書后，兩個晚上輾轉反側，為中國農村和農民的現狀深深憂慮。至今，人們在談到“三農”問題的時候，《黃河邊的中國》仍是被用來舉例引用的首選書之一。
跟外婆在浙江農村長大，小時候的曹錦清在青山碧水間曾經玩過土、放過牛，盡管有過從牛背上不止一次掉下來的經歷，但鄉村生活給他留下的印象卻始終美好。曹錦清說，上世紀七十年代，電影放映之前，都要加放幾條新聞或者一部紀錄片，每當看到田野中的農民因糧食豐收而喜悅、展現出張張笑臉的時候，他都會忍不住掉下淚來，感嘆：中國的農民，生存不易。1958年到上海，至今整整50年了，曹錦清說，他自己一直沒能融入上海的市民社會，和生活在高樓大廈環繞的城市叢林中相比，他更愿意置身于農村純樸的鄉音鄉情之中，和那些善良勤勞的老農嘮嗑，談談收成，開懷暢飲，樂成一團。
八十年代初，中斷了40多年的國門打開，西方的許多理論著作和思潮蜂擁而入，全盤西化、政治民主化的話語甚囂塵上，許多知識分子急于擺脫原來的話語體系，想從西方的話語體系中尋找對生活的解釋，同時也尋找自己和整個民族的出路。他們在一種急切渴望中華民族盡快擺脫落后局面、迎頭趕上西方諸強的心緒中，不斷拿西方的理論來觀照中國的現實，指出中國應當如何如何。曹錦清也曾很熱心地關注過哲學和天文學，希望能從浩瀚的宇宙和玄妙的六合之外尋找人生的意義和終極答案。他寫了一本《西方人生哲學》的書，但很快就發現所謂的哲學研究解答不了終極意義這個問題。對中國歷史深有研究，好學深思的他開始漸漸領悟到，與其討論虛幻的意義問題，不如從頭做起，研究社會本身。文化研究的宗旨應該是“返回國情，返回實證”，知識分子應當回歸腳下的土地，去讀社會這本敞開的無字的大書，關注社會，關注民生，與其說中國應該如何如何，不如靜下心來，認真反思一下，中國當時的現狀是什么？為什么會是這樣？在這樣的前提下，再去探討中國可能是什么，應該是什么，中國往哪里走？這才有了他和同事歷時4年，到浙江農村調查研究之后出版的《當代浙北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之后，他把研究的目光轉向了中原農村。
為了寫作《黃河邊的中國》，4個多月的時間里，他在河南跑了東西南北的十幾個縣鄉，走村串戶，和黃河邊的莊稼人同吃同住，促膝相談，感受、觀察、聆聽、解讀，分享他們的希望和快樂，分擔他們的苦惱和憂慮。通過長期的調查研究和思考，曹錦清對這個急劇變化中的中國“三農”問題有了自己獨特的理解和認識?！ ?/p>
三千年未見之大變局
有人說曹錦清是最早將“三農”問題擺到足以影響中國發展進程這一高度的學者之一。他認為，“三農”問題關系到國家的整個發展戰略，要從國民經濟一盤棋的宏觀角度去尋找問題的根源和解決的辦法，而不應該是就“三農”論“三農”。在他看來，應該把改革開放30年，放到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時代背景中考察，把新中國放到近150年的社會背景中來考察。改革開放30年最普遍的提法就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如果把中國社會放在世界歷史的背景下來看，這個轉型，實際上還可以看作是從農耕社會向工商社會的轉型，而百年中國就處于這樣一個轉軌的過程當中，這是中國的宿命。百年多來，中華民族從未放棄過追趕富強的目標，我們的民族正是在追趕的這個原動力促進下才富強起來的。
曹錦清認為，中國由農耕社會向工商社會的轉型是被迫而不是自發的，是“外塑型”而非“內生型”，相對于那些以市場為導向的早發的轉型國家，中國沒有一個可以把大量剩余勞動力向海外殖民地轉移，以減緩內部壓力的空間。那些早發的轉型國家，可以掠奪殖民地的財富，輸入到本國，為工業化提供原始積累，而后發國家不僅不可能從海外獲得必須的原始積累資金，相反，從鴉片戰爭以后，不斷的割地賠款使得整個清政府的血液向外流，終于在變法的呼聲中悄然謝幕。新成立的國家為了追趕列強，不得不采取以政府和國家為主導的政策，采取推進戰略，從意識形態方面推動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推動社會的工業化和城市化轉型，這是中國社會發展的特殊規律。為了盡快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轉型，為了早日實現現代化，原始積累只能從國家內部挖掘，從落后小農經濟中得來。新中國成立后的經濟發展，就是通過實行合作化運動和國家統購統銷政策，高強度地提取“三農”，尤其是將農業的產出，用于工業化和城市化建設的。
伴隨著中國社會的急劇轉型，出現了許多新的問題，改革開放30年來，農村生產力大解放，剩余勞動力不斷向城市轉移，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出現了近兩億和平流動的農民工，他們在流動中尋找著新的機遇，尋找新的生存和生活方式，這些廉價勞動力為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同時也用他們打工的收入為貧窮落后的農村帶來了不少新的變化，這是中國三千年未見之大變局，影響到了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
“三農”問題主要是中西部問題
曹錦清認為，所謂“三農”問題，主要是中西部問題。這里所說的中西部地區不是一個地理概念，而是指傳統的漢族農耕區，如河南、陜西、四川、山西、云南、貴州、湖北，以及山東一部分、甘肅大部分等，西部地區主要是內蒙古、西藏、青海等少數民族地區。而東部沿海地區，尤其是蘇南，所謂的“三農”問題在改革開放之初就不很明顯，因為當時那些地方的大部分農戶家庭的經濟收入重心已經從農業轉向了工商業，地方財政的收入重心也從農業轉向工商業，在鄉村集體企業發達的地區已經進入“以工業反哺農業，以城鎮帶動鄉村”的新發展階段。與此相比，由于中西部地區的發展速度太慢，工商業發展的空間大多已經被擠占，大部分地區還要靠從剛剛解決溫飽的農民那里提取剩余，以確保農副產品與農村剩余勞動力對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低價供給，并通過大量占用農民耕地來進行工業化和城市化建設，因此“三農”問題首先在這些地區凸顯出來了。1994 年的國地稅務分置使得縣鄉兩級財政逐步萎縮，不斷膨脹的縣鄉政府機構和所謂的九年義務教育制達標評比促使縣鄉兩級財政支出不斷擴大，糧價一路走低，國家的保護價也起不了保護作用，農民種田已無利可圖，這一重(農民負擔持續加重) 一低(農副產品價格走低) ，加上圈地運動的加劇，終于導致了李昌平上書朱镕基總理，說“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上個世紀末，“三農”問題已嚴重到極限。
在曹錦清看來，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一切都有它的歷史原因，“三農”問題在九十年代中期的凸現，也不是無緣無故的，究其淵源，有其必然性。中國的發展來的太晚，不可能循序漸進地重復西方發達國家早期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的各個階段，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西方國家幾百年發展的任務，所以中國發展的一個特點就是要濃縮這個過程，高強度地提取“三農”，用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建設，這也是和中國的國情相符合的，無可非議。但是，當工業化、城市化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工業和城市自身的增長能力已經形成，無須取之于“三農”的時候，國家就要考慮減免農民在發展第一階段所承擔的國家工業化繁重的責任，進入到以工業反哺農業，以城市帶動鄉村的歷史發展階段。中國目前已經從第一個階段進入了第二個發展階段，也就是胡錦濤總書記所說的“以工哺農”的階段?！ ?/p>
期待：行政改革 農民合作
在這樣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中國的“三農”問題呈現出一種什么樣的走勢，我們又該如何應對呢？對此，很多專家學者從各個層面給出了自己的對策，有人認為中國目前的城市化進程落后于工業化，主張實行土地私有化，加快城市化進度，統一城鄉戶籍制度，讓大量的農民工在城市居住下來等等。對此，曹錦清有著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城市化落后于工業化，不是一個值得憂慮的問題，反倒是解決改革開放過程中穩定與發展雙重任務的前提。這是因為，在中國，土地承擔了農民的自我社會保障功能，由于國家無力為所有的農民提供和城市人一樣的社會福利保障，給農民一份土地，一份宅基地，從理論上來講，就是給了農民一份固定的收入和一個固定的居住點。另外，國家也不允許城市出現大面積的貧民窟，以增加城市管理的壓力，那些在工商業低端服務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農民工，只能參與中國的工業化過程，暫時還不能享受城市化的成果。他們中的大部分在一定的年齡段就要被城市的就業市場所排斥，只能返回到農村去，而土地承包政策為中國穩定提供了一塊基石，可以為大批的農民工提供一個安定的后方，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
在曹錦清看來，30年改革開放存在的最大問題是行政人員隊伍的龐大和行政權力的擴大，農民負擔加重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叭r”問題，從表面上看，表現在農民窮、收入低、人地矛盾突出，所以人地的比例要調整，大量農業人口要城市化。另外，市場經濟是優勝劣汰的經濟，本質是競爭，而農民在信息、組織、知識等各個方面都處于劣勢等等，當然，這些都是農村落后的原因，但究其實質，還是管理體制問題。
我國現行的高度集權、多層次的條塊分割體制，比較適用于一個封閉、靜態、區域差異甚小的社會，但是，對于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高度流動、區域差異擴大的社會，現行的不斷增加的“條”、“塊”分割制度，不斷膨脹的人員設置，就顯得越來越笨拙、低效，在中西部地區，行政權力擴張的成本，全部轉移到了小農經濟的頭上，從而引起了一個傳統性的矛盾，就是政府和農民之間的矛盾。行政權力日益凌駕于社會之上所帶來的黨政腐敗，最終會把這個國家的財富吸干。因此，建立一個廉潔、高效、現代化的政府，節省行政費用的支出，就我們民族而言，是關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問題，也是對我們民族智力的挑戰。曹錦清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削減政府規模和層級，徹底改革地方行政管理體制，分省、去市、縣鄉自治。
曹錦清反對政績農業。他說，現在大部分的政績農業，地方財政都投入了大量的資金，而不靠農業本身的產出而發展的農業是不可持續的。他最擔心的是，目前的很多福利都是剛性的，新農村建設、義務教育、合作醫療，都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雖然國家今年的財政收入可望達到五萬個億，但是一旦出現經濟波動和經濟危機，財政收入減少，很多投入不能為繼，就會帶來社會的動蕩，影響到社會的安定，他希望政府能夠未雨綢繆，制定切實可行的措施，實現農村和城市的可持續健康發展。
曹錦清認為，把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培養成有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的農民，通過組織來服務于自己，自我作主，農戶通過村委會和各種農協組織建立起和市場與地方政府的關系，雙方建立有效的互動，是新農村建設一項重要戰略任務。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中之重是組織制度創新和文化建設，文化圍繞著組織制度的建設而進行，通過逐漸改變農民的觀念和行為方式，讓中國千百萬農民在這種組織里學習直接的民主、養成民主的習慣、養成農民合作和協作能力，是中國政治民主的先決條件，是千秋大業，是社會穩定的基礎，也是所有關心中國“三農”問題的知識分子的共同心愿。
溫鐵軍：為農民代言的“普通調研員”
溫鐵軍，1951年5月生于北京。1979－1983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獲法學學士學位。1995-2000年，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獲管理學博士學位。執教之前曾經有11年基層工農兵經歷和20多年政策研究經歷；2004年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兼鄉村建設中心主任、中國農村金融研究所所長；主要研究課題與成果包括：國情與增長、農村產權問題、鄉鎮企業與小城鎮發展、農村政治體制與稅費改革、農業的穩定性等問題。
“我去發展中國家實地考察，經常是沒有經費支持的，但我就是相信眼見為實，實事求是，我自己想要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我覺得追求真理是不需要報酬的”，這就是一個踏踏實實用“腳”做學問的中國農民代言人溫鐵軍的真實寫照。
隨和、親切，沒學者架子——這是周圍人對溫鐵軍的印象。盡管多年從事農村政策調研，為政府出謀劃策，部分觀點被決策層采納，影響到中國農業政策的走向，但作為一位比較典型的“政府經濟學家”，溫鐵軍不樂意說自己是中國高層的智囊人物，更愿意把自己說成是“一個農村問題的普通調研員或實驗者”。他說:“形成正確決策的唯一途徑是：通過廣泛的調查研究，集思廣益，才能形成，并不是少數幾個人捏出來的?！?/p>
正是穿著大褲衩、騎著自行車，寂寞地穿行在鄉間小路的多年農村調研經歷，給了溫鐵軍今天縱論“三農”問題的深厚底蘊和自信。
他的大聲疾呼“沒有農民，誰能活在天地間”，給人以醍醐灌頂般的警醒，他那發自肺腑的吶喊，喚起世人將視線重新投向其實一直張目可及的苦難，也令一度逡巡的決策者找到了果斷的落點。
用腳做學問的“三農”學者
“用腳做學問”是很多媒體對溫鐵軍工作的形象描述，但是溫鐵軍卻說“用腳做學問”絕對不是刻意而為，而是經歷造就。
他說他人生里的兩個11年對他影響很大：1968年到山西插隊，有過11年基層工農兵的農村生活經歷；1987年以后，又從事了11年農村基層的試驗區工作。他曾經說過自己對農村的認識都是在實踐積累中的感性認識，今后也不可能靠書本知識建立學術地位，而只能是老老實實去下基層，搞調研。
1995年，他提出以“三農問題”取代“農業問題”的政府建議，得到中央主要領導肯定并成為國家重大政策；1996年，他首次提出并全面闡述“三農”這一概念及其內涵，成為億萬農民的代言人。22年的農村工作經驗讓他對中國的農民、農村、農業現狀有著深刻的了解，多年的專職研究使他逐漸成為我國“三農”研究領域的知名學者，因此有人稱他為“溫三農”。
幫人要幫志 扶貧要扶新
2003年,他投身到鄉村建設的實踐中，在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進行鄉村建設試驗。
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是一個典型的北方村莊。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陽初曾在這里進行了長達11年的鄉村平民教育實驗，形成了聲勢浩大的鄉村教育運動。而現在，新一代的鄉村建設者正在繼往開來，服務農村。他們認為，當前的“三農”問題之所以嚴重，不只是因為農村缺乏科學技術和資金，還缺乏承載著科技和資金的農民自助組織，包括低成本運行的經濟組織、文化組織和社會性組織。農民在“溫飽有余、小康不足”的狀況下，通過一定的自助組織，低成本地增加他們的物質和精神福利，這是緩解“三農”問題，實現以人為本、社會和諧、人與自然相和諧的根本途徑。鄉村建設試驗，其特點是“以人民生計為本，合作組織為綱，多元文化為根”。溫鐵軍在翟城村的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的宗旨也正是如此。
2002年，時任中國改革雜志社（后更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總編輯的溫鐵軍，與編輯李昌平、劉香波、邱建生等人一起，以《中國改革·農村版》為平臺，掀起了全國大學生下鄉支農調研的浪潮。2003年春節，劉香波與邱建生帶隊在翟城調研，邱建生為所住農家寫了一副春聯：“平民教育誠可嘉，鄉村教育慨而慷。”
沒想到的是，這副對聯引起了翟城村黨支部書記米金水的注意，雙方一拍即合，決心在翟城重續晏陽初的夢想。2003年，該村村民集體籌資40萬元買下了一所廢棄的中學，村委會還同意在學校周邊無償提供100畝土地作為實驗田。
2003年7月，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中國村社發展促進會農村社區建設專業委員會、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中國社會服務及發展研究中心（香港）、國際行動援助中國辦公室和翟城村村民委員會等國內外6家單位，共同創辦了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學院最早的一筆捐款是院長溫鐵軍的3萬元稿費和演講費，用于支付志愿者的往返路費和吃住費用。聯想集團捐助了10臺電腦，河北師大捐助了5個教室的桌子。
作為社會力量辦學的公益事業，學院堅持“勞動者免費就學”的原則，致力于培養鄉村建設綜合人才。按照溫鐵軍的計劃，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的課程分兩部分：一部分是教農民如何組織起來，回鄉后成立合作社，共同發展生產；另一部分是教農民實用的生產技術。學院的所有志愿者都要簽訂一個合同:保證來的人都能入學,只要勞動者在這兒就應該免費接受培訓,來的所有志愿者一概都是公益性的，不付任何費用。因此這個學校被很多人描述成一個“烏托邦”，但溫鐵軍堅信：中國絕對不乏善良之輩，干成干不成都得干這個事。
學院的學生是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民，不僅不需要交學費，還可報銷路費；老師是全國知名的教授，甚至有外國來的專家，但他們不拿一分錢講課費，而且還要自己搭上往返路費和食宿費；這里的日常工作人員是志愿者，有清華大學畢業的，還有留學歸來的，他們放棄了在城市的工作，甘愿做為農民服務的志愿者。
在這所培育新農民的學院里，有許多新的氣象、新的觀念。“健康的食物＋健康的土地＋健康的水＝健康的人”， 這正是學院一個重要目標——恢復生態農業。按照“綠色食品”的思路，學院在自己的地里不用化肥、農藥，并且建立了六位一體的可持續農業與農村生態建筑群——蔬菜大棚、沼氣、生態廁所、豬圈、魚塘、菜地，它們各自的產出物彼此循環利用，整個系統不對外生成垃圾，這在東南亞被稱為“永續農業”。
學院不僅倡導生態農業，還倡導生態建筑。臺灣建筑師謝英俊幫助他們設計了4座適合不同地區的生態房屋，并設計了尿糞分離的生態廁所。
但是這些舉動在當時得不到村民的理解，并且一開始還曾被笑話。剛開始搞有機農業，由于地力不能短期恢復，西瓜長得如拳頭大小，雜草叢生，害蟲繁衍，旁邊地里的村民急得要幫著打藥，因為蟲子都要到他們地里去了。
但溫鐵軍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沒有放棄，不到3年，人們開始刮目相看。在60畝試驗田里，小麥畝產達900斤，和農民用化學方式的產量不相上下，其他作物和蔬菜也長勢良好。更讓人稱奇的是，試驗田里不再長草——土地太貧瘠，草才瘋長；土壤恢復肥力以后，草反倒不怎么長了。這一奇跡引發了農民的興趣，引得許多農民到該學院培訓、取經，并爭相效仿。
另外，學院也是合作理論探討和交流的大本營。到目前為止，學院已經先后為300多名有志于農村建設的人提供了培訓。這些接受培訓的“種子”轉而又為福建、四川、云南、貴州、江西等地的貧困山區培訓了第二代的“扶貧種子”3萬多人。和晏陽初一脈相承的是，溫鐵軍要通過這種建設方式，達到重建鄉村、改良社會的目的。
支持合作社
溫鐵軍在鄉村建設學院除了推廣有機農業和生態建筑之外，還花大力氣推廣合作社。合作社是一個民間組織，人們通過自愿的方式組成一個團體來維護自己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利益。溫鐵軍希望通過合作社讓村民組織起來進行統一的生產和銷售以維護村民們的利益。溫鐵軍說從恢復大包干以后，分戶經營是有效率的，但是村東頭的不認識村西頭的，繼續是一盤散沙。他認為不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農業的組織化程度不能提高，不搞專業合作，不搞合作生產，這兩個都等于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為它沒有組織作為載體?？墒蔷唧w怎么實施？只能盡量做點事情。在溫鐵軍的倡導下，2004年村民自發創建了翟城合作社。
2006年4月27日，山西永濟、河南蘭考南馬莊合作社等七家合作社在北京宣布成立全國首家農民合作聯合社——國仁綠色合作社聯盟。一直倡導農民組織化的溫鐵軍被聘為聯合社社長、理事長。溫鐵軍希望創辦農民生產合作社不僅要讓農民之間聯合起來生產和經營，還要在城市建立配套的消費者合作社，讓城里人也加入進來。
對于合作社的發展前景，溫鐵軍認為主要的力量還是應該來自政府。他說：合作社培訓和推廣，這些事情大多不是靠農民自發去做的。在東亞小農國家或地區，無論是日本、韓國、中國大陸還是中國臺灣，所有這些小農社會的合作社建設基本上都是政府提供足夠的優惠。然后由政府來推廣，這樣才有可能真正形成合作社，完全靠自發很難。
行動的時代特色
溫鐵軍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和他的同事們進行農村改革的試驗，九十年代在“三農”問題日趨惡化之際，他一直在為“三農”問題的解決或者緩解進行呼吁。本世紀初，在他的指導和激勵下，很多像桂曉琦、李昌平、姜柏林等來自基層的干部，以及劉老石、邱建生、何慧麗等知識分子們，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開始了有關農村改革、鄉村建設的各種研究和實驗工作。截至目前，很多地方的實驗取得了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扶持，內容涉及資金互助、經濟合作社、老年人協會以及農村文藝隊等多個方面，范圍達至10余個市縣區的幾十個村莊試點。
這些實驗的宗旨是“人民生計為本，合作組織為綱，多元文化為根”，實驗的動員經驗是“政府主導，農民主體，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全社會參與”。新時期的鄉村建設強調“生態”和“合作”兩詞，也強調政府主導下的“以城返鄉、以工補農”的城鄉互助。如今，溫鐵軍及他的志愿者團隊深入民間、進行新鄉村建設實驗的事跡已被廣泛宣傳，足以證明他們行動的時代特色。
李昌平：體驗“三農” 事關信仰
李昌平，1963年4月生于湖北省，先后就讀于湖北省機電學校、華中農業大學農經學院、中南財經大學，獲經濟學碩士學位。1983年1月—2000年9月，先后四次擔任鄉鎮黨委書記、縣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等職。2000年3月，致信朱镕基總理，反映當地面臨的突出問題，引起中央對“三農”問題的關注。同年10月，他首次公開在國內媒體呼吁：給農民以同等國民待遇；12月當選《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2000年9月辭去鄉黨委書記職務，后任《中國改革》、《改革內參》記者、編輯?，F為河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研究員、慈善組織香港樂施會北京分部項目負責人。2002年1月，李昌平專著《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由光明日報社出版，受到國內媒體和公眾的廣泛關注。
8年前，一位鄉黨委書記以自己獨有的方式——向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上書，痛陳“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引起高層關注，從而引發了湖北聲勢浩大的農村改革。
隨后的幾年間，這位勇于為農民鼓與呼的基層干部，在經歷了一番坎坷之后，依然將自己的人生發展軌跡，緊緊貼合著中國最廣大的人群——農民。
2008年9月18日上午，北京朝陽門外寫字樓的一間辦公室里，記者專訪了現為河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研究員、慈善組織香港樂施會北京分部的項目負責人李昌平。
通過樂施會接觸農民
李昌平身著紅色體恤、藍色牛仔褲，腳蹬黑色休閑鞋出現在記者面前。他的辦公室里，三面書架，一面為窗。地上兩個紙箱，上面散放著衣物，一切都很隨意。
對于曾經的那次驚世駭俗的舉動，李昌平沒有過多回憶，只是隨著話題的深入，談及現在的工作與農業的關系，專注的態度逐漸在李昌平的臉上浮現。
記者：經歷過這么多事情，你從公務員到如今的角色轉換，在對“三農”的思考方面有哪些變化？
李昌平：我從體制內向體制外的轉變，從政府到機構，前后只用了半年時間。公務員是要為百姓而活的，而現在自己是自由職業者，就是為了自己而活了。但這并不代表我不再關注“三農”，現在我們所搞的慈善組織香港樂施會就在從事為“三農”服務的項目。
我之所以一直在農村領域開展工作，是因為我對這個領域比較熟悉，有些心得。我一直在做這項工作。
記者：如今在河北大學與樂施會之間，你是怎么分配時間的？
李昌平：相比較來說，香港樂施會的資源更多一些，能夠更廣泛地接觸農村，所以精力放在這邊多一些。我們通過扶貧項目作載體，廣泛地與廣大農村及貧困地區進行接觸，開展工作。
記者：能否介紹一下最近的行程？
李昌平：從6月份至今，我們到過河北、山西、湖北、以及東北的農村地區，還有朝鮮和日本。
記者：樂施會具體是怎么開展農村工作的？
李昌平：樂施會作為香港一家慈善組織，一直倡導扶貧，立足社區、立足自己，這種理念在大陸地區仍然予以貫徹執行。我們在選擇貧困地區開展扶貧支援項目的時候，會充分考慮結合當地農民的需求開展工作，比方說山區的農民提出需要道路，干旱地區農民需要水井、需要水窖等，根據這些要求，經過考察后，我們就會開展項目幫扶。而且這不是一種短期行為，會在較長的時間內持續開展相關工作，例如在云南貴州地區，一般都要用七八年的時間，對幫扶鄉村開展扶助。
在開展農村扶貧的工作過程中，我們也會結合當地的具體情況準備相應的物資，東部一些農村情況要好一些，在一些西部地區農村扶貧，每個人都要帶睡袋，當地一家人只有一床被，你去借宿只能在睡袋里過夜?！ ?/p>
“返回常識的鄉村個案調查研究”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紀初，在華中科技大學，有以賀雪峰為首的鄉村治理研究者，他們自稱為“國情共識派”，呼吁做學問要返回國情、返回常識、返回個案中來，他們愿意到基層的人民群眾中去，做一些概括了改革開放時期人民群眾生產生活狀況特點的研究。他們在觀察了大量的農村選舉實況的基礎上，在力所能及地進行部分鄉村改良的試驗基礎上，總結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以賀雪峰為例，他撰寫了《鄉村治理的基礎》、《鄉村的前途》、《什么農村，什么問題》等著作。
深受賀雪峰影響的李昌平，開展鄉村研究也與其一脈相承。
記者：除了扶貧還要進行調查研究，你是怎樣開展調查研究的？
李昌平：我經常會去鄉下看望農村朋友，在那里住上幾天。跟大家聊聊天，看看他們在做什么?在關心什么？發現一些有趣的點，就深入探詢一下，回來寫成文章，比如最新的關于林權改革的文章等。其實調研之初沒有明確的目的，實際上有些內容可能沒有任何用處，有些現在有用，有些將來有用。
記者：在此過程中，怎么避免看到的事實不是片面的，具有代表性？
李昌平：我看到了什么，就是什么，不涉及偏頗問題。有些學者在農村開展鄉村調研，選取成百上千個樣本，讓農民填調查問卷表，這些看似真實，但是并不一定客觀。你在利用農民，農民也在利用你。農民會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選擇，也可以按照出卷人的期望選擇，兩種可能都有。這樣開展的社會學調查結果很值得商榷。都不如體驗交朋友更真實。
進一步說，農村問題是一個常識性問題，比如，靠農業不能增收入，就是一個常識問題，只靠農業，農民增收是不可能的。怎樣的政策才是可能的呢？要給予農民國民待遇、全方面的國民待遇。
記者：這個給予待遇的過程還是要一點點來吧？
李昌平（立刻反駁）：一步步的給予農民利益，這個說法是不恰當的。沒有誰比誰高貴。以合作醫療為例，現在1700億元，還不到國民收入的1%。要從國情出發的話，現在的投入還是不夠。在中國，那么多農村勞動力干活，他們創造了那么多的財富，但是收入很少。
談話間，李昌平接到來北京開會的賀雪峰電話。通話結束，李昌平反問記者：你們為什么不去采訪賀雪峰，他的學問最為扎實，他的研究組織是中國最好的研究中心了。
李昌平接著說，有些問題，研究者去農村看一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因為他曾經體驗過。擔心記者聽不清，仍然帶有湖北口音的李昌平，特意寫下“體驗”二字，并深情地說，農村就是要體驗的。
“開展鄉村工作，因為我有興趣，事關信仰”
記者：你印象中開展鄉村研究的最初動力是什么？
李昌平：我的研究沒有起點，沒有什么觸動了我。參與“三農”，我只是看到了就想說、想寫。我不會把自己看作農民的救星，要相信農民自己。
記者：我知道你出身在農村，除了將參與“三農”看成是一份工作，還有其他感受嗎？
李昌平：出身在農村不一定非要研究農村。其實，出來了才算是建設家鄉，轉移勞動力呀。自己從事什么職業，這個選擇的隨機性很大，為什么學工科的最后到了農村，又為什么學政治的可能一輩子都沒有研究政治。就是因為隨機性。當然，我對農村還是有興趣的。
做事與心情有關?，F在我不在意別人的感受、別人的評論，而在意自己的感受，自己快樂，機構滿意就可以了，我現在做到了工作與興趣的結合。不好好工作，機構就垮臺了，只能做好，不能做壞，否則就無人捐款了，更談不上去農村扶貧。
記者：你是懷著對農村的感情去開展工作的嗎？
李昌平：我認真想過這個問題，感情不是最重要的。在這個領域，只是因為自己比較熟悉，有發言權，所以有興趣，其次才有感情。農村問題，事關信仰，要相信農民是有創造力的，不需要別人養活，反而可以養活別人。
記者：能否介紹一下你關于“三農”的信仰？
李昌平：當前上下基本達成共識，“三農”問題的根本就是農民問題。中國農民中的確有一部分素質較低，有小農經濟意識，但農民中的精英卻數不勝數。無論是新中國還是舊中國，農民始終是最革命的力量，是中國前進的根本動力。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農民革命如承包制、鄉鎮企業、農業產業化、小城鎮建設、剩余勞力轉移等都是農民建設性的偉大革新。
這些農民中的精英目前還背負著沉重的負擔，不能夠享受真正平等的國民待遇。相對城市居民而言，農民在政治權利和經濟待遇上都截然不同，一個農村居民無論是剛出生還是年過花甲，在義務教育、社會保險、醫療等一系列權利的落實上與城市居民有著顯著的差異。中國的改革已經沒有回頭路了。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根本出路就是，讓農民經濟上享有更充分的自主，在政治上享有更廣泛的民主。
何慧麗：從副教授到副縣長的農村合作實驗
何慧麗，1972年出生于河南省三門峽靈寶市焦村鎮，武漢大學哲學系碩士研究生畢業后，分配至中國農業大學，工作期間又到北大讀社會學博士。2003年，中國農業大學與河南省開封市簽署共建協議，選派7名博士到開封市掛職鍛煉，何慧麗被選派到蘭考掛職副縣長。在蘭考，她幫助農民建立經濟合作社、文藝隊、老年人協會等等，和農民一起進行新農村建設的實踐，從技術型支農、制度型支農提升到文化理念型支農，何慧麗認為農村是最適合自己做學問的地方，是她未來發展的希望所在，她要做一個行動中的研究者。
鄉下走來的小姑娘
何慧麗出生在河南省三門峽靈寶市的焦村鎮，那是一個黃河岸邊的村莊，媽媽很大年齡才生了她，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還有一個哥哥、兩個姐姐。平常日子里，大人們都忙自己的事，沒有人跟她玩，她就自己跟家里的狗啊貓啊一起玩耍，她說自己經常和那些動物長久地地對視，跟它們低聲說話，從它們清澈的眼神中感受那種毫無防備的信任。她和這些動物們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每天上學，家中的狗都要緊緊地跟著她，送她到鄰村的路口。
放學后她要到山上去放牛，家鄉的溝溝壑壑中，道路很窄，人多車多牛也多的時候，她會對自家的牛說：“你快點走，超過它們，爭取得第一?！迸Ｋ坪跻材苈牰脑挘緛砺湓诤竺?，聽了她的話就會突然發力，向前小跑著前進，超過走在前面的同類。作為獎勵，何慧麗經常會輕輕地撫摸牛頭上的旋兒，正在吃草的牛兒就會停下來，一動也不動，靜靜地享受這種撫摸和親近。家中的小雞被人家不小心踩死了，何慧麗也會忍不住掉眼淚，為一個小生命的消失而難過憂傷。這樣的生活經歷讓何慧麗從小就對腳下的土地和日夜操勞在土地上的農民產生了深厚感情。
從豫西農村考上武漢的大學，從本科生到研究生，要強的何慧麗，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這個從鄉下走進城市的姑娘，讀書期間參加的第一個社團組織，就是由賀雪峰和吳懷廉創辦的“現代化和鄉村建設促進會”，而且很快成為這個組織中的積極分子。她在這些社會活動中觀察、學習并思考著，不斷修正著自己的一些想法，也明確了自己日后的治學方法。畢業后到中國農業大學任教，工作期間又到北京大學讀社會學的博士，何慧麗對那些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做純學問的治學態度產生了懷疑。她并不反對這些從書本到書本，通今博古、引注求證、自成一家的學術觀點和理論。但何慧麗更愿意把學問做在實踐中，成為一個行動中的研究者。
中國農業大學和河南省的開封市是合作單位，2003年，開封市來學校招博士到開封所屬縣區掛職鍛煉，何慧麗報了名。很快她就滿心歡喜地一頭扎進了豫東農村，和自己那些熱心鄉村建設的學生們和志愿者一道，投入了新農村建設的實踐之中。
蘭考縣的合作實踐
蘭考縣曾經出過一個全國著名的模范人物，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這個不顧自身病痛、一心為民著想、能干會干的縣委書記，也是掛職副縣長何慧麗的學習榜樣。到蘭考以后，何慧麗首先開始對這個地處豫東黃河故道，歷史上曾經飽受風沙、鹽堿、內澇之患的老區進行了深入調研，她發現，改革開放后的蘭考縣，發生的巨大變化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和全國大部分以農業為主的地方一樣，這里的村莊同樣是簡單再生產的社區，缺乏或者說沒有自我再生的能力，經過將近30年的發展，包產到戶責任制下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生產模式，已經很難激發農村經濟發展的活力，短期內讓農民依靠土地實現大幅度增收幾乎不可能，不能指望它能夠發生太大的變化，如果想要實現農村的可持續發展，只有從外部發力，以外發促內生，通過政府引導下的全社會的參與，突破村莊局限性，依靠農村基層組織和村莊中的能人們，從舊組織發育新組織，從舊文化發展新文化，使廣大農民從舊人變成新人，從而帶動農村的各項建設。
就這樣，何慧麗開始了一場異于常規的鄉村建設實驗。實驗以文化合作為突破口，本著民辦、民管、民受益的原則，以“鄉村五老”（即：老黨員、老模范、老干部、老退伍軍人、老教師。）為中堅力量，有條不紊地向經濟合作等領域延伸。這種以文化為突破口的鄉村建設，是經過何慧麗深思熟慮的，因為精神文化生活對農村的發展有很大的作用，以街頭劇、唱歌、快板和戲曲等形式，把法律政策、道德風尚、表揚批評等融于其中，達到寓教于樂的目的。這是文化建設的需要，也是農民的精神需要，另外，這種娛樂方式也造成了一種公共空間和公眾輿論，村民們的公共生活從這里開始，有助于推動鄉村民主建設。
以文化為紐帶而進行的各種合作實驗是綜合性的，整合了政府和高校知識分子的力量，是小范圍、小對象的，是改良的、試錯的，為不能轉移到城里去的農民們提供生存福利。合作社的核心職能還是經濟職能，盡其所能為社員提供產前、產中、產后、資金互助等多種服務，何慧麗的設想是希望通過合作社，讓社員有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一種生產、流通、生活中的互助式的活法，或者說是通過合作這種方式發現另外一個自己，生命中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合作中的自己。
但城鄉之間存在的現實鴻溝，讓鄉村建設的進程受到了阻礙，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販面前，農民往往無法適應市場，他們生產的有機食品和無公害產品也面臨著信任危機。為了讓市民能夠有一個消費健康農產品的穩定渠道，為了讓農民種植的健康農產品物有所值，2005年底，在何慧麗的建議下，蘭考南馬莊村支書、大米生產者合作社理事長張硯斌將協會會員種植的無公害大米拉到了北京，先后在烏有之鄉書社、個別超市、社區等地方進行銷售，這種農民直接進城賣糧的原始銷售模式，加上溫鐵軍、何慧麗等專家、學者的參與，很快就引起全國媒體的廣泛關注。
購米包地，是何慧麗緊接著賣大米之后探索的另一種合作模式，不同的是，這次不是農民與農民之間的合作，而是農民和城里人之間的合作。通過這種城鄉互助的縱向合作，借助“購米包地”、“新農村建設旅游” 、“社區支持農業”等形式，將城里的一些文明消費者和村莊里的合作社社員聯合起來，有效實現了城鄉互助合作。
副教授的生態夢
2007年底，何慧麗被開封市委任命為蘭考縣常務副縣長，經歷了“副教授——副縣長到副教授——縣委常委”的身份轉變，何慧麗和她的新農村建設思路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城鄉合作的模式也不斷地被賦予新的含義。
中國共產黨的十七大報告首次提出生態文明，并強調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何慧麗從中找到了自己所從事工作的有力支持，似乎也看到了光明前景。她說，生態文明是我們解決“三農”問題的突破口，是量變到質變的結果，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們，可以不關心“三農”問題，但必須關注食品安全、空氣新鮮、水健康這些生態安全問題，而市民只要關心自己的飲食健康，關心家人的幸福，其實就和“三農”聯系在一起了。因此，要想喚起人們真正關注生態文明、關注三農，就必須進行城鄉互助合作建設，用合作社的方法，使得農民和城里人變成親戚，共同建立生態文明，在前兩種支農形態——事務性或技術性支農、制度性支農的基礎上，再發展出一種支農形態——以建設生態文明為目標的文化理念型支農，綜合地緩解甚至解決我們的三大嚴重問題：人與自然的不和諧、人與人的不和諧、人的肉體與精神的不和諧。
何慧麗設想的合作社理想狀態是——在大中城市及它所能輻射到的農村實現建立合作社，使城市與其周邊農村間良性互動，市民與周邊農民建立和諧的關系，并直接享受到有機耕作帶來的生態利益，吃上放心食品。她的目標是把“生產者的安全生產和消費者的文明消費”這一套話語體系構建起來，使生態文明的觀念深入人心，這就要想方設法地進行消費者的教育，不僅要在大學講，要在農民中講，更要在市民中講。她最近的計劃是，以全國每個省會城市為一頭，成立安全消費合作社；以乘客乘坐半天車程所能到達的農村為另一頭，成立生態型生產合作社。在農作物生產期間，兩個合作社可以進行多種社會互動，最終令市民和農民成為親戚。這種城鄉良性互動的文化，將更注重人和人的多重交往關系，而不是“一次性”的交易。
何慧麗考察過印度的KSSP組織，這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志愿者團體。這個團體中的知識分子有兩大相互關聯的特點：有理念，在行動。這個特點體現了知識分子在一定理念指導下用行動來積極參與社會現實建構的一種“燈”的作用，而不只是機械反映“社會現實”的“鏡”的作用。KSSP的前任主席阿爾銳說過一句發人深思的話：在一個饑餓的人面前，天神出現了，天神也不過是一塊面包而已。何慧麗認為，知識分子們應當繼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美德，在改善鄉村狀況中成為一群有理念的“在行動者”，成為照亮自身（在實踐中研究真問題）也照亮鄉村未來（用實踐尋找對策）的“指路明燈”（找出一條出路和方向）。中國改革已經進入了通過各種力量博弈來推動的階段，更應該有一群知識分子們走出“鏡”的狀態，發揮“燈”的作用，通過一些民眾的科學的運動和手段，實際地增加農民對抗貧窮、進行博弈的力量，這不失為一種可行的好辦法，也是當代知識分子和農民結合的可選擇性道路。
從離開農村進入城市上大學，很多年過去了，至今想起鄉村的歲月，何慧麗依然想念那時四季分明的田野和天然和諧的村莊。在鄉間，人隨著天地醒來而醒來，小鳥和花草醒來了，萬物也蘇醒了，不管頭一天晚上熬夜多久，第二天都會在窗外小鳥的叫聲中醒來。何慧麗說，那是因為在鄉村中，人和自然是和諧的，是渾然一體的，人隨著自然的節律變動而變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你看現在的雞還是雞么，被關在一個個擁擠的籠子里，吃各種含滿了激素的飼料，最快的，45天就要被拿去殺掉，供人們享用，且不說那些雞有沒有生命的痛苦，就是享用鮮嫩雞肉的人們，又有幾個人去認真考慮吃了這些激素催大的雞肉，對自己的生命所帶來的損害呢？”
“現在的水和食物，也被各種化學物質污染得很嚴重了，這些都是入口的東西，但是人們好像很少去考慮它們的好壞。人只有和自己最親近最有感情的人才會親吻，水和食物其實也是和人們最親近的東西，人們應該去關心和關注它們的質量，遺憾的是人們天天跟水接觸，卻很少去想著水質的好壞，這實際上是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喚醒人們關注生態農業，關注食品健康，怎么會這么難呢？”
2008年9月12日，坐在人民大學西門旁邊的茶座里，何慧麗抬頭望天，若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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